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仍是商州的故事。
关于商州的故事，我已经很久未写了，可以说，岂止是商州，包括我生活的西京城市，包括西京城里我们那个知识分子小圈子里的人人事事，对任何题材的写作我都似乎没了兴趣。这些年里，你们看到我的时候，样子确实有些滑稽了，穿一件红格衬衣外套上缀满了口袋的马甲，戴一顶帽子，是帽檐又硬又长的那一种，而且反戴，胸前便挎着一个或两个相机，似乎要做摄影家了！其实我心里明白，我能拍摄出什么像样的东西呢，欺人也自欺，只是不愿意丢掉一个文人的头衔罢了。
西京城里依旧在繁华着，没有春夏秋冬，没有二十四节气，连昼夜也难以分清，各色各样的人永远拥挤在大街小巷，你吸着我呼出的气，我吸着你呼出的气，会还是没有头绪地开，气仍是不打一处地来，但我该骂谁呢，无敌之阵里，我寻不着对方。昨天晚上，又喝了一壶闷酒，笑着说，这次高职评定我要退出了，惟有痴情难学佛，独无媚骨不如人啊。妻子又只是喋喋不休着房子、汽车和街上又流行什么时装，她唠叨毕了，开始把什么巴拿马美容泥往脸上涂。我就用遥控器一遍一遍翻着电视机的频道，一直翻到了节目全部结束。
清晨对着镜子梳理，一张苍白松弛的脸，下巴上稀稀的几根胡须，照照，我就讨厌了我自己！遗传研究所的报告中讲，在城市里生活了三代以上的男人，将再不长出胡须。看着坐在床上已经是三个小时一声不吭玩着积木的儿子，想象着他将来便是个向来被我讥笑的那种奶油小生，心里顿时生出些许悲哀。咳，生活在这个城市，该怎么说呢，它对于我犹如我的灵魂对于我的身子，是丑陋的身子安顿了灵魂而使我丑陋着，可不要了这个身子，我又会是什么呢？如果没有在初夏的四月，因挣着挣着还要先进而被派去商州采访，并从商州行署所在地的州城又去了一趟镇安的老县城，商州的人事于我就非常非常地疏远，而我的生命也从此在西京坠落下去，如一片落叶于冬季的泥地上，眼见着腐烂得只留下一圈再捡也捡不起来的脉网了。
是狼，我说，重新激起了我对商州的热情，也由此产生了对生活的热情，于是，新的故事就这样在不经意中发生了。
故事的背景是这样的：因为气候的原因，商州的南部曾是野狼最为肆虐的地区，这和商州西北部盛产一种矮脚叫驴一样有名，传统习惯上，西北部的人就被称为西北驴，南部的人就叫做南山狼了。州城里的人每年在冬季要烤烘木炭，炭市在城南门外的广场上，他们就去广场上招买那些两鬓苍苍十指黑的卖炭翁，看着卖炭翁的长相，他们说：是镇安人吧，要么就是柞水县或山阳县的？！卖炭翁说是的，你怎么知道？他们就笑了。在海边生活的人，长相都是鱼鳖海怪的模样，在平原上生活的人，长得又多是牛呀马呀似的长脸，商州南部的镇安县、柞水县、山阳县的人差不多又皮薄骨硬，耳朵尖耸，眼或是三白或是四白。翻开那三县的县志，分别记载着在呈三角状的三县交界地，曾经因狼灾而毁灭过古时三县合一的老县城。我十多年前去过那里，海拔两千米的高山顶，四周丛峦环围了一块平地，中间就是废城池子，东西长五里，南北宽二里，形状如船。城池里只剩下九户人家，一座清代的房子，房子前有一棵白果树，直戳戳三十米高的，满地脱落着小扇子般的叶片。残缺不全的城墙上还有三座低矮的城门，一个门上写着“景阳”，一个门上写着“延薰”，另一个门上的石匾写着什么，不知道，已被鹰鹫的稀粪糊住，白花花像涂了一摊石灰。但是，就在这座城门之外，新盖了一幢三层小楼，据说是要筹建一所大熊猫保护和繁殖的基地，要进驻一大批研究大熊猫的科技工作人员。我在九户人家里分别吃过一顿饭，每顿都有蒸熟的洋芋蘸着盐末，喝一种苞谷糁熬成的糊汤，喝毕了还要伸出长长的舌头将碗舔得一干二净。他们告诉我，日子确实苦焦，之所以还没有迁移下山，就是因为要来一大批科技人员，老县城或许从此要振兴呢。山民陪我去了麦田，看那些古柏、残存的碑刻、佛塔和拴马石桩，竟然还看见了一个残去一角的焚纸炉，说是当时的县衙烧毁废弃的文件用的。我坐在“景阳”门下乱石堆上，用脚蹬蹬，蹬出一块青石，依稀认出上边刻着的“道光五年”字样。想象着这个城池昔日的景象，却不禁生出恐惧：一座城池竟然就被狼灾毁了？！我先以为这肯定是一种讹传，因为20世纪之初，中国发生了一次著名的匪乱，匪首名为白朗，横扫了半个国土，老县城是不是毁于那次匪乱，而民间将白朗念作了白狼？但九户山民异口同声地说，是狼患，不是人患。老一辈人传下来的话是那时狼真的多，成千上万只狼围住了城池，嗥叫之声如山洪暴发，以至于人们把四座城门关了，又在城墙上点燃着一堆又一堆篝火。人们曾将百十头猪羊抛下城墙，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嘛，企图打发狼群离开，但猪羊瞬间被咬嚼一空，连一片皮毛一根骨头都没有留下，狼群仍是围着城不走。月光下东城门外黑压压一片，所有的狼眼都放着绿光，开始了叠罗汉往城墙上爬。人们往下掷火把，扔砖瓦，放火铳，狼死了一层又扑上来一层，竟也有撅起屁股放响屁，将稀屎喷到十米八米高的墙头上人的身上。当人与狼在这里对峙防守时，谁也没有想到竟有一群红毛狼，这可能是狼的敢死队，从南门口的下水道钻进了城，咬死了数百名妇女儿童，而同时钻进了一批狼的同盟军，即豺狗子，专拣着撕抓马匹和牛驴的屁眼，掏食肠子。一时间城池陷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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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作前，我有朋友担心我写成个“环保”式的东西，但我给他看完一部分后，他马上去掉了担心。他认为这部作品看上去是虚的，实际砸得特别深，夯得特别实……评论家怎么评是他们的事情，《怀念狼》是我认为我写得最好的一部。
——贾平凹（第七届茅盾文学奖得主）
贾平凹总能在反对声浪中坚持自己的想法，《怀念狼》就曾遭受过同样的质疑。他觉得，写作在于自娱和娱人，自娱当然有我的存在，娱人而不去迎合，当然会包括政治的也包括世俗的信息。
——雷达（中国小说学会会长）
贾平凹在不断地否定自己。几十年的历程中，无论短篇、中篇、长篇小说还是散文，他都有着创造性的贡献。
——莫言（第六届茅盾文学奖得主、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评委们看完《秦腔》后，都认为这届茅盾文学奖应该授予它。其实，在上届茅盾文学奖评选中，贾平凹的《怀念狼》已经进入了最后的总评。我认为这是遗珠之憾。
——李星（中国小说学会副会长）
贾平凹是当代文学极其重要的作家，几十年来能不断地在中国文坛上掀起一轮又～轮冲击波。他的创作全景式地反映了中国尤其是中国乡村急剧变化的生活，并且与时代的情绪和心理暗合得非常紧密。他使中国当代文学的走向发生了某些改变，有时也极易造成他的一些作品被低估甚至误读。
——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学会副会长）
后记
1998年的6月我写完了《高老庄》，在后记中说：这可能是我本世纪里最后的一部长篇了。此话倒真言中了。这一部《怀念狼》，还在写《高老庄》时就谋划于心，原本可以在1999年即可写出，却偏偏不能完成，一会儿是这样的事缠身，一会儿又是那样的事耽搁，并且写了作废，废了再写，就是让你在2000年里不得脱稿。可见人的一生写多少文字，什么时候写什么，都不是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别人或许说这是宿命论、唯心主义，但我却有许多体会。我的爱好比较广泛，其中之一是收藏秦、汉、唐年间的陶罐，往往得到一件东西，很快地，必会有同样大小、色泽的另一件东西再得到，以物能引物，我就守株待兔，藏品也日渐丰富。干什么行当干得久了，说本行当的话时，似乎口里总有毒的，上自皇帝的教训是口中不敢有戏言，下至樵夫，上山绝对禁口“滚了”的话。我自以为文章是天地间的事，不敢随便地糟踏纸和字，更认为能不能写成，写成个什么样儿，不是强为的。
文学不是以时代的推移而论高低、优劣，也与作家的年龄大小无关，曹禺二十多岁写成了《雷雨》，张爱玲一出道就完成了她的文学成熟。有的人十年才磨一剑，有的人倚马千言，不可一概而论。各地有各地的特产，比如贵州的酒，云南的烟，山西的醋，嗜酒者当然推崇贵州，但绝不必要认定贵州就是人间天堂。
想到了一位画家，是西方的莫兰迪，有文章说他几十年在意大利的小镇上面对了几个罐子作画，画出了了不起的成就，遂也检点起我在《高老庄》写作中的一些困惑。十年前，我写过一组超短小说《太白山记》，第一回试图以实写虚，即把一种意识，以实景写出来。以后的十年里，我热衷于意象，总想使小说有多义性，或者说使现实生活进入诗意，或者说如火对于焰，如珠玉对于宝气的形而下与形而上的结合。但我苦恼于寻不着出路，即便有了出路，处理得是那么生硬甚或强加的痕迹明显，使原本的想法不能顺利地进入读者眼中心中，发生了忽略不管或严重的误解。
《怀念狼》里，我再次做我的试验，局部的意象已不为我看重了，而是直接将情节处理成意象。这样的试验能不能产生预想的结果，我暂且不知，但写作中使我产生了快慰却是真的。如果说，以前小说企图在一棵树上用水泥做它的某一枝干来造型，那么，现在我一定是一棵树就是一棵树，它的水分通过脉络传递到每一枝干每一叶片，让树整体的本身赋形。面对着要写的人与事，以物观物，使万物的本质得到具现。画家贾克梅第讲过他的一个故事，当他在1925年终于放弃了只是关注实体之确“有”的传统写实主义绘画后，他尝试了所有的方法，直至那个“早上当我醒过来，房子里有一张椅子搭着一条毛巾，但我却吓出了一身冷汗。因为椅子和毛巾完全失去了重量，毛巾并不是压在椅子上，椅子也没有压在地板上”，如隔着透明的水看着了水中的世界。他的故事让我再一次觉悟了老子关于容器和窗的解释，物象作为客观事物而存在着，存在的本质意义是以它们的有用性显现的，而它们的有用性正是由它们的空无的空间来决定的，存在成为无的形象，无成为存在的根据。但是，当写作以整体来作为意象而处理时，则需要用具体的物事，也就是生活的流程来完成。生活有它自我流动的规律，日子一日复一日地过下去，顺利或困难都要过去，这就是生活的本身，所以它混沌又鲜活。如此越写得实，越生活化，越是虚，越具有意象。以实写虚，体无证有，这正是我把《怀念狼》终于写完的兴趣所在啊。
在《高老庄》的后记里，我主要谈了作品之中文字之外的写作人传达出的精神，现在我们十分看重它。当今的中国文学，不关注社会和现实是不可能的。诚然，关注社会和现实不一定只写现实生活题材，而即使写了现实生活并不一定就是现实主义。20世纪末，或许21世纪初，形式的探索仍可能是很流行的事，我的看法是：这种探索应建立于新汉语文学的基础上，汉语文学有着它的民族性，即独立于西方人的思维和美学。诚然，美国及西方的文化风靡，或许有一日全球统一化，但这一日对于中国来说毕竟不是短的日子。
《怀念狼》彻底不是了我以前写熟了的题材，写法上也有了改变，我估计它会让一些人读着不适应，或者说兴趣不大。可它必须是我要写的一部书。写作在于自娱和娱人，自娱当然有我的存在，娱人而不是去迎合，包括政治的也包括世俗的。
新的世纪里，文坛毕竟是更年轻的作家的舞台，我老了，可我并不感觉过气。《怀念狼》是我新千年里的第一本书，在即将脱稿的时候，到处是庆典的活动，有记者来采访，需要我谈谈感想，我并未因逢上了千禧年而欢喜若狂。我说，什么节日似乎与我都没多大的干系。作为一个作家，我就像农民，耕地播种长了庄稼。庄稼熟了就收获，收获了又耕地播种，长了庄稼又收获，年复一年，月复一月，曰复一日吧。写完了《怀念狼》，下来肯定又得去充电去谋划去写作，只祈望着在以后的岁月里，杂事少些，疾病少些，自在多些。
2000年1月16日
自序
贾平凹
二十年前，《白夜》的第一次出版是在华夏出版社，二十年后，华夏出版社要再次出版。无限的感慨，我真不知道《白夜》是个什么命啊。
之所以愿把《白夜》与《怀念狼》一同再版，一是它们都是短的长篇，身世和经历差不多，二是因有怀念字样，也是别有一番用心。
在我以往的作品里，《废都》当然大有事在，关乎过我的命运和文运的重要意义。但还有两本书让我纠结的，就是《白夜》和《怀念狼》。《白夜》，是《废都》之后紧接着的作品，《怀念狼》要往后再迟了几年。当《废都》在极其喧哗热闹不久经过声势浩大的讨伐而归于死寂，其巨大的阴影便严重地影响了《白夜》和《怀念狼》。
《白夜》是直接被遮蔽的，出版后任何评论都没有报刊肯发表，一块石磨扔在水中竟无声无息。那时，《废都》在法国获奖，国内没有报道，偶在一个非主流报纸上有了消息，也仅是一句：贾平凹的一部长篇小说在法国获得法国三大文学奖之一的“费米娜奖”。《怀念狼》也是如此，持肯定的评论文章极少，且每篇的字数极短，倒是有一个长文，仍在全盘地否定和刻薄地挖苦。作品出版了，无论说长道短都是作者所接受和乐见的，而遭到不能理会不许理会，这如同孩子出生了报不上户口，作者就郁闷可悲了。
这种状况长达近二十年啊，二十年里，我像受伤的兽躲在洞里舔自己的伤口。时代的好处是我还能继续写作，于是关闭了与外部的往来通道，灭绝了对一切繁华的幻想，只是埋头继续写自己想写的东西。近些年不断有人向我提问：你怎么能一直写下来，写出了那么多作品？其实除了别的原因外，我的不甘，我得努力，我要证明自己，恰是其动力。
这些都是往事了，过去的好事或许已不那么好了，过去的坏事可能还变成了好事。冬不冷夏不热五谷是无法长成的，一切经历过后都成了故事，那便是这个人的财富啊。
就在这本书的责编一定要我为再版写几句话时，老家的一个远房亲戚带着她的儿子来见我。那儿子是大学三年级学生，个头有门扇那么高大。我说：这么帅的小伙！亲戚说：他是超生的，为躲计生专干，我逃跑到山坡上的草窝里生的。跑了半年回去后，家里的牛被牵去，房上的瓦也被溜下来拉走了。但孩子已经生下来总不能再掐死吧，就罚了三千元才保下来。
亲戚说完哈哈大笑。我也哈哈大笑。
2016年10月22日
自古以来，或许对于人侵害最大的动物就属狼，狼像人一样，适合生存与任何环境，可以说凡有人的地方，就有狼的存在。美国作家杰克·伦敦笔下，在寒冷的阿拉斯加，在冰天雪地的恶劣环境下，也有饥饿的狼与人周旋角逐。在格林童话里，狼外婆贪婪的形象不仅凶残，而且狡猾。正如贾平凹在《怀念狼（精）》一书中的二章中叙述的那样：“每一次匪乱中狼却起着极大地祸害，那些旧的匪首魔头随着新的匪首魔头的兴起而渐渐被人遗忘，但狼的野蛮、凶残，对血肉的追逐却不断地像钉子一样在人们的意识里一寸一寸地往深处钻。他们的恶名就这样昭著着。”在冷兵器时代，人们对付狼的有效武器只是弓箭，它的杀伤力还不足对于狼的繁殖和生存构成致命的伤害。而每一次的兵祸匪乱，总会成为狼复兴壮大的良机。所以狼始终是人的心头大患。
在狼和人的天长地久的对抗中，狼和人互相改变和塑造着对方，从性格到思维，于是，狼比人更狡猾，人比狼更凶残。在贾平凹所著的《怀念狼（精）》这本小说中，作者运用了传统的神怪小说的笔法，使狼能够变成人的形象。且不管他的象征意义，从故事性而言，狼更具有隐蔽性和攻击性。而人，也只有在消灭狼时，才可以不受任何限制，不择手段的把心中的“恶”，淋漓尽致的发泄出来。所以，付山和他的捕狼队变成了以暴制暴的英雄，受到广泛的赞美和爱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