撒切尔夫人、约翰·梅杰爵士、哈罗德·麦克米伦、哈罗德·威尔逊、托尼·布莱尔、戈登·布朗六位英国首相，跨越20年的一致推荐。

马丁·吉尔伯特著，李广才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史(精)》是撒切尔夫人办公室藏书。

荣获英国《卫报》锡安奖（Guardian of Zion Award）、戴维奖（Dan David Prize）、林德和布拉德利基金会奖（the Lynde & Harry Bradley Foundation Prize）。

《第一次世界大战史》写作过程中，英国前首相哈罗德·麦克米伦数次在寓所与马丁·吉尔伯特长谈；并且两人长期往来通信。

《出版人周刊》称“《第一次世界大战史》是一部经典战争史、现代武器史、领袖传奇史。”

不列颠帝国勋章获得者马丁·吉尔伯特爵士，呕心四十载，逐一踏访数十个一战主战场，手握丘吉尔有关一战的私人资料，亲访百位一战将军与老兵，研读数十万份资料、档案、回忆录、信函，与参加过一战的英国前首相哈罗德．麦克米伦进行了历时长达五年的深入讨论，写就了这部全面深入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史》。

马恩河战役、伊普尔堑壕战、新沙佩勒之役、加里波利登陆战、凡尔登之战、索姆河反攻、亚眠转折战，马丁·吉尔伯特以一战关键战役为主线串联全书，以层层推进的叙事，扣人心弦地还原了战场上的激烈对抗和帝国统治者与将领们的野心谋略。全书通过一战中还是士兵的希特勒、隆美尔、戈林、罗斯福、戴高乐，一直流亡的列宁、托洛茨基、斯大林，战争伊始就为和平奔走的爱因斯坦等众多独特的视角，勾勒出宏大的时代背景，见证了一战如何影响了一批未来的缔造者们。坦克、飞机、潜艇、航母、速射机枪、野战炮、毒气等大量现代战争武器的成熟运用在本书中也得到完整而清晰的呈现。一战之后，随着帝国瓦解、皇权终结、制度变迁，信仰、道德、价值、艺术也经历了沧桑巨变。

马丁·吉尔伯特著，李广才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史(精)》被撒切尔夫人、约翰·梅杰爵士、哈罗德·麦克米伦、哈罗德·威尔逊、托尼·布莱尔、戈登·布朗六位英国首相，跨越二十年一致推荐；并荣获英国《卫报》锡安奖、戴维奖、林德和布拉德利基金会奖。《纽约时报》评其为“迄今为止最好的单卷本第一次世界大战史”。

第一章 战争的前奏

第二章 “欣喜若狂”

第三章 开局之战

第四章 从蒙斯到马恩河

第五章 掘地为壕：堑壕战的开端

第六章 临近圣诞：烂泥、软泥和毒虫

第七章 求破僵局

第八章 加利波利登陆

第九章 协约国危急

第十章 同盟国蒸蒸日上

第十一章 协约国屡战屡败

第十二章 “此战将结束于凡尔登。”

第十三章 “欧洲疯了，世界疯了。”

第十四章 索姆河会战：注定会有一场血腥浩劫

第十五章 各线战场的战争

第十六章 战争激化

第十七章 战争、逃兵、哗变

第十八章 西线僵局，东线混乱

第十九章 帕斯尚尔战役和俄国革命

第二十章 战争与和平的条款

第二十一章 胜利边缘的同盟国

第二十二章 德国的最后一搏

第二十三章 “战斗，战斗，其他一切全部无关紧要。”

第二十四章 协约国反攻

第二十五章 潮水转向

第二十六章 同盟国的崩溃

第二十七章 最终停战

第二十八章 媾和与纪念

第二十九章 “……纪念那位伟大战友。”

第一章 战争的前奏

20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中，政治家、作家、小说家和哲学家都曾反复论及大国间的战争。但很少有人理解与殖民地冒险相对的欧洲之战的本质。已知的只是优势兵力打击遥远、孱弱的敌人时发起的迅猛冲锋，机关炮对阵长矛、巨型海军炮对阵古老火炮的胜利。无论这些冲突对于参与其中的人们而言多么令人胆战心惊，国内的普通大众却丝毫也感受不到这种恐怖。

为什么要害怕欧洲爆发战争？就在1914年战争爆发前不久，一名法军上校——1870年德国入侵时只是个十来岁的少年——正听到一群年轻军官为战争的前景而举杯，还为发生冲突的可能而大笑。他提出一个问题，让他们的笑声戛然而止：“那么你们是否认为战争永远欢快，总是滑稽可笑？”他的名字是亨利一菲利普·贝当。在两年后的凡尔登，他将见证20世纪最惨烈的一场军事屠杀。

笑声被贝当打断的那些法国军人都继承了法德两国间的世仇，这种仇恨在40多年前的1871年5月11日达到巅峰。就在这一天，德国铁血宰相奥托·冯·俾斯麦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的天鹅饭店，签下了那份将阿尔萨斯全部和洛林大部割让给德国的协议。这一天，在德占城市梅斯鸣响礼炮庆祝胜利。1931年，英国史学家巴兹尔．利德尔．哈特写道，“在法国耶稣会圣克莱门特学院的教室内，枪炮表达的信息不需诠释。孩子们一跃而起。校长更加冷静地站起身，叫道：‘我的孩子们！’——然后再也说不出别的话，就低下头，双手并拢举在胸前，仿佛是在祷告。这一恐怖时刻的记忆并未从学生们的头脑中抹去。”其中的一个学生就是19岁的费迪南·福煦，他一想到自己尚未参战失败便已降临的事实就恼恨不已。

新统一的德国内部并非所有人都对战胜法国心满意足。随着帝国工业实力的增强，德国的其他野心也在蠢蠢欲动。殖民扩张、像英国一样强大的海军、对亚洲穆斯林施加影响，以及在欧洲协调当中发挥主导性作用等方面的热望，都强化了德国的自卑心态。刚刚于1870年统一的德国，要参与这场谋求力量与影响、帝国与尊重的角逐，似乎已经姗姗来迟。再发动一场战争的需要，以及为打赢这场战争而发展强大军事实力的必要就是退役德国骑兵军官弗雷德里希·冯·伯恩哈迪发表于1912年的著作《德国和下一场战争》一书的结论。1870年，伯恩哈迪作为征服者策马穿行巴黎。在书中，他强调了德国需要发动这场战争，否则就将在这场势力的角逐中败北。“为建立一切自然法则提供基础的自然法则就是，”他写道，“为生存而斗争的法则。”发动战争“有其生物学上的必要性”。比他小40岁的德国士兵们很快就会到战场上验证这一充满信心的理论，并为验证理论而死去。

1870年的战争是19世纪欧洲大国之间爆发的最后一场战争。色当一役，双方各有3000名士兵罹难。在随后的法国内战中，超过2．5万名巴黎公社拥护者被处死于巴黎，刽子手是法国人自己。战争及其劫后余波，以这个例子，让其造成的重大人员伤亡及其难以预知的、甚至邪恶的后果，为世人所知。1870年后，德、法、比利时和英帝国都曾在海外发动战争、遭遇失败或制造屠杀。拿破仑三世之子帝国亲王就是1879年在伊山德瓦纳战役期间及之后死于祖鲁人之手的数百万名英军士兵之一。1894年，霞飞中校率领一支法军纵队穿过撒哈拉沙漠以征服廷巴克图。在世纪之交，一名德军上校法金汉在多国共同镇压中国义和团的运动中，得到了无情残忍的名声，此时德国皇帝将德军比作匈奴人，说出了一句最终反用于他们自身的话：“正像1000年前的匈奴人在其首领阿提拉率领下赢得的名声令中原人不寒而栗，”他说，“也要让德国之名以这种方式在中国为人所知，使中国人不再敢对德国人轻陧斜视。”

在五年之后的英国议会下院，豪斯曼情绪化的警告得到了时年26岁的保守党议员温斯顿-丘吉尔的呼应。丘吉尔在印度、苏丹和布尔战争中久经战阵后，返回伦敦时却听到人们在为一支能与欧洲敌手作战的军队而大声疾呼。“听到议员们，甚至大臣们平静而又口若悬河地谈起欧洲大战时，我时常感到诧异。”1901年5月13日，他刚当选议员三个月后就这样宣称，过去的战争是“小规模职业军人组成的常规军”打的，而在未来，当“广大农民被动员起来被迫彼此作战”时，一场欧洲之战将以“被征服者的毁灭和征服者遭到几乎同样致命的贸易失调和精疲力竭”而告终。

丘吉尔警告说，民主将比旧时代的王庭和内阁“更具报复性”，“人民的战争将比国王们的战争更加恐怖”。在十年后的1911年8月9日，正当德国为索取大西洋沿岸海港摩洛哥而煽动起对英法发动一场战争的狂热时，德国社会民主党领袖奥古斯特·倍倍尔就对德国国会提出警告：欧洲战争可能引发革命。人们都笑他杞人忧天，一位议员朝他大喊：“每场战争之后，局面都变得更好！”

导致战争爆发的竞争心理无法因反战情绪而减弱。（P1-2）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共有900多万名陆海空军士兵战死，据估计另有约500万平民在被占领期间、在轰炸中遇难，或死于疾病与饥饿。1915年土耳其人对亚美尼亚人展开的大规模谋杀，以及战争期间流感的大爆发，是战争带来的两大破坏性副产品。1915年末，塞尔维亚人逃离塞尔维亚是另一个有大量平民丧生的残酷片段；协约国海军对德封锁也同样如此，其造成75万多德国平民死于非命。

1914年—1918年打了两场截然不同的战争。第一场是军人之间的战争，是被占领下的商船水手和平民的战争，这场战争中的个人苦难难以估量，在前线的战壕中尤为如此。第二场战争是战时内阁和君主，宣传家和理想主义者之间的战争，其中充斥着政治与领土的野心和理想，和阵地战一样，它也鲜明地决定了帝国、国家和民族的未来。尤其在1917年—1918年，阵地战与意识形态战曾出现过数次融合，并催生了新的民族与政治力量。战争灼痛了欧洲的肌肤，在欧洲人心灵上留下创伤，同时也改变了欧洲的历史和命运。

几十年来，我曾造访过许多与这场战争相关的战区和战场。1953年，在我的一位历史导师艾伦·帕尔默的鼓励下，我游历了数个地区，这些地方的战争纪念碑让我认识到看待此次战争的不同视角：到维也纳，那里的霍夫堡宫和包尔豪斯广场令人回想起年迈的皇帝和他手下的外交大臣们；到卢布尔雅那，这里曾以莱巴赫之名为人所知，是斯拉夫民众寻求摆脱奥地利而独立的城市之一，而那里的军人则为自己扮演的维持哈布斯堡帝国统治的角色而懊恼；我还到过1917年面临奥地利大军压境的威尼斯。

1957年6月，在萨拉热窝，我站在加夫里洛·普林西普于1914年6月打出那致命一枪的地方。十年后，我随同父亲来到西线战场，我们在阿拉斯驻足，此处东面的军人墓园是1917年和1918年战役的最后遗迹；我们又来到伊普尔，每晚8点钟在此倾听伊普尔消防队的两名队员在梅宁门高声吹奏的《最后一班岗》。嘹亮的号角声在梅宁门巨大的拱顶下方响起时，所有车辆都应声而止。号手们的部分薪酬由卢迪亚·吉卜林的遗产支付，吉卜林唯一的儿子在卢斯战役中丧生。在纪念碑式的大门、墙壁及廊柱上，镌刻着54896名在1914年10月—1918年8月中旬战死于该突出部的英军士兵的姓名，这些人具体的长眠之地已无从查考。

我还到访了萨拉热窝弗朗茨·斐迪南大公的遇刺地点——可以说一战正是从这里爆发——15年之后，我又动身前往法国雷通德附近的一片林中空地，去观看1918年11月德国签署停战协定的那节火车车厢的复制品。1940年6月，希特勒坚持还要在同一节车厢内接受法国投降。两次大战之间的许多联系都提醒我们这两场战争之间只隔了21年的时间。在一战的战壕中作战的许多人，在二战期间已跻身领袖的行列，如希特勒、丘吉尔和戴高乐，还有的成了二战中的将领，如隆美尔、朱可夫、蒙哥马利和甘末林。胡志明在一战中就志愿参加法军，以越南人的身份担任勤务兵，哈罗德。麦克米伦曾在西线战斗并负伤，最终在二战之后担任英国首相。

1957年，我来到了俄土边境的战场旧址，走进了曾在战争第一年中就有数十万亚美尼亚人被屠杀的城镇。十年后，我置身加沙的军人墓园中，因有地震的可能，那里的墓碑都很低矮，碑上记载着英土之间最激烈的一场战斗中数千名士兵的丧生。我在耶路撒冷城外站立，曾有两名英军士兵一早起来就在这里搜寻鸡蛋，却看到一群要人朝他们走来，其中有牧师、伊玛目和拉比，这群人没有给英军士兵食物，反而将圣城交到他们手中。自1969年起，我连续三年来到加利波利半岛，在半岛的许多登陆海滩、冲沟和山头上，朗读阿斯皮诺尔一奥格兰德的两卷本官方战史及其他著作片段。望着它那现代静谧的美景，回想起1915年这里曾发生过苦战，这种对比始终在我心中萦绕。

我撰写《丘吉尔传》期间，也曾在农场庭院内朗读丘吉尔每天在这些庭院内所写的、从西线战场的战壕中寄给妻子的信件。信中他坦承了那些不能像他一样返回的人们所遭受的苦难，他自己六个月后就得以返回伦敦安享平民生活。1914年战争爆发之前，丘吉尔应德国皇帝之邀，观摩德国陆军的维尔茨堡军事演习，他在从此处写给妻子的私信中说：“尽管战争对我有莫大的吸引力，其危急局势令我心痴迷，但我每年都有更深刻的感觉——也能在林立的枪炮当中衡量这种感觉，战争是多么邪恶、丑陋与野蛮。”

40年间，许多老兵对我讲述过他们在各个战场上的经历。1954年—1955年，我还是一名年轻士兵时，去过老人们的家中，那些经历过堑壕战的疲惫不堪的幸存者们正在生存和死去。1960年我开始进行历史研究，此间我遇到过参战各方军队中的许多老兵。他们的回忆及他们留存的信函和档案成为我们得以窥见过去的一扇窗口。一战史学家约翰．惠勒一贝内特爵士曾给我以鼓励，1962年我以初级研究员身份进入牛津大学默顿学院时，我的三名资深同仁也给我以鼓励：阿利泰尔·哈迪、雨果‘戴森和迈克尔．波拉尼，他们都分别见证过那场遥远战争的最高尚与最丑陋的方方面面。哈迪与戴森曾是西线战场的士兵，波拉尼曾任奥匈帝国陆军医官。

撰写《丘吉尔传》期间，我见到了80高龄的萨沃里将军，他曾参加加利波利之战，还让我将手指穿过他颅骨上被一枚土耳其子弹打出的空洞。后来，他又继续在美索不达米亚和西伯利亚服役。一名也曾在加利波利参战——并因此荣获维多利亚十字勋章的航空兵——理查德·戴维斯，从钱包中取出一张战时的厕纸，上面印着德国皇帝的肖像，旁边写着“用我给你擦屁股”。

大战最初几星期在西线服役的另两名士兵也通过他们的友谊和文字深深地影响了我。一个是法国画家保罗·马兹——曾获优异功勋章、带金属勋带的军人奖章和法国战功十字章，在一战后来到英国居住，1940年6月德军攻入巴黎时，他逃离法国。他在西线担任侦察专家四年，亲历了英军发动的历次重大进攻。第二名军人是英国政治家、少将爱德华·路易斯·斯皮尔斯爵士——曾获十字勋章，一战后进入议会。1940年6月。他把戴高乐将军带到英国。马兹和斯皮尔斯在牵涉一战的书籍和谈话中，都描绘出了弗兰德斯战场上的战斗与情绪，士兵的希望，以及自1914年宣战到1918年停战的漫长的四年中经历的苦难。

1976年9月3日，我至今对那一天记忆犹新，那天我与安东尼·艾登(时为艾冯郡伯爵)在他的威尔特郡家中共进午餐。他谈起了二战的片段，二战爆发恰好距当时37年。他20岁的儿子、皇家空军少尉西蒙于1945年6月在缅甸的战斗中阵亡。我们在谈话中多次提及一战，包括英国1915年做出的援助塞尔维亚的决定，及俄国1917年退出战争造成的冲击。艾登最清晰的记忆是在西线战场的战壕中被告知他的弟弟尼古拉斯1916年战死于日德兰海战。尼古拉斯·艾登在“不倦”号战列巡洋舰上掌管一个炮塔，整舰被击沉时，年仅16岁。

哈罗德·麦克米伦也对我创作《丘吉尔传》的工作，通过信件以及我和他的寓所长谈，给我提供了帮助。我也才了解到他那精巧的字体、无力的握手及稍显不雅的拖着脚走路的步态都是1916年作战行动中所负的伤造成的。

我的足迹告诉我，欧洲没有一处地方能免除一战的记忆，没有哪个地方没有一战纪念碑。华沙和里尔，布鲁塞尔和贝尔格莱德在两次大战中都曾在被占期间艰难度日。军队从布拉格和布达佩斯，从柏林和维也纳，从君士坦丁堡和雅典，从巴黎和罗马，从伦敦和纽约，从开普敦和孟买出发，奔赴战区。那些曾经陷入惶恐和绵延战争的人们，返回后发现，至少在欧洲的城市中，物资匮乏与哀伤情绪已经取代了先前短暂高涨过的热情。每座城市中的纪念碑都记录了这一损失。

战役构成了战争的框架和每日报道的内容，但呼应着战斗者脚步的是哗变、罢工和革命，这是数百万人在工厂和劳动营中进行的抗议。芥子气是战斗者面临的意料之外的风险。潜艇将数千名商船水手、士兵和平民送入了毫无标记的坟墓。空袭又增加了平民遭遇的恐怖。战线后方数百万市民面临的只有饥馑与匮乏。

我本人的研究工作让我写出了几部著作，一战在其中占据重要地位，包括《霍勒斯。朗博尔德爵士：一位外交官的肖像》，该书从一位身在柏林的英国外交官的视角考察了一战的爆发；《丘吉尔传》第3—4卷，其中分别叙述了达达尼尔海峡之战，西线战场和弹药之战；《第一次世界大战地图集》，覆盖了每一块战场及各方交战的方方面面。在《放逐与回归：为了犹太人民族家园的斗争》中，关于战争对于中东地区犹太人和阿拉伯人热望的冲击分三个章节加以介绍。

也是在1964年，我将《1900年—1945年间的欧洲大国》一书的手稿交付牛津大学的一家打印机构后不久，这家机构的负责人瓦维卡太太就找到了我。在书中我将发动1914年战争的部分责任归于奥地利。这就令她十分困惑并心绪不宁。她在维也纳出生，在维也纳上学；由于是犹太人，她于1938年被驱逐出奥地利，但她确切地知道奥地利对1914年战争事件不应承担任何责任。应该谴责的是塞尔维亚人和俄国人(而且应由我本人做出谴责)。

这段插曲给我造成了强烈冲击，给我造成同样冲击的还有瓦维卡太太描述的战后维也纳令人绝望的饥饿，以及她所见到的哈布斯堡帝国战后被瓜分的不公。

对某些人而言，这是一场惩罚与净化之战，对其他人则是要以战止战。它的名称“大战”(GreatWar)表明它拥有迄今为止前所未见的规模。然而，接下来却发生了另一场更具破坏力的世界战争，以及世界各地的“局部”战争。据1994年1月估计，全球各地正进行着32场大小战争。在对这些现代冲突的探讨中，一战继续保有着自己的一席之地。1993年12月26日，在我撰写本书期间，一名英国电视记者在评论波斯尼亚没有为圣诞节实行停火一事时，就以深深的战壕为背景，报道说：“环绕维泰兹的战壕体系使人想起一战，全是淤泥。”画面上显示的战壕并不显得特别泥泞，里面没有进水，也没有受到猛烈的炮火轰炸。但一战的画面经历了数代人留存了80余年。一段相对较短的时间，一场持续了四年零三个月的战争，竟激励、困惑又搅乱了随后的整个世纪。

一战引起的某些政治变革就像战争本身一样对生命和自由造成了破坏，又使暴政维持了50多年时间。一战带来的疆域变动，本来旨在将长期的错误纠正，但直到今天仍在不断造成争议和冲突。

1923年，卢迪亚·吉卜林在《大战中的爱尔兰近卫军》一书的前言中写道：“对这些记录的编纂者而言，唯一的奇迹就是，从战争的漩涡中竟能查找出事实的真相。”由于最初的枪声是80年前打响的，各位专家都已对战争的重大、不为人知的片段，及各种谜团进行了探索。本书尝试就这一事件展现我本人的研究、阅读、情感和视角，该事件和多年后的“犹太人大屠杀”一样，在西方世界留下了一道烙印。同时，本书也试图在将领、谋略与巨大数字的框架下，讲述个人的故事。

如果用单独一页来记载一战中战死的900万名士兵当中每个人的事迹与苦难，他们的战时希望，战前生活与爱情，那么就将写出相当于本书规模的2万本书。普通历史中的个人苦难难以尽述，但所有的历史学家都尝试去做。1993年12月3日，迈尔·罗农在《耶路撒冷邮报》上发表了有关一战的两本书的评论中有三个简短的句子令我震撼：1914年—1918年数百万人在弗兰德斯的污泥中挣扎或死去。谁还记得他们？即使名字被刻上墓碑，到如今也已无人问津。”

没有哪本著作能够调正失衡的天平，即使已有数本著作开始尝试为此而努力，其中就包括近期英国的林恩·麦克唐纳和法国的斯特凡妮·奥杜恩-鲁佐的作品(迈尔·罗农评论的作品之一；另一本是诗人艾萨克·罗森堡的传记，他战死于1918年愚人节的一场战斗中)。在本书中，我已尽力在更广阔的战争叙述中，让个人的痛苦居于必要的地位。

马丁·吉尔伯特

1994年6月20日

于牛津大学默顿学院

马丁是我最亲密的朋友、人生的导师，是智慧之河的舵手。他的许多见解成为我们这个时代权威的观点。撒切尔夫人、布莱尔和我，都从他的著作中获益匪浅。即使面对历史中无法言说的黑暗困难之境，他的思想也使我们以不同的视角看待世界，同时保有人类对于信仰最纯真的信念。

——英国前首相戈登·布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