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太祖起事至洪武建元以前
三代以下，名为禅让，实乃篡夺，得国惟以革命为正大。革命之起，急于称帝称王者，篡夺之心理也，惟以吊民伐罪为号召，则必不以己身之名号驾乎为国为民之上。亦有虽不知革命意义，而自量其不足争名号，惟挟其狡健乘乱以侥一时之利者，若群雄中之方国珍，不称名号，而反侧甚久，虽无大志，究不失自知之明，其卒以善终，即其智足自卫。至元之遗忠，由《明史》强列于群雄者，自当别论，其余则无不急于窃号以自娱。太祖依郭子兴以起，子兴起于濠州，与孙德崖辈四人局处一城，未久即为芝麻李余党彭大、赵君用所凌占。彭、赵据濠以称王，子兴反恃太祖得滁而走依之，然即欲称王于滁，为太祖劝阻而勉辍，遂无聊而死。至太祖既下集庆，元集庆路，太祖改应天，即今南京。又得沿江诸郡，始设元帅府及行中书省，自总省与府之事以统军民之政，不过仍元代官署之名为治理之作用而已。元惟仇视汉人，于南人尤甚。太祖起自南方，所至礼其贤隽，得徽州后，邓愈荐徽儒李升，召问治道，对以“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三语，太祖善之。就此三语，即可见非当时群雄所能了解。高筑墙，则非流转飘忽之劫盗；广积粮，即非妨农旷土随地因粮之饥军，必如此而后可以救离乱；再以缓称王为不窃名号之表示。太祖善之，此实可信其非浮慕，有事实可证也。至正十六年三月，始下集庆，前一年，先由和州取太平，其间分徇近邑，兵事正剧，乃十七年五月，纪书：“上元、宁国、旬容献瑞麦。”其急倡农务可知。十八年二月，太祖以军兴民失农业，乙亥，以康茂才为营田使。此皆并世所无之事，不惟倡乱之群雄所未暇，即元之行省又何尝念及此也。至称号一事，终以仍用元代官名无从表异于为元之义军，故于十六年七月称吴国公，而先于十五年奉韩林儿之通檄用宋年号，此非心服刘福通及林儿，为种族之见，人心思宋，奉宋则名义较安耳。嗣后，至林儿为张士诚军所覆灭，福通见杀，太祖以林儿归，时已至正二十三年，陈友谅败死、张士诚穷蹙之后，乃用林儿名义，进号吴王，犹用林儿龙凤年号。至二十七年，乃以吴纪年，仍无年号，则在林儿已死之后也。林儿本由太祖救安丰时拔回，置之滁州。二十六年，遣廖永忠迎归应天，至瓜步，覆其舟，林儿死。《永忠本传》言：“帝以咎永忠。及大封功臣，谕诸将曰：‘永忠战鄱阳时，忘躯拒敌，可谓奇男子，然使所善儒生窥朕意，徼封爵，故止封侯而不公。’”此可知永忠自希太祖旨，而太祖竟无意于此，特林儿本毫无可拥之呆竖，生死不足计，不以此正永忠之罪耳。太祖自始非受林儿丝毫庇荫，非藉林儿丝毫权势，天下大定，若林儿不死，太祖必有以处之。如汉如夏，力屈来降，犹封以侯爵；郭子兴则追封王爵；若封林儿亦必比于滁阳，及身而止，岂虑其尚有余焰复然邪？廖永忠之瓜步沉舟，实为多事，然太祖若正其罪，反拟以名分归林儿，亦可不必，但心鄙之而已。后来儒生以太祖初用龙凤年号为失策，如《明通鉴》所论，其实亦重视空文，所见与廖永忠相类。总之，不足深论也。
至其戡乱之成功，应外来之机会者半，恃自有之胜算者亦半。当微弱之时，不无以身试验之事；逮规模稍定，即纯以法度裁之，无侥幸求济之事，此为数百年基业所由奠，非奸雄规一时之利者所能及也。太祖当困极为僧之日，居濠之皇觉寺，红军已遍起于徐、颍、蕲、黄，郭子兴以濠应之。太祖思避兵，卜于神，谋所向，去留皆不吉；卜从乱，乃大吉。此非真听命于神也，元之可取，明者知之，但匹夫能否取而代之，此非人谋所能料，从乱军以救死，毫无凭借，将依倡乱之人为凭借，其人又非素有倚信之人，欲往从之，只可以济否托诸命运，故以卜决疑。读史者不当信其卜之有神，但窥其当疑而疑，便非奸人走险举动。夫子兴则平常一倡乱者耳，收容太祖非有真知，猜疑太祖亦无定识，幸自始即得其以养女马公女相配，所配又即最有意识之高皇后，得向子兴妻时时调护，而太祖乃由子兴所任军职之名义外出收军，豪杰归向，一朝开国诸元勋大半结纳于此时。人才之所由聚，大抵由元忌南人，南人尤多在草泽，特无可与共事之人而未出耳。共有效死之计，得可信重之人而效命，宜其相踵而至耳。在子兴军中有亲冒矢石之危，且曾为孙德崖军所执而欲加害，有张姓者力止之，乃与子兴所执之德崖交换释还，此皆微弱时之不无赖有天幸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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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史在史学上之位置
凡中国所谓正史，必作史者得当时君主所特许行世。然古多由史家有志乎作，国家从而是认之；至唐，始有君主倡始，择人而任以修史之事，谓之敕撰。敕撰之史，不由一人主稿，杂众手而成之。唐时所成前代之史最多，有是认一家之言，亦有杂成众手之作；唐以后则修史之责皆国家任之，以众手杂成为通例。其有因前人已成之史，又经一家重作而精密突过原书者，惟欧阳修之《新五代史》足当之，其余皆敕撰之书为定本，私家之力固不足网罗散失以成一代之史也。《明史》即敕修所成之史。在清代修成《明史》时，有国己将及百年，开馆亦逾六十载，承平日久，经历三世。着手之始，即网罗全国知名之士，多起之于遗逸之中，而官修之外，又未尝不兼重私家之专业，如是久久而后告成，亦可谓刻意求精矣。既成之后，当清世为史学者，又皆以尊重朝廷之故，专就《明史》中优点而表扬之，观《四库提要》所云，可以概见。然学者读书，必有实事求是之见，如赵翼之《廿二史札记》，世亦以为称颂《明史》之作，其实于《明史》疏漏之点亦已颇有指出，但可曲原者仍原之，若周延儒之入《奸臣传》，若刘基、廖永忠等传两条中所举，史文自有抵牾之处，一一又求其所以解之，惟乔允升、刘之凤二传，前后相隔止二卷，而传中文字相同百数十字，不能不谓为纂修诸臣未及参订。其实《明史》疏漏，并不止此，间有重复，反为小疵，根本之病，在隐没事实，不足传信。此固当时史臣所压于上意，无可如何，亦史学家所不敢指摘者。且史既隐没其事实矣，就史论史，亦无从发见其难于传信之处，故即敢于指摘，而无从起指摘之意，此尤见隐没事实之为修史大恶也。
《明史》所以有须隐没之事实，即在清代与明本身之关系。清之发祥，与明之开国约略同时，清以肇祖为追尊入太庙之始，今核明代《实录》，在成祖永乐间已见肇祖事迹，再参以《朝鲜实录》，在太祖时即有之。至清之本土所谓建州女真部族，其归附于明本在明太祖时。建州女真既附于明，即明一代二百数十年中，无时不与相接触。《明史》中不但不许见建州女真，并凡女真皆在所讳，于是女真之服而抚治，叛而征讨，累朝之恩威，诸臣之功过，所系于女真者，一切削除之。从前谈明、清间史事者，但知万历以后清太祖兵侵辽沈，始有冲突可言，亦相传谓清代官书所述征明等语必不正确，而《明史》既由清修，万历以后之辽东兵事叙述乃本之清代记载，求其不相抵触，必不能用明代真实史料，而不知女真之服属于明尚远在二百年之前。凡为史所隐没者，因今日讨论清史而发见《明史》之多所缺遗，非将明一代之本纪、列传及各志统加整理补充，不能遂为信史。而于明南都以后，史中又草草数语，不认明之系统，此又夫人而知其当加纠正，不待言矣。从古于易代之际，以后代修前代之史，于关系新朝之处，例不能无曲笔，然相涉之年代无多，所有文饰之语，后之读史者亦自可意会其故，从未有若明与清始终相涉，一隐没而遂及一代史之全部。凡明文武诸臣，曾为督抚镇巡等官者，皆削其在辽之事迹，或其人生平大见长之处在辽，则削其人不为传。甚有本史中一再言其人自有传，而卒无传者，在史亦为文字之失检，而其病根则在隐没而故使失实。此读《明史》者应负纠正之责尤为重要，甚于以往各史者也。
明史体例
史包纪、志、表、传四体，各史所同，而其分目则各有同异。《明史》表、传二门，表凡五种：其《诸王》、《功臣》、《外戚》、《宰辅》四种为前史所曾有，又有《七卿表》一。种则前史无之。明之官制，为汉以后所未有，其设六部，略仿周之六官，魏以录尚书事总揽国政，六曹尚书只为尚书省或中书省之曹属，直至元代皆因之，明始废中书省，六部尚书遂为最高行政长官。又设都御史，其先称御史大夫，承元代之御史台而设，谓之都察院。六部一院之长官，品秩最高，谓之七卿。此制由明创始，故《七卿表》亦为《明史》创例。
传则《后妃》、《诸王》、《公主》、文武大臣相次而下，皆为前史所已有。其为专传者，除《外国》、《西域》两目亦沿前史外，尚有十五目，而前史已有者十二目，前史未有者三目。前史已有者：《循吏》、《儒林》、《文苑》、《忠义》、《孝义》、《隐逸》、《方伎》、《外戚》、《列女》、《宦官》、《佞幸》、《奸臣》；前史所无者：《阉党》、《流贼》、《土司》。此亦应世变而增设，其故可得而言。
宦官无代不能为患，而以明代为极甚。历代宦官与士大夫为对立，士大夫决不与宦官为缘。明代则士大夫之大有作为者，亦往往有宦官为之助而始有以自见。逮其后为他一阉及彼阉之党所持，往往于正人君子亦加以附阉之罪名而无可辨。宪宗、孝宗时之怀恩，有美名，同时权阉若梁芳、汪直，士大夫为所窘者，颇恃恩以自壮，后亦未尝以比恩为罪。其他若于谦之恃有兴安，张居正之恃有冯保，杨涟、左光斗移宫之役恃有王安，欲为士大夫任天下事，非得一阉为内主不能有济。其后冯保、王安为他阉所挤，而居正、涟、光斗亦以交通冯保、王安为罪，当时即以居正、涟、光斗为阉党矣。史言阉党，固非谓居正、涟、光斗等，然明之士大夫不能尽脱宦官之手而独有作为。贤者且然，其不肖者靡然惟阉是附，盖势所必至矣。其立为专传为《明史》之特例者一也。
集众起事，无根据，随路裹胁，不久踞城邑者，自古多有。自汉黄巾以下，其事皆叙入当事之将帅传中，无有为立专传者。惟《唐书》列《黄巢传》谓之“逆臣”，与安禄山等并列。明白唐赛儿起事，于永乐年间为始，其后正统间之叶宗留、邓茂七，天顺间之李添保、黄萧养，成化间之刘千斤、李甏子，正德间之刘六、刘七、齐彦名、赵疯子及江西王钰五、王浩八等，四川蓝廷瑞、鄢本恕等，嘉靖间之曾一本，天启间之徐鸿儒，崇祯初之刘香，亦皆见于当事将帅传中。其特立“流贼”一传，所传止李白成、张献忠，盖以其力至亡明，与黄巢之亡唐相等，特为专传。明无拥兵久乱之逆臣可以连类，遂直以此名传。而民变之起，则由民生日蹙，人心思变，可为鉴戒。其立为专传为《明史》特例者二也。
西南自古为中国边障，《周书·牧誓》有庸、蜀、羌、鬃、微、卢、彭、濮之人，武王率以伐纣。战国时庄罡乔王滇，汉通西南夷，唐设羁縻州。自湖广而四川，而云南，而贵州，而广西，广阔数千里，历代以来，自相君长，中朝授以官秩，而不易其酋豪，土官土吏，久已有之。但未能区画普遍，至元而司府州县额以赋役，其酋长无不欲得中朝爵禄名号以统摄其所属之人，于是土司之制定矣。明既因元旧，而开国以后亦颇以兵力建置，其官名多仍元代，曰宣慰司，曰宣抚司，曰招讨司，曰安抚司，曰长官司，率以其土酋为之，故名土司，但亦往往有府、州、县之名错出其间。嘉靖间，定府、州、县等土官隶吏部验封司；宣慰、招讨等土官隶兵部武选司。隶验封者，布政司领之；隶武选者，都指挥领之。文武相维，比于中土，盖成经久之制，与前代羁縻之意有殊，但终与内地郡县有授任之期有考绩之法者不同，故与郡县相别叙述。其立为专传为《明史》之特例者三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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