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青松编著的《二野首任军长传奇》是一部人物传记作品，从多角度、多方位描写了在1949年2月解放军组织编制整编中建立的解放军第二野战军首任军长（第10军军长杜义德、第11军军长曾绍山、第12军军长王近山、第13军军长周希汉、第14军军长李成芳、第15军军长秦基伟、第16军军长尹先炳、第17军军长王秉璋、第18军军长张国华 、第19军军长刘金轩、第58军军长孔庆德）的传奇故事。每位军长以一两万字的篇幅,介绍了其最具有传奇色彩的经历。收录多张珍贵历史照片，是一本融真实性、通俗性于一体的作品。

　　叶青松编著的《二野首任军长传奇》辑录了解放军第二野战军11位首任军长（第十军军长杜义德、第十一军军长曾绍山、第十二军军长王近山、第十三军军长周希汉、第十四军军长李成芳、第十五军军长秦基伟、第十六军军长尹先炳、第十七军军长王秉璋、第十八军军长张国华、第十九军军长刘金轩、第五十八军军长孔庆德）人生历程中最具传奇色彩的故事，是一部文史俱佳的通俗作品。《二野首任军长传奇》写作风格活泼而严谨，融真实性、趣味性于一体。每位首任军长单独成章，章章可读，篇篇精彩。

前言

引子 第二野战军11位首任军长的由来

第一章 第十军首任军长杜义德

 节一 毛泽东对杜义德说：我们的原则永远是党指挥枪，而决不允许枪指挥党！

 节二 邓小平对杜义德说：学校一切教育都是为了对敌作战，都是直接为革命斗争服务！

 节三 六纵的老人们说：杜义德是率领六纵千里跃进大别山后才当上了首任军长的！

 节四 上甘岭战役最困难的时候，杜义德对王近山说，把我们的老部队拉上去

 节五 南方有战事，邓小平说：广西有许世友，云南有杨得志，海上有杜义德，我很放心

第二章 第十一军首任军长曾绍山

 节一 旧城城外搬救兵

 节二 打破日军“囚笼政策”

 节三 率部参加解放重庆

 节四 “让敌人低下头来”

第三章 第十二军首任军长王近山

 节一 急中生智：几句话吓退敌人一个旅

 节二 因祸得福：养病期间恋爱

 节三 猛虎掏心：打襄阳一反常规

 节四 战场失利：毛泽东亲自调查王近山

 节五 最后传奇：人死还当顾问

第四章 第十三军首任军长周希汉

 节一 一次谈话

 节二 二张路条

 节三 三位女人

 节四 四个儿子

 节五 五洋捉鳖

第五章 第十四军首任军长李成芳

 节一 在决死纵队的日子里

 节二 上党战役立大功

 节三 歼灭“天下第一旅”

 节四 在广东战役中创造杰作

第六章 第十五军首任军长秦基伟

 节一 “秦大刀”不知电话机是个啥

 节二 秦赖支队的诞生与秦向支队的归宿

 节三 秦基伟在郑州的得意之作

 节四 在坑道里当“老虎”，在毛泽东面前说“谎话”

 节五 五五年的中将，八八年的上将

第七章 第十六军首任军长尹先炳

 节一 歼灭日军士官训练队，崭露军事才能

 节二 刘伯承教尹先炳用一班同敌人一个军打仗

 节三 军长这一柞，又是一百八十里

 节四 刘伯承面授尹先炳：“不要五个指头按跳蚤”

 节五 入朝作战前，毛泽东谆谆教导尹先炳

 节六 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第八章 第十七军首任军长王秉璋

 节一 王秉璋带人冲上酒楼，拉开了宁都暴动序幕

 节二 一命救一命，王秉璋和熊伯涛互救性命

 节三 没赶上平型关战斗，历史照片上为何有王秉璋的身影

 节四 甘当小配角，成了两大野战军有力配合和团结的纽带

 节五 王秉璋成为最先任命的三位空军将领之一

 节六 王秉璋起初不愿到导弹部门工作

 节七 王秉璋成了“导弹元勋”

第九章 第十八军首任军长张国华

 节一 “地主”张国华受命领军进藏

 节二 人称张国华为“佛光将军”

 节三 “佛光将军”坚决保卫菩萨

第十章 第十九军首任军长刘金轩

 节一 前头捉了张辉瓒，后头刘金轩当红军

 节二 进军陕南，刘金轩立志“九进九不出”

 节三 攻打襄阳，刘金轩所部率先冲进康泽司令部大院

 节四 考证刘金轩“石家庄高级步兵学校校长”之任职说

 节五 爱“侃大山”的刘金轩退休之后侃《辞海》

第十一章 第五十八军首任军长孔庆德

 节一 参加了红军不就是加入了共产党了吗

 节二 这个美国佬！一个人还要一个营护送他

 节三 河南军区恐怕就不会再打仗了

 节四 你们在场的一个也跑不掉

 节五 “革命是自愿的，不愿干的可以走。”

附录 重要文献

 关于统一全军组织及部队番号的规定

 中央军委关于改变野战军番号致各军区、各野战军电

 中原野战军关于部队番号改编的命令

 四大野战军和华北军区首任军长名录

后记

参考书目

节一 毛泽东对杜义德说：我们的原则永远是党指挥枪，而决不允许枪指挥党！

毛泽东对杜义德说这话的时候，红军西路军失败，时任红军西路军总部警卫团团长的杜义德，经过艰辛的突围，到了陕北。

那么，毛泽东为什么对杜义德说这些话呢？事情还是从杜义德当红军时说起。

1912年5月，杜义德出生在湖北省黄陂县。1929年，杜义德参加红军。1931年年底，杜义德升任红四方面军第四军十师三十团三营营长。

1932年6月，蒋介石调集重兵，对鄂豫皖苏区发动第四次“围剿”。由于鄂豫皖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张国焘在战略指挥上出现错误，红四方面军经过4个月的英勇奋战，未能打破“围剿”，于10月底被迫越过平汉铁路向西转移。

1935年3月，红四方面军发起嘉陵江战役，开始长征。

3月28日夜，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给杜义德营长下达了命令：负责架设浮桥，维护交通秩序，担任大部队过江总指挥。

杜义德指挥三营指战员们，用了一个小时就把浮桥架起来了，大部队在杜义德的指挥下，快速通过嘉陵江。

这时，红二十八团团长王近山带着一群刚刚缴获的战马，直插江边，准备过桥，两匹战马已上了浮桥。毛竹扎的浮桥在江水的冲击下，原来就摇摇晃晃了，过人都很勉强，哪能经得起战马的折腾？！

杜义德发现桥头堵住了，后面的部队开始拥挤不堪。杜义德大声道：“人从桥上过，马从水里蹚！”

原本，战马蹚水本属常情。可是，王近山不乐意：“他娘的，不行，得从桥上过！”

“当！当！”杜义德气急中掏出手枪对准战马就是两枪。上了桥的两匹战马当着王近山的面，翻入江中……

王近山看着嘉陵江江面上的鲜红血色，顿时心疼地破口大骂：“日你姥姥的！你个二杆子，敢打我的马，老子毙了你！”  杜义德也不是吃素的，还口道：“我操！几匹马算个屌！你瞎眼了，没有看见天上敌机飞，地上敌人追啊！战士过不了江，你脑袋开花吧，敢毙我？二杆子！”

王近山是出了名的“王疯子”，你敢毙我的马，我就敢毙你的人。王近山拔出手枪，顶到了杜义德的脑门儿上。

大敌当前，两位指挥员为了两匹马动起了“火”。

赶巧的很，正要过江的徐向前及时地出现在现场。徐向前问明情况后，狠狠地批评了王近山。

真是不打不相识，一打成知己。此时的杜义德和王近山，谁也没有想到，在他们后来的战争岁月中，成了刘邓大军中一对闻名的“黄金搭档”。

两个“二杆子”为战马要毙人的故事，很快在红军中传开了。连毛泽东也知道了红四方面军有这么两个“二杆子”。

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后，红四方面军总部率第五、第九、第三十军及骑兵师等2.18万人，在兰州以北，西渡黄河，组建了红军西路军。陈昌浩为西路军军政委主席，负责整个西路军军事。杜义德为西路军骑兵师师长。西路军在西进途中，与军阀马步芳部队进行了长达4个月l的浴血奋战，共歼马步芳部2万余人，但西路军也遭受严重损失。1937年3月中旬，西路军被打散。

在镇原，援西军第二十八军政委宋任穷见到突围成功的杜义德。杜义德见了宋任穷时，差点哭出声来：“我们把部队都打光了。张国焘的问题我也不清楚，还是让我回延安再说吧！”

回到延安后，李富春首先找杜义德谈话：“张国焘分裂红军、反对党中央的正确路线才造成了红四方面军的失败。”

杜义德说：“西征失败了，西路军主力部队不存在了，右支队也跑散了。我也是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才护送王副总指挥回延安的。”

杜义德说的王副总指挥是指王树声。不久，王树声回到延安，向党中央做了说明。李富春再次找杜义德谈话：“四方面军和西路军的大多数干部都是好的，你也不要有太多的顾虑。但是，四方面军也确实存在着张国焘的影响。你作为四方面军和西路军的高级干部，要带头认识张国焘的错误路线给党和红军造成的损失是重大的。”李富春还告诉杜义德，“毛主席要见见你。”

杜义德忐忑不安地来到毛泽东的住处。一进门，毛泽东放下手中的书，请杜义德坐，还给杜义德递了一支烟。杜义德见毛主席这么和蔼、亲切，不由得想起红四方面军的长征历程，想起西征路上的九死一生。杜义德难过地说：“主席，我掩护王树声同志回到延安……”

毛泽东没有让杜义德继续说下去，接过了话题：“我已经知道了。西路军打得很英勇，西路军大多数同志都是好同志。”

听毛泽东这么说，杜义德忍不住流下了眼泪。

毛泽东继续说：“义德同志，男儿有泪不轻弹嘛！我知道你杜义德，打仗是员猛将，你会打夜仗，还是夜老虎呢。我还知道，你和王近山都有一个不雅的共同绰号。‘二杆子’没有不好，打仗就需要这种精神！”

说到这里，毛泽东吸了一口烟，带着浓重的湖南乡音，缓慢地说：“我是不会忘记的。我对四方面军的同志们是有感情的。无论是一方面军、二方面军，还是四方面军，都是工农红军。都是党的队伍。你们南下以后，我就说过，早晚我们还会走到一起的。”

杜义德斗胆说：“主席，我们南下后走了一个大弯路，损失不小。这次西征更是兵败如山倒。”

P6-8

一

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上曾拟正式使用70个军的番号，是如何决定的昵？

众所周知，1948年之后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全国各个战场上对国民党军发起更加猛烈的进攻，作战规模不断扩大，部队开始了跨区域作战，不同战略区的部队逐步进行战役协同。比如，1948年8月，华东野战军主力、华北军区一部已实现跨区作战。随着战争形势的发展，部队总兵力也由原来的127万人发展到280万人。整体作战态势表明，解放军更大规模的跨区作战和不同建制部队之间的战役协同成为发展趋势，这就迫切需要统一指挥、统一编制，更要建立统一的后勤保障体系。这一点，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早已了然于胸。1948年9月8日至13日，在河北平山县西柏坡村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明确提出建军500万，在解放战争第3年开始实行正规化建设任务。

中央军委根据中共中央要求，在1948年11月1日颁发了《关于统一全军组织及部队番号的规定》。这是一份非常珍贵的文献。文件中说：“根据中央政治局九月会议（指9月8日至13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关于战略任务更进一步地由游击战争过渡到正规战争的要求，中央及军委关于全军组织和部队番号，特作下列各项的统一规定，通令全军，一体遵行。”

文件规定：“我军目前组织，一般地分为三类，即野战部队、地方部队和游击部队。”“野战部队应实行正规编制，统一称号，纵队改称为军，师和旅统一称师，不再称旅。”

文件对于野战军规定分为四个，以地名区分，即“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野战军、中原野战军、华东野战军、东北野战军”。兵团在原以地名、人名或番号区分，统一改为番号排列，同时“增加十二个兵团的番号，以待将来建立，共定二十个兵团的番号。其次序为，西北为第一至第二兵团；中原为第三至第六兵团；华东为第七至第十一兵团；东北为第十二至第十七兵团；华北为第十八至第二十兵团。各兵团的正式名称，定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某某兵团”。

对于纵队改称为军，文件明确规定，“番号排列数目增加至70个军210个师，内中空额，留待今后建立新的军和师时补足”。这就是解放军历史上70个军的番号由来。

需要说明的是，在电文来往中，中央军委最早明确全军“统一组织和番号”的时间是1948年10月29日，比正式文件时间1948年11月1日早3天。这份早3天的电文是，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回复华东局的电报。电报原文称：“饶（漱石）、粟（裕）、谭（震林）并华东局：感巳电悉。中央及军委关于解放军统一组织和番号的规定即将发出。吴化文军编入华东野战军序列，排成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十五军。其所辖之三个师，排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步兵第一。三师、第一。四师、第一。五师。吴军改编后的军师番号，即由新华社公开发表。其关防、委令，即将由军委送达。同意何克希任吴军政治委员，吴宪任该军政治部主任。军委、总政。”

电文中的感巳电，指1948年lO月27日，饶漱石、粟裕、谭震林关于吴化文部改编事项致中央军委电。主要内容是：“该部究应编何种番号？如编纵队，则应称十四纵为宜，如编军，则不便称第一军。另派何克希（原一纵副司令员）为吴军政治委员，吴宪（野政联络部部长）为该军政治部主任。”

从上面两份文献可能看出，在全军统一番号使用前，到底使用“纵队”还是使用“军”番号，连野战军的首长都不知道。

二

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上正式使用了多少个军的番号，70个军的番号至今尚未使用的有几个昵？  从1948年11月至1949年2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正式实施统一番号，全军使用了51个军番号。3月，又使用了6个军番号。这样，先后使用了57个军番号。后来又使用了10个军的番号。它们是：1950年2月，新疆民族军改编成解放军第五军；1949年12月，新疆国民党军起义部队改编成解放军第九军；1949年5月，陕南军区部队组成解放军第十九军；1950年1月，绥远起义的国民党军董其武部队改编为解放军第三十六军和第三十七军；1949年8月，金口起义的国民党军张轸部改编为解放军第五十一军；1949年11月，长沙起义的国民党军改编为解放军第五十二军和第五十三军；1952年10月，解放军原第四十四军和四十五军合编组成解放军第五十四军，不久改称志愿军五十四军，参加抗美援朝；1952年11月，解放军第二十一兵团改编为解放军第五十五军。

所以说，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上正式使用了67个军的番号，70个军的番号至今尚未使用过的有3个，它们是：第五十六军、第五十七军和第五十九军。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中，最早使用“军”番号是东北野战军所属部队，但指挥机构的“第四野战军”的番号使用却是在第一、第二、第三野战军之后。为了清晰看出四野（东北野战军）的整编脉络，先看一份电报：

林（彪）罗（荣桓），并告东北局，及各军区，各前委：

林罗世十四时半电悉。中央及军委戌东关于统一全军组织及部队番号的规定（指中共中央、中央军委1948年11月1日发出的《关于统一全军组织及部队番号的规定》）已开始发出，内中规定我野战部队在纵队改称为军，师旅统一称师后，一般的均采用三三制，特殊地亦得采用军辖两师，师辖两团，团分为大团小团的临时编制。现林、罗提议将十二个独立师编入各纵队，使每个纵队都辖四个步兵师，这样既便于带领各独立师增强战斗和工作锻炼；又便于各纵在战场使用，减省建立新纵的直属人数。根据东北野战部队现在的环境和各种补充情况及今后的作战任务，我们认为东北野战各军可以特殊地采用每军辖四个师的编制，而暂不增加军的番号。师的番号仍按一军三师制顺序排列，独立师的番号也仍按戌东规定从第一百五十一师排起。除上述十二个独立师外，其余六个独立师，也同意以一个独立师编入第十一纵队，拆散并加强原来的三个师；一个独立师编入铁路纵队；其他四个独立师排成统一步兵师的番号后，暂不编军。东北的地方卫戍部队，至少应该有两个警备旅，方够南满几个大城市哈尔滨卫戍之用。

军委

戌江

中央军委的这份电报是针对林彪、罗荣桓此前给军委的电报而发的。1948年10月31日14时30分，林彪、罗荣桓给中央和军委发电报。电报说：沈阳、锦州收复后，准备从北满14个、热河4个共18个独立师中，以13个师编入各纵队，因十一纵人数太不充实和有1个师战力不强，所以以2个独立师编入十一纵队，使每个纵队都辖4个步兵师。这样既便于战场上的使用，又能减去大批直属机关。其余5个独立师，以1个独立师编入铁道纵队，按原计划编成3万人；以两个独立师留营口、锦州一带担任防务；以1个独立师留热河地区活动；另1个独立师王家善部继续改造。此外，以原东北警卫团及总直属机关及各军区的一部分卫戍部队编成1个警卫师，由东北局、东北军区直属使用。

显然，从电报中看出，林彪和罗荣桓对部队编制问题的考虑是提前了，尽管他们还没有考虑到使用“军”这个番号概念。东北野战军根据这份电报精神和《关于统一全军组织及部队番号的规定》，重新整理了新的改编方案，上报中央军委。1948年11月7日，中央军委电复东北野战军，“同意按照全军统一规定，更改番号。东北野战军第一至第十二纵队，依次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十八至第四十九军；第一师至第三十六师，依次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步兵第一一二师至第一四七师。每个军另辖一个独立师（略）。”

东北野战军根据中央军委批准，以东北军分委主席林彪和副主席罗荣桓的名义，下达了东北野战军纵队改称军并授予番号的命令。命令中说：“（一）为适应战略任务，更进一步由游击战争过渡到正规战争的要求，东北野战军所辖十二个纵队，统一改称为军，并批准每军下辖四个师。军番号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某军’，师的番号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某师’，团的番号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某团’，自三十八军起至四十九军，编入各军之各独立师自一百五十一师起。兹将原番号及改称之新番号列表公布如下： （略）。（--）原纵队的首长，改称为军长、政治委员，以下均同。 （三）各纵应以师为单位，召开隆重的大会，正式宣布新番号及其意义。”

自东北野战军所属部队使用军番号后，其他野战军所属部队也经中央军委批准陆续开始使用军番号。1948年12月至1949年1月，华北军区依次将一兵团第八纵队、第十三纵队、第十五纵队、第三纵队、第四纵队、二兵团第八纵队、第一纵队、第二纵队、第六纵队、第七纵队、第十四纵队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六十至七十军。1949年1月，西北野战军改称第一野战军，所辖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六、第七、第八纵队，依次改称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六、第七、第八军。1949年2月，中原野战军改称第二野战军，所辖第二、第三、第六纵队改称第十、第十一、第十二军，第四纵队改称第十三、第十四军，第九纵队改称第十五军，第一纵队及豫皖部队一部、第十一纵队及冀鲁豫部队、二十旅及豫皖苏部队一部，依次改称为第十六、第十七、第十八军。1949年2月，华东野战军改称第三野战军，所辖第一至第十三纵队（没有第五纵队番号），依次改称第二十至第三十一军。1949年3月7日，东北野战军发出通报：“顷奉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1月15日命令：西北野战军改为第一野战军，中原野战军改为第二野战军，华东野战军改为第三野战军，东北野战军改为第四野战军。我东北野战军自三月十一日起开始启用新番号。今后东总改称四野总（本军范围内称野总，本军范围外称四野总），第四野战军司令部称四野司（野司），政治部简称四野政（野政），后勤部简称四野后（野后）。”至此，全军统一使用番号基本结束。

三

在整个“军”番号使用审批过程中，发生过四件轶事，即：二野要求增加番号，三野变更番号使用，东北野战军先启用“军”后使用“四野”，华北军区宣布新番号庆祝北平解放。具体都是什么情况呢？

轶事之一：1949年2月17日，第二野战军向中央军委提出增加“军”番号。刘伯承和邓小平至中央军委电称：“军委：（甲）丑删（1949年2月5日）电奉悉，我们遵即将各兵团所属军师番号，重新排定如次（略）。（乙）决定夏季后将陕南部队编为第十九军。 （丙）拟将原桐柏之第十纵队、江汉之十二纵队各编一个军，皖西部队编一个师，唯规定给中野之番号已满额，请予以规定。刘、邓。筱西。”中央军委接刘邓“筱西”电后，电令原桐柏之第十纵队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五十八军；江汉之第十二纵队等部队合编为湖北军区。

轶事之二：1949年1月29日，华野前委给华东局和总前委电文中，可以看出对吴化文、何基沣、张克侠等起义部队使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番号的变更情况。电文中是这样说的：“为了使吴化文、何基丰（沣）、张克侠各部起义军队得到迅速改造，并以便解决干部问题。经我们讨论以鲁中南纵队与吴化文部合编为三十五军，以渤海纵队与张克侠部合编为三十三军，以江淮两个旅与何基沣部合编为三十四军。当陈毅同志从华东局回来前，本拟以十二纵与何基沣部合编，但因十二纵已组成三个师，且将来主力南渡，尚须留两个军于江北，故仍以将江淮之两个旅也上升与何基沣部合编为宜。至于江淮两个旅上升后，对江淮地方工作及地武建设有如下意见（略）。”华东局和总前委采纳了华野前委意见，并得到了中央军委的批准。由此，原本将华野第十二纵队与何基沣部合编为一个军的番号，变更成了华野第十二纵队单独改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十军。

轶事之三：东北野战军先使用“军”番号4个月后才启用“第四野战军”的番号。这与中央军委在规定全军统一使用番号时下达过两个决定有关。第一个决定就是前面大家看到的、1948年11月1日下达的《关于统一全军组织及部队番号的规定》。该规定非常明确地说，全军整编为4个野战军，5个大军区，20个兵团，70个军，其中对4个野战军的番号规定是这样说的：“野战军现时分为四个，以地名区分，即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野战军、中原野战军、华东野战军、东北野战军。”因此，东北野战军最早使用“军”番号时，中央军委并没有对东北野战军改编为“第四野战军”的番号作出明确规定，其实，此时，中央军委的思路，野战军番号还是停留在冠以“地名”的思路。但是，当东北野战军入关，北平和平解放后，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发现野战军使用地名的野战军番号已不适用，于是，中央军委在1949年1月15日，专门下达对4个野战军的番号作了重新规定，不再以“地名区分”，代之的是用“第一野战军至第四野战军”加以区分。原电文比较短，现原文摘录如下：

各军区、各野战军：

估计今年战争的发展，去年戌东电规定各野战军冠以军区地名已不适合，兹决定改为按番号顺序排列如下：

西北野战军改为第一野战军，中原野战军改为第二野战军，华东野战军改为第三野战军，东北野战军改为第四野战军。 请各区各军即照此电在整训期间公布施行。

军委

子删

中央军委下达此令后，东北野战军的“军”番号已启用，而西北、中原和华东野战军由于战争状态下仍未启用“军”番号，所以出现了西北、中原和华东野战军在全军统一番号时，同步使用了军的番号和第一野战军至第三野战军的番号，而东北野战军改称第四野战军时，军的番号已启用的由来。

轶事之四：华北军区的第一、二、六纵队改为第六十六军至第六十八军的番号时间是在1949年1月29日。杨成武、李井泉、李天焕发布改称命令中说：“对于新番号之公布，各军、师可于庆祝北平解放祝捷大会上隆重地宣布，并号召全体指战员坚决执行命令，英勇顽强的作战，指到哪里打到哪里，保证我们光荣的胜利的番号传播到全中国去，这是我全军的尊严的义务。”

四

按常理，67个军应该有67位首任军长，但是为什么首任军长却只有66位呢？

在这67个军里面，有一个军的成军时间非常短，短到连军长都未配上，就撤销了。这个军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七十军。1949年1月，华北野战军第十四纵队改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七十军，所辖两个师，甘渭汉任军政委，石志本任副军长，高厚良任军参谋长。1949年9月，第七十军番号撤销时，军长尚未配上，部队缩编为第二。七师。中央军委撤销这个军是根据聂荣臻、薄一波和唐延杰的建议：“七十军为紧缩机构便于整训，提议将该军缩编为一个师，我们同意（现该军辖两个师共11916人，每连不满百人）。拟将军直改为师的直属架子，所属两个师直的勤杂人员可充实连内，而干部除另外分配外可入军大学习。”为此，第七十军的首任军长就成了空缺。

其实，还有一个军，比第七十军的番号撤销更早，而且军长、政委都未配上。这个军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六十九军。1949年1月，华北野战军第七纵队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六十九军时，只任命了周彪为副军长、漆远渥为副政委，没有任命军长和政委，同年5月，第六十九军的番号撤销。这就是许多读者朋友和研究人员误认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只有65位首任军长的原因。

事实上，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六十九军是有首任军长的。读者朋友会问了，部队都撤销了，而且未任命过军长政委，哪来的首任军长呢？我们把时间放到1953年，事情就清楚了。1951年12月，根据中央军委命令，第二十三兵团从朝鲜胜利回国，驻河北定县。1952年12月15日，第二十三兵团改编为第六十九军。1953年3月，中央军委任命董其武为第六十九军正兵团级军长，裴周玉任军政委。由此，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六十九军首任军长便产生了，他就是董其武。

一

美国知名导演斯皮尔伯格在一部电影中，用这样一句话来形容二战老兵们的心境：“我们不怕死亡，我们怕被遗忘。”

在参与编纂《中国人民志愿军英名录》工作中，我看到过一位志愿军战士，在牺牲前写给家人的一封信。信中有这么一句话：“我们不怕无名，不求有闻于世，也无悔于葬身异国的山野。然而，我们害怕冷寂苦久后的遗忘。”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194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军统一编制时，那些战功显赫的首任军长们，如今人们似乎都想不起他们的名字了。这不是我个人的猜想，而是我在许多刊物上见到的。比如，2002年，有一本发行量很大的传奇类期刊，发表了一篇《建国前后的军长》，里面的军长自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的军长。通观全篇文章，首任军长占绝大多数，但却混杂了一些不是首任军长的军长。一些首任军长被遗忘了。

如果说这本传奇类杂志不是专业刊物，弄错了还情有可原的话，那么，作为国家级的研究党史军史的核心期刊搞错的话，就十分不应该了。比如，某军史核心期刊2（）05年第4期刊发的文章，在编者按语中写道：“吴瑞林将军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十二军首任军长”。其实，人民解放军第四十二军是1948年11月7日，由东北野战军第五纵队改称的，首任军长是万毅。

遗忘比死亡更痛。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军队，一个个体，忘记过去就等于忘本，忘记历史就等于背叛。为了忘却的纪念，我产生了写首任军长的冲动。

历史是很难忘却的。在研究过程中，我发现历史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历史人物一般都在重复、继承、发扬前人走过的成功道路，推进历史巨轮前进。《六韬·上贤第九》言，“无智略权谋”，“王者慎勿使为将”，意思是说，对于没有智略权谋者，君主千万要慎重，不能用这种人做将帅。写作过程中，我一直思考一个问题，能不能从首任军长身上提取将才成功要素，为立志成为将才的读者朋友提供历史智慧、历史韬略、历史思路、历史方法、历史经验呢？拿破仑说过：“工兵和炮兵军官的战术与科学，或许可从书本中学到，但是将才的养成，却只能通过经验和对历史名将作战的钻研才能做到。”本着这样的目的，我开始了为期6年时间的写作，铸成本书。

二

小时候，下军棋，知道棋盘上的“军长”是个挺大的官。除了“总司令”挨炸弹死了要依例翻“军旗”外，军长是最有战斗力和威慑力的。没有想到，长大后，我却与首任军长打起了“交道”，并把他们写了出来。

与军长“打交道”的日日夜夜里，收获真不少。

军长刘飞“告诉”我，学习是一个人一辈子的事。刘飞当兵时，连自己的名字被文书改了都浑然不觉，“萝卜”两个字都认不得、写不来。到后来，他自己能够亲自起草文电、撰写文章。更让我感动的是，刘飞将军在战火纷飞的年代学习识字，是以打死一个敌人，文书教识一个字为条件学来的。有一仗他消灭了10多个敌人，文书果真教他10多个字。写刘飞时，我懂得了人不学习是不行的，学习就要克服困难，持之以恒。

“万岁军”军长梁兴初和在长征中被遗弃的滕海清军长“告诉”我，人生要有志向。在“肃托”运动中，梁兴初被抓起来，五花大绑在庙宇的大柱上，在即将砍头的时候，他仍怀着对党一片忠心，一直坚持到被罗荣桓赶到救走。红四方面军长征途中曾下过一个“受伤的营以下干部就地疏散”的命令，滕海清因身份是“排长”，最终被遣散在长征途中，但滕海清不改初衷，硬是顽强地跟随队伍走完长征，最终成为一名出色的军长。军长们用自己的经历告诉我一个浅显的道理：纵然一千次被击倒，也要一千零一次地站起来，实现自己的志向与理想。

第四军首任军长王世泰“告诉”我，为官做人不讲政治不行。当年，王世泰去给毛泽东汇报国共合作期间平息国民党安定县县长蓄意制造的瓦窑堡摩擦事件时，毛泽东问政治谁负责？军事谁负责？王世泰一一回答后，当毛泽东再问政治军事谁负责时，王世泰被问得答不上来。毛泽东说：政治问题是大有文章可做的。从此，王世泰在政治上不断成熟起来，走向了更高的领导工作岗位。

而第三军首任军长许光达却用“让衔”的故事“告诉”我，人的一生，对名呀、利呀、官呀、位呀不必太讲究，要讲究的是“踏实”两个字。踏实做人，踏实为官，踏实做学问。

在与军长们“打交道”的日子里，似乎一位位慈祥的老人、一个个威严的将军，在手把手地教我如何做人！

三

其实，一个人的一生就那么几个精彩片断，首任军长也不例外。因此，我在书写过程中，择其精彩片断，串其一生经历。比如，爱“玩”的十五军首任军长秦基伟，二十五军首任军长成钧的“胆量”，一生讲“信念”的三十七军首任军长张世珍等等，我都尽我所能地去挖掘军长们的资料，让他们的音容笑貌，鲜活地“站”到读者面前。

本书能够写成，除了感谢解放军档案馆、总政治部档案馆、南京军区档案馆、沈阳军区档案馆外，我首先要感谢的是《党史博览》杂志社的副社长秦相启先生和编辑郑国伟、江融冰、栗春雷先生，是他们支持并率先在《党史博览》杂志，自2006年1月至2011年7月进行了长达5年多时间的连载。

其次，我要感谢当事人和为当事人整理留存文字资料的作者和出版者。我一直秉持一个观点：从事党史军史研究工作，不管是撰写纪实作品，还是编纂史料文献，都要铭记和感谢当事人。因为所有历史，都是当事人亲力亲为的。没有当事人，就没有史实可言。这是其一。其二，撰写和编纂都离不开前人留下的文字，即前人的劳动成果，他们是历史的第一见证人。有了他们的劳动成果，才有后人的续写、研读和编纂。为了感谢他们，我专门把参考过的书目，单独录入作者和出版者等，以表示衷心的感谢。在成书过程中，得到了南京军区政治部首长和编研部领导、浙江省军区首长和金华军分区领导、解放军文艺出版社领导张良村、编辑部领导丁晓平和本书责任编辑钱庆国先生、军事科学院丁伟研究员等老师、朋友的指导、帮助和关爱，在此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

最后，我要感谢我亲爱的读者朋友，你们的厚爱是我写作的动力。我期待着与你们交流。

还需要说明两点的是，一、本书为个人研究题目，在财力、物力、精力上投入有限，写作以占有资料的多寡而决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肯定不少，敬请党史研究者、知情者和读者朋友批评指正。二、对重大事件（文中不便展开的）、重要人物（非主人公）等做了必要的脚注。尽管脚注会影响阅读进度，但对了解更多内容是有所帮助的，望读者朋友见谅。

作者

2014年4月于金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