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雨电》，作者巴金所写的主要是人，是性格。他主要想用恋爱来表现一些人的性格。就如佩珠，她比前面的两个人进步多了。不过，《电》和《雨》不同，和《雾》更有差别。《电》的头绪很多，适合这个标题，的确像几股电光接连地在空中闪耀。短篇小说《雷》只是一个不小的插曲。故事发生的时间在《雨》和《电》之间。因为《电》里面的几个人物如慧、敏、明、碧、影都曾在《雷》里出现过，我现在就把《雷》放在《电》的前面。

《雾雨电》是《巴金选集》第四卷，《雾》《雨》《电》合称“爱情三部曲”。《雾》讲述了旧社会一个留学归来学子在旅馆的一段遭遇，反应了旧社会包办婚姻与自由恋爱的相互抗争，凸显了当时的社会特性。《雨》主要讲述了《雾》中主人公周如云的朋友吴仁民的经历。《电》是《雨》故事情节发展的延续，在这热血青年的群像中，吴仁民是以一个受人尊敬的最年长的革命家形象出现的，成了一个新人。

前记

新记

《雾》的序

《雨》的序

《电》的序

雾(1931)

雨(1932)

雷(1933)

电(1933)

附录一 《爱情的三部曲》总序

附录二 《雾》、《雨》与《电》《爱情的三部曲》作者的自白

附录三 一九八零年版《巴金选集》后记

夜来了，这是海滨的一个静寂的夏夜。

海水静静地睡着，只有些微的鼾声打破了夜的单调。灯塔里的微光在黑暗的水面上轻轻地颤抖，显得太没有力量了。

离海有里多路远，便是荒凉的街市。在夜晚街上更静了。虽然是在夏天，但这里的夜晚从来就很凉爽：海风微微吹着，把日间的热气都驱散了，让那些白日里忙碌奔波的人安静地睡下来。也有人不忍辜负这凉爽的夜，便把椅子摆在门前，和邻居们闲谈他们生活里的种种事情，而最引起他们注意的便是那所新式建筑的海滨旅馆。

这四层的洋楼孤零零地高耸在那些邻近的简陋的矮屋上面，显然一是位置在不适宜的地方。它骄傲地俯瞰着那些矮屋，而且以它的富丽的装饰、阔绰的住客和屋前的花园向它们夸耀。

在夜里和在白昼一样，这旅馆和那些矮屋依然形成了两个阶级，过着两种不同的生活。在旅馆里灯烛辉煌，人们往来，似乎比在白昼更活动了。

一辆汽车在旅馆的大门前停住，司机下来开了门。一个瘦长的青年弯着身子从车里出来，带着好奇的眼光向四处看，似乎有点奇怪：这样的旅馆竟然安置在如此荒凉的街市中间。

从旅馆里走出来两个侍役，都带着恭敬的笑容，一个从司机手里接了那两件并不很重的行李，另一个引着青年走过微微润湿的草地，向里面走去。

那青年踏上了石阶，昂然走进门去。他走了不到几步便看见一个年轻女子从楼梯上下来，穿的是白夏布衫和青色裙子。她有一张丰腴的脸，白中透红的皮肤，略略高的鼻子，和一对星一般明亮的眼睛，左眼角下嵌着一颗小小的黑痣，嘴边露着微笑。

他望着她，呆了一下，就惊喜地叫起来：

“密斯张。”

她马上转过身子惊讶地望了望他。她忽然微微张开嘴，嘴唇皮一动，微笑了。于是她迎着他走来，两颗漆黑的眼珠发光地看着他，问道：

“周先生吗？几时回来的？”

“快一个星期了，”他愉快地答道，“我去看过剑虹，说我要到这里来小住一些时候。他说密斯张也在这里，要我来看看你，想不到一到这里就遇见了。真巧得很。”

“是的，真巧。我也想不到周先生会到这里来。剑虹先生前两天有信来也不曾提到周先生回国，所以我不知道。”她歇了歇，不停地用她那对明亮的眼睛看他，态度很大方。他还来不及想到适当的话，她又接着说下去：“我打算在这里住过这个暑假，顺便温习功课。今年我不回家。一个人住在这里虽然清静，只是读书没有人指导也不方便。现在周先生住在这里，我倒可以常常向周先生请教了。”她的脸上笼罩着一道喜悦的光。她显然很高兴这次意外的会面。她的家就在邻近的一个城市里，搭小火轮去只有一天的路程，所以她说了今年不回家的话。

“密斯张，你太客气了，我哪里配说指教人？我们在一起研究就是了。”他谦逊地说着，心里也很高兴。

“我说的是真话，倒是周先生太客气了。以后请教的地方多着呢！”她还想说下去，忽然瞥见那两个侍役，一个提了行李，一个垂着双手，都恭敬地立在旁边带笑地看他们两个说话，她便说：“周先生住几号房间？我现在不打扰周先生了。……我就住在二楼十九号，周先生有空请来玩。”她向他点了点头，并不等他回答，就走进旁边一间题着“阅报室”的屋子去了。

这里周如水也对她点了点头，带笑说：“等一会儿把房间弄好，我就过来看密斯张。”于是跟着侍役上了楼。

侍役们在三层楼上一个房间的门前站住了。空手的侍役掏出钥匙开了门让周如水进去，接着另一个侍役也提着箱子进来。

“就是这个房间，周先生中意吗？”空手的侍役这样说了，接着又说一些形容这房间的优点的话，便抬起脸恭敬地静候着他的回答。

周如水向四面看了一下，觉得这房间大小还中意，陈设也过得去，便点头答道：“还可以。”他看见窗户大开着，便走到窗前。他从窗户望外面，远远地是一片黑暗的水，一线灯光在水面荡漾。凉爽的夜气迎面扑来，他觉得十分爽快，抬起头去望天空，满天的星斗对着他在摇晃。他又把头埋下去，从各个窗户里透出来的灯光正照在草地和矮树上。

“这里很不错！”他回过头来向侍役称赞了一句，又问：“这是多少号房间？”

“三十二号。”侍役得意地答道。那个提行李的侍役已经走出去了。

“周先生没有用过晚饭吗？”侍役又问。

“吃过了。你给我弄点茶来罢。”周如水说着，就脱下他的太阳呢西装上衣挂到衣架上去。

侍役答应了一个“是”字，往外面走了。P11－13

两年前我就想把《爱情的三部曲》收回修改重排，这次来上海才得到这个机会，我还应该感谢小延兄的帮忙。

公寓里很热，夜晚也不退凉。这几夜我常常捧着《爱情的三部曲》工作到两三点钟，有时就在躺椅上迷糊地睡着了。直到我的疲倦的眼睛无法看清楚书上的字迹时，我才关了电灯上床睡去。

这样我终于校完了这三本小说。我算是又了结了一件事情。’在这些日子里我们的生命是没有保障的。今天闭上眼睛就想不到明天的存在。但是完成了的工作却是不能够消灭的。没有一种暴力可以毁灭它。所以我每做完一件事情，便觉得十分高兴。

我就要回到广州去。在那里也许有一个使人兴奋的生活等着我。这是一种诱惑。我又记起了《电》里面的一些景象。我永不能忘记的是这样的两句话：“我不怕……我有信仰。”

巴金

1938年7月9日

人民文学出版社要我编一部新的《选集》，我照办了。

一九五九年出版的我的《选集》里本来有一篇后记，我把校样送给几个朋友看，他们都觉得很像检讨，而且写的时候作者不是心平气和，总之他们认为不大妥当，劝我把它抽去。我听从了朋友的意见，因此那本《选集》里并没有作者的后记。但是过了一年我还是从那篇未用的后记中摘出一部分作为一篇散文的脚注塞进我的，《文集》第十卷里面了。今天我准备为新的《选集》写后记的时候，我忽然想起了那篇只用过一小半的旧东西，它给人拿去，隔了十一年又回到我的手边来，没有丢失，没有撕毁，这是我的幸运。这十一年中间我给毁掉了不少文稿、信件之类的东西。家里却多了一个骨灰盒，那是我爱人肖珊的骨灰。在“四害”横行、度日如年的日子里她给过我多少安慰和鼓励。但是她终于来不及看见我走出“牛棚”就永闭了眼睛。她活着的时候，常常对我说：“坚持下去，就是胜利。”我终于坚持下来了。我看到了“四人帮”的灭亡。我又拿起了笔。

今天我心平气和地重读十九年前“并不是心平气和地写出来的”旧作，我决定把它用在这里，当然也作了一些删改。我所崇敬的中外前辈作家晚年回顾过去的时候，也写过类似“与过去告别”的自白。我今年七十四岁，能够工作的日子已经不多，在这里回顾一下过去，谈谈自己的看法，即使谈错了，也可以供读者参考，给那些想证明我“远远地落在时代后面”的人提供一点旁证。

那么我_就从下面开始：

我生在官僚地主的家庭，我在地主老爷、太太、少爷、小姐中间生活过相当长的时期，自小就跟着私塾先生学一套立身行道、扬名显亲的封建大道理。我也同看门人、听差、轿夫、厨子做过朋友(就像屠格涅夫在小说《普宁与巴布林》中所描写的那样)。我看够了不公道、不合理的事。我对那些所谓“下人”有很深的感情。我从他们那里得到不少的生活知识。我躺在轿夫床上烟灯旁边，也听他们讲过不少的动人故事。我不自觉地同情他们，爱他们。在五四运动后我开始接受新思想的时候，面对着一个崭新的世界，我有点张惶失措，但是我也敞开胸膛尽量吸收，只要是伸手抓得到的新的东西，我都一下子吞进肚里。只要是新的、进步的东西我都爱；旧的、落后的东西我都恨。我的脑筋并不太复杂，我又缺乏判断力。以前读的书不是四书五经，就是古今中外的小说。后来我接受了无政府主义，但也只是从刘师复、克鲁泡特金、高德曼的小册子和《北京大学学生周刊》上的一些文章上得来的，再加上托尔斯泰的像《一粒麦子有鸡蛋那样大》《一个人需要多少土地》一类的短篇小说。我还读过一些十九世纪七十、八十年代俄国民粹派革命家的传记。我也喜欢过陈望道先生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可是多读了几本无政府主义的小册子以后，就渐渐地丢开了它。我当时思想的浅薄与混乱不问可知。不过那个时候我也懂得一件事情：地主是剥削阶级，工人和农人养活了我们，而他们自己却过着贫穷、悲惨的生活。我们的上辈犯了罪，我们自然也不能说没有责任，我们都是靠剥削生活的。所以当时像我们那样的年轻人都有这种想法：推翻现在的社会秩序，为上辈赎罪。我们自以为看清楚了自己周围的真实情形，我们也在学习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俄国青年“到民间去”的榜样。我当时的朋友中就有人离开学校到裁缝店去当学徒。我也时常打算离开家庭。我的初衷是：离开家庭，到社会中去，到人民中间去，做一个为人民“谋幸福”的革命者。

我终于离开了我在那里面生活了十九年的家。但是我并没有去到人民中间。我从一个小圈子出来，又钻进了另一个小圈子。一九二八年年底我从法国回到上海，再过两年半，成都的那个封建的家庭垮了，我的大哥因破产而自杀。可是我在上海一直让自己关在小资产阶级的圈子里，不能够突围出去。我不断地嚷着要突围，我不断地嚷着要改变生活方式，要革命。其实小资产阶级的圈子并非铜墙铁壁，主要的是我自己没有决心，没有勇气。革命的道路是宽广的。而我自己却视而不见，找不到路，或者甚至不肯艰苦地追求。从前我们在成都办刊物《半月》的时候，有一个年纪比我大的朋友④比我先接受了无政府主义的思想，我有时还把他当作导师一般尊敬。他就是《激流三部曲》里面的方继舜。在我离开成都以后，他不能满足于空谈革命，渐渐地抛弃了无政府主义，终于参加了共产党，在一九二八年被成都某军阀逮捕枪毙了，他死得很勇敢。……说实话，我当初开始接受新思想的时候，我倒希望找到一个指导人让他给我带路，我愿意听他的话甚至赴汤蹈火。可是后来我却渐渐地安于这种自由而充满矛盾的个人奋斗的生活了。自然这种生活也不是没有痛苦的。恰恰相反，它充满了痛苦。所以我在我的作品里不断地呻吟、叫苦，甚至发出了“灵魂的呼号”。然而我并没有认真地寻求解除痛苦、改变生活的办法。换句话说，我并不曾寻找正确的革命道路。我好像一个久病的人，知道自己病重，却习惯了病中的生活，倒颇有以病为安慰、以痛苦为骄傲的意思，懒得去找医生，或者甚至有过欣赏这种病的心情。但是另一方面，我也曾三番五次想在无政府主义中找寻一条道路，我读过好些外国书报，也译过克鲁泡特金的著作，和俄国民粹派革命家如妃格念尔这类人的回忆录，可是结果我得到的也只是空虚；我也曾把希望寄托在几位好心朋友的教育工作上，用幻想的眼光去看它们，或者用梦代替现实，用金线编织的花纹去装饰它们，我写过一些宣传、赞美的文章；结果还是一场空。人们责备我没有在作品中给读者指出明确的道路，其实我自己就还没有找到一条这样的路。当时我明知道有马克思主义，而且不少知识分子在那里找到了治病的良药，我却依然没有勇气和决心冲出自己并不满意的小圈子，总之，我不曾到那里去求救。固然我有时也连声高呼“我不怕，我有信仰”。我并不是用假话骗人。我从来不曾怀疑过：旧的要灭亡，新的要壮大；旧社会要完蛋，新社会要到来；光明要把黑暗驱逐干净。这就是我的坚强的信仰。但是提到我个人如何在新与旧、光明与黑暗的斗争中尽一份力量时，我就感到空虚了。我自己不去参加实际的、具体的斗争，却只是闭着眼睛空谈革命，所以绞尽脑汁也想不到战略、战术和个人应当如何参加战斗。我始终依照自己的方式去反对旧社会和黑暗的势力，从来没有认真想过会得到什么样的结果。有时候我感觉到我个人的力量就像蜉蝣一样撼不了大树(哪怕是正在枯死的大树)，我起了类似疯狂的愤激。我恨旧社会恨到快要发狂了，我真愿意用尽一切力量给它一个打击。好心的读者责备我宣传个人主义。我憎恨旧社会、憎恨黑暗势力到极点的时候，我的确希望每个人都不同它合作，每个人都不让它动他一丝一毫。……这种恨法不用说是脱离群众、孤独奋斗的结果。其实所谓“孤独奋斗”也只是一句漂亮话。“孤独”则有之，“奋斗”就应当打若干折扣。加以由于我的思想中充满了矛盾和混乱，我甚至在“孤独奋斗”的时候，也常常枪法很乱，纵然使出全身本领，也打不中敌人要害，或者近不了敌人身旁。而且我还有更多的冷静的或者软弱的时候，我为了向图书杂志审查老爷们表示让步，常常在作品里用曲笔转弯抹角地说话，免得作品无法跟读者见面，或者连累发表我文章的刊物。④有时我也想尽方法刺老爷们一两下，要他们感到不舒服却又没法删掉我的文章。然而我只是白费力气，写出来的东西，总是软弱无力。我常常把解放前的自己比作一个坐井观天的人。我借用这个旧典故，却给了它一个新解释：我关在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小圈子里望着整个社会的光明的前途。我隐隐约约地看得见前途的光明，这光明是属于人民的。至于我个人，尽管我不断地高呼“光明”，尽管我相信光明一定会普照中国，但是为我自己，我并不敢抱什么希望。我的作品中会有忧郁、悲哀的调子，就是从这种心境产生的。我自己也知道我如果不能从井里出来，我就没有前途，我就只有在孤独中死亡。我也在挣扎，我也想从井里跳出来，我也想走新的路。但是我的勇气和决心都不够。

然而解放带给我力量和勇气。我不再安于坐井观天了。我下了决心跟过去告别。我走上了自我改造的路。当然改造并不是容易的事情，跟自己作斗争也需要长期苦战才有可能取得胜利。…一…一

我希望我上面的“回顾”能够帮助《选集》的读者了解我过去的作品。今天在新的《选集》付印的时候，我还要重复十九年前想说而未说出来的几句话：

“我的这些作品中描写的那个社会(旧社会)，要是拿它来跟我们的新社会比，谁都会觉得旧社会太可恨了。不用说，我并没有写出本质的东西，但是我或多或少地绘出了旧社会的可憎的面目。读者倘使能够拿过去跟今天比较，或者可以得到一点点并非消极的东西。这就是我的小小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