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山飘香》是罗伯特·奥伦·巴特勒最著名的作品，出版于1992年，翌年荣获普利策小说奖。评委会称赞他用全新的视角，通过个体在两种文化冲突对抗中的挣扎来体现越南和美国的文化差异，将越战文学提于至一个新的高度。在收入书中的十七个故事中，作者用第一人称叙述，融合越南民间传说、可怕难忘的战争记忆、美国流行文化和家庭冲突，讲述了越战之后移居美国南方的越南侨民这一独特人群的生活种种。

罗伯特·奥伦·巴特勒著的《奇山飘香》的主角大部分是越南战争后流落到美国南方的越南移民，来自社会的各个阶层，既有南越共和军上校、越共政委、投机商人，亦有饭店服务员、酒吧女、普通士兵和民众。故事以第一人称的手法，通过越南移民自己的声音，叙说他们在美国的生活，虽然这里更舒适，还有与家乡相似的片片稻田和头戴斗笠在田里劳作的身影，但处处透露出战败的沮丧、国破人亡的遗恨、挥之不击的乡愁妻离子散的痛苦，以及文化身份的困惑。

投诚

格林先生

回家路上

童话

蛐蛐儿

父亲的来信

爱

中秋节

一片开阔地

鬼故事

遗物

入殓

一对美国夫妇

奇山飘香

一盒沙龙烟

失踪

译后记

我心中没有恨。自己现在差不多已能肯定这点了。我为祖国战斗得太久了，以至于连自己的老婆都丢了，让她跟了另外一个男人，一个瘸子。那是因为虽然我还活着，但不在她身边，对她来说我就已经是个死人了。大概让我还有些愤愤不平的是，这个男人的残疾是天生的，而不是打仗受伤造成的。现在甚至连这一点都无关紧要了。我的祖国是以灭亡告终的，而且我也不在那儿住了，我偶尔从报纸上了解到越南统一后的生活状况，肯定那两个人仍在那里遭罪。实际上这对我来说也无所谓了。这样谈论他俩，甚至连自己都觉得有些奇怪，但让人更加费解的是，我先提起他俩，然后才讲另一个男人的故事，一个遭受着别人难以想象的复杂情感折磨的男人。正是这个饱受折磨的男人让我有时觉得自己还能盘着腿，摆出一种平静的姿态，甘愿接受所有一切，甚至包括人们所说的那个苦自人欲的道理。

我所恨的可能还有其他人。但我的确为过去的敌人感到难过，也为我们国家的敌人感到难过。我现在住在路易斯安那州格雷特纳市的玛丽·波萍南街上。正因为我能讲一口流利的英语，所以我在住在西岸的那些越南移民中颇有影响力。我们都是来自南越的移民。假如你走过一座桥，进入新奥尔良，沿着州际公路向北走，然后再转向一条以一位厨师命名的高速公路，就会来到一个叫凡尔赛的地方。在那里你还会发现来自北越的人。他们都是凡尔赛的天主教徒。但我是佛教徒。下面这些事是一位来自越南共和国福绥省的越共在一个漆黑的夜里告诉我的。

那时，我正在土山附近的兵营里给澳大利亚人当翻译。美国人和澳大利亚人的不同体现在搭帐篷的方法上。美国人是先清理出一块地，砍去那里的植物，把地犁一遍，弄平整，围上带刺的铁丝网，最后在网上挂上铁皮酒罐。澳大利亚人则直接原地搭帐篷，从不砍树，然后住进铺上木地板的帐篷里。他们把帐篷支在树荫下。每当你清晨醒来，就能听到头上的鸟叫声。这情景常常让我想起自己的家乡。我住的村子离这里很远，而且在内地，靠近波来古。那时妻子还属于我。我躺在树荫下的帐篷里常常想起她。可是，每当我走进兵营餐厅就餐，面对着鸡蛋、咖喱香肠和菜豆时，就没那个心情了。

澳大利亚人的帐篷搭得不错，可我实在搞不懂他们的吃法，特别是早餐。就在那天早上，我第一次见到了宕文塔。我从餐厅对面望着他，只见他呆坐着，两只跟蹬着盛满饭菜的盘子。他身旁一边坐着指挥官，一边坐着值日官，看得出他是个重要人物，因此我又仔细端详了一下。塔哥皮肤黝黑，穿着一件蓝绿格的运动衫，和我一样是农民出身，他有可能被视为西贡大街上任何一个蹬三轮的普通人，或头顿市大街上叫嚷着讨要车费的车夫。可当时我一眼就知道他的身份不是平民百姓。

他的头发被头顶上的电扇吹得乱七八糟，发型是典型越共战地理发员的作品，除此以外，身上还有某些别的东西能披露他的身份。他坐在几乎比他高一头的两位澳大利亚军官中间，身体微微缩着，但看起来似乎很高大。我们村里人都迷信鬼神，而且很多越南人都信鬼。有时鬼会变成人的模样，然后又消失得无影无踪。每当想起与鬼相遇的情形，你就会感到身边有一个庞然大物，好像黑夜里撞上了大山，你看不见它，但知道它就在眼前。我第一次看见塔哥时，就有这种感觉。倒不是我觉得他是个鬼。当我看他两眼盯着咖喱香肠发呆时，马上知道他比自身要高大得多。

过了一会儿，我觉得好像有人从左侧过来坐下，但因塔哥吸引了我的注意力，所以我没马上觉察出是谁。我耳旁有人大声说了一句悄悄话：“嘿，伙计，你会有机会和他打交道的。”我转过身来，原来是情报官汤森德上尉。他的八字胡抹了油，捻出两个细细的胡子尖，胡子尖一颤一颤的，和平时他审问犯人时听到令他感兴趣的东西时一个样。现在正是这位塔哥又令他的胡子尖颤抖起来了。汤森德把目光从我这儿移到了餐厅对面，我的眼睛也跟着转了过去。又有一位越南人，一位共和军少校，端着盘子走了过来，指挥官立即溜到一边，让新来的少校坐在塔哥旁边。少校和塔哥搭讪了几句，塔先生好像在应酬着，接着少校又和指挥官聊了几句。

汤森德介绍说：“这是我们新来的丛林侦察兵，坐在那边的少校吃过早饭后会先回师部，我们俩再和他谈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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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篇小说的物理——“短经典”总序

王安忆

好的短篇小说就是精灵，它们极具弹性，就像物理范畴中的软物质。它们的活力并不决定于量的多少，而在于内部的结构。作为叙事艺术，跑不了是要结构一个故事，在短篇小说这样的逼仄空间里，就更是无处可逃避讲故事的职责。倘若是中篇或者长篇，许是有周旋的余地，能够在宽敞的地界内自圆其说，小说不就是自圆其说吗？将一个产生于假想之中的前提繁衍到结局。在这繁衍的过程中，中长篇有时机派生添加新条件，不断补充或者修正途径，也允许稍作旁骛，甚至停留。短篇却不成了，一旦开头就必要规划妥当，不能在途中作无谓的消磨。这并非暗示其中有什么捷径可走，有什么可被省略，倘若如此，必定会减损它的活力，这就背离我们创作的初衷了。所以，并不是简化的方式，而是什么呢？还是借用物理的概念，爱因斯坦一派有一个观点，就是认为理论的最高原则是以“优雅”与否为判别。“优雅”在于理论又如何解释昵？爱因斯坦的意见是：“尽可能地简单，但却不能再行简化。”我以为这解释同样可用于虚构的方式。也因此，好的短篇小说就有了一个定义，就是优雅。

在围着火炉讲故事的时代，我想短篇小说应该是一个晚上讲完，让听故事的人心满意足地回去睡觉。那时候，还没有电力照明，火盆里的烧柴得节省着用，白昼的劳作也让人经不起熬夜，所以那故事不能太过冗长。即便是《天方夜谭》里的谢赫拉查达，为保住性命必须不中断讲述，可实际上，她是深谙如何将一个故事和下一个故事连接起来。每晚，她依然是只讲一个故事，也就是一个短篇小说。这么看来，短篇小说对于讲故事是有相当的余裕，完全有机会制造悬念，让人物人套，再解开扣，让套中物脱身。还可能，或者说必须持有讲述的风趣，否则怎么笼络得住听众？那时代里，创作者和受众的关系简单直接，没有掩体可作迂回。

许多短篇小说来自这个古典的传统。负责任的讲述者，比如法国莫泊桑，他著名的《项链》，将漫长平淡的生活常态中，渺小人物所得出的真谛，浓缩成这么一个有趣的事件，似乎完全是一个不幸的偶然。短篇小说往往是在偶然上做文章。但这偶然却集合着所有必然的理由。理由是充分的，但也不能太过拥簇，那就会显得迟滞笨重，缺乏回味。所以还是要回到偶然性上，必是一个极好的偶然，可舒张自如，游刃有余地容纳必然形成的逻辑。再比如法国都德的《最后一课》，法国被占领，学校取消法语课程之际，一个逃学孩子的一天。倘是要写杂货店老板的这一天，怕就没那么切中要害。这些短篇多少年来都是作范例的，自有它们的道理。法国作家似乎都挺擅长短篇小说，和精致的洛可可风气有关系吗？独具慧眼，从细部观望全局。也是天性所致，生来喜欢微妙的东西，福楼拜的长篇，都是以纤巧的细部镶嵌，天衣无缝，每一局部独立看也自成天地。普鲁斯特《追寻逝去的时光》，是将一个小世界切割钻石般地切成无数棱面，棱面和棱面折射辉映，最终将光一揽收尽，达到饱和。短篇小说就有些像钻石，切割面越多，收进光越多，一是要看材料的纯度，二是看匠人的手艺如何。

短篇小说也并不全是如此晶莹剔透，还有些是要朴拙许多的，比如契诃夫的短篇。俄国人的气质严肃沉重，胸襟阔大，和这民族的生存环境、地理气候有关，森林、河流、田野、冬季的荒漠和春天的百花盛开，都是大块大块，重量级的。契诃夫的短篇小说即便篇幅极短小，也毫不轻薄，不能以灵巧精致而论，他的《小公务员之死》、《变色龙》、《套中人》，都是短小精悍之作，但其中的确饱含现实人生。是从大千世界中攫取一事一人，出自特别犀利不留情的目光，入木三分，由于聚焦过度，就有些变形，变得荒谬，底下却是更严峻的真实。还有柯罗连科，不像契诃夫写得多而且著名，却也有一些短篇小说令人难忘，比如《怪女子》，在流放途中，押送兵讲述他押送一名女革命党的经历——俄罗斯的许多小说是以某人讲故事为结构，古时候讲故事的那盆火一直延续着，在屠格涅夫《白静草原》中是篝火，普希金的《黑桃皇后》则是客厅里的壁炉，那地方有着著名的白夜，时间便也延长了，就靠讲故事来打发，而在《怪女子》里，是驿站里的火炉。一个短暂的邂逅，恰适合短篇小说，邂逅里有一种没有实现的可能性，可超出事情本身，不停地伸展外延，直向茫茫天地。还有蒲宁，《轻盈的呼吸》。在俄罗斯小说家，这轻盈又不是那轻盈。一个少女，还未来得及留下连贯的人生，仅是些片鳞断爪，最后随风而去，存入老处女盲目而虔敬的心中，彼此慰藉。一个短篇小说以这样涣散的情节结构起来，是必有潜在的凝聚力。俄国人就是鼎力足，东西小，却压秤，如同陨石一般，速度加重力，直指人心。

日本的短篇小说在印象中相当平淡，这大约与日本的语言有关，敬语体系充满庄严的仪式感，使得叙述过程曲折漫长。现代主义却给了机缘，许多新生的概念催化着形式，黑井千次先生可算得领潮流之先。曾看过一位新生代日本女作家山田咏美的小说，名叫《YO－YO》，写一对男女相遇，互相买春，头一日她买他，下一日他买她，每一日付账少一张钱，等到最后，一张钱也不剩，买春便告罄结束。还有一位神吉拓郎先生的一篇名叫《鲑鱼》的小说，小说以妻子给闺蜜写信，因出走的丈夫突然归来停笔，再提笔已是三个月后，“他完全像鲑鱼那样，拼命地溯流而归……”浅田次郎的短篇《铁道员》因由影星高仓健主演的电影而得名，他的短篇小说多是灵异故事，他自述道是“发生在你身上……温柔的奇迹”，这也符合我的观念，短篇小说要有奇情，而“温柔的奇迹”真是一个好说法，将过于夯实的生活启开了缝隙。相比较之下，中国的语言其实是适合短篇小说的，简洁而多义，扼要而模糊，中国人传统中又有一种精致轻盈的品位，比如说著名的《聊斋志异》，都是好短篇，比如《王六郎》，一仙一俗，聚散离合，相识相知，是古代版的《断背山》，却不是那么悲情，而是欣悦！简直令人觉着诡异，短篇小说是什么材料生成的，竟可以伸缩自如，缓急相宜，已经不是现代物理的概念能够解释，而要走向东方神秘主义了！

现在，“短经典”这套世界现当代短篇小说丛书的出版，又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会有多少意外发生呢？

二〇一一年二月二十六日上海

发生在1955至1975年之间的越南战争无论在越南人民的心灵上，还是在美国人民的心灵上都留下了一处抹不去的伤痕。自1975年以来，有关越战小说、诗歌以及戏剧在美国出版了近八百余部。美国越战文学作品的大量涌现使得文学界的一些专家学者甚至把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后的三十年称为后越战时期的美国文学。在这期间，越南战争及其后果理所当然地成了美国作家的重要素材，其中最著名的越战作家有罗伯特·斯通、梯姆·奥布莱恩、博比·安·梅森以及菲利普·卡普托等等。正如美国查尔斯顿学院英文教授苏珊·法莱尔教授所言，美国越战文学已从涓涓细流变成了滚滚洪涛，在美国当代文学史上占据了不可忽视的地位。

美国文学批评界对越战文学的关注始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首先在美国文学界引起反响的是1976年菲利普·卡普托的《战争的谣言》、1977年迈克尔·赫尔的《派遣》和同年罗恩·科维克的《生于七月四日》，因为这三部小说讲述了那些怀揣理想和英雄梦的美国军人在越战中所经历的真实感受。战争的残酷和恐惧以及美国理想的泯灭使这场战争中的参战人员彻底改变了自己的人生观和世界观。美国批评家们普遍认为，美国越战文学的重要意义主要是对美国社会、政治、文化以及价值观进行了重新审视。美国著名越战小说家梯姆·奥布莱恩曾经说过，战争故事并非只讲战争，最终谈论的仍然是人心。美国越战文学属于战争文学，同时也属于伤痕文学。美国所有经历过越战的作家力图通过创作来抚平美越双方人民心中的创伤。美国越战文学也是暴露文学。它不仅揭示了人类世界的残酷和黑暗，同时也展现了人类的正义感和对世界和平的渴望。译者通过译著《奇山飘香》想推出的是另一类经历过越战的美国当代小说家一罗伯特·奥伦·巴特勒。

罗伯特·奥伦·巴特勒于1945年出生在美国伊利诺伊州的花岗岩市。父亲老罗伯特·奥伦·巴特勒曾是专业演员，后来成为圣路易斯大学戏剧专业教授。母亲是普通职员。在父亲的影响下，他在西北大学读本科时选择了戏剧表演专业，一心想成为优秀演员。大学毕业后，他又改学戏剧创作，并取得了戏剧创作硕士学位。1971年，即美越战争末期，他应征入伍参加了越南战争，并在赴越前进行过一年的越南语培训，然后被派往越南作口译工作。与美国其他越战退伍军人作家不同的是，他赴越前能讲一口流利的越南语，并对越南文化及风土人情，乃至整个亚洲文化都有深刻的了解。他热爱亚洲文化传统，曾对采访过他的人说：“我第一天到那儿就能够流利地讲越南语。我爱越南，爱那儿的文化和人民。我的意思是一去就爱上了。”因此，越战的经历和对亚洲文化的了解使他的文学创作别具一格，能在其作品中以一种与众不同的文化视角来审视这场战争和美国的价值观。

美国越战文学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出现了新趋势，不再以参战军人为关注对象，而是把注意力转移到越战后果上，描述战争如何在美越双方军人后代心灵上留下的创伤和困惑。例如博比·安·梅森的小说《在乡间》、美籍越南作家鲍民（BhaoMin音译）的《战争的悲哀：一部北越小说》及罗伯特·奥伦·巴特勒的短篇故事集《奇山飘香》和其他作品。作为参加过越战的美国退伍军人作家，他的作品没像其他越战小说家那样把故事发生的地点定在军营中或战场上，以描写残酷的战争厮杀，军中腐败和人类种种暴行为主要内容。与众不同的是，作为美国人，他却用越南人的声音来讲述这场战争造成的恶果。在所有以越战为历史背景的文学作品中，他把时间和地点大多定在越战之后的美国，描写越战之后双方参战人员和普通美越百姓所经历的悲欢离合及对和平的渴望。而且，他在创作中尽可能摆脱冷战时期的敌对意识形态，用去政治化来展现人类普遍亲情、爱情、同情和良知，用人与人之间的似水柔情来冲淡越战的血雨腥风。他的作品充满了人情味儿。

他曾在一篇文章中写道：“艺术家如果真正身体力行，日复一日，锲而不合走进潜意识，直面人生，毫不退缩，终将取得突破，进人另一种境界。身在这个境界里的既不是女人，也不是男人；既不是黑人，也不是白人、红种人或黄种人；既不是基督徒，也不是穆斯林、犹太教徒、印度教徒或无神论者；既不是北美人，也不是南美人、欧洲人、非洲人或亚洲人。他只是人类的一员。”以其短篇故事集《奇山飘香》中的第一篇故事《投诚》和最后一篇故事《失踪》为例。这两篇故事主人公，一位是越共政委，一位是美国军人，投靠敌方均不是出于政治原因，而是出于个人原因。虽然他们各自政治立场和价值观不同，但在亲情和对和平生活的向往上是一致的。在这两篇故事中，巴特勒先生想说的是，无论是你是何人，持何种信仰，人类情感和渴望都是一样的；共产党人是人，不是魔鬼，和美国大兵一样，有爱情，有亲情，同样渴望安宁和睦的家庭生活。

《奇山飘香》短篇小说集是巴特勒先生的成名之作，共包括十七篇小说，大部分故事地点都设在美国南路易斯安那州新奥尔良附近的查尔斯湖地区。当人们询问他为什么把故事设在这个地方时。巴特勒先生答道：“假如我没到过南路易斯安那州，假如我没见到新奥尔良附近这个保存完好的越南社区，我可能还和以前一样，自己也不知道如何想起要写这些离散的越南移民。南路易斯安那州和越南在气候和文化上都很相像，也许这些相似之处引发了这一切，但肯定是我在越南的岁月直接影响了这部短篇故事集的创作。”《奇山飘香》大部分故事人物是越战后流亡到美国的越南移民，其中只有六篇的故事发生地点设在越南。作为美国作家，巴特勒在这部短篇故事集里完全让自己沉浸在东方文化的叙事中，试图从东方人的视角来审视这场打败的战争和美国的价值观。他在这部故事集中，让越南人的风俗文化、古代传说、宗教信仰，以及亚洲人含蓄的情感表达方式一一跃然纸上。

例如短篇小说《格林先生》。作者在这篇小说中通过一只鹦鹉和主人的离散故事不仅讲述越南宗教和政治冲突、越南百姓在战争中的颠沛流离，同时也讲述了一个越南女孩的成长过程。再例如《鬼故事》。作者利用越南鬼文化讲述了一个人鬼情的动人故事。他的短篇故事集《奇山飘香》充满了对东方文化的憧憬和向往。《奇山飘香》中的故事除《一对美国夫妇》外大多短小精悍。它们既抒情又浪漫，而且故事的结尾大多美好而又圆满，非常贴近东方人的文学品味。故事中的主人公都是经历过越战的人，来自社会的各个阶层，上有革命领袖胡志明、南越共和军上校、越共政委、投机商人，下有酒吧女、妓女、饭店服务员和普通士兵。他们的故事透露出战败的沮丧、国破人亡的遗恨、挥之不去的乡愁、妻离子散的痛苦，以及文化身份的困惑。他们身在美国，住在路易斯安那州新奥尔良附近的查尔斯湖，虽然这里有舒适的生活，还有片片稻田和人们头戴斗笠在田里劳作的身影，但心底仍不接受他乡为故乡，内心深处渴望的仍是叶落归根。

阅读完这部故事集后，你会悟出美国越战文学创作还有另一条新径。美国越战文学作品可以不是硬邦邦的，也可以没有杀气和血腥。罗伯特·奥伦·巴特勒著名短篇故事集《奇山飘香》经一年半时间，利用工作之余，在不断与作者商榷中，终于翻译成中文，使得这部故事集的语言增至二十种。我之所以翻译这部作品，不仅因为它是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而且还因为，在几乎所有美国越战文学作品中，大多数作家谈的只是美国人自己对越战的真实感受，惟独亲身经历过越战的巴特勒先生没有这样做。这位大个子美国作家在这部故事集里不是屈尊而是弯下腰细心地聆听了我们亚洲人对这场战争的感受。

译者胡向华

于天津

2011年8月22日

《奇山飘香》不仅有趣，还令人深深感动。这是一本才华横溢的故事集，书中所讲述的民间故事和传说，散发着不可言说的祈祷文的意蕴。这是多年来我读过的最强大的作品集之一。

——安·贝蒂

这本书得到如此的赞赏，不仅仅因为其文笔优美，行文有力，还因为它充满说服力地完成了一次想象力的巨大冒险……巴特勒不是跻身于越南相关小说的重要且不朽的经典作家之列（他早就是其中一员了）——他永久地改变了这类小说的架构。

——克莱尔·梅苏德，《卫报》

《奇山飘香》将越南人写得如此真实、栩栩如生，这一写作计划是如此大胆，描写是如此优美，真令人讶异

——乔治帕克，《纽约时报书评》

世界各国的作家每天越过个人潜意识的门庭，进入集体潜意识的深处。这些作家出现时对世事的洞见使我们凝聚在一起。我是美国人，是一名作家。我仰单我的租国，我探寻人类的精神。

——罗伯特·奥伦·巴特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