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作者继《大国之魂》后又一部惊心动魄、反思警世的力作。看邓贤的《中国知青梦》能深深感受到，报告文学那种摄人心魄的震撼，不是简单的感动、愤怒、迷茫、混沌、喜悦，更多的是多种感情的复合体，其中的种种人间悲剧和荒诞的闹剧是难以让现在的青年所理解的，红色的年代我们看到的是血色浪漫的疯狂和激情，但是红色的年代可能把血色的东西也溶化到里面，让我们根本分不清，那颜色是血色还是红色。

作品以丰富翔实的资料和强有力的艺术表现，首次披露了知青大返城的内幕和全过程，以及边疆兵团战士的血泪档案。百人卧轨，千人绝食，万人下跪，惊天地泣鬼神！这是一支昨日英雄梦破灭的魂曲，一首中国知青运动悲壮、雄奇而又痛苦、困惑、低回的挽歌。

引子 历史的回声

第一章 母与子

第二章 大治之年

第三章 山雨欲来

第四章 人血不是水

第五章 天降大任

第六章 走向混沌

第七章 广阔天地启示录（创业篇）

第八章 广阔天地启示录（荆棘篇）

第九章 广阔天地启示录（命运篇）

第十章 破釜沉舟

第十一章 暗渡陈仓

第十二章 大卧轨

第十三章 北斗之路

第十四章 谆谆教导

第十五章 是火山总要爆发

第十六章 “三个不满意”

第十七章 瓦釜之声

第十八章 大返城

第十九章 走不出的红土地

尾声 断碣残碑

后记 我要写这本书……

对西双版纳橄榄坝农场七分场的上海女知青徐玲先来说，公元一九七八年十一月十日注定是个不同寻常的日子，因为这一天“学大寨”依然轰轰烈烈，连队依然不放假。

而她却要生产了。

徐玲先今年虚岁三十，从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下乡算起，她的“知龄”已有整整十年。从外表看，这个来自黄浦江畔的上海姑娘比她的实际年龄苍老得多：皮肤黝黑粗糙，手脚关节粗大，眼角过早地堆起细密的鱼尾纹。亚热带烈日和风雨无情地重塑了这个城市姑娘的外部形象和精神气质，使她在“接受再教育”的康庄大道上更加接近当地农妇而不是城里那些四体不勤的知识分子。

早晨起床，她就有了一种不平静的预感，这种预感与其说来自某种生理先兆，不如说来自女人天生的直觉。虽然女知青对于生孩子并没有亲身体验，并且此时距离预产期尚有半个多月，但是她还是切切实实感到了那个重大时刻的猝然迫近。

草草吃过早餐，早餐还是那种一成不变的盐水汤泡饭，然后女知青心烦意乱地朝门外张望了一会儿。晨曦初露，朝霞映红天际，黛色的群山好像波涛一样遮断视线。女知青叹了一口气。她知道自己不可能望见什么，因为孩子的父亲还在学大寨工地上，而学大寨工地远在几十里之外，中间隔了两架大山，于是只好怏怏地拾起一只木耙，拖着沉重的身子朝晒场走去。

自从粉碎“四人帮”，农场兴起会战热，领导层层督战，连队知青便统统开上山去学大寨。名目繁多的会战如同走马灯一般转个不停；什么大战红五月、红六月、红七月……向五一献礼，向七一、八一、十一……献礼；什么社会主义劳动竞赛日，竞赛周，竞赛月；还有无数的即兴会战，挑灯夜战，等等，叫人应接不暇。徐玲先已经记不得连队什么时候放过假，而她和孩子父亲最后一次见面也已经是几个星期前的事了。

女知青被照顾在晒场翻晒粮食。入秋之后，堆积如山的稻谷、玉米需要晒干扬净然后入仓。虽然在连队，翻晒粮食永远是一种对于老弱病残的特殊照顾，但是对于一个大腹便便并且即将临盆的孕妇来说，有时哪怕弯一弯腰也未必是件轻松事。

上午十点，胎儿照例开始躁动，在母腹中左顾右盼，跃跃欲试。未来的母亲幸福地把这种愈见频繁的胎动称之为“做早操”。然而与往常不同的是，半小时后腹痛再次发生，并伴有令人不安的尿道压迫感和腹胀。

一个妇女停下手中活计，关切地询问是否需要叫卫生员来看看?女知青摇摇头。她已经意识到这是成熟的胎儿向母体发出的一种告别的语言，一种要求获得降生权利的迫切信号。

她甚至听见婴儿坠地的呱呱啼哭。

女知青谢绝了妇女的帮助，她没有把临产的消息告诉其他人。生孩子是自己的事，自己的事就得靠自己来做，何况连队距离分场医院不算太远，只有十来里山路，这段距离对于任何勤劳勇敢的当地人包括知青都算不了什么。于是徐玲先回到自己屋里，将事先收拾好的简单行李扛在肩上，然后挪动笨重的脚步，信心百倍地踏上通往医院产房的崎岖小路。

2

西双版纳位于祖国西南边陲最南端，三面与东南亚缅、老、越诸国接壤，面积约三万平方公里，属亚热带季风区。在傣语中，“西双”是数字十二，“版纳”指坝子，即十二个高山坝子的意思。这些坝子好像珍珠一样散落在澜沧江峡谷两岸的崇山峻岭中，被莽莽苍苍的原始森林和森林植被所覆盖，千百年来人迹罕至，野兽出没，因此直至本世纪中叶，西双版纳还是一片与世隔绝和未曾开垦的处女地。

《辞海》载：“西双版纳地区……位于滇南澜沧江两岸，气候湿热，林木茂盛，有‘绿宝石’之称。出产橡胶、樟脑、剑麻、香蕉、菠萝、咖啡、椰子等，并有野象、老虎、犀牛、长臂猿、孔雀和双角犀鸟等珍贵动物。……解放前这里基本上保留着农奴制度，生产停留在刀耕火种时代，疟疾横行，是我国几个死亡率很高的‘高疟区’之一……”P4-6

中国巨轮，乘风破浪，高歌猛进，短短六十载，已屹立于世界强国之林，成为人类文明史的一个伟大奇迹。中国文学，风起云涌，蒸蒸日上，流派异彩纷呈，名家力作迭出，同样令世人瞩目。为庆祝人民共和国成立六十周年，我社启动“共和国作家文库”大型文学工程，力图囊括当代具有广泛影响力的重要作家的代表作品，以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和文学价值观上的人民立场，展示东方文明古国的和平崛起、历史进程、社会变迁与现实图画，表现中华民族的艰辛求索、勇敢实践、创新思想及生存智慧。这套文库，既是欣欣向荣的中国文学事业的一个缩影，也是生机勃勃的转型期中国出版界的一件盛事，其文学价值和社会意义，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日益显示出来。我们同时相信，中国的文学事业将伴着蒸蒸日上的伟大祖国更加繁荣、更加绚丽。衷心感谢中宣部有关部门、中国作家协会和全国广大作家、文学评论专家给予本文库的大力支持。

作家出版社

后记 我要写本书……

我曾经有个埋藏在心底的无比强烈的愿望，就是要写一本关于我们自己的书。

那时候我还在连队当知青，已经当了好些年头，天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学大寨，大干苦干，累得人仰马翻。不知道这样沉重而枯燥的流放生活何时结束，怀念城市和亲人，心中苦闷，就立志写一本书，好记录下我们这一代人的苦难。

怀了这样的愿望，我开始悄悄写一些像模像样的文字，发一些似是而非的牢骚。入夜，当边疆的大地万籁俱寂，同伴都进入梦乡时，我点亮一盏自制的小油灯，那如豆的灯火陪伴我如痴如醉地写，如痴如醉地读，常常不知不觉到东方之既白。读与写原本是人生的一种境界，它能使你精神专注，心境安宁平和，使你的灵魂暂时离开现实的烦恼而得以超脱。这是我后来渐渐从读写中得到的某种安慰和体验。其实小时候我也有过当作家的愿望和理想，甚至我曾经在作业课本上写过一部只有标题的长篇小说。当然那都是一些小孩子的很清浅的念头。我想我真正立志当作家和写书并决心终生矢志不移，这大约要归咎于知青生活的苦闷和愤世嫉俗。

我的学生时代和知青生涯都有过一些令人难忘的挫折，有的挫折很深刻，一直影响着我的命运和人生，至今使人耿耿于怀。比如公元一九七一年，我有幸入选省体委乒乓集训队，但是仅仅过了两个月，一纸通知便决定我的命运。我因家庭出身不好被军代表勒令退回学校参加上山下乡。

我曾经天真的认为，我只有去到一个最最遥远的地方才能逃脱家庭出身带给自己的影响。那里谁也不认识我，我能通过自己的努力来证明自身的价值并取得社会的承认。于是我毫不犹豫报名支边，来到与缅甸北部山区接壤的云南陇川农场。事实证明我对社会历史的认识又一次犯了一厢情愿的错误；出身不由选择，道路亦不由自己决定。家庭出身的阴影牢牢笼罩着我，同时铸就了我的那段长长的难以改变的知青岁月。我曾经毫无希望地奋斗，向党团组织积极靠拢，同时又始终毫无希望地被排斥在一切可能脱离边疆的机遇之外；招兵、招工、招干、上大学、进机关……

我也执意走过极端，宣誓当“扎根派”。扎根是知青中一种无力自拔的绝望的精神宣言。其实谁都明白越扎根越没有希望，但是越没有希望却越要扎根，这就是当时我们面临的社会现实。

我就是在这种心灰意冷和濒临崩溃的精神压迫中找到当作家的康庄大道的。

顺便说一句，我的父亲曾经是一名相当出色的高级工程师，他希望儿子进清华园当一名出类拔萃的建筑师或者桥梁工程师，我却在他进牛棚时去到边疆当了一个蹉跎岁月的知青。然而正是这段浪迹天涯的经历使我走上写作的道路并最终与父亲的愿望也就是清华园的土木工程系彻底无缘。

我要写本书。

我常常在梦中这般呐喊。这句绝望的誓言已经搞得我脆弱的心灵痛苦不堪，它魂牵梦绕地纠缠着我，将那本大书的影子铭心刻骨地烙在我的心底，于是我就常常无端地被这本沉重的大书压迫得喘不过气来。

我渐渐地就负了一笔债务，这笔债务就是自己内心膨胀的愿望和野心。

那时候写书是很神秘的事，作家们都像那些隐没在云端中的雄奇山峰，受人景仰(即使受着批判)，可望而不可即，不似现在这般泛滥和草芥。如果你那时踩着牛粪荷锄归来，或者扒拉着臭烘烘的酸腌菜对人说你要当作家，别人准会瞪大眼睛以为你在说梦话或者神经出了毛病。

我就悄悄写，不敢张扬，亦不敢示人。写日记、随笔、诗词，铺排事件、人物、情节，将许多耳闻目睹的生活素材记录下来，又编成一个个小故事，以备日后写书时用。我还尝试写了一个相当有想象力的电影剧本，主人公自然是个无所不能的共产党员，出生入死勇斗顽敌，同寝室一位上海阿拉看了，说还有点《西游记》的味道。

不管怎么说，那个膨胀的野心勃勃的愿望已经如同种子般在我心里顽强地扎下根来，我为自己也为我的那个充满苦难意味的时代拿起了笔，走上了这条布满荆棘的地狱之路。

我要写本书！我能成功吗？

夜深入静，我久久凝视着边疆深邃的夜空和剪影般的山峦这样想。漫漫长夜，我并不知道黑夜何时是尽头，如同我并不知道自己命运的出路在哪里一样。

后来时光终于来到那个万众欢呼的公元一九七七年岁末。

在我的不算太长的有限的人生经历中，能够称得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命运攸关的大事件有过两次：一次是被军代表判为异己分子赶出乒乓集训队，它使我从此破灭了少年人的理想并开始了长达七年的知青生涯。我从这里开始了自己走向社会历史的人生第一课。

另一次就是发生在一九七七年岁末的那场举国瞩目的高考改革。

其实也算不上改革，只不过恢复了考试而取缔了那种貌似民主实则娼妓一般的所谓推荐制度而已。考试是一种公平竞争，在社会尚未进化到产生更科学合理的选拔制度之前，这种形式至少能够保证我们每个人的智力因素和文化准备都能受到同一尺度的检验。我没有想到，我要写一本书的崇高愿望竟然在这次考试场上得到一个小小的报偿。

我和我的同伴们都是从学大寨工地上打着赤脚走进考试场地的。成百上千的考生(知青)好像随波逐流的溺水之人，他们全都不顾一切地绝望地扑向一只路过的小小的舢板，尽管他们全都清楚舢板只能搭载他们之中的千分之一。

这只舢板就是一九七七年的高考。

我坚信我能成为这千分之一的幸运者。不管怎么说，我是在参与公平竞争，考分面前人人平等，我们凭能力而不是父母的权杖去叩开大学之门。在考场上，我们面对一个公正的裁判，那就是考卷。我们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没有出身尊卑、血统贵贱之分。每个人都是选手，你必须靠你的出色表现而不是你的父母来证明你的优胜地位。

我从来笃信“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理论。优胜劣汰是一条不可更动的自然法则，你如果不想让狼吃掉，你最好先变成一条狼。

人自然不是狼，那么你就争取变得比狼更强大些。当我坐在一九七七年云南边疆的那间用作高考考场的简陋教室里时，我容光焕发信心百倍。我想我一定能打败这头恶狼般的命运，扼住它的喉咙把它一口口撕成碎片。

我拧开钢笔帽在试卷上写下自己的姓名时，我的手因为亢奋而不由自主颤抖起来。我想我当时的表情一定好像一个即将获释的囚犯。

往后的过程，就如同每一个参加过高考的考生所经历的一样：短暂，忘我，屏息静气，文思枯竭或泉涌。我记得我最得意的拿手好戏是作文，我不仅一口气做完了两道选择作文题，在卷尾附纸写了一首打油诗，而且还比规定时间提早将近半小时交卷。

我一定要上大学。我一定要当作家。我对自己说。

后来又过了难熬的几个月，翌年春天终于有了消息，我因为坚定不移报考了三个中文系而被其中一所重点大学录取。我更没有想到的是，就在我蓬头垢面东张西望地跨进该大学大门那一天，《云南日报》竟以很大篇幅，配以醒目标题和鼓舞人心的编者按语全文发表了我的高考作文。

这便是我有生以来被印成铅字公之于众的第一篇作品。我的作文！

那时候我全部的自信心好像一根压缩到极限的弹簧那样猛然反弹回来。  我为什么不能写一本书呢？

我沉浸在幸福的遐思中快乐地想。

上中文系就意味着做了半个作家，中文系是作家的摇篮。几乎所有中文系大学生都是这样理所当然地理解自己的专业和使命。

不想当作家，你干吗上中文系？这种情形同边疆知青的自卑情结恰恰相反，中文系大学生个个都是自命不凡的天之骄子，是未来诺贝尔文学奖的候选人，是中国文坛和人类文学事业的希望。我们涂抹了自己的愿望，把文学的地位和功能夸张到无所不能的地步，仿佛世界上每个人离开文学便要有缺氧窒息的危险一样。

在这样的环境里，我理所当然地学习了许多有用和没有用的知识，感受到许多有益或者无益或者有害的情绪和氛围，讨论了许多切实的或者空洞的或者又切实又空洞的问题。总之我失败了。整整四年过去了，我什么也没有写出来，不仅没能写一本书，而且连篇像样的文章也没能发表。

其实写作原本是个朴素的愿望，当它被许多炫目的光环所笼罩，我们便失去了愿望本身。

尽管我们都崇尚辉煌，但是事实上我们每个人都无法逃脱平庸的结局，即使伟人也不例外。你写了一本书，同工人盖一幢楼，士兵打一次仗，农民收割一片庄稼有什么区别呢？你那些繁琐而漫长的人生中的每一次呼吸，每一个动作包括你蹲在街头同农民讨价还价都因此不平庸了么？

我是在过了很多年之后才弄明白这个道理的。当我弄明白这一点，就开始变得心平气和起来。

事实上我就读的那个中文系同全国所有大学的中文系一样平庸，我们什么也没能改变，只是改变了自己。

我要写一本书。

一九八二年初大学毕业，我选择了留校任教的职业，从此开始了并非一帆风顺的写作生涯。

中国文学的事业源远流长，兴旺发达。但是我很快认识到文学并不是一条康庄大道而是一条山间窄道，无论道路怎样曲折陡险，山间半道上总是挤满许多受苦受难的文学爱好者。

我想我也是这众多受难者中的一个。

我这个人，原本不属于那种有恃无恐才气飞扬的一类，什么动辄下笔万言，短篇不过夜，中篇不过周，长篇不过月，统统令我汗颜。我的写作，有如蜗牛之爬行，身后留下一条长长的汗水和辛劳的印迹，那自然是极缓慢极艰辛的事业。好在我笃信“勤奋出天才”的信条，每日闻鸡起舞，日日写作达十余个小时，从不间断。小时候听外婆讲乌龟和兔子赛跑的故事，我想我就是那只才气平平又不肯认输的乌龟，常常夜深人静还在趁人家睡觉时赶路。

一九八四年，我接连发表了几部短篇小说，其中处女作《在亚热带荒原上》(载《边疆文艺》一九八四年一期)，发表前竟反复修改达八遍之多。第二年中篇处女作《请与我同行》(载《个旧文艺》一九八五年四期)问世，四万余宇小说，前后修改九遍，稿纸摞在一起达半尺厚。

曾在不少场合听人高谈阔论，尤其一些青年作家，常常自诩长篇小说一挥而就，从不修改。更有北京一位才子，在报纸上介绍自己的创作历程，“那些故事、人物、句子一个劲咕嘟嘟往外冒”，跟阿拉伯石油一样。

我不禁惭愧。同是弄文学，弄得这般差别，实在是人跟人不一样。我以为写作如同掘进，每掘入地下一尺都要付出许多艰巨的劳动，并非每口井都会咕嘟嘟往外冒财富，且不说还有打废井或者打错了地方的时候。

我从不忌讳谈论自己的失败。在我的书橱里，至今仍珍藏着几乎整整一抽屉写废的稿纸，将它们摞起来足足有一米高，总有两三百万宇吧。我之所以珍藏它们，是因为这些废稿上凝聚着我的心血，真实记录着我在文学道路上起步时趔趔趄趄和摔跤的脚印。

应该说我还是幸运的。到一九八八年，我在全国各地报纸杂志上已经发表大量作品，计有诗歌、散文、中短篇小说、剧本、理论评论等等，约近百万字。其中若干作品相继获奖，我也于一九八五年先后加入省、市作家协会。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改革开放的大潮席卷中国。

对于一个长期有着禁欲(人欲、物欲)传统的古老社会，这场革命的意义绝不仅仅在于解决温饱，它的巨大功绩首先在于解放了人的精神，改变了人的价值观念，从而促进生产力发展。

“商品经济”，这个已经被欧洲人谈论了几百年的名词终于幽灵般出现在中国大地上。

随着社会飞速向前，一大批文人却失落了。

一九九一年，我重返旧地昆明，遇到一位据说已经发起来了的朋友。朋友当年是个热心的文学青年，很崇拜我的。那天他眯着一双闪烁的小眼睛同我寒暄，寒暄之后问我做什么。我就说我还在写作。他忽然吃惊地睁大眼睛，然后就怪诞地干笑起来，那笑声仿佛责备我开了一个过时的玩笑。

曾几何时，文人头上的光环已不复存在，精神贵族的优越感消失殆尽，人声鼎沸的文学小道上不再拥挤(这并不意味文学之路因此通畅)，那些曾经对作家顶礼膜拜的文学青年早已人去楼空。八十年代的人们不再崇尚虚名，崇尚精神导师，他们学会相当现实地谈论金钱、谈论享受和如何使自己的生活富裕起来。

作家的书卖不出去(当然不乏很有水平的阳春白雪的书)，地摊文学却到处泛滥。孔乙己的后代们又站着喝酒，愤愤不平地咒骂万恶的个体户。老板成了时尚，成了许多年轻或不年轻的人心目中的明星；灯红酒绿，挥金如土。

我以为物欲并不是一件坏事。但是我以为文学最大的敌人乃是你自己。你要么去从政，去经商，去当老板痛痛快快赚钱；要么保持内心一片文学的净土。“鱼与熊掌不可得兼”。须知从文之人，写一部书、一部剧，若只为功名，或只为金钱，都将使文学变得平庸。但倘若什么都不为，则文学一定虚伪。

文学原本是条寂寞的路，曹雪芹不是一直寂寞到死吗？能写《红楼梦》又能赚大钱、做大官、当百万富翁的骄子迄今史无前例。与寂寞的文学终生相伴的只能是一颗耐得住寂寞的心。如果你把写作看得如同你的生命一样重要，同时又如普通职业一样平凡，那么你就会变得心平气和，你的人生就会真正潇洒起来。

我要写一本书。

我想我正是为了这个痛苦而久远的愿望才保持了对文学的忠诚的。我不敢说自己在种种物质诱惑面前不会动摇，但是我相信如果让我重新活一次我仍将选择文学。因为我的生命已经同写作融为一体，一日不爬格子，便觉失魂落魄，像欠了谁的债。

我注定要走一条寂寞的人生之路。明白这一点，我就心安理得不再想入非非。

由于种种原因，直到一九八七年，我才真正开始了写第一本书的艰难历程。

同我的初衷有悖的是，这不是一本关于知青生活的书，而是一本关于我的饱经磨难的父辈，以及父辈人生中一段轰轰烈烈的战争经历的长篇历史文学。由于偶然的机会，我走进这段历史并同战争文学结下不解之缘。那一年秋天，我为写作这部长篇，独自前往人烟稀少的滇西山区，徒步考察了怒江两岸所有旧战场遗址，采访了上百位战争的亲历者以及他们的家属，收集了上千万字的原始材料、文史资料和各种回忆录。

采访的目的不仅仅在于写作。采访是一种人生体验，它丰富了我的人生并使我懂得了许多我们生活之外的东西。一九八九年春天，我开始了此后长达一年零四个月的漫长写作。其间四易其稿，查阅资料不计其数，写作量高达一百三十多万字。

一九九○年底，这部定名为《大国之魂》的长篇纪实文学由北京《当代》杂志发表，次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并于同年在海外由港、台出版社出版，在国内外读者中引起强烈反响。

我终于写出了第一本书。

我要特别指出的是，我要感谢我的良师益友的责任编辑和一切像多级火箭助推器那样支持帮助过我的人们。在现代社会里，一切个人的劳动都是社会劳动，从这个意义上说，我的书中也融入了这些朋友的众多智慧与心血。

《大国之魂》的出版给我带来了荣誉，北京开了作品讨论会，读者来信不断，全国数十家报纸杂志竞相撰文报道评论，给予很高评价。

我该说，我有了一本书。

但是我似乎远远没有完成自己的心愿。

人是一种无法满足的动物，一旦满足创造也就停止。外国有个美丽的童话故事叫《红舞鞋》，讲的是一个渴望跳舞的小姑娘，有一天果然穿上一双有魔力的红舞鞋，于是就昼夜不停地跳下去……

我想我也穿上了一双红舞鞋。一本书不能容纳一个人的生命，恰恰相反，一个人的生命应当容纳许多本书。

我明白我将永远无法停笔地写下去。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始终将面对一摞空白的稿纸。

同往常一样，明白了这一点，我便不再遗憾。如同一个人明白了人生终有一死，他就能死得其所。

一九九二年十月，我的第二部长篇纪实文学《中国知青梦》问世，它由《当代》杂志全文发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这是一本不仅仅属于我个人而是属于全体知青朋友的书。我将它献给我的同龄人，是为了祭奠我们早逝的青春岁月，了却我们共同的一个小小的心愿。

我的第三部关于战争与和平主题的长篇纪实文学已经动笔，可望明年完成并交付出版。我希望它是我献在人类和平里程碑前的一只小小的花环。

倘若平庸，我宁愿穿上红舞鞋。

但是穿上红舞鞋并不等于不平庸。

因此我只好诚心诚意对你说：

我要努力写本书。一本……

1992年9月10日 于成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