菲茨杰拉德，二十世纪美国最杰出的作家之一，以诗人和梦想家的气质为“爵士时代”吟唱华丽挽歌。短短四十四年的人生，他的遭际几经跌宕起伏，在名利场中看尽世态炎凉。二十世纪末，美国学术界权威在百年英语长河中选出一百部最优秀的小说，凝聚了菲茨杰拉德才华横溢的两部长篇小说《了不起的盖茨比》和《夜色温柔》均榜上有名，前者更高居第二位。

《末代大亨的情缘》为菲茨杰拉德最后一部未竟长篇小说，描述好莱坞大亨在生命尽头绝望的爱。如同《了不起的盖茨比》一样，《末代大亨的情缘》具有一种神奇的力量，会使人的心灵产生阵阵悸动……

《末代大亨的情缘》通过对施塔尔这一人物性格的刻画和对他周围世界的如实描绘，菲茨杰拉德更加遒劲有利地表现了他对“美国梦想”的精神实质的深刻理解和对“美国悲剧”的强烈的忧患意识。在这部未竟之作中，作者似乎把两部小说糅合进了同一部作品中：《末代大亨的情缘》既是一部描写门罗·史塔尔的个人奋斗和精神经历的“心理小说”，又是一部反映好莱坞的真实场面，揭露影业界的黑暗内幕的“社会小说”。作者以极高的文学天赋和非凡的驾驭素材的本领，把两条创作思路有机融合在一起，使这部小说具有了强烈的震撼力和悲剧效应。

编者题解

编者序

末代大亨的情缘

菲茨杰拉德工作笔记选

菲茨杰拉德年表

虽然我从没上过镜头，但我从小就是跟电影一起长大的。鲁道夫·瓦伦蒂诺来参加过我五岁的生日晚会——至少他们是这么跟我说的。我这么写只是想说明，在我还没懂事的时候，我就能够观察到这部庞大的机器如何运转了。

我曾经想过要写一部自传，书名叫《制片人的女儿》，但年仅十八岁的我，自然是不大有时间干那种事儿的。不过那样也好——要是真的写出来，也不过就跟洛莉·帕森斯的平淡无奇的专栏文章差不多。我父亲从事电影行业，这就像旁的人是种棉花的，卖钢铁的，对这件事我看得很平淡。最糟糕的是，不论好莱坞是个什么地方，我都感到是一件顺理成章的事情，就像一头鬼被派遣到一个闹鬼的房子里去。我知道应该怎么看待那个地方，但我死活就是害怕不起来。

这话说起来容易，可要旁人理解就难了。我在本宁顿那会儿，就有几个英语老师，他们假装对好莱坞或好莱坞电影很不屑，但其实他们是恨之入骨的。那种痛恨之深切，就像会威胁到他们的生命一样。在此之前，我曾到过一个女修道院，有一个招人怜爱的小修女跟我要过一个电影脚本，说她要“教她的学生怎样写电影”，就像她以前教他们写散文和短篇小说一样。我就把电影脚本给她了，我猜她一定是琢磨了一阵又一阵，可就是没在课堂上提这个碴，后来她把脚本还给了我，那表情好像既恼火又惊讶的样子，对于脚本没加任何评论。所以，对于眼下这个故事，我预期其结果也差不多就是这样。

你可以跟我一样，认为好莱坞本来就是这样的，你也可以用鄙夷的态度漠视它：对于我们不懂的事情，我们保留意见。其实，好莱坞也是可以理解的，只不过那种理解是模糊的，闪烁的。能够把整个电影行业的方方面面都装在脑子里的男人，全世界还不到半打。而对于一个女人，要想对它的运作机制有最透彻的了解，最好的办法也许就是试图去了解其中某一个男人。

我对这个世界的了解，是从坐飞机开始的。从小学、中学到大学，父亲总是要我们飞过来，飞过去。在我上大三的时候，我姐姐死了，从那以后，我就独自一人飞过来，飞过去，可是坐在飞机上，我就会想起她，这叫我感到有点沉重、抑郁。有时候在飞机上，我会见到一些我认识的电影行业的人，偶尔还会遇上个讨人喜欢的大学男生——但在“大萧条”那会儿却不常见到。在旅途中我很少真的睡着，因为要想埃莉诺，还有东西海岸像被一把利锯锯开的分裂感——至少在我们离开田纳西州那些孤零零的机场之前，我不会睡着。

这次航行摇晃得特别厉害，旅客们很早就分成两拨，一拨倒头便睡，一拨根本不想睡。不想睡觉的那拨人当中，有两个正好坐在我对面，从他们零零碎碎的谈话中，我敢肯定他们是好莱坞的人——其中一个是因为他长得像，他是个中年犹太人，一会儿紧张而兴奋地谈笑着，一会儿蜷缩在那儿，痛苦地沉默着，好像准备跳起来一样；另一个是脸色苍白、长相普通、身材结实的男人，三十来岁，我敢肯定以前见过他。他可能去过我家的那幢大楼。但那时候我可能年纪还小，所以即使他认不出我来，我也不生气。

那个空姐——她长得高挑、漂亮，皮肤黑得靓丽，电影界都崇尚的那种体形——问我是否要她替我铺床。

“——哦对了，小姐，您是要阿斯匹林，”她靠在座位边上，随着六月酌飓风不由自主地前后摇晃着，“还是宁比泰？”

“都不要。”

“我一直在忙着别人的事儿，没时间来问您。”她坐在我边上，替我和她自己都扣上了安全带。“您要口香糖吗？”

一听这话，我才想起我嘴里也有一块，已经嚼了几个小时，早就想吐掉了。我把那东西用一页杂志包好，放进自动烟灰缸里。

“我就知道你是个爱清洁的人——”空姐用赞许的口吻说道，“这种人总是先把口香糖包好，然后再放进去。”

我们在半明不暗的机舱里，颠来倒去地坐了一会儿。那个地方仿佛就是在两顿饭之间、薄暮时分的一家高级餐馆。我们都在挨时间——而且没有什么目的。即使是那个空姐，我想，也要不停地反省自己在那儿干吗。P3-6

菲茨杰拉德于1940年12月21日溘然去世，留下了一部尚未完成的小说《末代大亨的情缘》的大量手稿。不久以后，美国现代著名文学评论家、菲茨杰拉德的好友埃德蒙·威尔逊就着手对他这部小说进行校订。他改正了手稿中绝大部分的拼写错误，并按照当时普遍接受的阅读习惯，使标点符号的使用更加规范、段落更加清晰，将一些零散的片断整合、融会在一起，合并成比较完整的六章，还根据作者留存的手稿和其它资料给小说拟了一个浓缩的结尾，颇便于阅读。此外，他还改换了小说中的个别人名。此书于1941年出版后，一直被认为是这本书的定本。过了约半个世纪，当代美国菲茨杰拉德研究专家马修·J·布鲁科利对作者的手稿重新加以校订，于1993年出版了一个更加“真实可靠”的读本。据编者称，这个读本保留了菲茨杰拉德原稿中标点符号的特殊用法，如很少使用逗号、经常用破折号代替分号和冒号等。他只对手稿中“明显的错误”或者说“拼写错误与事实错误”作了改正，而且那些错误也是作者可能“希望编辑替他改正”的，因此在最大程度上恢复了作者手稿的本来面目。布鲁科利还根据作者的手稿，确定这本书的书名应该是作者自己拟定的《末代大亨的情缘》，而不是威尔逊代为决定的《末代大亨》。对此，布鲁科利专门在本书的开头写了一段题解。另外，两个版本都分别从菲茨杰拉德的这些手稿中选了一些笔记片断，附于书后。

将威尔逊的版本与布鲁科利的版本的内文进行比较，可以发现两个版本在细节上存在着诸多不同，但其中最突出的是对小说主体结构的安排。现将不同之处列表如下：

比较后的结果表明，两位编者就这部小说现存手稿的主体部分，在顺序的安排上不存在很大的分歧，主要的分歧在于这些部分是否可以联缀成篇。从威尔逊的编辑方法来看，他似乎认为这些部分是可以联缀成篇的，而且作者似乎已经完成了前六章，但后面的部分还没有完成；而布鲁科利认为“这些章节的草稿也处于不同的修改状态”。他说，“这部小说的各个完成部分没有最终的打字稿。目前留存的文本不只是一部未完成的小说：它是走向一部未完成小说的过程作品——处于发展和改进过程中的小说。”他不同意威尔逊对菲茨杰拉德的这部小说作那样的校订，认为“在这部手稿中，菲茨杰拉德还没有实现他的意图，但可以看出他正在走向那些意图——或者在写作的行为中发现他的意图”。因此，布鲁科利在编辑时并没有统一使用“第某章”的标题，第二、三节空缺，以下各节有时用“段”，有时用“节”，有时只是数字，对稍后的各个部分还特意使用了互不联贯、不属于同一系列的标码，说明这些部分可能分属于作者在不同时间、在不同的结构下草拟的不同章节，可见编者的用心良苦。

布鲁科利认为，威尔逊“对菲茨杰拉德这部处于创作过程之中的作品加以编辑”，“掩盖了菲茨杰拉德的草稿尚未成形的性质，给人以一个更接近于完稿的印象”。他在谈到自己校订的版本时称，“这个版本的初衷是提供一个真实可靠的读本，保留菲茨杰拉德最后的工作打字稿的格式与结构，仅对其中的拼写错误与事实错误加以改正，因为在完整的小说出版之前，他也会希望编辑替他改正那些错误的。因此，留存的几个章节并没有被合并成各章，仅对功能性错误加以校订。”他认为“一个批评文本的适当功能是展现作者的明确的意图”。需要指出的是，他在这里强调了作者的“意图”，换句话说，编辑进行校订的依据应该是作者的“意图”。

……

最初接触菲茨杰拉德的作品是在1983年我读大学的时候，当时外国文学书籍少得可怜，我能读到的只是在云南大学执教的美籍教师Elisabeth B.Booz编的一本讲义《现代美国文学简介》(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2年)，也不知道那年已经出版了巫宁坤翻译的《了不起的盖茨比》。那本讲义中介绍了同属于“迷惘的一代”的两位小说家——海明威和菲茨杰拉德，分析了海明威的一个短篇和《了不起的盖茨比》的第三章片断。读完之后，我的直观感受是，海明威的句子很短、很硬，而菲茨杰拉德的句子很长，而且有明显的节奏感，一浪一浪的。后来我时常想，这种风格像汹涌的潮水，很像长篇朗诵诗，往前可以瞻望到惠特曼，往后可以触摸到金斯堡(他在1984年10月访问复旦大学，我曾亲耳聆听他拉着手风琴吟唱自己的诗作)。我不明白，菲茨杰拉德和海明威的行文风格如此不同，怎么会同属于“迷惘的一代”这个流派呢？后来随着阅读的增加，才逐渐了解到他们在价值取向上的分歧。其实，他们两人的性格，用前文用过的词语，一个是“介入”式的，一个是“隔离”式的，虽然气质不同，但气息还是相通的。我想他们的气息相通，或许还表现在海明威曾经嫉妒菲茨杰拉德的才情和名声，以致在他晚年还要在回忆录中用刻薄的笔调揶揄一番早他死了将近二十年的菲茨杰拉德。

我从巫宁坤1996年秋为新版《了不起的盖茨比》写的《译后记》里了解到，菲茨杰拉德介绍到中国大陆，曾经有过一个曲折的过程，为了这本书，巫宁坤在1950年代还受到过诬陷。有一次，我偶尔在一家旧书店里见到一册原版的袖珍本《了不起的盖茨比》，忽然想起巫宁坤在那篇《译后记》里提到的那本“封皮上画着一只手，指甲涂得猩红，手里举着一杯香槟”，正与眼前这一册相同。其实它不过是1945年出版的Bantam Books中的一种，多次再版，封面设计现在看来也很普通。时过境迁，不禁为之叹惋。2000年前后，我又偶尔读到威尔逊版本的《末代大亨》，心生喜欢，当时就想把它翻译过来。2009年初，上海译文出版社资深编辑黄昱宁和龚容两位女士约我翻译此书，我欣然接受，并且希望中国读者对这位不仅在美国也在中国遭遇巨大不幸的作家有一个真实而全面的了解。

黄福海

2010年12月21日于沪西同乐村

如同《了不起的盖茨比》一样，《末代大亨的情缘》具有一种神奇的力量，会使人的心灵产生阵阵悸动……菲茨杰拉德精湛地描写出好莱坞以及好莱坞的那些大人物和小人物的真实面目。

——詹姆斯·瑟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