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红色历史中，中国共产党在经济战中所发挥的能量相当巨大。早在江西红色根据地，赣南钨矿是石英脉黑钨矿，储量巨大，而钨是工业和武器制造的必须原料，苏维埃政府与国民党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进行了错综复杂的斗争，有效利用钨矿资源为战争提供经济支持。与此同时，当国民党对苏区进行经济封锁的时候，苏区的经济仍在困境中发展，并且成功发行了苏区纸质货币—铜票、“大洋头”、“小洋头”，以及金属货币“工字银元”，并建立了江西工商银行。国民党则制造假苏区货币，导致苏区物价上涨、币值下跌。苏区于是再铸造白区货币“老鹰头”，苏区经济对外贸易再次繁荣。土地革命战争期间，国民党对苏区进行食盐封锁，导致苏区食盐价格飞涨，民众疾病丛生，闽浙赣等苏区于是建立大量食盐熬制厂，并与广东军阀陈济棠签订秘密经济协议，用钨砂换取食盐。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制定了许多违背经济规律的经济政策和货币政策，实际上这是延安对国统区发动的货币误导，结果导致恶性通货膨胀，甚至对国统区法币、金圆券等货币的崩溃产生直接作用，这是国民党经济战失败的重要原因。白海军编著的《红色经济战（1927-1957）》将全面揭示红色经济战。

一切今天的货币危机，都曾经在红色根据地演绎过；一切世界的经济对抗，都曾经在红色根据地更加激烈地进行过；一切顶级的经济学思想，其实都曾在红色根据地实践过。

《红色经济战（1927-1957）》由白海军编著。

人们一般认为，中国共产党善于政治和战争，但在经济方面能力较弱，其实不然，在红色历史中，中国共产党在经济战中所发挥的能量也相当巨大。钨矿之争、经济封锁与反封锁、银圆对抗、设立地下金库，发行金圆券，等等。只是这些历史鲜为人知罢了。《红色经济战（1927-1957）》将全面揭示红色经济战。

前言 战争的背后是经济

第一章 红色经济体

 1.古典经济战启示录

 2.苏维埃经济体

 3.毛泽东经济思想

 4.土地革命

 5.民生是经济的基石

第二章 在封锁中生存

 1.钨矿之争

 2.经济封锁与反封锁

 3.银圆对抗

 4.设立地下金库

第三章 国共合作与经济统合

 1.不得不说的官本位

 2.1935年“国进民退”

 3.中日经济战论

 4.重建大后方工业

 5.国民政府战时财政

 6.金融更加垄断

 7.日军发动货币战

 8.日军发动伪钞战

第四章 根据地货币战

 1.中日经济战的实质

 2.边区金融战

 3.货币需要根据地

 4.驱逐法币

 5.红色货币学

 6.新四军的货币战

 7.经济竞赛

 8.大智大勇冀南币

 9.根据地合作社形成“经济合力”

第五章 国民政府失败的经济战

 1.国民政府的农业对策

 2.战时经济管制

 3.愈演愈烈的通货膨胀

第六章 疯狂的官僚资本

 1.“大劫收”中的“献策”

 2.美援与经济困境

 3.发行金圆券

第七章 国共经济面对面

 1.城市争夺战

 2.再现“排法斗争”

 3.“地下通汇线”

第八章 胜利定势

 1.经略东北

 2.抢运上海金银

 3.银圆之战

第九章 新中国货币风云

 1.美国的调查

 2.新中国的经济战

 3.人民币的理论基础

 4.人民币需要独占市场

 5.筹备发行第二套人民币

第三章 国共合作与经济统合

1.不得不说的官本位

《史记·循吏列传·公仪休》中有一个“拔葵”的故事，说的是战国时鲁国相国公仪休提出“使食禄者不得与下民争利，受大者不得取小”，意思是，如果一个人担当了公职，那么无论他的官职是大是小，就都不应该再经商，因为他已经“受大”，就不能再“取小”。有一次，他吃了老婆种的蔬菜后觉得味道很不错，于是拔光了自家园子里所有蔬菜，不让家人拿到市场上去卖；又有一次，他发现家人织的布很好，就立刻把家里的织布机一把火给烧了，他说，我已经做了高官，家里再种蔬菜，和靠种菜为生的人抢市场，那他们还怎么活啊；家里再织布，那靠织布为生的人又怎么获利啊。

但是，在国民党的高官中，实际上奉行的是另一个“真理”，那就是得陇望蜀、越来越贪、越富有越贪婪，越有权越欲壑难填。这其中的贪婪之性实则也是经济学的道理——权力之下的经济，自然难逃权力的贪欲，也许这算得上是国民党的政治经济学。在中国历史上，汉武帝为了一己之私，不惜用立国70年的国家资本实现他的“宏图大志”就是经典的案例。

韩非子在《五蠹》中曾说“私行立而公利灭”，他用矛盾对立的手法说，私利和公利是对立的，即私与公是对立统一的一对矛盾，政府的职责在于恰当地处理这对矛盾，使之平衡，然而对于蒋介石及其政党这些野心勃勃的“皇帝”来说，他们将国家资源变为私有资源，以满足他们统治的野心，所以，他们需要出台国家政策——“抑私就公”，既安抚了民众的怨言，又满足了他们的私欲。

在汉取代秦之后，其实继承了一部非常好的法律，那就是《秦律》。《秦律》这部法律共计200万字，非常详细，极其缜密，内容包括社会的方方面面，不仅囊括行业法令，而且就连人们的言行举止、穿衣戴帽都被规定得很详细，司马迁曾说：“秦法密如凝脂。”汉王朝继承了这样一部法律后，实则只需要简单“修剪”一下，适当放宽松就可以说是一部非常卓越的法律体系，且刘邦、吕后、窦皇后等人奉行黄老“无为而治”的思想，以其为国家治理思想，所以，从刘邦到汉武帝未掌权前这70年里，汉朝的臣民是最幸福的，“轻徭薄赋”的环境大大地让整个社会富裕起来。

“轻徭薄赋”所言非虚，在汉文帝初年，国家历经多年的发展，经济欣欣向荣，财政收入年年有余，至文帝时再进行一次大减税，税率由原来的十五抽一减到三十抽一——税率一下下调了整整50％！这实际上是一种低税刺激手段，自然，经济在更宽松的税收环境中得到了更大的发展，因此产生了汉朝初年著名的“文景之治”。司马迁在其两个经济学专论《平准书》和《货殖列传》中早就表达过他的经济学观点：“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贱之征贵，贵之征贱，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趋利避害是动物的天性，这就是自由经济的基本出发点，所以“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这也正是“无为而治”下的自由经济美景。

很多人都知道黄河在历史上多次改道，但很少有人注意到这个现象：黄河在东汉以前经常泛滥成灾，尤其是在西汉时期，但在东汉及以后长达1000年的时间里却有了相对很稳定的安流期，为什么？因为东汉的连年战乱导致黄河中游地区变农为牧，或者干脆农牧俱废，结果是黄河中游地区地表植被得到恢复，黄河由此在东汉时期形成了稳定的河道，此后的1000年里基本稳定下来。这说明什么？中国在西汉时农业已经相当发达，导致黄河中游地区由于大量耕种破坏了地表植被，黄河由此泛滥。农业是社会的基础，因此，农业的发达也就表明商品经济能够发达。

因此，汉惠帝奉行“复弛商贾之律”，汉文帝、汉景帝时候实行“网疏而民富”的政策，所以，“文景之治”的时候诞生了一大批富豪，如汉王朝历史上著名的卓文君，其父在当时就是四川一名大矿业集团的所有者，雇用着数千矿工。这得益于“文景之治”，因为这时期产生了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这一时期的商业非常繁荣，《汉书》称当时有很多行业都相当兴盛，“佗杂业，不中什二，则非吾财也”，意思就是很多行业的利润率都在20％——如果一个社会，有许多行业的利润能达到20％的利润率，那么说明整个社会都在蓬勃发展。“以获利为目的的交易行为”这时候已经成了社会的普遍行为，也就是说，“文景之治”时的社会已经是一个标准的商业社会，而且规模巨大，大宗商品交易在这时也已经屡见不鲜，如卓文君之父的矿业企业集团，数千工人的一个大型企业，这在四川还不是唯一的，像卓家这样的大型企业还有不少，在全国就更多了，这时的商品交易规模就可以用庞大来形容了。

当时，各分封地还有一项很重要的权力，那就是货币发行权——越是发达的商业就越需要大量的流通货币。文景期间的经济政策规定，只要各封地发行的货币成色达到法定程度就可以进人市场流通。而且，政府并不是货币发行的唯一单位，一些有资质的大商业企业也可以自行发行货币。也就是说，这时已经有了早期金融企业。因而，甚至可以说，如果“文景之治”得以继续，并稳定地持续一段时间，汉朝很可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进入资本主义社会的王朝——汉初这70年的经济自由程度在此后再也没有出现过，连后人啧啧赞叹的宋、唐、明也没有这样发达的商业，因为后世无论是宋、唐、明都再也没有实行过真正的“清静无为”的经济思想，黄老之道再也没有成为国家政策，因此从根本上就不存在真正的自由经济环境。

然而，从刘邦到汉景帝几代人的经济成就在汉武帝时期被毁于一旦。汉武帝为了实现他的“鸿鹄之志”对经济、对国家、对民众涸泽而渔，自由经济时代宣告结束，从此中国走向了另一条道路：官本道路。汉武帝的大转弯使得政府从亚当·斯密所说的“守夜人”角色变成了贪婪的“大管家”，甚至直接变成了“打劫者”，原本和谐一体的官民社会变成了对立的官民矛盾，这就为中国定下了一个基调。

P49-51

中国共产党人是中华民族中一群具有共产主义理想和信仰的先进分子。他们怀着改造中国与世界的远大抱负，为中国人民解放和中华民族复兴、为中国梦的实现投身于革命事业，抛头颅、洒热血。从理想和人生目标来看，他们是一群很特殊的人物。

然而，他们又是一群很平凡的人物。因为他们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仙，也不是深山修道的苦行僧。他们生活在普通群众之中，一日三餐不能少，衣食住行不能缺，柴米油盐不可乏。

古人云：“床头金尽，壮士无颜。”

1940年，当伟大的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之时，日本人的进攻、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摩擦，使陕甘宁边区和敌后根据地出现了从未有过的经济上的困难。作为中共主要领导人的毛泽东，他那张始终充满自信的宽阔的脸上，这时也露出了忧容。

他感叹道：“我们弄到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国民党用停发经费和经济封锁来对待我们，企图把我们困死，我们的困难真是大极了。”

一天，毛泽东把陕甘林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中共西北局负责人高岗和陕甘宁边区留守部队司令萧劲光等三人找去，对他们说：

“我们到陕北来是干什么的呢？是干革命的。现在日本帝国主义、国民党顽固派要困死、饿死我们，怎么办？我看有三个办法：第～是革命革不下去了，那就不革命了，大家解散回家。第二是不愿解散，又无办法，大家等着饿死。第三靠我们自己的两只手，自力更生，发展生产，大家共同克服困难。”

伟人毕竟是伟人。毛泽东在极端困难的时候，说话还是这么风趣和幽默。他的一番话，像一盏明灯，一下子把大家的心照亮了。

林伯渠、高岗和萧劲光不约而同地回答说：“大家都会赞成第三种办法”。

毛泽东听了，笑笑，接着说：“现在看来，也只有这个办法。这是我们的唯一出路，是打破封锁、克服困难的最有效最根本的办法。”

实际上，从中国共产党成立的那一天起，就面临着这样一个问题。出席中共一大的代表，到上海开会的路费，还是共产国际资助的。党所办的刊物，也需要共产国际在经费上的帮助。党的中央局书记陈独秀被捕，还是靠共产国际代表马林花了5000元大洋，才从上海租界的监狱里营救出来。

这是建党时期的情况。此后，如何筹措党的活动经费，始终是党的组织和领导人所挠头的一个实际问题。

到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在农村开辟了根据地后，经济和经费问题更重要了。党在根据地局部执政，要领导人民群众发展生产，发展经济。国民党当局“围剿”红军和根据地的手段，除了派大批军队进攻外，在政治上实行保甲制度，在经济上则进行封锁，断绝白区与根据地的经济贸易。这的确给根据地人民的生活带来了困难。为此，党和苏维埃政府同国民党政府展开经济战，不断粉碎敌人的经济“围剿”阴谋和手段。

此后，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经济战始终伴随着革命斗争一直在进行着。它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这场斗争中，有着一个又一个有趣的鲜为人知的历史故事，这些故事在今天仍值得让人知晓和回昧。

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由白海军所著的《红色经济战1927—1957》一书，恰好满足了社会和读者的这一需求。

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员 刘宋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