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以40余万字的篇幅，首次全景式地、详细真实地展现了以重庆、四川地下党组织与敌特大破坏的斗争，以及仁寿籍田铺、梁(平)大(竹)达(县)、奉(节)大(宁)巫(溪)、华蓥山等四次武装起义为主线的地下党组织在解放前夕对敌斗争中复杂曲折、惊心动魄的历程，披露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史实。讴歌了地下党组织在那场悲壮的斗争中英勇顽强、百折不挠、艰苦壮烈、可歌可泣的事迹。同时揭露了党内叛徒从腐败堕落走向贪生怕死的丑恶嘴脸，并叙述了叛徒的可耻下场。

该书以40余万字的篇幅，首次全景式地、详细真实地展现了重庆和四川地下党组织在解放前夕对敌斗争中复杂曲折、惊心动魄的历程，披露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史实。该书史料丰富、情节惊险，在相同题材的党史资料中最具权威性，有很高的收藏价值和可读性，现已被中国国家历史博物馆作为馆藏书籍订购。

该书以重庆、四川地下党组织与敌特大破坏的斗争，以及仁寿籍田铺、梁(平)大(竹)达(县)、奉(节)大(宁)巫(溪)、华蓥山等四次武装起义为主线，穿插了众多革命英烈和幸存的党的地下工作者的小传，讴歌了地下党组织在那场悲壮的斗争中英勇顽强、百折不挠、艰苦壮烈、可歌可泣的事迹。同时揭露了党内叛徒从腐败堕落走向贪生怕死的丑恶嘴脸，并叙述了叛徒的可耻下场。

阅读该书，你将体会到“革命是痛苦，其中也必然混有污秽和血，决不是如诗人所想象那般完美。”——鲁迅这句名言的内涵；阅读该书，你将发现小说《红岩》背后的真实故事，探寻到小说《红岩》中部分人物的原型，你将在灵魂深处受到一次神圣的洗礼； 阅读该书，你将深刻地认识到当代的腐败分子就是党内的叛徒，他们对党组织的破坏起到了敌特难以起到的作用，因此更具危险性。该书是当前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的一本优秀的教材，是值得党史研究机构、党校、图书馆、大中学校重点收藏的书籍，更是经历那场斗争的党的地下工作者及其亲友必读必藏的珍贵书籍。

前言

新中国万岁！

难忘的1944-1949

第一章 组建中共川东临委的前前后后

 一 川东党组织与上级恢复联系

 二 川东临委的成立和武装起义决策的形成

 三 新组建的重庆市委及其成员

 四 《挺进报》的诞生及其创办人

第二章 下川东起义

 一 彭咏梧、江竹筠夫妇壮别渝州

 二 起义的惊雷震撼下川东

 三 奉大巫支支队浴血奋战和彭咏梧等人壮烈牺牲

 四 其他支队的英勇战斗和分散隐蔽

第三章 梁大达起义

 一 邓照明、刘兆丰撤离秀山受领新任务

 二 梁大达武装斗争的基础和起义的准备

 三 游击队在敌“围剿”中奋勇突围转移

第四章 《挺进报》的攻心战和许建业的被捕

 一 川东临委与川康特委的联系和攻心战

 二 敌人的阴谋和搜捕行动

 三 敌特的内线和祸起萧墙的始作俑者

 四 许建业坚贞不屈却急中出错

第五章 重庆党组织遭受的大破坏(上)

 一 刘国定被捕和李忠良叛变

 二 刘国鋕暂脱险和胡启芬等人不幸被捕

 三 冉益智被捕叛变与刘国定彻底叛变

 四 李维嘉侥幸脱险，急赴成都报警

第六章 重庆党组织遭受的大破坏(下)

 一 刘国鋕等人被捕后经受酷刑考验

 二 陈然被捕坚守气节及蒋一苇等人脱险

 三 王朴、成善谋、古承铄等人被捕舍身取义

 四 王璞、萧泽宽等人商讨应变和敌特破坏扩大

第七章 下川东党组织遭受的大破坏

 一 冉益智为虎作伥和涂孝文被捕叛变

 二 雷震、江竹筠不幸被捕和李青林身处险境

 三 唐慕陶、李青林等人被捕宁折不弯

 四 唐虚谷、杨虞裳等人被捕大义凛然

第八章 华蓥山联合大起义

 一 骆安靖叛变变迫使起义提前举行

 二 英勇壮烈的联合大起义

 三 继续浴血奋战的队伍和敌人的疯狂镇压

第九章 敌特的继续破坏和川东党组织的的不屈斗争

 一 何忠发、袁尊一等人被捕守口如瓶

 二、重整旗鼓成立川东特委和李文祥狱中叛变

 三、川鄂边游击队在逆境中崛起

第十章 恢复中共川康特委的前前后后

 一、由成都工委恢复为川康特委

 二、王字光、贾唯英和成都的学生运动

 三、特委的隐蔽战线和马识途创办《XNCR》

 四、筹划武装斗争和“吃大户”运动

第十一章 川康特委的武装斗争和成都民主群众运动

 一、仁寿县籍田铺的农民武装暴动

 二、荣县暴动流产和冕宁暴动转移阵地

 三、川西南人民武装工作委员会

 四、党领导的成都民主群众运动

第十二章 川西地区武装斗争的曲折发展

 一、恶霸刘文彩袭击武工队，朱英汉英勇牺牲

 二、改变武装斗争策略，肖汝霖等人英勇牺牲

 三、建立两面武装，陈俊卿不幸被捕

第十三章 川康党组织遭受的严重破坏

 一、蒲华辅被捕叛变，华健等人被捕意志如钢

 二、马识途、王宇光等人侥幸脱险

 三、齐亮等人不幸被捕和李维嘉再次脱险

 四、韩子重、王侠夫等人被捕铁骨铮铮

 五、川康党组织转移隐蔽和大破坏的尾声

第十四章 用血与火迎接黎明

 一、在炼狱的烈火中永生

 二、叛徒的可耻下场和党组织遭受大破坏的教训

 三、中共川陈地下组织的恢复与发展

 四、中共川康地下组织的恢复与发展

 五、中共川东地下组织及其武装在黎明前的反击

 六、中共川康地下组织及其武装在黎明前的反击

高尚情操 革命风范

主要参考书目和史料

1947年2月28曰，国民党反动当局在重庆悍然封闭了公开的中共四川省委机关和《新华日报》。3月初，四川省委机关和《新华日报》的全体同志被强迫送回延安，一时，白色恐怖笼罩着山城重庆。

中共四川省委是1946年4月成立的。在此之前，四川各地的地下党组织由中共中央南方局直接领导。四川省委撤离前，领导的地下党组织主要有：重庆市委、成都工委、巴县中，已县委、下川东区工委、南充工委、川北二工委、川南地工委、仁(寿)华(阳)彭(山)特支以及秀山地区党组织、仁寿籍田地区党组织。由于四川省委撤离事发突然，这些分散于四川各地的党组织失去了领导，处于独立作战的状态。他们渴望着突破国民党反动派的政治封锁，听到上级党组织的声音，他们盼望着能尽早得到上级党组织的统一领导。

5月里的一天，在重庆市中区一条熙熙攘攘的街道上，人群中走着一位30来岁、身材魁梧、略微发胖的男子，他身着一套灰色毛料西装，腰间系着一条时髦的玻璃(透明塑料)皮带。此人名叫萧泽宽，公开职业是交通部与金陵大学在江北董家溪合办的中央湿电池厂的会计，同时又是观音岩‘裕中电料行’(中共四川省委在1946年投资的秘密经济机构)的股东兼总稽核，真实身份却是中共巴县地下中心县委书记。

“老萧！我正要找你。”没等萧泽宽反应过来，一个眉清目秀、约有一米六高的男子从人群中陕步走了出来，他抻了抻咖啡色西装，抑制着脸上的兴奋，将萧泽宽拉到路边说：“大姐在上海过生日，让张文澄写信叫我去见了面”，接着又压低了声音说，“我现在重庆市委，还有一个人叫王璞，也想找你，能不能约个时间摆谈一下？”

听了这话，萧泽宽心头不禁一阵激动。面前的矮个子叫刘国定，又名刘仲逸，曾任中共巴县地下中心县委宣传委员兼巴县县委书记，和自己一起工作过，1942年调走。尽管过去萧泽宽偶尔见过他，但双方并不打通横的关系，因为这是党的地下组织的原则。可是，今天却不同，萧泽宽十分清楚，刘国定说的“大姐”是他们熟悉的中共南方局组织部长钱瑛，张文澄则是钱瑛手下的工作人员，也是萧泽宽的熟人，由于曾和刘国定在一起工作的关系和急于想找到上级党组织，萧泽宽相信刘国定介绍的情况。虽然萧泽宽很想知道南方局和钱大姐有什么指示，但考虑到街上不是谈工作的地方，于是同意明天见面再说，刘国定约定的碰头地点在南岸牛奶场，双方便匆匆分手了。

次日上午，萧泽宽从市中区望龙门码头乘汽轮渡船过长江，来到僻静的南山上的南岸牛奶场。这个牛奶场是地下党员刘文楷主办的，刘国定以牛奶场会计主任的身份为掩护，和妻子严炯焘把家安在这里。当萧泽宽被刘国定领进一幢小楼与王璞见面时，刘国定的妻子严炯焘则拖了把竹椅坐在外面，佯装作针线活儿，实际却担任着放风的职责。

初次见面，萧泽宽细细打量着被刘国定介绍的中共重庆地下市委(下辖重庆市和上川东部分地区的党组织)书记王璞，只见他年龄与自己相仿、中等身材、浓眉大眼，棱角分明的长方形面廓透出一种刚毅顽强的气概。王璞一边热情地和萧泽宽握手，一边用浓重的湖南官话表示着同志相会的兴奋。三人落座后，互相交换了情况和对形势的看法。接着。刘国定详细地讲了他到上海的情况：中央委托钱大姐(钱瑛此时担任中共上海中央局委员)管四川党的工作，钱大姐指定王璞负责清理川东的党组织，并交了几个关系：一是秀山地区的组织(下辖川军潘文华部56军内的一个我党的组织)，负责人姓邓，是中共七大代表，从延安派回来的，曾是四川I大学的学生，抗战期间在敌后根据地当过县委书记，打过游击；二是川南(部分地区)的组织(下辖泸州专区的泸县、纳溪、古蔺、江安、长宁、叙永及贵州赤水等地的党组织)；三是下川东的组织(下辖万县地区的党组织)，负责人叫涂万鹏(涂孝文)，也是中共七大代表；四是萧泽宽负责的巴县中心县委(领导着巴县、綦江、南川、永川、荣昌、隆昌、江津、长寿及贵外黔北等地的党组织)。但是，除了刘国定认识萧泽宽外，其余几个组织的负责人，他们都不熟悉。根据党的地下组织的工作原则，这些平行的组织都不允许发生横向联系，因此清理起来难度很大。

萧泽宽略微沉思了一下，经过分析，认为王璞和刘国定的话是可信的。尽管按照党的地下工作原则，没有接头暗号是不能接关系的，但是考虑到失去上级关系的各地下组织，急需与上级取得联系，以利开展对敌斗争，于是便介绍了他所知道的情况：省委撤回延安前，省委副书记张友渔曾告诉他，秀山有个组织，因敌人怀疑他们是民盟而有几个人被捕，由于秀山来信是省委指定他代转的，因此张友渔叫他收到秀山的信立即送给省委，但他并不认识这个组织的负责人；川南组织的负责人廖林生，曾在1945年日本投降后，因失掉与上级组织的关系，通过荣昌的组织(廖原在荣昌工作)与他联系，才与中共南方局接上了组织关系，所以是可以找得到的；对于下川东组织的负责人涂孝文(又名涂万鹏)，他早在抗战初期就认识了，那时他们都在泸州工作。涂孝文调到下川东的万县后，涂与省委间的交通(交通即联络员)是冉益智，他可以通过下面的党员让冉益智带信给涂孝文。介绍完情况，萧泽宽表示设法帮助王璞尽快接上这些关系。

萧泽宽，化名高伯文、李维岗，四川省自贡市人，1917年10月出生于一个盐商、地主家庭。1935年至1937年上半年，萧泽宽先后在杭州、上海读书，参加了学生救亡运动，并为共产党员车耀先在成都主办的《大声》周刊代购邮寄一些进步书刊。1937年5月，萧泽宽奔赴延安，同年8月被派回四川，在成都组织秘密团体，进行抗日救亡宣传工作。1938年2月，萧泽宽加入共产党，同年5月被派到泸州国民党第23兵工厂，从事地下工运工作，先后任中共泸县中心县委执委、常委、职工部长、第23兵工厂总支书记，叙永、古宋、古蔺三县特区委员会组织部长。1940年秋，萧泽宽任中共泸外贓区区委书记，1941年4月，因泸县中心县委遭到严重破坏，萧泽宽按组织上的要求转移到重庆，先后任中共巴县中心县委组织部长、书记。家境富裕的萧泽宽参加革命后，多次从家中筹款用作革命活动的经费，在泸州工作时，有一次将1500块银元交给了中心县委书记陈野苹。当组织上要求他脱离家庭、割断一切社会关系时，他毅然抛弃了优越的生活条件，成为一个艰苦的职业革命者。

在党的地下斗争中，萧泽宽与女共产党员曾昭华(原名曾德璿)相识、相恋，经组织批准，他们于1947年4月结为革命夫妻。曾昭华是江津县双河场人，1917年]2月出生，其父原在重庆地方法院任推事，抗战爆发后辞职返乡，任江津县参议员，是地方上的开明绅士。抗战初期，在成都求学的曾昭华即投身救亡运动，并于1938年春在天府中学入党，同年夏高中毕业后，按照党组织的要求回到重庆，在小龙坎树人学校(时为中共沙磁区委的秘密据点)以教师职业为掩护，从事地下工作。萧泽宽与曾昭华把他们的小家安在江北董家溪中央湿电池厂内，偶尔在星期天相聚，平时曾昭华住在树人学校，萧泽宽则因领导地下斗争的需要，以中央湿电池厂的小家为据点，经常到重庆城里奔波，四处投宿。萧泽宽为人忠厚随和，工作踏实稳健，由于他身体稍微胖些，因此熟悉他的人称之为“胖子”。

这次萧泽宽与王璞会见后，使王璞十分高兴，原以为非常困难的川东党组织的清理工作，没想到这么快竟然有了眉目，他计划和市委其他几个领导分头再联系各自有关的党组织后，尽早报告给钱瑛，以便接受进一步的指示。P1-4

长篇小说《红岩》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一座丰碑。它以重庆和原川东地下党组织对敌斗争为主要素材，塑造了众多坚贞不屈的共产党人的形象。它不但激励了我们这一代人，而且将永远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人们。

长篇小说《红岩》是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完美结合的一部文学作品，它的真实是艺术的真实。虽然《红岩》的艺术真实来源于客观的史实，是客观史实高度的提炼和概括，但是却不能替代史料。当我翻阅这段党史资料时，当我走访亲身经历过这场斗争的革命前辈时，获知了当时的四川地下党组织在对敌斗争中更多的更为复杂曲折、惊心动魄、鲜为人知的感人史料。

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初期，虽然四川地下党组织几经调整变更，但均归中共中央南方局直接领导。1946年4月，四川省委建立，管辖(四)川(西)康两省的党组织。1947年3月初，省委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武力驱逐，被迫撤退回延安。同年5月6日，中央决定将上海中央分局改为上海中央局，管辖长江流域、西南各省党的工作。原南方局委员、组织部负责人钱瑛为上海中央局委员，分管西南各省党的工作。就是在这样的组织背景下，四川I地下党组织于解放前夕，对国民党反动派展开了一场英勇顽强、百折不挠、艰苦壮烈、可歌可泣的斗争。

1947年3月初，在公开的中共四川省委突然被迫撤走、领导中断、消息隔绝、敌焰嚣张、人心浮动的形势下，重庆的地下报《挺进报》和川西的《XNCR》(地下报)，宣传党中央的政策、传播解放战争的胜利消息，犹如黑云压城中突然透出的一线光明，使人们认清了形势和任务，鼓舞了斗志。同年4月、6月，川东和川西(包含西康)两大地下党组织分別与上级恢复联系后，迅速地清理和调整了组织，并按照党中央的指示，为了配合解放战争，减轻解放军在正面战场的压力，在农村发动群众，分別举行了奉(节)大(宁)巫(山)起义、梁(平)大(竹)达(县)起义、华蓥山地区联合大起义和仁寿籍田铺农民暴动，并开展了各种形式的斗争与活动。

正如鲁迅先生所说：“革命是痛苦，其中也必然混有污垢和血，决不是如诗人所想象那般完美。”由于几个在党内身居要职的领导千部被捕叛变，使四川地下党组织遭受了大破坏，100多名党的地下工作者被捕牺牲。在白色恐怖中，党的地下工作者吸取了失误的血的教训，擦干身上的血迹，重新组织起队伍，采取新的策略，继续与敌人展开英勇顽强的斗争，直至迎来了四川的解放，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这段历史中，有许多可歌可泣的事迹和人物，有成功，也有挫折。这些史料大量存在，需要搜集、整理、甄別、编排，使之系统化，形成全貌，成为党史的比较丰富、准确、系统的原始陸资料。因此，我自告奋勇，在广搜博览众多口头和文字史料的基础上，做了一番进一步的工作，写成《血火铸丰碑》一书，历时10年。我认为，写这么一部比较全面地、系统地、如实地反映那段历史的纪实作品是十分必要的。

由于近十年来出现了一些新情况：个别人利用书刊、网络、戏剧等媒介，歪曲那段史实，甚至污辱先烈、为早已钉在历史耻辱柱上的反动分子翻案。这使我更加觉得，及时写成和出版这部纪实作品尤为必要。

所以我坚持不懈地写下来了。

在写作这部作品的过程中，也使我受到深刻的教育，使我对民主革命时期党的地下工作者的高尚革命品格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就解放前夕四川党的地下工作者而言，他们大多是知识分子和小知识分子，有些还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但是他们为了追求真理，为了实现民族和人民的解放，放弃了稳定或优裕的生活，甚至毁家纾难，不惜抛头颅、洒热血。他们具有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坚强的党性、严格的组织纪律和坚韧不拔的革命意志，组成了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进行斗争的一支优秀的队伍。他们思想开放、实事求是，习惯于独立思考和独立作战，具有直言不讳的勇气，不惟命是从，更没有森严的等级观念。解放后，由于极左思想的影响，他们中的一些人长期受到不公正的对待。但他们仍然矢志不渝地忠诚于党的事业。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恢复了历史的本来面目，他们才得以正常地工作和生活。

写这部作品，我先后采访过刘传弗、刘镕铸、李道源、刘雅仪、金臣麟、刘兆丰、刘秋篁、龚定芳、王成志、林友梅、李维嘉、李芳莲、于造邦、萧泽宽、王宇光、王仲雄、马识途、涂绪勋、张岚星、陈伯纯、刘渝明、廖伯康、罗桢、李逸等革命前辈或党的忠实群众。作品初稿完成后，我复印了若干份，分别送萧泽宽、马识途、王宇光、李维嘉、刘兆丰、陈伯纯、刘渝明、廖伯康、胡正兴等革命前辈审阅。他们大都是80岁以上或年近九旬的高龄老人，其中有的老人带病对作品进行认真地审阅和修改。在此，我向上述各位前辈表示深深的感谢和敬意！

还特別需要说明的是：陈伯纯老人在我写作本书过程中提出过一些具体意见，提供了有关的资料。陈老说：“这部书稿收集的资料相当丰富……我很重视这部书稿，这么好的书稿，应尽最大的努力，让它能以更好的容貌面世，为后世留下一部较详细的史料。”廖伯康老人也对这部书稿给予充分的肯定，认为‘这部作品是《红岩》的姊妹篇，是《红岩》背后真实感人的故事’。李维嘉老人审读后，感慨万千，专门赋诗一首：‘恤火丰碑破晓天。《红岩》踪迹溯渊源。严刑不屈悲歌壮，临难弥坚后继贤。历史风云观得失，个人功过费评谈。铭心一事须牢记：大患从来是内奸！”马识途老人为本书题写了书名。萧泽宽、王宇光两位老人为本书写了序言。还有许多亲身经历那场悲壮斗争的革命前辈对本书的写作给予了积极的支持和鼓励。这些都使我深受感动和教育。

由于掌握的史料和采访的范围有限，这部作品的一些细节可能还不够完善或者还有不准确之处，个別有争议的地方还采取了不同说法并存的方式予以处理，欢迎读者给予指正。

中共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共四川省委党史研究室的领导和党史专家们，在这部作品的审阅、出版过程中，给予了宝贵的指导和帮助。我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我谨以此书献给我们伟大的党，献给在那场壮烈战斗中牺牲的革命先烈和幸存的革命前辈！

杨喆

2003年12月于成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