小学时期的班主任濮健英老师留给我的印象是不近人情。愿她的在天之灵对我的回忆不会生气。她没有结过婚，也一定不喜欢孩子。有一次我上课和同学讲话，她就罚我站着上课。然后训我，问我你长大后这样怎么行，你想做什么。当时我刚看过一部讲卫国战争的飞行员的苏联小说《真正的人》，就回答说我要做一个“人”，她于是大发雷霆，向全班同学介绍我这个满足于做一个人的不求上进的学生。小学老师给我印象最深的是音乐老师陈海秋，我钟爱音乐应当部分归于他的启蒙。他组织了一个厨房音乐队，用厨房用品和乐器演奏莫扎特的小步舞曲。让我用一个胡椒瓶装满沙子打拍子伴奏，我们还到过北京东路外滩的广播电台去演出。
那时学校的教导主任特别凶，只记得他姓丁，名字不记得了。学生们都很怕他，他每天早晨都拄着一根手杖，站在操场中间监督学生进校，大家都尽量从旁边的楼里绕过去避免和他照面。那时的山阴路口有一家书店，前身是日本人开的内山书店，后来我家搬到四川北路上的永安里，弄堂对面溧阳大楼的底层有三家书店，分别是兄弟图书公司、进步书局和东方书局，我也可以到那里租书看。当时的广播电台也播放一些故事节目，记得听过《汤姆沙耶历险记》《苦儿流浪记》。还在小学的时候，我就把家里的《水浒传》《三国演义》《镜花缘》都找来囫囵吞枣般地看了一遍。
儿时我们家的生活是很艰难的，记得天冷了我还穿着短裤，手上老是生冻疮。父亲早逝，撑起这个家的是母亲，我的大姐也在18岁就参加工作养家，二姐被兰州的舅舅和舅妈领养，他们家没有孩子。我有一个远房堂兄在部队参军，母亲就被安排在一家军属装订工厂踩缝纫机，装订书籍和连环画。我课余时间就到母亲那里帮工，顺便看连环画，有时候自己也照着书上的人物在纸上画，这也培养了我的绘画兴趣。初中的时候读过一本苏联的纪实小说《初升的太阳》，讲一位少年画家，书中还有几幅这位小画家的水彩画，他的故事对我触动很深，使我热爱画画，日后我选择读建筑学和喜欢画画大概有某种联系。我画画没有老师指导，只是自己照着一些印刷品临摹，尤其是当时可以看到苏联的火星画报，经常刊登一些图画。
我慢慢开始懂事是在中学，还记得初中入学考试是在一所私立的新沪中学教室里，今天这所学校的场地早就变成了新开元大酒店。当时考的什么也已经不记得了，但是被复兴中学录取了。那时候复兴中学的围墙破破烂烂，好像随便什么人都可以翻墙进去，等我入学后围墙才修好，也有了门房间。学校的大楼也是过去日本人的学校，建于1916年，我儿时生活的虹口这一带有很多日本人遗留的痕迹，学校后面还有一座建于1933年的日本人上海神社。那时学校的一位木匠兼管门房间，他是一个从来就板着脸的让我们学生害怕的人，我们背地里叫他“副校长”。学校西面沿江湾路的围墙旁边是一排矮平房，我参加的船模兴趣小组就设在里面，隔壁就是木工间。我和同学一起找材料，做船舶的模型，还找了关于航海和气象知识的书自学。那位“副校长”还帮我们锯木料，渐渐赢得学生的好感。
作为初中生的我其实也是糊里糊涂的，很不成熟，大概也和今天的初中小屁孩差不多。有时候会和班里年龄大一些的同学一起去踢小皮球，被大同学看得起的话，就感到很自豪，让我上场踢球就很得意。同学们都很顽皮，记得有一次上课，不知哪个同学把门反锁，老师和同学都进不去，折腾了好一会。也有的时候教室里只有女生，男生都不肯进教室，大家就把力气最小的同学挤进教室取闹。学校前操场的东侧有一个小花园，我们在课间休息时还可以在花园和操场上玩，互相扔石子打仗，我的眼镜也曾经被石子打破。操场上的篮球有时候会飞过围墙抛到四川路上，大家就齐声喊路人扔进来。初二的时候，曾经担任过中国科学院院长的路甬祥曾经也在我们班上插班读过一个学期，后来就回宁波了，他的外号就叫“小宁波”。当时同学之间打打闹闹是家常便饭，还有人打过这位未来的国家领导人的脑袋呢。我读初中的时候，复兴中学还有劳动实践课，记得我们的教室就在一排矮平房里。这排教室后来改成实习工场，我还在实习工场的车床上车过一个螺丝帽。那时候有一位地理老师支玉琳曾经把家里的一辆旧汽车送给学校，让大家有感性认识，那时的汽车是十分稀少的。这个实习工场现在已经不见踪影，在我们高中毕业后翻造成一座教学楼。
回想起来，初中阶段对于我的成长是十分关键的，尤其是从初中二年级起我们有了一位把学生当自己子女看待的班主任胡冠琼老师，她一直做我们的班主任到送我们进入大学。她像慈母般对待我们这班学生，女同学还妒忌她对调皮的男同学给予更多的关注呢！她教我们数学，在她的影响下，许多同学的数学特别好。我们班有10个同学高中毕业后考进了大学数学系。同学们也一直惦念着她，2012年我们还为她的95岁生日祝寿，来了将近20位学生。也是她把我培养成少先队千部，使我养成待人接物和处事的方式，也使我思考问题开始考虑各个方面的问题，以后融入社会也方便了许多，让我终生受益匪浅。在胡老师的培养下，在高中入学考试的两个星期前我被告知直升高中。不必参加考试。P19-22
从特殊视角为中国有建树的一代代建筑学人编书撰文是我一直的求索，这也是杨永生编审生前的一再叮嘱。恰如这几年在编《中国建筑文化遗产》时增设栏目“设计遗产”一样，我希望通过找寻每位成功建筑学人最富想象力的儿时，去发现他们是如何嘹望外部世界的，是如何在文明与天性间徘徊的。于是我猛然明白，无论世间如何变化，最可贵的是童心的澄澈。明代思想家李贽在《童心说》中写道：“夫童心者，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因此，我在2013年11月末撰写了特别邀请函，并心怀崇拜地一位位地邀请《建筑师的童年》的作者。尽管有些建筑大家因为各种原因未曾入编，但他们的挚真投入同样令我感动。
对于编辑这本特殊的书，我曾向前辈马国馨、张锦秋、张钦楠等请教过，并一定要请他们撰文。我说，这本书绝不仅仅是写建筑师儿时的建筑理想，而是希望通过童年记忆的表达，反映出鲜为人知的故事，反映出没被异化的最本真的东西。尽管有很多应邀撰文者说“我没有童年记忆”，但他们最终写出的感受、观察与思考，视角再小也令人瞩目，片段再微也读来精妙和绚烂，有如此多的撰文者“加盟”是对我们策划该书的尊重，更是对筑建通往本真心灵之路的赞许。《建筑师的童年》并不是一本写给儿童的书，但它的绝大多数文字记录的却是儿时的回忆，有很多场景、很多人物、很多甜蜜的或苦涩的往事，相信大家读来会感怀、心颤，甚至落泪；所以我绝不认为《建筑师的童年》不适合中小学生阅读，因为作者有“20后”“30后”“40后”“50后”“60后”“70后”，写出的故事是融入那个时代的，我们无法用今日的观念去审视当年的事。但它们所展现的几乎半个世纪的“故事”充满新奇感，是非常适合社会公众及中小学生阅读的。自然，它也会是一本令职业建筑师喜爱的读物。《建筑师的童年》一书的策划，有两个目标定位：
其一是为了2014年联合国的“世界读书日”。当下尽管书刊甚为丰富，但读书之人却是有限的。很少有人再为一本书而废寝忘食，更鲜有人会下决心去读什么长篇巨著。朋友相聚，议生意的多，而很少有人会问“你近来读了什么有趣的书”。仔细思量一下更会感触，我们有时间去应酬，但坐下来细读书的时间太少了。《建筑师的童年》对我们的启示之一是，至少让我们在阅读中回想到儿时，在追忆年少“狂言”时，感受当下的惭愧。现在看来，彼时日日埋首书堆的时兴颇值得回味，“读尽天下书必成器”也并非狂言，正是这些留存在孩提时代的交锋与思辨，才使这么多建筑师用其独特的文风，将留存心间的“童年”故事讲出来。
其二是为了2014年新中国成立65周年。在我们梳理建筑作品、事件与观念、历程与变迁时，不能不注重建筑文化的传承，不能不关注作品背后的人和事。而聆听遥远的童年之声，再以开放的心态读书问学，用怀旧的童心书写“少年行”就更加感到，是在不由自主地做新中国成立65周年的溯源，新中国建筑的65周年在唤起一个个建筑师集体回忆的同时，似乎在追问，一个人应如何保有盎然童心并做出“舍”“守”抉择。《建筑师的童年》就如同一所拥有历史与轶事、并令人矢志追求与求索的“学校”，因为在这里，读者可以学会如何感恩、如何用“心”与“心”去交流、如何用童心去滋养创新之路、如何当有了声望与地位后仍保有难能可贵的童心。由此，我想到由全国政协委员、著名作家梁晓声编剧、李文歧执导的于2014年全国“两会”期间热播的30集知青题材电视剧《返城年代》。该剧无意评价知青“上山下乡”的功与过，而是要告知今天的“80后”“90后”新中国有过一个特殊年代，在唤起观者的复杂心态和带有忧伤的情感时，更可体味到他们难得的坚韧。据不完全统计。粱晓声已创作了超过千万字的作品，是在中国当代文化史上留下最深痕迹的人，从他插队至今，不断有作品问世，他自己对这些作品的评价是“有影响力而不畅销”，尽管如此他还是要秉承自己的创作原则。写知青“上山下乡”是他执着的主题，他表示如果将人性的温暖与真诚在“上山下乡”那个特定的年代展示出来，可能更具震撼人心的效果，给读者以善的导向。
据查在国外，历史学的“童年发现”、社会学与文化学的“童年反思”等，都给童年研究带来不少新的思路。近几十年人们对成功者的童年研究寄予前所未有的关注，它旨在考察个人以及群体童年文化的时代流变和当代面貌，去发现卓越人才的背景与魅力所在。《建筑师的童年》一书用意十分质朴，它虽并非要开展建筑大家们的“童年学”研究，但此书仍可能会创造一种如口述历史般的行业学术发展契机，让更多的建筑师与设计者、高校学生乃至中小学生感兴趣，它重在回答何以能成为一个有建筑追求，更有明亮精神之人。记得小时候常吟诵的毛主席语录是，要做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现在想来那是何等优美的光影呀：黎明，拥有一天中最纯澈、最鲜泽、最让人激动的光线，那是生命最有热望、最易产生联想的时刻，更是让青春荡漾、理念与思绪不断勃发的时刻。爱默生在其《论自然》中说：“实际上，很少有成年人能够真正看到自然，他们只是一掠而过……一个真正热爱自然的人，是那种内外感觉都协调一致的人，是那种直至成年仍然童心未泯的人。”童年，乃人生的第一缕曙光，无论一个人成为何等鼎鼎大家，都应怀揣孩提般的好奇与天真才好。我一直认为：背叛童真的成年人会混沌、暗淡、萎靡，以至于毫无真正的创意，反之令人尊敬的成年人，则一定是那些“直至成年仍然童心未泯的人”。于是，我不能不对当下建筑学人需要的“少年行”表达一点认知：“少年行”要带自信，不可畏畏缩缩、支支吾吾、心有怯怯；“少年行”的方向感很重要，胸中要辨清上北下南、左西右东；“少年行”该不耻下问，要勤于开口问清方向；“少年行”更要像骆驼一般，忍住饥渴，创新不止，勇探前路。怀念“少年行”，并非仅仅针对少年，它是指引人生前行的哲理，会使人发现游离于时光之外的另一种舒缓，恰如顾城所言：“黑色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到光明。”因此，作为《建筑师的童年》一书的策划及主编，我和我的创作团队冯娴、李沉、苗淼等坚信该书一定能成为一本激人振奋、触动心灵、有别于其他建筑思想集、记述建筑师成长经历的励志书。若有作者在忆童年时产生某种苦难感，那我以为更要用当代之思去直面苦难，因为每个人都需对苦难心怀敬意。当然，我并非同意吴冠中所言“有了痛苦才有好艺术”，而是要说唯有历经苦难者方能成就伟大。粗砺的生活，需要迎风飞扬。凡对苦难怀有深深敬意者，实质上探寻到了生命的本质。岁月宛如一架旋转木马，带人们漫看人世斑斓——晃荡的秋千，傍晚的炊烟，妈妈的故事，漫天的繁星，所有意念与记忆都是我们一生的乡愁。站在时间的这头回望童年，真似撩拨心间那最柔弱的琴弦，因为我们真无法找回旧时光，因我们最渴望那难再复制的、纯粹的陕乐与美好。
《建筑师的童年》一书是建筑师的童真书写，它虽是迟来的书稿，但仍可弥补当下人心的荒凉，每一篇作品都体现了作者未泯的童心，都可从中读到建筑大师们不朽的纯心。展现了一幅幅真、善、美、趣的“图画”。孩提时代不论身处什么阶级与环境，他们的故事乃至情谊是未经任何污染的。真诚与纯洁是毫无功利的。每个人，不论有何等“沉重”的儿时，都拥有从容而不乏唯美的诗意。借此，我也晒晒自己曾经的童年时光：我生于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的“反右年代”，上幼儿园正赶上三年自然灾害，作为知识分子家庭，家境虽尚算殷实，可毕竟有六个兄弟姐妹，自然要求我从小懂得谦让。记忆最深刻是每每从幼儿园回家，见到全家人围坐饭桌的场景，总是自觉躲到一边说我已吃饱了，我的定量在幼儿园；1966年“文革”，因逝于1964年的爷爷是资本家，我家竟在九天内遭三次“洗劫”，我心中永远难忘家中的德国挂钟从墙上落地的场景，戴红袖箍的人是如何用重锤砸碎父亲书房茶几的玻璃板；为落实所谓“战备疏散”政策，1970年哥哥和弟弟随母亲来到天津南王平公村大吕庄，我每周末骑车60华里从津要去乡下看望母亲和哥弟，每每离别时都是撕心裂肺般的痛楚。我最难忘的是在一个暴雨如注之夜，13岁的我和比我大四岁的姐姐在泥泞的乡间路上，全身湿透，扛着比自己还重、沾满泥巴的自行车走了数小时，在深夜赶到那记忆中难忘的乡村小屋；初高中时虽家境已显“贫困”，但还好有音乐做伴，也曾全神贯注地倾心学习，使我收获很大。如高一学习三角函数，我竞“大胆”读了马克思的数学手稿，撰写的“论文”受到天津市和平区的表彰，一个因家庭出身不好、小学未曾加入红小兵的孩子，竞在初中成为红卫兵中队长；1976年让我最为难忘，为新中国“筑史”的一代伟人相继去世，我代表天津21中学全体师生写下了悼念周恩来总理的文章。同年7月28日唐山大地震，天津也遭重创，谁曾料想，这次灾难让时年高中毕业的我走进了天津市建筑设计院成为勘察队的一名汽车修理工。作为团支部书记的我在天津院两载时光，不仅学到了修车的常识与技术，还让我与防灾减灾结缘，大学毕业后服务于与共和国同龄的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先后从事设计科研与管理工作。虽然近二十年来我倾注于建筑创作与建筑遗产文化的研究、传播与评论，但城市防灾减灾已成为我无法割舍的主题。
在儿时的记忆中，迄今已有无法逾越太厚的守心之墙，我以为这份心灵之约也许代表的不仅仅是建筑师们，更代表了几亿华夏儿女的时代心境：2013年1月29日是难以超越的文化传奇人物、歌声中永远没有金钱味的邓丽君(1953年1月29日～1995年5月8日)诞辰60周年纪念日。尽管海峡两岸有太多的纪念演唱会，但我仍感到永远只有—个邓丽君，她是终结一个时代的人。作为一个文化现象与记忆，她的歌声永远不会模糊。如同德国作曲家瓦格纳(1813～1883年)代表着古典音乐的一个终结阶段一样，即使再多的人模仿邓丽君，也真的没有人可以接近或超越她。我记忆中听邓丽君的歌，是在20世纪70年代末，在北京东四十三条39号小院内，那纯朴、亲切、有活力且不失高贵和婉约温和的歌声，能给人心灵疗伤，后来邓丽君的音乐渐渐在校园、在街巷、在公园乃至轿车中不断地传出来。我不相信，有哪位那个时代的人不被她的歌声所深深打动。
《建筑师的童年》一书，从2013年11月启动，如今进入2014甲午马年的春天时，我们已经完成了编辑加工。执行主编冯娴，执行编辑李沉、苗淼及朱有恒，他们不仅为约稿、采访及撰文付出了心血，更表现出一种特有的责任感，美术编辑安毅更是牺牲了假日休息时间，几易版式设计，力求奉献精品。记得我在品读踊跃的来稿时很感慨，人这一生要想做成点事，守心归位极其重要，静心、激志、聚神、集力是做好事业之根本，真要感激这么多建筑大家的理解、支持与信任，敬意大家贡献真挚的文稿及“家照”。如今当敬老慢慢成为一种自觉，我们再年轻也要明晰，“老”是自然规律，生命地位再尊贵也难永远繁花似锦。善待老人，就要营造并传承家风与家道，就该铭记童年。面对“时间都去哪儿了”的热切追问，我想绝不仅仅是我本人，大家都愈发感觉时间的易逝和珍贵，必须学会将时间用在有价值的事情上。珍惜时日，才可从容地在创作与设计、在研读与著述中不断反思自我，采撷到前人智慧的繁华与硕果，唤出那些曾伴我们童年时代的自然世界的亲切回声。
要记住，凡是寂静的童年，一定更有高天碧蓝的往事与记忆。
2014年4月14日
金磊
《中国建筑文化遗产》、《建筑评论》“两刊”总编辑。
金磊主编的这本《建筑师的童年》有40多位作者，包括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中国工程院院士张锦秋、马国馨、程泰宁、郑时龄、崔愷，全国工程勘察设计大师刘景樑、孟建民、胡越、庄惟敏、周恺、梅洪元，以及多位全国设计院的院长、总建筑师。在年龄段上涵盖了老中青三代。
《建筑师的童年》旨在通过找寻成功建筑学人最富想象力的童年，去发现他们是如何瞭望外部世界的，是如何在文明与天性间徘徊的，最后是如何踏上实现梦想的成功之路的。
这是一部由建筑人写就本真与感动的书！
这是一部靠记忆与童心去回溯人生的书！
这是一部阅后难忘且再拾文化思索的书！
这更是一部培育国民建筑文化素质的书！
金磊主编的这本《建筑师的童年》让更多的建筑师与设计者、高校学生乃至中小学生感到兴趣，重在回答何以能成为一个有建筑追求，更有精神明亮之人。该书是一本激人振奋、触动心灵、有别于其它建筑思想集的建筑师成长的励志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