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史纲》是台湾著名历史学家李定一教授作品，当代华文世界公认最佳的国史经典著作之一，集严谨、独到、激情、朴实于一书，乃是一部令人耳目一新的通史佳作。

港台权威国史读本——深受读者与学界好评，不可错过的国史佳作！

既彰显民族自信、又保持客观中立。——比钱穆《国史大纲》更客观，比吕思勉《中国通史》更有趣。兼具客观中立与民族文化自信。

一部专门“针对当代现实，适合普通读者”的通俗历史读物！——绝非故作高深、枯燥乏味的庸著。作者减除与今无关的话题，较少直接引用史料而改用现代文体表达，尤其关注具有当代意义的话题。

《中华史纲》是著名历史学家李定一教授的代表作，也是港台近几十年来最为严谨的国史著作之一。书中独特思辨的史观，简洁朴实的语言，相比一般故作高深、枯燥乏味的历史书，令人耳目一新。

《中华史纲》内容跨度从史前传说时期直到辛亥革命为止，记叙了几千年来中华世界的政治和文明之变迁。李定一教授的出发点，是要创作一部“针对当代现实，适合普通读者”的通俗历史读物，使读者可以快速、清晰地了解本民族之国史，以略尽国民之文化义务。

序

第一编 中华民族文化形成时期

 第一章 蒙昧时期

第一节 神话——先民心目中的“历史”

第二节 五帝——传说时期

 第二章 三代——历史的肇始

第一节 夏代（前2183—前1752）

第二节 殷商（前1752—前1111）

第三节 西周（前1111—前770）

 第三章 春秋时代（前770—前481）

第一节 霸政的兴起——齐桓公

第二节 霸政的发展

第三节 各国的变化

 第四章 战国时代（前469—前221）

第一节 战国变法图强

第二节 诡谲的国际斗争

第三节  社会的激剧变动

第四节 孔子——民间讲学的创始者

第五节 百花齐放——诸子百家

第二编 中华世界之创始与发展——秦汉三国与魏晋（前221—316）

 第五章 “中华世界”的创始

第一节 秦王政时期（前246—前221）

第二节 秦始皇时代（前221—前210）

第三节 对秦始皇的评论

第四节 复古与维新的斗争（前209—前202）

 第六章  中华世界的确立与发展

第一节 大一统局势的奠定——文景之治

第二节 武帝的兴革

第三节 中华世界的巩固

第四节 王莽兴起的背景

第五节 王莽时代——一个理想的破灭

 第七章 衰颓时期（25—220）

第一节 光武帝的政策

第二节 黯淡迷惘的士风

第三节 外戚宦官与名流

第四节 长期分裂的前奏

 第八章 大分裂的序幕

第一节 曹操的志事

第二节 三国的人物

第三节 三国鼎立

第四节 统一的幻梦——西晋

 第九章 中华文化概述

第一节 农业情况

第二节 工商业发达

第三节 学术与科技

第三编 新陈代谢时期——“五胡乱华”与南北朝（316—589）

 第十章 大动乱局势（306—439）

第一节 西晋边境的情势

第二节 匈奴称雄时期（306—349）

第三节 羌族称雄时期——苻坚

第四节 北魏的统一

 第十一章 江南的开发与繁荣——东晋

第一节 南渡后的政局

第二节 东晋的北伐

第三节 南朝的政局

第四节 新天地中的旧文化

 第十二章 旧文化的再生

第一节 孝文帝的华化

第二节 中原的分裂

第三节 新民族的旧文化

第四编 中华文化之定型——隋唐与两宋（589—1276）

 第十三章 辉煌的唐代

第一节 大一统盛世的前奏

第二节 唐初的政局

第三节 由盛而衰的经过

第四节 唐代之衰亡

第五节 中华文化的广播

 第十四章 唐代的经济社会与文化

第一节 唐代的经济社会

第二节 唐代的文化

 第十五章 国势式微时期

第一节 五代十国的概况

第二节 宋代开国的政策

第三节 变法图强

第四节 南宋的苟安

 第十六章 两宋的经济社会与文化

第一节 宋代的经济社会

第二节 宋代的文化

第五编 中华文化之发展——元明清之长期统一（1276—1842）

 第十七章 元明两代之大势

第一节 蒙古人统治中国

第二节 明太祖开国政策

第三节 明初政局

第四节 明政之衰与张居正之改革

第五节 明成祖的海外发展

第六节 元明两代的文化

第七节 明代之衰亡

 第十八章 大清帝国

第一节 一统中华

第二节 清初的统治

第三节 由盛而衰之历程

第四节 早期中外关系

第五节 中西文化交流

第六节 清代的文化

第六编 中华世界的没落——从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1842—1911）

 第十九章 西方势力的入侵

第一节 鸦片走私问题

第二节 鸦片战争

第三节 不平等条约的订立

第四节 大清帝国的解体

 第二十章 全国大动乱

第一节 太平军的勃兴

第二节 太平军的政略

第三节 满汉政权的转移

 第二十一章 自强运动

第一节 “师夷之长”的发端

第二节 基督教再度传播

第三节 自强运动的阻碍

第四节 第一次中日战争

 第二十二章 救亡运动

第一节 开民智运动与百日维新

第二节 义和团

第三节 辛亥革命

第四节 国民革命之顿挫

第一章 蒙昧时期

第一节 神话——先民心目中的“历史”

在文字没有发明以前，人类用语言相互表达心意，同时也将他们对大自然变化的印象以及求生存的经验辗转相传，世世代代传下去。这种口口相传的经验，日积月累，经验越多，知识日益增加，人类也日益进步。能够多方搜求并累积前人的知识，甚而进一步发现新的求生存的知识，是人类能够从草莽榛榛，日夜都在与大自然变化及与毒蛇猛兽搏斗中，逐渐改进生存条件的主要原因。十个口，便是“古”，在文字发明以前的“古”代，即是口口相传时代。

传说难免夸大失实，掺杂许多想象与附会，四五十万年积累下，距离真事越来越远，变成荒诞不经，全然不可置信的神话。

神话是否全是无稽之谈呢？根据研究神话的学者的诠释：神话象征一个民族隐在内心深处的理想与企望，它是一个大众的共通的美梦。日有所思，才会夜有所梦，这中间的隐晦周曲很复杂，但是仍然不是绝对不可喻解的。例如盘古开天辟地的神话，最早的文字记载是三国时(公元220一280)东吴徐整的《三五历纪》，他说：

盘古在混沌如鸡蛋的黑暗中过了一万八千年，混沌中的清者上升为天，浊者下降为地，盘古头顶天，脚踏地，也一日而九变。天日高一丈，地日厚一丈，盘古亦日长一丈。如是者一万八千年，天已高，地已厚，两者相距九万里。盘古也死了，他的气化为风云，声音变成雷霆，左眼成为太阳，右眼成为月亮，他的血和泪化为江河，肌肉变成生长五谷的土壤，四肢五体化作四极五岳，发髭化为星辰，毫毛变成草木，牙齿变作金石，精髓化为珠玉，汗水变作雨露，身上的寄生虫变成人类。

这个神话的涵义是宇宙万事万物都是“人”物化而成，蕴涵有人是宇宙的主宰者的暗示。这与印度神话普鲁西亚(Pumsia)神死后两臂变成婆罗门(统治阶级)，两腿变成农民，双脚变成贱民(奴隶)的涵义迥然有别，后者表示人分阶级是与宇宙俱生的。基督世界《创世纪》所述：上帝手创宇宙，凭着他的喜怒，主宰地上万物的生成或毁灭。他创造的人——亚当和夏娃，因为背叛了他，被逐出了伊甸园，并诅咒他们永远痛苦。与中、印的神话都不同，它将宇宙和人都置于一个有无上权威和万能的神之下。诚如精研神话的学者所说，神话象征一个民族隐藏在内心深处的共通理想与欲望，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梦。中国、印度与西方文化在本质上有差异，在这三种迥然不同的神话中，也可略窥端倪。许多学者都异口同声说，中华文化的特质是人文精神，盘古的神话似乎便不是毫无意义了。

以上不过纯粹是就“神话学”的立论分析神话，考古学家和史学家则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看神话，因为除掉代表一个共通的梦式的神话外，还有许多口口相传下来的神话。地下发掘出来的遗物，能使我们能试图解答一些问题；依据人类文化发展的历程，配合古史记载也能探索出些许曙光。两者若能互相印证更是学者殚精竭智的鹄的。

对中华皇古历史的了解，考古学家的贡献实远胜于史学家。近六十余年来考古研究的成果，虽然学者之间对某些问题的推断上并不一致，对遗物、遗址的解释也有出入，但我们已能根据他们的著述，使人类在中华大地上活动的痕迹透露出一些概略的历程。

我们不用繁杂的地名年代、难懂的专门术语来困扰读者，也不采用遗址出土的先后作叙述，仅就考古学家大致同意的遗物、遗址生存的时代次序，描绘出先民在中华大地上演进历程的轮廓。  自1921年开始，迄今已六十余年，中外考古学家有计划或常人无意中发现先民所遗存下来的遗址，几乎遍布全中国，包括南方的香港在内。

最有名也是最早的“人类”遗骸的化石是“北京猿人”(1927年，在北京附近周口店发现)，又名“中国猿人北京种”，是介于人与猿之间的原始人类，大约生存在五十万年前后。经过十年的发掘，共得到五具比较完整的头骨，其他体骨二十七件，牙齿一四七颗。从这些遗骸研究出分属于四十个不同的男女，并发现万件以上很粗制的石器及大量兽骨化石，还发现火灰遗烬及木炭，植物种子及核果。兽骨之中，以鹿骨最多，约占百分之七十，其他为豹、穴熊、剑齿虎、狼、象、犀、骆驼、水牛、野猪、马等类。似乎已能用投掷的武器狩猎，因为上述兽骨中，有凶猛的肉食动物和速度快的野兽。

北京猿人男子的平均高度为156厘米，女子为144厘米，比现在的华北人矮小；脑量平均为1075立方厘米，比爪哇猿人(860立方厘米)大，比现代中国人小(平均1400立方厘米)。

北京猿人已有控制火的能力，能烤肉吃，又能采集朴树的果实，将果核锤破，果仁压碎，调成食物，与今南美土著印第安人制作此类食品的初步程序相同。他们石器的制作很粗糙，属于“始石器时代”，又称“旧石器时代”。总之，世界上的科学家都一般承认，北京猿人具有“文化”生活，虽然很原始其他地区的猿人，如爪哇猿人、海德堡人(Heidelberg-man)等，是否有文化生活，现在还不能说。

自1960年始，又在山西芮县匼河村，发现旧石器遗址十一处，只有石器和动物化石，无人类遗骸。三年后，在陕西蓝田发现一块下颚骨，与北京猿人同一科属，称之为“中国猿人蓝田种”。蓝田猿人与北京猿人在体质上有若干差异，匼河发现的石器在制作术上不如北京猿人，匼河及蓝田两地均没发现用火的痕迹。

根据上述两个发现，有学者设想北京猿人与爪哇猿人同类(Species)，是从西南迁移到北京附近，可能途经云贵、四川而陕西、山西等地，因为在两百万年前，南洋群岛和亚洲大陆是连接的一片陆地。

P3-5

三十余年前曾立下宏愿，希望能撰写一本一般人都能够阅读而且愿意读下去的中国史书。少年气盛，不自知孤陋，历时两年余，积稿盈寸矣。当年曾自订四项规律以自策勉。

第一是必须将古籍融会贯通，透过缜密思考，用现代的文体，叙述古代的事物。绝对革除堆砌长幅大段古籍，敷张而成书者流。此固或可表示著者之渊博，于读者而言，则有不知所云的感觉。不幸这类史籍充斥，有的到了能剪糊多少便印刷多少的程度，焉能不使一般追求国史知识者望书兴叹。

第二是对史事的排比组合，尽可能要按发生的时间次序叙述。因为读历史的主要目的之一是在理解史事的因果关系，或许可以从中获取些许经验。如果叙史时海阔天空，上下古今，畅论一是，容或偶有所得，然于一般读者而言，史事尚未认知，焉能从而领悟其“真理”？此类以“一家之言”而鸣世之著作，亦曾风流一时，于一般读者而言亦只得随声附和，颇似寓言所说国王的龙袍，不能不说美极了。

第三是要以极郑重的态度选择所要叙述的事物，易言之，即我们所要叙述的不是“过去的事都是历史”的那种历史，而是“我们今日所需要知道的过去的事”的历史。所以很多史家都承认“凡是历史都是近代史”这句话，因为都是根据近代人的眼光在选择史事，在析绎史事。举例以明之：如唐代日本“遣唐使”之事，在唐代绝不受重视，宋以后的史家更不理会此事，但清末民初以后的史家便大肆渲染成中国文化如何如何影响日本了。又如明世宗时的“大礼之议”，为了谁应称为“皇考”之争，明史记载连篇累牍，煞有介事，今日则有不知何所云然的感觉。如何采择过去的史事人物等加以浓淡分明的叙述，需要史学家的智慧，也还需真正博古通今(中外)。

第四是篇幅不可过繁重。当年订为五十万字左右，主要是估计一位有正常工作的人，每日抽空阅读，能在一周内读完为适宜。大家都知道写历史不怕篇幅多，要抄多少都有供应；问题在如何简，更重要的在“简得其当”。简得其当的标准很难定，这便是最绞脑汁、熬心血的功夫。笔者尝因某人或事应配置在何处，如何叙述，萦绕于心，久思不能决，拂之亦不能去，甚至当玩麻将时亦入侵，其恶可知。

工作两年余之后检视成绩“惨”然，除第一项勉强做到外，其余三项均力不从心，尤其篇幅臃肿不堪，是真正眼高手低的产品。懊丧之余，从史功、史才、史识、史意(章学诚首创，即史之意境)等方面作一反省，自知不逮。此后工作方向转换，但数十年来每浏览国史书籍，若有所感触，辄笔之于卡。五年前检视累积之物，似略有所得，重拾旧业之念油然而生。原因很简单，我虽顽劣窳陋仍如昔日，但已年近古稀，即将退归田园，汰于学界之外，在未消失于茫茫史学界之前，桑榆之年总不能再坐耗时光，因此抱定入地狱的心情撰写此书。三十余年前的手稿，可用者已十不得一二，若干纸张已朽，只得糊贴在稿纸上始免破碎，纸且如斯，人何以堪。

“中国”亦可当做地名解释，“中华”则涵有历史文化传统之意；故今日之国人，无论其政治主张如何歧异，但都坚守着“中华”两字不放。因此本书杜撰“中华世界”一辞，因中国文籍中所说的“天下”，与今人世界同义。本书的主旨即在叙述中华世界从形成到破灭的历史。“纲”是纲要，自知无法周详耳。

全书共分六编，第六编叙述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为止的历史，采取拙著《中国近代史》者约五分之三，小错误已改订，补充若干新意见，编组亦重作安排。笔者何以叙史至辛亥革命为止的原因，在本书最后两页有交代。

本书是于一般渴望知道国史者而著，于专家言，实不值一哂，故引文均未注明出处。因为笔者功力浅薄，绝大多数引文均据《二十五史》《资治通鉴》而已，读者欲进一步探索，可查正史之本传或有关本纪或书、志。本书所引者均极短少，有时仅数字，目的在增加语意及涵义，如果加注出处，篇幅要增多三分之一，省去之后，对读者无碍，专家自可查证。

有一鄙见以为颇为重大的问题，即自汉文帝开始到明太祖始废除的年号问题。从公元前163年汉文帝开始建年号，到他的孙儿汉武帝每数年改一次年号成为习惯，至明太祖为止，一千五百三十一年之间，共有六百七十一个年号。年号是计算时间的基准，如果记不清每个年号所代表的时间，当提到某年号时，自茫然不知何义；如用几个年号去列论某一史事演变的历程时，等于说天书，不知所云。一千五百年间有六百七十一个纪年单位，实在可怕。汉武帝在位五十三年，改了十一次年号；唐高宗在位三十四年，改元十四次；武则天建周之后共十五年改年号十三次，有一年而有两个年号者。随意更改年号是读中国历史的极大障碍。当年标点《二十五史》及《资治通鉴》的诸君子，未趁此将年号改为帝王纪年，附以公元，是大失策。若干史家喜用年号叙史论事，自以为典雅，实则迂腐浅陋(他们也常错误，例子很多)。本书援孔子作《春秋》用“鲁隐公元年”之义，彻底废除徒以代表皇帝个人愚昧无识而复困扰后学的年号，用汉武帝二十二年(前119)代替元狩四年。某几个有特别意义的年号，到有需要时特别说明，如贞观(唐太宗是汉武帝以后明太祖前唯一不改年号的君主)、建安、永嘉之类。

笔者自知才质朽陋，素不敢为天下先，唯独废弃年号一事，甚盼史学界诸子不因人废言，竭力推行，造福后学，庶几有裨于国史之了解与研究；何况所提倡的是夫子之道，所反对的是愚昧迷信的皇帝们的恶行。

关于《中华史纲》参考书方面，实在不胜列举，只有用“浩如烟埃”一辞可以形容。几十年来浏览所及前贤与时贤的杰作颇多，包括专门学术论著与专书，以及一般性之通史作品，凡拜读到的，均使著者直接或间接，或多或少受到裨益，谨铭谢意。至于本书的疏漏舛误，自知不免，亦祈匡正，是祷。

铜梁李定一谨识

1986年6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