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涉园到商务印书馆，张元济跋涉过的人生旅途极具象征意义。本书从一个侧面揭示出近代中国学术与文化立足于历史与传统的革新之路。揭示出一代学人在社会转型的大趋势下，试图穿透迷茫、超越时尚以重建学术精神价值的卓然风采。

张元济（1867－1959），字筱济，号菊生，浙江海监人，著名学者，中国近代出处文化事业的奠基人。

本书以时代与社会环境的变化为背景，依据张元济学术生涯的几个主要阶段，评述他确立思想宗旨后，在二十世纪新文明事业中的广泛开拓与造就，着重探索张氏在烘托近代知识分子自由精神与独立理想方面取得的实质性进展及其清理民族文化遗产，为学术研究承先启后的非凡贡献，从中展示近代诸子春秋中独具特色的一章。

总序

重写近代诸子春秋

序一

序二

英文提要

前言

第1章 故园新人：进代洗礼中的年轻翰林

 1.1 家学渊源

 1.2 从健社到通艺

 1.3 “戊戌党锢子遗”

第2章 世纪之交：朝向民间的支点转换

 2.1 “汲汲于教育之普及”

 2.2 国民精神的源激及维系

 2.3 引导舆论与建立制衡机制的尝试

第3章 云起龙骧：为输导新知别开生面

 3.1 新式教科书的发轫

 3.2 匠心独运于文化沟通

 3.3 公益文教事业的创举

 3.4 近代语文新潮中的建树

第4章 蔚成大国：塑造学术与文化的自主精神与独立机构

 4.1 文化企业的进退依违之道

 4.2 与社会学术团体结盟

 4.3 春雨润物细无声

 4.4 开拓“公共领域”的典范

第5章 “书来自书”：学术史末篇与引言的叠言

 5.1 涵芬于星离雨散时

 5.2 “学海之巨观，书林之创举”

 5.3 审美意象与逼真境界

 5.4 “扫除学术上二百年之阴霾”

张元济学术行年简表

近人传记中涉及幼年生涯时常会出现两种情形：或是因行踪记载不全而阙如，使后人无由知详；或是借鉴小说中的伏笔手法，通过若干怪异举动的渲染，营造出一种不凡的氛围，以便与后来的发迹遥遥相应。张元济属于前一种情形。我们现在只知道他在1867年10月25日(清同治六年九月二十八日)生于广州，因为他父新张森玉先生(1842—1881年，字云仙，号德斋)，在同治年后历署广东省会同、陵水二县知县，张元济幼时是在粤东度过的。七岁发蒙后，先后从孙钺，汤海帆、朱艺亭、马法、陈楚白、范鸿诰及姨丈刘允中就读，以后又与兄弟一起拜舅父谢榴生为业师。至14岁(1880年)时，即张父过世前一年，才随母亲举家返回原籍海盐。①

海盐张氏一脉久负浙西望族世家之称，自始祖张九成以降隽才代出。从谱系学上说，家学渊源对张元济成年后的性格品行和学术精神起了经久不磨的影响和制约。当他还在广东时，曾听父亲讲述过先祖业迹，并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如始祖张九成先生，这位南宋绍兴进士“正色立朝，敦尚气节，为有宋名臣。”②因在抗金问题上与秦桧立场相左而遭贬，谪居十四年中研学不缀，著述凡二十余种。晚清时宋恕曾赋诗赞他“志伊尹之志，论学直捷痛快”③。十世祖张奇龄的学问、识见俱属上乘，曾主讲杭州虎林书院，人称大白先生，在晚明学界很有声誉。他曾为后代立有家训：“吾宗张氏，世业耕读。愿我子孙，善守勿替。匪学何立，匪书何习。继之以勤，圣贤可及。”张元济后来寓居上海极司菲尔路(今万航渡路)时，还把它镌刻在客厅门上以为警策。

最为张元济景仰的是九世祖张惟赤，这位螺浮公在清顺治、康熙时做了十余年京官，以直言敢谏见称。当时满清人关未久，为防止大权旁落而实施一系列歧视和压制汉族的政策，而他则于众人噤口畏言之际，敢于为保护汉人利益而据理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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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学术，源远流长。春秋战国时期，诸子并起，百家争鸣，呈现了学术思想的高度繁荣。两汉时代，经学成为正统；魏晋之世，玄学称盛；隋唐时代，儒释道三教并尊；到宋代而理学兴起；迨及清世，朴学蔚为主流。各个时代的学术各有特色。综观周秦以来至于近代。可以说有三次思想活跃的时期。第一次为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竞胜。第二次为北宋时代，张程关洛之学、荆公新学、苏氏蜀学，同时并兴，理论思维达到新的高度。第三次为近代时期，晚清以来，中国遭受列强的凌侵，出现了空前的民族危机，于是志士仁人、英才俊杰莫不殚精积思，探索救亡之道，各自立说．期于救国，形成中国学术思想史上的第三次众说竞胜的高潮。

试观中国近代的学风，有一显著的倾向．即融会中西。近代以来，西学东渐，对于中国学人影响渐深。深识之士．莫不资西学以立论。初期或止于浅尝，渐进乃达于深解。同时这些学者又具有深厚的旧学根柢，有较高的鉴别能力．故能在传统学术的基础之上汲取西方的智慧，从而达到较高的成就。

试以梁任公(启超)、章太炎(炳麟)、王静安(国维)、陈寅恪四家为例，说明中国近代学术融会中西的学风。梁任公先生尝评论自己的学术云：“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辈，……欲以构成一种不中不西即中即西之新学派，……盖固有之旧思想既根深蒂固，而外来之新思想又来源浅觳，汲而易竭。其支绌灭裂，固宜然矣。” (《清代学术概论》)所谓“不中不西即中即西”正表现了融合中西的倾向，不过梁氏对西学的了解不够深切而已。梁氏自称“适成为清代思想史之结束人物”，这未免过谦，事实上梁氏是近代中国的一个重要的启蒙思想家，诚如他自己所说“为《新民丛报》、《新小说》等诸杂志，……二十年来学子之思想颇蒙其影响．……其文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感情，对于读者别有一种魔力焉”。梁氏虽未能提出自己的学说体系，但其影响是深巨的。他的许多学术史著作今日读之仍能受益。

章太炎先生在《蓟汉微言》中自述思想迁变之迹说：“少时治经，谨守朴学……及囚系上海，三岁不觌，专修慈氏世亲之书……乃达大乘深趣……既出狱，东走日本，尽瘁光复之业，鞅掌余间，旁览彼土所译希腊德意志哲人之书……凡古近政俗之消息、社会都野之情状．华梵圣哲之义谛、东西学人之所说……操齐物以解纷，明天倪以为量．割制大理，莫不孙顺。”这是讲他兼明华梵以及西哲之说。有清一代。汉宋之学争论不休，章氏加以评论云：“世故有疏通知远、好为玄谈者，亦有言理密察、实事求是者，及夫主静主敬、皆足澄心……苟外能利物，内以遣忧，亦各从其志尔!汉宋争执。焉用调人?喻以四民各勤其业，瑕衅何为而不息乎?”这是表示，章氏之学已超越了汉学和宋学了。太炎更自赞云：“自揣平生学术，始则转俗成真，终乃回真向俗……秦汉以来，依违于彼是之间，局促于一曲之内，盖未尝睹是也。乃若昔人所谓专志精微，反致陆沉；穷研训诂，遂成无用者，余虽无腆，固足以雪斯耻。”太炎自负甚高，梁任公引此曾加评论云：“其所自述，殆非溢关。”章氏博通华梵及西哲之书，可谓超越前哲，但在哲学上建树亦不甚高，晚岁又回到朴学的道路上了。

王静安先生早年研习西方哲学美学，深造有得，用西方美学的观点考察中国文学，独辟蹊径，达到空前的成就。中年以后，专治经史，对于殷墟甲骨研究深细，发明了“二重证据法”，以出土文物与古代史传相互参证，达到了精确的论断，澄清了殷周史的许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