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化运动以后，散文随笔成为现代文学百花园中广受关注的佼佼者。鲁迅、周作人、林语堂、徐志摩、郁达夫、朱自清、沈从文……无数散文大家，用多彩的笔触写就了无数的传世经典。《文人与装鳖》由陈益民编著，遴选了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的散文名家发表在报刊上的随笔佳作。让我们从这些充满灵性的文学中，体会半个多世纪以前的国事、家事和人事……

本丛书遴选了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的一些名家发表在报刊上的散文佳作，按照文章内容的不同分为十二册，即《古风犹存》《陋俗与恶习》《小曲好唱》《读城记》《阿Q永远健在》《国病》《浮生百味》《玩物不丧志》《情爱告白》《文人与装鳖》《文章正宗》《大家评大家》。概言之，这些文章主要与人生问题、社会问题和风土艺文诸方面相关。

《文人与装鳖》由陈益民编著，是“民国名家随笔丛书”的其中一本，供广大读者阅读。

杂感家的见解

临别赠言

游击战的杂感

关于爱国者

给E．G．

“能言鹦鹉毒于蛇”

尾巴主义发凡

我的一个小回忆

林琴南与罗振玉

关于鲁迅先生

鲁迅：一个赞颂

丰子恺和他的小品文

论穆时英

不要再上知堂老人的当

论周作人的做官与东渡

“京派”和“海派”

完人

卖书

自剖

再剖

求医

——续自剖

我所知道的朱自清先生

施蛰存先生底看法

九儒十丐

刘半农的隔膜

屈原与钟馗

——纪念诗人节联想之

杂谈读书

历史的公断

论乌鸦

失题

无花的蔷薇之二

开卷有益辩

文学青年与道德

有不为斋解

论“第三种人”

文人在上海

联大在今日

求乞者

打秋风的人

说浪漫

谈灵感

说肥瘦长短之类

论语社同人戒条

闲话民族

缘起

“《论语》一年”

——借此又谈萧伯纳

《论语》复刊词

书店

北平旧书肆

书店里

巴黎的旧书摊

东京的旧书铺和旧书摊

守缺

“之乎者也”之类

血腥的桂冠

“作家”与“人”

“文人”

文人与装鳖

——又名《读(论语)》

临别赠言

语堂①

朋友送别，劝我把去国杂感写出来，寄回发表。我认为这是有意义的，不过题目太大了。为今日中国之民，离今日中国之境，应当有多少感想齐攒心头？不过虱多不痒，债多不愁，千绪万端，何从讲起？言简意赅，亦难完作。只是题目虽大，也有许多不便讲与不容讲的，周作人先生所谓第一句话不许说，第二第三句话说也无用（札中语），我们可说的还是关于文学思想的方面。在国家最危急之际，不许人讲政治，使人民与政府共同自由讨论国事，自然益增加吾心中之害怕，认为这是取亡之兆。因为一个国决不是政府所单独救得起来的。救国责任既应使政府与人民共负之，要人民共负救国之责，便须与人民共谋救亡之策。处于今日廿世纪世界，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老话，总是不适用，不然何必普及教育。今日廿世纪之人，不使知之，便由也不大睛愿。今日救国之方策何在，民知之否，不知也，而欲其在沉沉默默之中保存救国之兴奋，戛戛乎其难矣。事至今日，大家岂复有什么意见，谁能负起救亡大策，谁便是我们的领袖，谁不能负这责任而误国，谁便须滚蛋。此后今日之中国是存是亡之责，与其政府独负，不如与民共负，后来国家荣盛，才能与民同乐而不一人独乐。除去直接叛变政府推翻政府之论调外，言论应该开放些，自由些，民权应当尊重些。这也是我不谈政治而终于谈政治之一句赠言。

（一）文学——提倡幽默，本不必大惊小怪，然偏有惊之怪之者。不过平心而论，有因幽默而惊疑怪诧之人，便可证明幽默确有一部分人尚未懂得，而有提倡之必要。幽默为文学之一要素，与悲壮、激昂等同为世界中外名著所共有，只要眼光稍新的人，没有不承认的。中国幽默文学是否稍有可观，成败自不必以眼前论之，但根本上反对幽默，或谓因为幽默尚未成功，大家遂免努力，总难免中道统遗毒之嫌。由道统遗毒之深，更使人不得不感觉须赶速作破坏工作，揭穿虚伪的严肃文体，而易以较诚恳，较自然，较近情，较亲切的文风。我是赞成诚恳而反对严肃的。主张严肃之人，大概在家做父亲，也不肯和儿女说两句笑话。在诚恳，亲切，自然，近情的文风中，幽默必不期然而至，犹如改训话为谈心，幽默也必不期然而至。中国文章向来是训话式的，非谈心式的，所以其虚伪定然与要人训话相同。所以若谓提倡幽默有什么意义，倒不是叫文人个个学写几篇幽默文，而是叫文人在普通行文中化板重为轻松，变铺张为亲切，使中国散文从此较近情，较诚实而已。

提倡性灵，纯然是文学创作心理上及技巧上问题，除非有人在文学创作理论上，敢言作家桎梏性灵，专学格套，或摹仿古人，抄袭依傍，便可为文，本来不会引起什么争辩。我们今日白话已得文体之解放，却未挖到近代散文之泉源，所以看来虽是那末的新，想后仍是那末的旧。西方近代文学，无疑的以言志抒情程度之增加为特色，与古典文学区别。所谓近代散文泉源，即在作者之思感比较得尽量而无顾忌的发挥出来。再推而广之，不论时代古今，凡著作中个人思感主张偏见愈发挥的，愈与近代散文接近，个人思感愈贫乏的，愈不成文学。即以此可为古今文学之衡量。所以孔子到黄河平常一个感慨“美哉水！……丘之不济此也命夫”，比“再斯可矣”较有文学价值，而“再斯可矣”又比“为政以德”较有文学价值，因为三思常人所赞成，孔子独反对之，到底是孔子比较个人之思感。我们此后重评中国古人写作，也只好以此为标准。

总而言之，今日散文形体解放而精神拘束，名词改易而暗中仍在摹仿，去国外之精神自由尚远。性灵二字虽是旧词，却能指出此解放之路，故以着重性灵为一切文学解放基本之论。有人反对这种解放，那是道统未除，流毒未尽。性灵也好，幽默也好，都是叫人在举笔行文之际较近隋而已。两者在西洋文学，都是老生常谈，极寻常道理。今日提倡之难，三十年后人见之，当引为奇谈。但是我仍相信此为中国散文演化必经之路。

（二）思想——中国今日举国若狂，或守株狂，或激烈狂，或夸大狂，或忧郁狂，看来看去都不像大国风度，早失了心气和平事理通达的中国文化精神。更可虑的，是失了自信力。这都不是好现象，但也都因国事日非，人心危急所致，又因新旧交汇，青黄不接所致。总而言之，乱世之音而已。思想我想是不健全的，整个而论，思想之健全，总不至如此乱嚷乱喊，稍有自信，也不至如此。拿这种态度来对付非常局面，如何了得。于此不能不提出这思想通达心气和平的老话来说。孟子言智仁勇三者为天下之达德，能达斯能勇。对付非常时期，诚然非坚毅不可；但坚毅既非暴虎冯河之勇，尤不是隔河观人暴虎，唱唱两声“坚毅”完事。勇字必由智字得来，古代儒家之勇毅，莫非由理明心通，而能遇事泰然。中国人必由历史之回顾，对自己文化精神所在，有深切的认识，然后对中国之将来始有自信，由自信始有勇毅乐观。号为“革命”、“前进”之徒，惴惴岌岌，怕人家说他落伍，一味抹杀中国旧文学，否定中国祖宗，我认为只是弱者之装腔；而军阀贪官开口仁义，闭口道德，一味复古，也只是黠者之丑态。在这种各走极端，无理的急进与无理的复古，都已各暴露中国文化精神理明心通态度之遗失。无论维新与复古，这样的国是不能存在的。中国文化精神别的不讲，宽大是有的。以前林琴南、辜鸿铭、胡适之、陈独秀同在北大讲学，因此令人叹北京大学之伟大，便只是这个宽大自由道理。中国古代称颂政治之清明，也是常说“政简刑轻”，使人人得安居乐业，也便是自由宽大之意。大国风度是如此的。中国要大家活下去，还得来这种宽大的精神。硁硁小人就是小人不宽大之意。无论哪一党派要负起救国责任，当留此宽大二字，否则一时炙手可热，日久必无成就。P3－6

中国新文化运动以后，现代文学的花园开出了朵朵奇葩，散文随笔便是当时广受关注的佼佼者。白话文的兴起，让文言文退出了历史的舞台；西学东渐，让人们有了新思维和新眼界。而一批既具深厚传统文化功底、又深受西学熏陶的文化名家，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用多彩的笔触写就了无数的传世经典。

鲁迅、周作人、林语堂、徐志摩、郁达夫、朱自清、沈从文……无数散文大家，就像现代文学史上的一座座高峰，为时人赞叹，为后世仰止。虽说不同的作家有不同的思想、立场和观点，但他们在现代散文创作上的贡献，终究是不会轻易淡出世人的视野。

本丛书遴选了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的一些名家发表在报刊上的散文佳作，按照文章内容的不同分为十二册，即《古风犹存》《陋俗与恶习》《小曲好唱》《读城记》《阿Q永远健在》《国病》《浮生百味》《玩物不丧志》《情爱告白》《文人与装鳖》《文章正宗》《大家评大家》。概言之，这些文章主要与人生问题、社会问题和风土艺文诸方面相关。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文章总的格调是沉重的，悲凉的主题占据主流，即使间或夹杂幽默闲情一类的文字，也仍不脱对人世嘲讽的风格。阳光灿烂的日子荡起双桨感受迎面吹来和煦的风，类似这样明快而充满幸福感的文字，我们从当时的散文中是难以看到的。而这正可以给我们这样的启示：文章表达着作者的心声，折射出他们对人世的切肤感受。刺世的芒花不必带有牡丹的娇艳，它只向世界透着冷峻与悲悯。回望历史，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的中国，是怎样一个动荡变乱的时代？从北洋军阀的横行，到国民政府武力“统一”后的动荡，再到抗日战争时期的烽火连天，最后又是一场刀光剑影的内战，可以说，三十年间国家未曾有过安定的日子，社会黑暗，战乱不断，生灵涂炭，真所谓“长夜难明赤县天，百年魔怪舞翩跹”，无边的苦难弥漫人间，身处这样穷困、无望的国度，作家们又有谁能作出莺歌燕舞式的文章呢！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那就让今天的我们，面对这记录半个多世纪以前的国事、家事和人事的文字，去感悟我们深爱着的祖国，曾经走过怎样的岁月，又该走向何方。

陈益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