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颉刚，原名诵坤，字铭坚，是现代古史辨学派的创始人，也是中国历史地理学和民俗学的开创者。是中国近代学术发展史上有着重要影响的一位学者。大学以后留任教于北京大学、厦门大学、中山大学、燕京大学、云南大学、齐鲁大学、中央大学、复旦大学、社会教育学院、兰州大学等，并任北平研究院历史组主任、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主任主编《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周刊》、《燕京学报》、《禹贡半月刊》、《边疆周刊》、《齐大国学季刊》、《文史杂志》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副主席，第二三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四、五届全国人大代表。

顾颉刚（1893-1980），名诵坤，字铭坚，号颉刚，江苏苏州人，著名历史学家。

历史作为一门科学发展到今天，已成为一项系统工程。对于上古历史和传说的认识，哪怕只在一个具体问题上取得突破，都是文献学、考古学、古文字学、社会学、民族学、民俗学等多种学科协同作战的结果。因此，只有摒却学科和家派的偏见，学术研究才能健康深入地发展。

顾颉刚在20世纪20年代提出“层累造成的中国古史”观，主张推翻三皇五帝及禹的历史地位，回复其神话地位，在中国史学界发生了革命性的震荡，成为古史辨学派的创始人。本书旨在以翔实的材料，说明其学说产生的背景，他研究古史的独特方法以及对中国现代史学的贡献。同时还评述他一生涉足的民俗学、历史地理学领域的研究成果及其重要学术活动的方方面面。

总序

重写近代诸子春秋

序

英文提要

引论

第1章 卓荦的早年

 1.1 吴中求学

 1.2 入北大预科

第2章 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飞跃

 2.1 沐蔡元培思想自由的春风

 2.2 跟随胡适整理国故

第3章 毕生辉煌的古史研究

 3.1 在实践中精熟的古史研究方法

 3.2 揭开新纪元的古史研究成果

 3.3 扫除尘障的古籍考辨成果

第4章 开垦新的学术园地

 4.1 开创民俗学研究

 4.2 创建历史地理学科

第5章 高山景行的学格和人格

 5.1 探求真理，永无止境

 5.2 发展学术，出以公心

顾颉刚学术行年简表

参考书目

后记

苏州的民性淳厚，并富有正义感。元末张士诚举兵抗元，自称吴王，建都于苏州，对百姓极有恩惠。虽然后来他被明太祖所灭，但苏州百姓仍是怀念不已，每逢他生日之夜，家家烧香顶礼。至今已600多年，此种风俗竟延续下来。又如太平天国忠王李秀成，治理苏州甚得民心，他就义后苏州百姓为之罢市志哀。可见此地人民没有成王败寇的势利之见。又如明代奸臣魏忠贤遣人到苏州逮捕东林党人周顺昌时，曾激起倾城民众剧烈的反抗，为首5人以后被杀害。至今仍矗立于虎丘山旁的“五人墓”，反映出此地人民的正义感和反抗力量。

以上这一切，对于我们这本书的主人公都会发生潜移默化的影响。

先生的先祖中有一位锋芒毕露的杰出人物松交公，当顺治皇帝初次举行会试时他考中举人，历任浙江山阴知县、山西灵寿知县、吏部考功司员外郎诸职，由平民步入仕宦之途。他与几个儿子刻印书文、建造花园，家中充溢着文风豪气，乃至康熙皇帝下江南时，风闻及此，遂誉为“江南第一读书人家”，可谓盛极一时。但到了乾隆末年，松交公的曾孙列圃公在甘肃洮州同知任上行将告老还乡之际，突遭布政使王宜望监赈案的牵连，祸从天降，竞被充军黑龙江，遂客死他乡。家中被抄，其遗眷迁居宝树园，即悬桥巷顾家花园，此为松交公之弟大来公的遗产。经此家破人亡的惨祸之后，先生的直系祖先便中断了仕宦之途，家道中衰，由富宦之家又降为平民，世代居住于悬桥巷里。

先生的嗣祖父仞之公及本生祖父廉军公兄弟二人均是秀才，为重整家业，仞之公开药店，廉军公做幕僚，经过他们的惨淡经营，家境渐至小康。廉军公生二子，长子子虬公是先生的父亲，而仞之公无嗣，子虬公就嗣了过去。子虬公是秀才，又考取优贡，因仞之公不幸早逝，他便以教书维持家用。以后清政府重兴京师大学堂(即现今北京大学前身)，子虬公素有才名乃被江苏省考送，学于师范馆，然而因家用乏绝不得不辍学，为此他极其遗憾，发愿道：“我虽不能在大学堂毕业，但一定要我儿子在这里毕业！”后来子虬公经殿试做了安徽候补知县，不久因辛亥革命打断了仕宦之途，又任杭州仁和场盐运署科长，直至1936年方告老退休；这样有了较稳定的经济来源，先生的求学生涯才得到起码的保证。

P20-21

中华学术，源远流长。春秋战国时期，诸子并起，百家争鸣，呈现了学术思想的高度繁荣。两汉时代，经学成为正统；魏晋之世，玄学称盛；隋唐时代，儒释道三教并尊；到宋代而理学兴起：迨及清世，朴学蔚为主流。各个时代的学术各有特色。综观周秦以来至于近代，可以说有三次思想活跃的时期。第一次为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竞胜。第二次为北宋时代，张程关洛之学、荆公新学、苏氏蜀学，同时并兴，理论思维达到新的高度。第三次为近代时期，晚清以来，中国遭受列强的凌侵，出现了空前的民族危机，于是志士仁人、英才俊杰莫不殚精积思，探索救亡之道，各自立说，期于救国．形成中国学术思想史上的第三次众说竞胜的高潮。

试观中国近代的学风，有一显著的倾向，即融会中西。近代以来，西学东渐，对于中国学人影响渐深。深识之士，莫不资西学以立论。初期或止于浅尝，渐进乃达于深解。同时这些学者又具有深厚的旧学根柢，有较高的鉴别能力，故能在传统学术的基础之上汲取西方的智慧．从而达到较高的成就。

试以梁任公(启超)、章太炎(炳麟)、王静安(国维)、陈寅恪四家为例，说明中国近代学术融会中西的学风。梁任公先生尝评论自己的学术云：“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辈，……欲以构成一种不中不西即中即西之新学派，……盖固有之旧思想既根深蒂固，而外来之新思想又来源浅觳，汲而易竭，其支绌灭裂，固宜然矣。”(《清代学术概论》)所谓“不中不西即中即西”正表现了融合中西的倾向，不过梁氏对西学的了解不够深切而已。梁氏自称“适成为清代思想史之结束人物”，这未免过谦，事实上梁氏是近代中国的一个重要的启蒙思想家，诚如他自己所说“为《新民丛报》、《新小说》等诸杂志，……二十年来学子之思想颇蒙其影响，……其文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感情，对于读者别有一种魔力焉”。梁氏虽未能提出自己的学说体系，但其影响是深巨的。他的许多学术史著作今日读之仍能受益。

章太炎先生在《蓟汉微言》中自述思想迁变之迹说：“少时治经，谨守朴学……及囚系上海，三岁不觌，专修慈氏世亲之书，……乃达大乘深趣……既出狱，东走日本，尽瘁光复之业，鞅掌余间，旁览彼土所译希腊德意志哲人之书……凡古近政俗之消息、社会都野之情状，华梵圣哲之义谛、东西学人之所说……操齐物以解纷，明天倪以为量，割制大理，莫不孙顺。”这是讲他兼明华梵以及西哲之说。有清一代，汉宋之学争论不休，章氏加以评论云：“世故有疏通知远、好为玄谈者，亦有言理密察、实事求是者，及夫主静主敬、皆足澄心……苟外能利物，内以遣忧，亦各从其志尔！汉宋争执，焉用调人？喻以四民各勤其业，瑕衅何为而不息乎？”这是表示，章氏之学已超越了汉学和宋学了。太炎更自赞云：“自揣平生学术，始则转俗成真，终乃回真向俗……秦汉以来，依违于彼是之间，局促于一曲之内，盖未尝睹是也。乃若昔人所谓专志精微，反致陆沉；穷研训诂，遂成无用者，余虽无腆．固足以雪斯耻。”太炎自负甚高，梁任公引此曾加评论云：“其所自述．殆非溢关。”章氏博通华梵及西哲之书，可谓超越前哲，但在哲学上建树亦不甚高，晚岁又回到朴学的道路上了。

王静安先生早年研习西方哲学美学，深造有得，用西方美学的观点考察中国文学，独辟蹊径，达到空前的成就。中年以后，专治经史，对于殷墟甲骨研究深细，发明了“二重证据法”，以出土文物与古代史传相互参证，达到了精确的论断，澄清了殷周史的许多问题。静安虽以遗老自居，但治学方法却完全是近代的科学方法，因而取得卓越的学术成就，受到学术界的广泛称赞。

陈寅恪先生博通多国的语言文字，以外文资料与中土旧籍相参证，多所创获。陈氏对于思想史更有深切的睿见，他在对于冯友兰《中国哲学史》的《审查报告》中论儒佛思想云：“是以佛教学说，能于吾国思想史上发生重大久远之影响者，皆经国人吸收改造之过程。其忠实输入不改本来面目者，若玄奘唯识之学，虽震动一时之人心，而卒归于消沉歇绝……在吾国思想史上……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这实在是精辟之论，发人深思。陈氏自称“平生为不古不今之学，思想囿于咸丰同治之世，议论近乎曾湘乡张南皮之间”，但是他的学术成就确实达到了时代的高度。

此外，如胡适之在文化问题上倾向于“全盘西化论”，而在整理国故方面做出了多方面的贡献。冯友兰先生既对于中国哲学史进行了系统的阐述，又于40年代所著《贞元六书》中提出了自己的融会中西的哲学体系，晚年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表现了热爱真理的哲人风度。

胡适之欣赏龚定庵的诗句：“但开风气不为师。”熊十力先生则以师道自居。熊氏戛戛独造，自成一家之言，赞扬辩证法，但不肯接受唯物论。冯友兰早年拟接续程朱之说，晚岁归依马克思主义唯物论。这些大师都表现了各自的特点。这正是学术繁荣，思想活跃的表现。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有鉴于中国近现代国学大师辈出，群星灿烂，构成中国思想史上第三次思想活跃的时代，决定编印《国学大师丛书》，以表现近代中西文明冲撞交融的繁盛景况，以表现一代人有一代人之学术的丰富内容，试图评述近现代著名学者的生平及其学术贡献，凡在文史哲任一领域开风气之先者皆可入选。规模宏大，意义深远。编辑部同志建议我写一篇总序，于是略述中国近现代学术的特点，提供读者参考。

1992年元月，序于北京大学

历史作为一门科学发展到今天，已成为一项系统工程。对于上古历史和传说的认识，哪怕只在一个具体问题上取得突破，都是文献学、考古学、古文字学、社会学、民族学、民俗学等多种学科协同作战的结果。因此，只有摒却学科和家派的偏见，学术研究才能健康深入地发展。顾颉刚先生是20世纪之初，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产生的学者，而现在已到了20世纪之末。对于这位本世纪中国重要历史流派的代表人物，实事求是地分析其学术遗产的意义，不仅有助于认识他本人，而且对于古史研究的深入开展也有着现实的意义。

所以我们在写这本评传时，努力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以第一手的材料说明先生当初受到的社会教育、师友启发，尽量真实地反映他创立“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观的时代背景。

学术界有一种说法，认为先生的工作偏重于破坏，而对古史的建设不够。本书努力澄清这种看法，以他深入考辨古史传说的事实，特别是晚年对《尚书·大诰》所作的宏大的考证工作，说明他对建设真古史的贡献。

本书利用了先生大量的日记、笔记、书信以及他人众多的评论，旨在更客观地反映他的学格与人格，对他的学术思想作出更恰当的评价。

我们是顾颉刚先生的女儿，与父亲的年龄相差50余岁，这就使得我们以前对他的学问十分隔膜，对他的学术活动十分陌生。在父亲去世之后，我们二人先后参加了他的遗著的整理工作。顾潮翻阅了上千万字的日记、信件、文章，写成《顾颉刚年谱》，顾洪整理编辑了400多万字的《读书笔记》。可以说，这10余年来，我们对他一生为学术事业献身的精神以及他在研究方面的努力有了比较全面、深入的了解，积累了许多感性认识的素材。感谢钱宏先生给了我们一个机会，“逼”着我们集中思考，把许多零碎的认识串联起来，再系统化，写成这本评传。应该说，这本书既是我们对过去一阶段工作的总结，是认识的升华，也是进入一个新阶段的开始。从今年3月钱宏向我们约稿，到8月初脱稿，前后不到半年时间。以我们的水平和功力，这部“急就章”肯定有许多不尽人意之处，特别是如何认识和评价先生学术思想、成就和局限，还有待我们继续努力。如果这本小书对有志于研究顾颉刚的人们能够起到一点按图索骥的作用，那么，我们愿与你们同行。

感谢刘起钎先生以近80岁的高龄，溽暑之中为我们赶写序言，并帮助我们润色，使这本书更富于文采。

当我们用力思索一个问题时，当我们在电脑前敲击键盘时，常常感觉到汗水顺着头发根往下淌。1994年的夏天令我们终生难忘。

顾潮 顾洪

1994年8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