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分析宋代词人的文化精神之所以产生的背景时说：宋代的一项基本国策是崇文抑武。宋朝是一个以成熟的文官制度为基础、文化高度发达而君主专制和中央集权空前强化的封建王朝，加之理学思想的日益浸染，使得宋代词人在注重内在修养，勇于承担社会责任的同时，亦去大胆追求个性自由、人格独立，而且还能够沉于耳目声色之娱而悠闲自得；可以在国难当头之际血洒沙场，高歌“金戈铁马”，又可以在纸醉金迷中去偎红依翠，浅酌低唱。《浅酌低唱》对宋代词人这种双重人格既对立又统一的现象及其内涵的成功解析，无疑是当代宋词研究领域的一大亮点。

《文化中国：永恒的话题丛书》以高文化品位为内涵，从文化的特定视角来重新解读(而非直接面对)某些重大的历史或文化主题，特意选择那些人们普遍感兴趣即茶余饭后可供谈资的历史事件或人物作为题材，以确凿的史料为根基，用新的视角或现代意识，采取富有文采、生动流畅的散文笔法和图文并茂的形式，对其进行历史阐释和文化反思，折射出某些文化精神。浓郁的文化观照和历史反思是该丛书的特色。该丛书强调“可操作性和持续发展的张力”，即灵活多样和巨大的包容性，作为一个长期的品牌选题，视具体情况，分为若干辑陆续推出，逐步完成对文化中国重大历史、文化主题的另样解读，形成一个大众精品系列群。该丛书已出版三辑19册。本书为丛书的其中一册。

引言

一、我生存，我享乐

 优遇之幸与诗意享乐

 “士不遇”情结人谈化

 宽松下的精神禁锢

 旷达心态的形成

二、词人心态与价值取向

 茶坊酒肆中的词客风流

 情理冲突与词人心态

 词体与词人

三、多彩的人生体验

 纵情享乐与随缘自适

 忧患意识与风月痴情

 勇担道义与英雄失路

四、人生类型的个案分析——以柳永、欧阳修、苏轼、秦观、辛弃疾、美夔为例

 “忍把浮名，换子浅斟低唱”——世俗人生意趣的典型柳永

 “虽游戏作小词，亦无愧唐人《花间集》”——作为词人的欧阳修

 “此生天命更何疑！且乘流、遇坎还止”——随遇而安的苏轼

 “便做春江都是泪，流不尽，许多愁”——笃于深情的“古之伤心人”秦观

 “倩何人、唤取红巾翠袖，担英雄泪”——英雄失路的辛弃疾

 “文章信美知何用？漫赢得、天涯羁旅”——旅食权门的江湖词人姜夔

附录

宋代大事年表（960-1279）

主要参考书目

后记

洪迈《容斋随笔》卷五《晋之亡与秦隋异》曾说：“自尧舜及今，天下裂而复合者四：周之末为七战国，秦合之；汉之末分为三国，晋合之；晋之乱分为十余国；争战三百年，隋合之；唐之后又分为八九国，本朝合之。然秦始皇一传而为胡亥，晋武帝一传而为惠帝，隋文帝一传而为炀帝，皆破亡其社稷。独本朝九传百七十年乃不幸有靖康之祸，盖三代以下治安所无也。”再加上宋室南渡后的一百五十余年，宋王朝享国三百二十余年，比唐朝长三十余年，比元朝长二百三十余年，比明朝长四十余年，比清朝长五十余年，在自秦汉至明清的历代封建王朝中，其国祚之长仅比汉少五十余年。因此，洪迈所谓的“三代以下治安所无”虽不免夸耀之嫌，却并非无的放矢。

宋代之所以出现如此长治久安的政治局面，与宋代统治者实行“以儒立国”、“与士大夫治天下”的基本国策有很大关系。宋朝开国之初，鉴于晚唐、五代军人专制，擅主废立的历史教训，实行崇文抑武的政策，汰抑武臣，拔擢文官。不仅“知州事”者多为文人，就连武职也多由文官担任。据统计，宋代133名宰相中，出身进士者约占百分之九十多，余者出身或制科，或博学鸿词科，或词科，无科第的仅9人。宋朝庞大的以文官为主的官僚队伍，是维护高度中央集权的基干力量。为了让这一阶层能够忠心耿耿地为王朝卖命，封建君主又全力提高他们的生活待遇，“恩逮于百官者惟恐其不足”。而“士为知己者死”，受到如此隆遇的宋代士大夫们，也自然会在忠君报国的理念下努力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与之相联系，高官厚禄也为士大夫们纵情享乐提供了最起码的物质保障，再加上最高统治者对“歌儿舞女”式的享乐别有用心的提倡，更加重了士大夫们纵情享乐的意识。但宋人的享乐又是诗意的，他们大都是全能的艺术家，因而享乐中的文化气息很浓，这从当日士大夫阶层文酒雅集风气的盛行就可略见一斑。

宋代完善的科考制度，为广大下层士人名登仕版提供了最便利的条件，使文人士大夫的“士不遇”隋结得以淡化，但基于社会责任感而产生的忧患意识却被强化。士大夫们大都以名节自励，以道义相期，而这与追求个体人格的独立与自由又是相抵牾的。那么，如何消解这个矛盾呢？宋代学术一个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其整合性，儒、释、道三教义理是相互融通的，这为士大夫们消解社会责任和政治义务所带来的压力，求取内心的适意与自足、自由提供了精神支持。儒家积极人世的思想使他们热情参与政治，而道家任自然、轻去就的思想和佛家追求自我解脱的思想又使他们能超然对待人生的荣辱得失。在其位则谋其政，不在其位时也能以旷达的心态坦然以处。

优遇之幸与诗意享乐

后周显德七年(960)，赵匡胤在陈桥驿(今开封东北)发动兵变，篡后周帝位而代之以宋。

赵匡胤以武臣身份夺得后周政权，他亲身体验过武人跋扈对皇权的严重威胁。鉴于唐末藩镇拥兵横行之祸及五代各朝权臣悍将篡夺帝位之风，宋代立国之初即实行抑武崇文的政策。朝廷一面裁抑武臣，一面优遇文士，高其官职，厚其俸禄，“恩逮于百官者惟恐其不足”。宋代的官员不仅任职期间俸禄优厚，而且退休或离职后，仍以“祠禄官”的身份从朝廷领取不菲的官俸。这种以高官厚禄来笼络官员的做法，作为宋代的一项“基本国策”，始终未变。给赐优裕，利弊各半。既培养了不少慷慨报国的忠勇之士，也使许多士大夫养成了奢侈享乐的恶习。因为，既然有丰厚的俸禄可满足奢华生活的需求，朝廷又积极鼓励大家“多积金帛、田宅以遗子孙，歌儿舞女以终天年”，官员们的享乐意识自然会日渐膨胀，纵情享乐之风随之迅速弥漫朝野上下。王得臣《麈史》卷二载：宋庠、宋祁兄弟二人曾“就学安陆，居贫。冬至，召同人饮，元宪(庠)谓客曰：‘至节无以为具，独有先人剑鞘上裹银得一两粗以办节。’(祁)乃笑曰：‘冬至吃剑鞘，年节当吃剑耳。”’可就是当日这个清贫寒酸的宋祁，一旦发迹，立即纵情享乐起来。钱世昭《钱氏私志》载：“宋庠居政府，上元夜至书院内读《周易》，闻其弟祁点华灯拥歌妓醉饮达旦。翌日谕所亲令诮让云：‘相公寄语学士：闻昨夜烧灯夜宴，穷极奢侈，不知记得某年上元同在某州州学内吃齑煮饭时否？’学士笑曰：‘却须寄语相公：不知某年同在某处州学吃齑煮饭是为甚底？”’给赐优裕，为文人士大夫纵情享乐提供了最根本的物质保障。

宋代的文化相当发达。陈寅恪先生曾指出 “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宋代的官员绝大多数出身进士，是有高度文化修养的士大夫。文化修养高了，便不屑于像晋人石崇、王恺那样仅仅以变态的争豪斗富来达到享乐的目的，这只是暴发户的低级趣味。宋代士大夫们所追求的是一种诗意的、高品位的享乐——物质的享受固不可少，但精神的满足才是享乐的终极意义之所在。据魏泰《东轩笔录》载：宋祁晚年知成都，“每宴罢，开寝门，垂帘燃二椽烛，媵婢夹侍，和墨伸纸，远近皆知为尚书修《唐书》，望之如神仙焉”。宋祁的这种文化享乐方式，令后世文人艳羡不已。清代的王士稹即说：“丽竖燃椽烛，远山磨喻麋，此老一生享用，令人妒煞。”一般而言，宋人这种诗意的文化享乐最典型的表现方式，通常是在绣幌佳人轻歌曼舞的氛围中浅酌低唱——“飞觞举白，目断巫山之暮云；缀玉联珠，韵胜池塘之春草”。具诗、酒、佳人三美，方能臻达曼妙无伦的享乐境界。如晏殊喜招宾客宴饮，往往以歌乐相佐，然后亲自赋诗“呈艺”；苏轼被贬黄州时，“每用官妓侑觞，群姬持纸乞歌词，不违其意而予之”；而南宋张鎡举行宴会时出来侑酒的歌者乐者竞多达百人。P6-P9

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在中国历史上对各族人民的生存和发展产生过深远影响，对世界文明做出了杰出贡献。尤其是它的内在精神已渗透到炎黄子孙的血脉中，其影响是弥久深远的；当代中国人——无论是谁，都无被不深深地打上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烙印。

历史的车轮行驶到今天，中国传统文化无疑是社会主义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建设的宝贵资源。对于传统文化，我们的态度是，立足于当代中国，从我们的问题或我们的精神需要出发，以新的视野或现代意识，对中国文化中某些被反复咏叹的东西给以重新观照或解读。

现代派诗人、著名文学史家闻一多先生宣称：“一般人爱说唐诗，我却要说‘诗唐’——懂得诗的唐朝，才能欣赏唐朝的诗。”如果善于理解这种逆向思维的丰厚内涵，并由此引申开去的话，那么，我们则想说：中国文化虽早已成为国人耳熟能详的话题，但假如只满足于平面式的浅尝辄止，就很容易指木为林或见林失木，最终反倒是空泛无得并且莫知归依了。所以，我们现在才尝试着变换习惯性的认知方式，移果就因、因反作正，从文化的特定视角来重新解读而非直接面对某些重大的历史或文化主题，特意选择那些人们普遍感兴趣即茶余饭后可供谈资的历史事件或人物作为题材——这是一些世世代代都在反复谈论的话题。问题在于，今天应先用一种什么样的眼光和口吻重新谈论它。我们力求以扎实确凿的史料为根基，采取富有文采、生动流畅的散文笔法，对其进行多元观照与文化透视，反映重大历史、文化主题，并给予历史阐释和文化反思，折射出某些文化精神。缘此而往，就有可能寻找到另一扇尚未被开启的门扉，那里面当有着不尽胜境、无限风光等待着我们去发现、辨理……所以，本丛书强调知识性，但不是一般性的知识读本；强调学术根基，但不是纯粹的学术专著；强调可读性，但不是违背史实的任意杜撰；强调个人新见，但不是只顾新异的凿空立论和华而不实的游戏笔墨。浓郁的文化观照反思和深刻的历史反思，是本丛书的特色和宗旨。

本丛书中的每一种，都精心选择国内在各自领域有造诣的专家学者撰写，注重深人浅出、雅俗共赏的叙述方式，采用图文并茂的表现形式，选择相关的、经典的图片，采用彩色插页和黑白附图(编者按：本丛书采用了少数今人作品，因无法与原作者取得联系，恳请当事人见书后尽快与我们联系，以便寄奉样书、稿酬。)的方式，从而更具有鉴赏价值和收藏价值。本丛书面向中等文化以上的广大读者群，使其在轻松、趣味盎然的阅读中，得到启迪和收获，以提高综合文化素质和鉴赏品位。

本丛书强调“可操作性和持续发展的张力”，即灵活性和巨大的包容性，作为一个长期的品牌选题，视具体情况，分为若干辑陆续推出，逐步完成对文化中国重大历史、文化主题的另样解读。

本丛书第一辑推出9种，如依类相从取近者归纳的话，大略可以划分为三种范型：

一种是选择若干个体性人物为观照中心，从他们所处的世纪历史大屏幕上，用宏烛幽，凸现其活动轨迹，就异同得失里，以现代人清醒的理性观念，揭示其生成的“合理性”，给出社会一文化意义上的评析。如《专制变奏曲：从吕后到慈禧》，自以男性为中心的封建社会里的几个铁腕女人切入，在特定的社会背景与错综纷杂的人际关系的描述里，显现了专制集权政治在女性独尊时期的特殊形态。如《宿命错位：隋炀帝、李后主与宋徽宗放谈》，评述三个颇具争议却不失典型价值的亡国之君，进而阐释因为专制独裁体制所决定其悲剧命运的深层根源。

又一种是截取某一特定历史时段的大环境，借助某些重要事件作为审察契机和联结链条，剖析、描述相关王朝兴废盛衰的演变过程，在冷静缜密的理性眼光里，也渗透了唏嘘慨叹的深沉感性色彩。如《玄思风流：清谈名流与魏晋兴亡》，评论从传统儒生里生成的清谈名士的新的思维方式和人生态度，那种特具的双重性和不断嬗变，以充实丰富自己思想的与时共进的精神。如《天宝十四载：盛世终结与李杨情变》，特别选择了这个年份作为叙论原点，将中国历史上最著名、最特殊的爱情故事，放在唐代广阔的人文、社会背景上予以重新解构再现。如《秦淮旧梦：南明盛衰录》，述说名士名妓的悲欢离合中融入了一个朝代的兴亡史，而繁华事散，亲历当年遽变惨祸的故老孑遗终于作出认真的反思。如《落日辉煌：雍正王朝与康乾盛世》，强调仅得13年治绩的雍正帝，于康、乾之间承前启后，却独具不可或缺的重要转捩作用；并且分别，以中国历史进程和世界近代的迅猛发展为参照系，多角度审视康乾盛世中的政治、经济、军事、社会风气、学术、文艺等。

再一种是就某一历史时代的文学家群体为研究基点，结合其创作业绩，就相关的个人情怀气质、生活趣味，与周围总体环境、时代潮流、民风习俗等比照对析，以了解那蕴隐于其人其作背后的更深层的主流艺术精神、美学理想和人生价值取向。如《侠心剑胆：唐代诗人的文化精神与人生意趣》，揭示作为时代精神的、被唐代诗人充分张扬出来的人性自觉意识、人格自尊观念和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高举的理想主义旗帜，才是唐诗乃至唐文化之魂，是以后的任何封建王朝所永远不能企及也不可再造的。如《浅酌低唱：宋代词人的文化精神与人生意趣》，指出时代环境决定了宋代士大夫文人的精神双重性和人格分裂，词作为他们感情宣泄的中介，也相应决定了其独特的言情、娱乐功能及传播方式。如《粉墨功名：元代曲家的文化精神与人生意趣》，处在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第一个由异族主宰、种族等级森严的大一统帝国里，元代曲家的思想心态十分矛盾复杂，人生价值取向和生活方式也很独特，所以，元曲(杂剧和散曲)从内容到形式、从风格到情趣都与传统的文学迥异。

本丛书的目的是面向社会广大读书界，自然希望得到更多读者朋友的关注。倘蒙您们指出不足谬误之处，相共切商磋酌，那便是表示了一份浓浓的友情，而我们的欢迎和感谢之情是不言自明的。

2008年初仲春之月于济南玉函山房

近几年来，一直倾心于中国古代文人生命形态的考察、研究，而宋代文人那种精致、平淡、含蓄、高雅的艺术人生尤令我情有独钟。但“倾心”而没有“倾力”，所以一直也没有梳理出一条明晰、条理的研究思路。几次兴致坌然，跃跃欲试，想动手写一点东西，但每次都是茫然搁笔。理路既不清，头绪尚紊乱，何谈写作！虽然如此，那种研究与写作的冲动却越来越强烈。

这时，乔力先生惠然以其主编的《文化中国：永恒的话题》丛书中的《浅酌低唱：宋代词人的文化精神与人生意趣》一书相约，促使我下决心将原来紊乱的头绪梳理一清，写成提纲，获乔力先生与出版社同意，最终便写成了这个样子。本书虽然只是对宋代词人文化精神与人生意趣的扫描，但还是希望能大致反映宋代文人士大夫阶层的文化精神与人生意趣——这当然是奢望，且自忖思考是不成熟的，研究是肤浅的。

非常感激乔力先生的青睐——提携后进是先生一贯的作风；感谢责任编辑不辞辛劳与麻烦，屡次来信予以指导、建议；书中所引用的当今学者的研究成果，有未注明者，尚祈原谅！

张玉璞

2008年3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