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80年代后期以来，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和其他一些中央机构编辑、出版的大量文献、大事记等史料集，领导人的年谱、传记、回忆录、口述史等等，为人们探寻历史上一些重大事件的背景和内情提供了较多的条件。这本以历史事件为主题的专题集纳，就是笔者从1980年代后期以来，以公开出版的书籍资料为依据(只有极少资料为本人访谈笔录、个别前辈的口述史)，逐一考证研究的成果。

这是一本研究共和国几十年来若干重大事件的论文集。作者是多年从事中国共产党历史和当代中国史研究的专业工作者，有厚实的档案资料积累和理论功底。该书根据1980年代以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等中央机构编辑和公开出版的大量文献，领导人年谱、传记、日记及回忆录等，对长期以来共和国史研究中一些语焉不详或令人困惑的事件和问题逐一进行考证、研究和论证，提出了自己的独立见解，廓清了一些历史之谜。

写在前面的话

刘少奇“天津讲话”引起的风波

“不要四面出击”是个战略方针

重读中共山西省委关于农业互助合作的报告

惊动了毛泽东的“黄逸峰事件”

李立三为何被戴上了三顶“帽子”

论“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的是非

建国后毛泽东心目中的接班人

“批薄射刘”的财经会议

“讨安伐刘”的组织工作会议

高岗被定为“反党”的原因

东北局“五虎将”冤案始末

毛泽东缺席中共七届四中全会释疑

扬帆冤案的诱因辨析

中共八大与“以苏为鉴”

中共八大党章未写毛泽东思想的原委

对苏共二十大的评估与走中国自己的路

1950年代中国起步探索道路的矛盾及其逆转的教训

反右派斗争党内“战场”的一角

赖若愚缘何重蹈李立三的覆辙

1958年反教条主义的军委扩大会议

朱可夫事件与彭德怀庐山罢官

震惊全国的“信阳事件”

1960年代中国造神运动的起源

对苏联模式认识的分歧与中苏关系恶化

1960年代国际共运总路线的论争

“大跃进”与1960年代中国的政治走向

彭德怀去西南三线的前前后后

《论共产党员的修养》1962年修订再版与在“文革”中的命运

《论党》与刘少奇的晚年悲剧

陈云谈“文化大革命”未能避免的原因

解读：毛泽东讨嫌“四个伟大”

见证两个时期中国农村变革的走向——杜润生与毛泽东和邓小平

由“谈不拢”到达成一致的诀窍——邓小平处理党内不同意见的方针

1992年邓小平的南方之行与苏东剧变

附录：对历史资料的鉴别与使用

记龚育之指导建国后的党史写作——痛悼龚育之先生

刘少奇“天津讲话”引起的风波

刘少奇1949年4月受毛泽东委托到天津视察，着力纠正当时城市工作中存在的主要倾向——对待民族资产阶级的“左”倾情绪，解除资本家担心共产党将发动工人对他们的剥削进行清算斗争的疑虑。在与天津资本家座谈中，刘少奇曾说过，资本主义剥削，在现实的中国不是罪恶，而是有功劳的话。此后，被人攻击为鼓吹“剥削有功”。因此，在中共党内一再掀起波澜，直到1960年代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竟成了刘少奇一进城就向资产阶级“投降”的“罪证”。

历史档案表明，关于在现实的中国，还需要“欢迎”资本主义剥削的话，刘少奇在不同场合先后讲了多次：同年5月12日在全国青年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5月19日在北京市干部会议上的讲话、8月28日在东北局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以至直到1950年1月23日同安子文等的谈话中还说：现在剥削是救人，不准剥削是教条主义，现在必须剥削，要欢迎剥削，工人要求资本家剥削，不剥削就不能生活，今年关内难民到关外去，要东北的富农剥削他，他就谢天谢地。作为像刘少奇这样一个具有高度马克思主义素养的中共中央领导人，这样不厌其烦地一再向党的各级干部解说这个道理，显然是经过慎重考虑的，并非一时脱口而出的失言。

为弄清这段历史公案，话还得从头说起。

中共中央的建国方略

中国革命在取得全国胜利以后，建国的基本方略，毛泽东早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就明确指出，中国革命的前途，既非资产阶级共和国，亦非社会主义共和国，而是新民主主义共和国。到1949年3月举行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更具体确定了：新民主主义共和国，政治上是无产阶级领导，工农联盟为基础，联合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人民民主专政；经济上是以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为主导，有半社会主义的合作社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个体经济、国家和私人合作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五种经济成分构成的新民主主义经济。

对新民主主义共和国所以允许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存在和发展，毛泽东在全会上讲话说：

中国的现代性工业的产值虽然还只占国民经济总产值的百分之十左右，但是它却极为集中，最大的和最主要的资本是集中在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中国官僚资产阶级的手里。没收这些资本归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所有，就使人民共和国掌握了国家的经济命脉，使国营经济成为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成分。这一部分经济是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

中国的私人资本主义工业，占了现代性工业中的第二位，它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力量。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代表人物，由于受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或限制，在人民民主革命斗争中常常采取参加或者保持中立的立场。由于这些，并由于中国经济现在还处在落后状态，在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还需要尽可能地利用城乡私人资本主义的积极性，以利于国民经济的向前发展……如果认为我们现在不要限制资本主义，认为可以抛弃“节制资本”的口号，这是完全错误的，这是右倾机会主义的观点。但是反过来，如果认为应当对私人资本限制得太大太死，或者认为简直可以很快地消灭私人资本，这也是完全错误的，这就是“左”倾机会主义或冒险主义的观点。

进城后的当务之急

1949年初，平津战役胜利已成定局，党中央当即对接管平、津的工作作了部署。决定由彭真任北平市委书记，叶剑英任军管会主任兼市长；黄克诚任天津市委书记兼军管会主任，黄敬任市长。毛泽东指示平、津两市的接管工作统归中共中央华北局负责，并派华北局书记薄一波先赴北平，担负先遣任务。薄一波回忆说，他赴北平前曾专门到中央请示，毛泽东特别嘱咐：城市接受工作主要是接受官僚资本；对民族工商业要好好保护，接受工作要“原封原样，原封不动”，让他们开工，恢复生产，以后再慢慢来。做好城市工作要依靠工人阶级，还要团结好民族资产阶级，跟他们保持长期的统一战线；现在是人民民主专政，不是搞无产阶级专政。刘少奇向薄一波谈得较多的是对待民族工商业的政策，重点是怎样利用私营工商业有益于国计民生的积极作用，以迅速恢复和发展生产的问题。这些重要思想，都写进了嗣后召开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决议。

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决议对此曾有明确指示：从我们接管城市的第一天起，我们的眼睛就要向着这个城市的生产事业的恢复和发展。务须避免盲目地乱抓乱碰，把中心任务忘记了，以至于占领一个城市好几个月，生产建设的工作还没有上轨道，甚至许多工业陷于停顿状态，引起工人失业，工人生活降低，不满意共产党，这种状态是完全不能容许的。决议强调：城市中的各项工作，“都是围绕着生产建设这一个中心工作并为这个中心工作而服务的。如果我们在生产上无知，不能很快地学会生产工作，不能使生产事业尽可能迅速地恢复和发展，获得确实的成绩，首先使工人生活有所改善，并使一般人民的生活有所改善，那就必然地会使我们不能维持政权，我们就会站不住脚，我们就会要失败”。

由乡村转向城市的阻力

中国共产党虽然成立于中国现代工业的中心城市——上海，它的阶级基础是工业无产阶级，但它终究长期处在农村环境，其成员又多出身于农民小生产者，而长期民主革命的斗争，任务是打土豪，分田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的土地改革，故其不能不带有平均主义的色彩。这些思想观点和做法，在进入城市以后，自觉不自觉被带到城市工作中来。抗日战争后期，八路军收复河北、山西的井陉、阳泉等工业区时，就曾发生乱抓物资、乱抢机器的现象，使工业受到很大破坏。收复张家口的时候，不少干部随便往城里跑，乱抓乱买东西，有的甚至贪污腐化。1947年11月攻克石家庄时，仍发生乱拿东西，开始是搬取公物，后来发展到抢私人的财物，还鼓励城市贫民去拿，以至不得不实行戒严，甚至枪决了几个人来制止乱抢现象。再就是，进城以后，外地机关纷纷派人前去抢购物资，四乡农民也准备乘势涌进城市抢购。河北的邯郸、河南的焦作、山西的运城都曾发生过类似的情况。更为普遍的是，分不清封建主义剥削与资本主义剥削的界限，把打土豪分田地的经验搬到城市，造成对民族工商业的破坏。因此，1948年4月19日，薄一波曾专此向中央写了一份报告。毛泽东在报告上作了批注，严肃指出：在城市或乡镇破坏工商业，“是一种农业社会主义思想，其性质是反动的、落后的、倒退的，必须坚决反对”。

在济南和北平等大城市，也出现类似情况。据1949年2月7日济南调查组的《材料之七》记载：“店员、工人要求分店散伙……最近据说已有一家银号分了，是店员自动搞的，并已私下了结。”中央政策研究室关于城市接管情况的报告也指出，各地存在着“盲目的无限制的提高工资”，实行“平均主义的工资制度”的现象。

而在此时，中共党内相当多数的干部对中央保护民族工商业的政策不甚理解，东北解放以后，在中共吉林省、市的领导层内就曾发生过多次争论。当时的吉林市委书记孔原提出：“联合自由资产阶级的出发点”是毛泽东提出的“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这十六个字不只指导经济，还指导文化、指导政治。他认为当前解决工人的生活，“首先是失业问题，其次才是工资问题”，多数工人主要要求有工作做。但部分省委领导却认为市委犯了右倾错误，说“无产阶级不需要帮助资产阶级，也不应帮助资产阶级”；“资本家只是追求利润，加重剥削”。并说“把十六个字当作是联合资产阶级的出发点”是产生右倾错误的根源。

凡此种种说明，取得城市以后，能否严格区分封建主义剥削与资本主义剥削的界限，切实执行中共中央的保护民族工商业的政策，乃是能否迅速恢复和发展城市的一切生产事业的关键；也是中国共产党进入城市以后，首先面临的一个重要考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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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共和国建立迄今很快就到花甲之年了。对前三十二年的历史，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曾作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这一时期党和国家经历的重大事件均做过结论。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下，中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综合国力的增强和人民生活的极大改善，更倍受世人关注。中国各族人民正在为建设全面小康社会而努力，邓小平生前提出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三步走的战略规划，必将在本世纪中叶全面实现。

历史研究，既要有宏观研究，也要有微观研究。既要把握历史发展的主导面，也不能忽略历史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曲折或失误。由于诸多原因，尤其是缺少第一手历史资料，对共和国历史上发生的诸多事件的来龙去脉人们很少了解。就连我这个从事多年中共党史和当代中国史研究的专业工作者，也多有迷惑不解。从1980年代后期以来，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和其他一些中央机构编辑、出版的大量文献、大事记等史料集，领导人的年谱、传记、回忆录、口述史等等，为人们探寻历史上一些重大事件的背景和内情提供了较此前更多的条件。这本以历史事件为主题的专题集纳，就是笔者从1980年代后期以来，以公开出版的书籍资料为依据(只有极少资料为本人访谈笔录、个别前辈的口述史)，逐一考证研究的成果。应当说明的是，对上面涉及的历史问题的研究，不可避免地受到研究者的主观局限和现有材料的限制。因此，书中不足甚至不实之处，敬希读者批评、匡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