担任号称白宫工作难度仅次于总统的新闻发言人职务，阿里·弗莱舍虽然貌不惊人、顶着招牌式的秃头，但他智慧的谈吐、恪守发言人职位的守口如瓶、美国政府高官行事的分寸感，为其博得美名。在历任富有特色的总统发言人中，弗莱舍当之无愧地居于人们的视觉焦点。

本书即是前白宫发言人阿里·弗莱舍的自传，书中围绕弗莱舍两年半的白宫生涯、召开的三百次新闻发布会为主线，讲述了他的白宫生活、他跟随布什总统去过的每一个地方、经历的每一个重大事件，智斗白宫记者团种种刁钻古怪的问题。

本书是前白宫发言人阿里·弗莱舍的自传，主要内容是回顾21世纪初美国发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2000年大选、9.11事件以及“炭疽”袭击事件、伊拉克战争爆发、在白宫的生活及与媒体周旋的经历、白宫记者大腕的面目、导致他作出离开白宫决定的因素等等。书中围绕弗莱舍两年半的白宫生涯、召开的三百次新闻发布会为主线，讲述了他的白宫生活、他跟随布什总统去过的每一个地方、经历的每一个重大事件，智斗白宫记者团种种刁钻古怪的问题。弗莱舍与白宫记者团过招从他出任白宫发言人开始到在白宫发言人职位上的最后一次新闻发布会从未停止。这标志着其政治生涯的顶峰，也是新闻发言人学习的范本。

前言

第一章 战争的风2001年9月14日

第二章 奥斯汀，得克萨斯

第三章 早期的日子

第四章 偏见

第五章 莱斯特

第六章 风暴前的平静

第七章 2001年9月11日

第八章 灾难之后

第九章 何时进攻？

第十章 炭疽和战争

第十一章 由秋入冬

第十二章 生活在继续，“布什知道这一切”，阿拉法特必须离开，市场混乱

第十三章 海伦·托马斯

第十四章 新闻是准确的吗？

第十五章 走向联合国

第十六章 就是一颗子弹的事；2002年选举日；检查恢复

第十七章 土拨鼠日

第十八章 战争

第十九章 说再见

尾声

每一次当佛罗里达州最高法院的发言人克雷格·沃特斯(Craig Waters)出现在法院台阶上的时候，我都要不自觉地颤抖。在重新计票的35天时间里，随着州长领先的票数不断缩小，我的心七上八下，备受折磨。选举观察员们拿着放大镜虎视眈眈，两党的游说团体在不断活动，以期影响结果。而我，只能从奥斯汀观察着。

因为已经被任命为白宫新闻发言人，所以我没有去佛罗里达。通过学习总统克林顿的前任新闻发言人迈克·麦柯里(Mike McCurry)举行的新闻发布会的抄本，我在紧张地准备着即将到来的白宫生涯。此外，我也在即席回答记者的电话访问。

在重新计票期间，也恰巧是在感恩节之前，副总统候选人迪克·切尼(Dick Chcncy)患上了后来被证明是轻微程度的心脏病。竞选队伍收到的第一份关于此事的医疗报告并没有提到什么心脏病的问题，布什州长于是只告诉记者切尼住院了，没提心脏病的事情。当记者随后发现前任国防部长患上了心脏病时，他们也仿佛患上同样的疾病。

你们怎么能欺骗我们？媒体鼓噪起来。为什么你们不说他患上了心脏病？你们为什么要掩饰这件事情？谴责和声讨源源不断，《纽约时报》这么写道：“今天，迪克·切尼从一次心脏病的打击中复原。他的医生提供了不实信息，通过乔治·W·布什州长传递到了媒体手中。这再一次让我们提出严肃的问题：公众关于候选人健康的知情权如何得到保证？候选人的医生以及竞选队伍所披露信息的真实性如何得到保证？”

切尼从医院给拉里·金(Larry King)的电视秀打了电话，讨论所发生的一切。“我想再过一两天就能出院了，”他对曾经有过心脏病病史的金说道。“它不会影响我为国家服务，我们现在所要做的一切就是搞定这次选举。我可以向你报告，今天当他们进来的时候，他们没有发现任何重要的问题。”

尽管这个所谓的“欺诈争论”很快烟消云散——媒体的注意力被重新计票所吸引，我们还是从这次经历中得到了教训，在发布大的轰动性新闻吋如何对付这些国家级的媒体。这是我在担任白宫新闻发言人期间所要牢记的一次教训。

新闻发生时，记者从他们的编辑那里感受到巨大的压力——必须要以最快的速度了解事实，并进行播报。在现代媒体世界，在互联网和三大24小时全时段播报新闻的有线新闻网之间竞争激烈，过去记者有能力随着事态的逐步发展和少许变化，慢慢消化所得到的信息，现在这种能力已经非常不可取了。以前，新闻发生以后，记者和信息来源能够花上一个白天的时间坐下来共同探讨事件发展情况，从而使得绝大多数美国人能够在几个小时后的晚间新闻里得到精心准备的新闻报道，可是现在，这样的岁月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现在的记者需要即时的信息，并迅速播报。公众仍然要“知晓”一个事件，这一点并没有发生变化。变化的是记者“讲述”这个事件的方式，对时间要求越来越紧迫。

我所吸取的教训就是，轰动性事件发生时的第一份报告常常是错误的，因为随着时间的推延，还会有新情况发生。所以政府方面需要非常谨慎地准备措辞，以及确定新闻发布的时间。有的时候，在进一步信息被收集上来之前，缄口不言倒是最好的选择。

不管怎么说，这都是一种冒险。切尼住院之初，我们也可以在获得更具体的医疗信息之前不发布任何新闻，但是，一旦新闻记者通过医院渠道或者竞选队伍的其他人那里得知切尼住院的消息，他们还是一样会指责我们“掩盖”副总统候选人切尼先生因病住院的事实真相。“为什么你们不告诉我们？”他们可以这样质问，“你们是不是想掩盖事实？”记者不希望我们隐瞒什么，即便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提供更加准确的信息。“告诉我们大概情况是怎样？”他们也可以这么说：“谈谈这个事情的可能性，这样我们可以把推测情况报道出来。”

我们是不是应该发布一个声明，列出他可能患的各种疾病，其中包括心脏病呢？这看起来也不是个负责任的做法，尤其是一旦发现这些所谓“潜在”的疾病都不存在的时候。那么在获得更精确的信息之前，我们是不是应该拒绝发表任何评论呢？如果是这样，不用怀疑，肯定是流言满天飞，同时这种做法也会激怒记者，因为他们必须报道些什么。不管怎样，这些做法总算能够使我们不用承受关于提供错误消息的指责。我想，告诉媒体切尼住院的消息无疑是正确的选择。而记者去指责竞选队伍不知道切尼先生得了心脏病，这种做法并不正确。

在和媒体打交道的日子里，有的时候，不论你做什么，你都可能招来麻烦。一年以后，当炭疽袭击发生的时候，我们再次面临了关于早期信息披露的梦魇。

2000年11月27日，在离开医院几天之后，切尼宣布，他受布什州长委派，将赴华盛顿进行过渡期准备工作。

州长作出了这个决定，因为我们在等待重新计票的过程中浪费了大量宝贵的时间。如果我们要渡过一个严肃的过渡期，在此期间谨慎地对人事和政策等问题作出决策，我们就需要立刻开始。我们可以用私人经费在华盛顿开设过渡期办公室。“尽管法院正在为选举结果而争论不休，”切尼表示，“我们所要履行的行政义务并不会消失。”

在布什授意下，他宣布由州长的办公厅主任克莱·约翰逊(Clay Johnson)担任过渡期的负责人，我则担任过渡期的新闻发言人。在得克萨斯居住了一年以后，我终于回到了华盛顿。除非重新计票的结果剥夺掉我们的胜利，我将担任总统的新闻发言人。

在我离开的时候，州长跟我说了他对我的期望。他认为我将成为“国家的颜面”。当然他是用一种幽默的语气说这些话的，但是也给了我暗示：由于其地位的特殊性，新闻发言人所说的一切都会产生重要影响。他对我说，和媒体打交道一定要谨慎，要努力在与记者坦诚相对和给白宫以深思熟虑的政策制定时间之间寻求一种平衡。媒体当然有知情权，但总统也同样有权在从报纸读到一切细节之前举行相关的会议。他要我和前总统布什的新闻发言人马林·菲茨沃特(Marlin Fitzwater)谈一谈，了解一下新闻发言人和记者之间的关系。这个时候，我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要开始这份新的工作了。

12月2日，我离开奥斯汀，前往华盛顿。出发之前，我在州长的农场举行了最后一次会议。众议院议长丹尼斯·哈斯泰特(Dennis Hastert)和参议院多数党领袖特伦特·洛特(Trent Lott)来到克劳福德，讨论过渡期问题以及预期的白宫生活。洛特戴了一顶帽子，上面有一根看起来挺滑稽的羽毛。布什就经济领域一些值得关注的问题和他交换了意见，也表示确信将与国会中的民主党人保持良好的关系。他强调了自己“改变白宫声调”的愿望，希望能够超越党派的偏见。在很多方面，他依然是一个来自奥斯汀的人，在这里，他与反对党能够通力合作。可是在华盛顿，很多事情恐怕将与总统的希望相左。

在重新计票期间，我被布什州长在得克萨斯这段时间的所作所为深深感动，尤其是在和戈尔副总统进行比较之后。戈尔副总统到处打电话，要求各县领导人以及佛罗里达全境的各界人士帮忙，以期改变选举结果。而在这个时候，布什州长只是待在自己的家里，当时，他的农场收不到有线电视，所以他不用为每天令人揪心的计票而烦恼，至少不用为电视上的那些数字烦恼。他耐心等待着，在农场里劳动，通过专门负责重新计票事宜的前国务卿吉姆，贝克(Jim Baker)和未来的白宫办公厅主任安德鲁·卡德(Andrew Card)获得最新消息。安德鲁总是从奥斯汀驱车向北一个半小时，与州长在克劳福德见面，不断充实过渡期的计划。因为干着农活，州长的手总是很脏，但是他的头脑中始终装着未来，对最终的胜利充满信心。

那些恶意诽谤州长的人，总是对布什州长待在农场、避免在电视上露面的做法进行攻击，批评他自由散漫、漠不关心。这种对总统的批评一直延续着，尤其是在“9·11”事件以前。布什总统明显的超然态度也带来了另外一种批评，即他们认为迪克·切尼才是政府真正的领导者。批评者总是说：形势那么危险，他居然能够如此冷静，居然还待在遥远的农场里？P7-10

我爱这个在白宫的职业——几乎每一天。

做白宫新闻发言人是我所能想象拥有的最值得、最迷人、最激动和最享受的职务，同时，它也是我所能想象拥有的最艰巨、最困难、最难挨和最折磨人的职务。从定义上来说，这个职务是自相矛盾的。直到今天，我都不知道自己怎么会如此深爱一个看起来如此困难的事物。

在我的白宫生涯中，我跟随布什总统去了他所前往的每一个地方。我与教皇见了两面，和纽约扬基队的教练乔·托雷(Joe Torre)见了一次；我与布什总统一起站在中国的长城之上，也走进过作为普京总统办公室的克里姆林宫那些通常大门紧闭的房间；在法国诺曼底海滩，我参加了纪念日活动，在一个质朴的典礼上歌颂那些为了世界的自由而献出生命的美国士兵；在2001年9月11日那天，我全天跟随着布什总统，而在三天之后，当他走在世界贸易中心大厦的瓦砾堆上时，我离他只有一步之遥；当总统访问那些在阿富汗和伊拉克失去了亲人的母亲、父亲、儿子、女儿或妻子时，我在他的身边，我听到人们在向总统一遍又一遍地诉说，诉说他们失去亲人的痛苦，同时也诉说着他们的儿子或丈夫是多么热爱我们的军队，热爱我们的国家。

在华盛顿，我通常坐在椭圆形办公室的各个会场里。当我需要向总统请教问题或请他就某事给出指示时，我就会造访总统本人。我曾被总统邀请去访问他在白宫三楼以及在戴维营的家，也曾乘坐海军一号和空军一号随他旅行。我还是得克萨斯州克劳福德镇的常客，在那里我理发只需花五美元。

在镜头面前，我向白宫记者团进行了300次的新闻通报。我的工作就是站在讲台上，直到资深通讯记者对我说：“谢谢。”也只有我才能够退回到办公室安全的角落。就这样，我开始和白宫记者团的人熟悉起来。

为了履行职责，我在白宫度过了一个个日夜，经历了经济衰退、“9·11”、两次战争和一次炭疽攻击。

我学会让自己习惯于短暂的睡眠和空余时间。

在我短暂的空余时间里，我与贝茜·戴维斯女士约会，她也在白宫工作，并成为我的妻子。这本书讲述了我在白宫度过的两年半时间，讲述了总统，讲述了白宫新闻团，也讲述了新闻被制造和报道出来的过程。

这本书同样与媒体有关，这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话题。白宫记者团是任何人所能遇到的最难缠、最尖利、最多疑的一票人马，他们是这行业的精英，这就是他们为什么扎根白宫的原因。

他们的工作很艰巨，生活也并不轻松。就围绕着白宫的种种魔力而言，这里可不是个容易采访的地方。除了位于西走廊的我和我的副手的办公室，白宫的其他地区对于记者来说都是禁区。和报道国会的同行不同，白宫记者不能走进那些大厅，与那些新闻素材不期而遇。取而代之的是，他们被拴在逼仄的工作区域内，等待着电话铃声响起，接到期待中的回电。只有经过预约并由专人护送，他们才能走进白宫走廊的深处。

他们是一群精力充沛、充满竞争意识的人。电视记者知道，一个好的白宫新闻报道将给他们带来荣誉和财富——只要他们可以播出这个报道。而对于报纸、广播和杂志记者来说，他们都在努力寻找一个独特的切入点或者视角，使得他们的工作能够与众不同。

每天早晨当白宫记者团露面的时候，他们并不知道今天将报道怎样的故事——这也是他们当中的许多人觉得白宫如此激动人心的原因。今天可能说社会安全，第二天就可能是两国首脑的峰会，再一天是总统本人的健康，或者是战争。在战争期间，几名我们这个国家最好的记者却为了报道新闻而受伤甚至身亡。白宫记者行动迅速，而除了极少数人以外，他们仅仅是记者，并不是所报道领域的专家。之所以报道，仅仅是因为他们的编辑要求他们报道那么多不同领域的新闻。这就是他们的报道中有相当一部分强调的是冲突和政治的原因。冲突和政治是许多媒体报道的主题。

从私人和个别关系上来说，白宫记者又是最迷人和享受人生的人群，你可以与他们共度时光。我所遇到的最好的几位记者都来自白宫。我和他们几乎所有人都碰过杯、吃过饭，每次都让我觉得很享受。但是当他们为了每天的新闻报道聚集在一起时，有趣的事情发生了：通常那些标志着我和媒体之间良好关系的幽默消失得无影无踪，而一种有组织的新闻逼供就此展开。

白宫记者有时很喜欢抱怨。在我担任新闻发言人期间，他们抱怨总统，抱怨自己这个行业及其弱点，抱怨他们的编辑，也抱怨国会。不时的，他们也会抱怨我。白宫记者说过，我是个不够坦率而且口风甚紧的人。

这本书就是要解释我用这种方式来工作的原因，尤其是在战争期间。

写关于白宫记者团的文章可并不容易。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群体，为我们的国家履行着非常重要的使命。对包括我在内的许多美国人来说，有时也会抱怨媒体，但他们的工作对我国的自由理念至关重要。

不论他们犯过什么样的错误，他们都是政府的监督者。任何一个政府，不论属于什么党派、什么年代，都需要一个监督者。媒体发掘出一个个令人着迷的故事，紧紧地抓住了读者和观众的心。除了对白宫和政府的报道以外，他们还为包括食品安全、儿童关怀、卫生保健在内的广泛话题提供了大量有用和有帮助的新闻。在危急时刻，千百万人都打开广播收听着他们的信息。不论是在诸如飓风或地震这样的自然灾害以后，还是在“9·11”恐怖主义袭击之后，美国人都转而向媒体寻求帮助，了解事态的发展。

在白宫记者团中也在发生着变化。广播电视网这几年一直都在失去观众，而剩下的观众也以年长者为主。有线电视新闻节目，尤其是那些福克斯(FOX)电视台的节目，已经深深地侵入了原来专属广播电视网络的领地。由于报纸在不断失去读者，美国的年青一代往往更倾向于通过互联网和博客寻求信息。媒体分裂产生了更多的种类、更多的选择。虽然白宫新闻发布中心仍然是代表主流媒体的大型新闻组织(如CBS、ABC、NBC、《华盛顿邮报》、《纽约时报》、《华尔街时报》)的根据地，互联网和有线电视新闻的快捷性还是改变了白宫记者的工作方式——当然，在好的改变同时，也带来了坏的改变。

本书中我的反思主要是关于白宫记者团的。当我速记并使用“媒体”一词时，我指的就是华盛顿的记者团，尤其是指白宫记者团。在美国有无数的媒体组织，由于种类繁多，很难精确地统计出他们的数量。

只要可能，我都在寻求确认本书所涉及的人物的姓名。如果我没有写某位国外元首或总统贵宾的姓名，那是因为我还对新闻发言人这个工作的特性非常敏感——我实在不愿意让人尴尬，或者引发新一轮的新闻逼供。我希望自己能够在记录重要公共事件和必要的情况下保守秘密这一点上保持平衡。就像其他白宫雇员所撰写的书一样，我也把书稿提交给了国家安全委员会，以确定我没有在不经意间披露任何保密信息。国家安全委员会告诉我这本书没有违禁。

同样，依靠记者招待会的记录和在一切可能的情况下找到的录像胶片，我也试图去确认每个记者的姓名。如果在本书中我引用了某个不知名的记者的话，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这是因为我实在没有办法去验证这个记者的身份。在有些情况下，我刻意去掉了被引用记者的姓名，这是因为我想他们的话别有用意，而我又不愿意因为这些话使得他们在面对新闻机构或公众时处在一个尴尬的位置上。

在撰写和编辑本书的过程中，我从很多人那里得到帮助。我要感谢威廉·莫罗出版社(William Morrow)的编辑，自称为“本能的自由主义者”的克莱尔·沃特尔(Claire Wachtel)。她帮助我，有时也强迫我，通过讨论和不断回顾来仔细思考；她不断挑战我的假设，把我的主观臆断转变为有事实证明、论据充分的文字。对于一个共和党人来说，某些想当然的事情可能并不能被克莱尔接受。在所有的督促者中间，她是最有帮助也最有效的一位。如果没有她，我不可能写下这一切。感谢你的智慧，克莱尔。

对于我的图书代理商鲍勃·巴内特先生(Bob Barnett)，感谢你为我推开出版世界的大门，并指导我通过每一个步骤。毫无疑问，你是图书代理商界的国王，感谢你的知识、观点、建议，还有你的友谊。

如果没有我的研究员里兹·唐娜(Liz Donnan)女士敏锐的洞察力和辛勤的工作，我也不可能完成这本书。作为米德尔伯里学院的校友和我在白宫工作时的同事，里兹不懈地浏览着文稿，并验证了数以千计的事实和信息。她帮助我绘制了巨大的图画，也确认每一个小图画的清晰和明确。她总是那么振奋、勤劳、准确和精明，我由衷地感谢她所做的工作。

维姬·麦克奎德(Vicky McQuade)是我在白宫时的助理。她辞去了白宫的职务来为我工作，帮助我早期研究这本书并把一切安排得井井有条。谢谢你，维姬，你提供了无价的帮助，同时也感谢阿特(Art)的帮助。

很多人都阅读了本书的原稿并花了好几个小时和我分享他们的思考、感想和修改建议。皮特·坎贝尔(Peter Cambell)，我大学时代的好友，一位对一切政治都充满兴趣的观察家，感谢你花费的时间和指导。弗兰克·塞斯诺(Frank Sesno)，前CNN部门负责人、白宫记者，感谢你的帮助，你帮助我充分思考问题，并确保我从媒体的角度来思考那些问题。你的批评是无价之宝，我感谢你。

我要感谢肯·凯斯(Ken Kies)和金·希尔德雷德(Kim Hildred)，你们帮我重新核对了本书关于税收和社会安全的章节。你们都是这方面的专家，我非常感谢。我要感谢C-SPAN的斯蒂夫·斯库里(Steve Scully)，你为我提供了那些录像带，使我能够确认记者招待会上那些记者的身份。我还要感谢美国参议院亚伯拉罕·林肯公共关系办公室帮助我核对一些事实。

我要向白宫记者团致以衷心的感谢。尽管工作使得我们不时地发生碰撞，但你们是一群投入的专业人士，为我们的国家提供了无价的服务。我们一起度过了不少时光，我希望你们能认为这是一本有洞察力的书。我站在讲台上的回忆是美好的，感谢你们给予我这种回忆。

我还要感谢在白宫工作期间的无数人，我和他们分享着这所有的回忆。我和你们一起密切合作，并为自己是这个辛勤、投入和专业的团队中的一员而感到自豪。我特别要感谢白宫新闻办公室的同事，你们见证了很多这些故事，你们看到并亲身经历了这一切。我希望你们能够喜欢阅读这些故事。感谢你们，在我于白宫工作的两年半时间里成为我的同事，感谢你们为国家所作的贡献。

当然，我也要感谢总统。感谢您在2000年选举日那一天给我的电话，感谢您允许我从事这个我一辈子都会热爱和珍视的职务。感谢您为美国、为世界所做的一切。能代表您发言，我感到非常荣幸。

感谢我所珍爱的、居住在蓝州(即支持民主党的州。——译者注)的家庭。感谢我的父母，感谢你们的爱、你们的教诲和你们的帮助，我很高兴又回到了家里。感谢我的兄弟，迈克儿和皮特，我们长时间地讨论政治，而你们可能没有意识到，这种讨论对我的新闻发言有着相当的帮助，你们都是非常好的顾问，但更重要的是，你们是我的家人和朋友。感谢我那都是共和党人的亲家，感谢你们的爱与温暖，我很高兴能成为你们家庭的一员，并居住在红州之中(即支持共和党的州。——译者注)。

最重要的，我要感谢我的妻子贝茜和我们的小女儿丽兹。写这本书给我带来的最好的东西，就是能够与你们两个一起在家共享天伦之乐。贝茜，感谢你所做的一切。你是我的世界。而丽兹，感谢你每天清晨的笑脸。没有比拥抱你更美好的事情了，你让我的世界变得完整。

我们一直没有在伊拉克发现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尽管发现了有着沙林毒气以及其他化学物质残留的旧弹片，我们还是没有发现任何当时我们相信一定能找到的化学武器或生物武器储备。即便如此，布什总统还是赢得了第二次大选。

今天，和冷战时期一样，我们生活在一个危险的时代。除了从柏林墙倒塌到世贸大厦遭受攻击之间的这10年时间，外交政策和与国防有关的事情一直都是自二战以来美国选举的主要议题。20世纪90年代是一个错误的缓和时期，我们的选举变得越来越内向，在选民心目中，外交事务、恐怖主义、国防开支等问题都被降低到了第二等甚至第三等上。和珍珠港事件一样，“9·11”事件改变了我们这个国家的焦点。

2004年，尽管没能在伊拉克发现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尽管有大批关于总统欺骗了国家、诱导我们进入战争的批评，那些担心恐怖主义、希望美国保持安全的选民还是使布什总统赢得了第二次大选。

在白宫讲台上，在很多场合，我都说过，我们知道萨达姆·侯赛因拥有化学武器。我也说过，我们知道萨达姆拥有生物武器。

我为什么要这么说？

我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这是为国家效力的情报分析家所作的最好的判断。我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我的老板，乔治·W·布什总统——正如前总统克林顿、前副总统戈尔所说的那样——这样说。约翰·克里参议员在2002年参议院坐席上也有过同样的发言。根据武器检查员戴维·凯伊(David Kay)所说，法国在20世纪90年代就认为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德国也是这么认为的，联合国也是一样。

如果我们都这么说，那么发生了什么呢？这些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究竟到哪里去了呢？

在我看来，只有四种可能性。其一，在战争之前，萨达姆就在我们没有留意的情况下把这些武器转移出了伊拉克；其二，萨达姆销毁了这些武器，而且没有留下任何证据；其三，他把这些武器藏在伊拉克某地，总有一天我们会发现它们；其四，伊拉克根本没有这些武器，我们大家都错了。

这是一个诚实的人所作的诚实的评估。但这并不是戴维·凯伊报告的全部。他的陈述引起了广泛关注，占据了头版头条。但是，和往常一样，除了头条新闻以外，还有其他的新闻。这是戴维·凯伊在2003年10月提交给国会的一份报告。

“在2002年年底开始的武器检查过程中，我们发现了伊拉克在联合国眼皮底下进行的数十起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有关的活动和大批藏匿起来的装备。”

这些包括：“一个由伊拉克情报部门维持的秘密实验室和安全藏身处网络、藏匿在某位科学家家中的生物有机体的对照菌株(包括致死肉毒杆菌的菌株)、对布鲁氏菌/刚果-克里米亚出血热病菌/蓖麻毒素和黄曲霉素进行的最新研究。”

“在化学和生物武器方面，我们有信心地说，在伊拉克情报部门的控制下，那里正在进行秘密的最小量试验和开发活动。”

在2004年1月28日，当戴维·凯伊——他曾经说过我们没有发现任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在参议院三军委员会发表证言的时候，他说：“如果你们阅读了过去12～15年来流出伊拉克的所有情报，我坦率地认为，除了说伊拉克是一个酝酿中的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对世界造成严重威胁的国家以外，我们没有办法得出其他的结论……我认为，随着萨达姆·侯赛因政权的倒台，这个世界变得安全了许多。我说过，事实上我曾想到这件事情可能比想象中更加危险。”

换句话讲，凯伊说我们没有确切地发现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取而代之的是，我们发现了正在进行中的积极的关于生物武器和化学武器的研发活动——即使是在联合国检查员待在伊拉克的时候，这些东西都还被藏在某些科学家的家里。

查尔斯·杜弗尔(Charles Duelfer)，凯伊的继任者，在2004年10月确认说，没有发现任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但是，他也报告，在2003年初，萨达姆可能具有在六个月内生产芥子气、在两年内生产大量神经毒气的能力。

萨达姆违反国际法，追求这些武器，他的目的是什么？我不相信这是为了和平用途，在萨达姆和他的两个儿子乌代与库赛手中，这是绝对不可能的。

在1991年海湾战争结束后，作为代价，萨达姆宣布放弃购买武器，尤其是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可是，他并没有这么做。

在萨达姆的实际能力问题上，布什政府可能错了，但是在他的意图方面，我们并没有错。直到今天，我都相信萨达姆一定会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对抗包括以色列在内的西方世界，这只是时间问题。他有着使用所有拥有的武器的历史，他有着进攻邻国的历史。他进攻过伊朗，进攻过科威特，进攻过沙特阿拉伯，也进攻过以色列。我不认为他会自我克制和约束，他就是在赌时间。

如果没有在2003年发动战争，我们迟早还是要动手，这只是时间问题。我们的对手是可能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并可能把这些武器用于对付我们自己军队的敌人。那些接受凯伊和杜弗尔关于萨达姆没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结论的批评者，并不能否认萨达姆正在开发这些武器的事实。

尤其是在“9·11”恐怖袭击事件发生以后，我们知道自己的国家是多么容易遭受突然袭击，美国的总统可能去冒这样的风险，任由萨达姆拥有或试图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而对此不加遏制吗？如果我或者政府里的任何人，从来没说过萨达姆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即便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这一点，取而代之的是，我们说他正在积极地进行研发从而获得生物和化学武器，这种判断依然可以使我们找到开战的理由。为了美国人民的安全，我们绝对不能让萨达姆·侯赛因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也不能让我们发现他居然在试图获得这些武器，更不能指望即便他获得也不会使用这些武器。萨达姆是独一无二的威胁，当然他嗜血成性的儿子也是。但现在他们已经不再是威胁了。

在战争之后，美国陷入了分裂，我回想起捷克总统哈韦尔以及大屠杀幸存者埃利·韦瑟尔对总统所说的话。如果在1938年或者1939年我们采取了行动，第二次世界大战也许就不会爆发。当时，很多欧洲人都认为温斯顿·丘吉尔是一个战争主义者，根本不管和平。但是如果整个世界在30年代采取了军事行动，我相信肯定会有人说希特勒根本就不是丘吉尔所说的那种威胁。他们肯定会挑剔说，我们损失了生命，这究竟是为了什么？谁来重建德国？这真是一团糟。

我们永远都不知道，布什总统、英国的托尼·布莱尔首相，还有西班牙、意大利、波兰、澳大利亚以及许多东欧盟国的领袖，在萨达姆·侯赛因拥有并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之前摧毁了他的政权，他们是否因此阻止了第三次世界大战。想一想，如果在1938年，我们在纳粹成熟之前就摧毁掉他们，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否就会受到阻止？

我们可能不会得到答案，但是在知道萨达姆·侯赛因带来的危险被解除之后，在知道这个给巴勒斯坦自杀炸弹的家属2.5万美元的家伙不会再出现之后，我们晚上可以睡得更踏实一些。危险没了，因此我们觉得这个世界更美好了。

对白宫记者，我非常想念。我非常享受代表我所充分信任的总统，与这群我们国家最难对付也最聪敏的记者交锋的经历。尽管我认为他们过于以冲突为导向，认为意识形态多样性的缺乏会伤害到他们自己，我依然感到他们是最真诚的人，他们相信他们的使命——报道他们所看到的真实情况。

我不会怀念每天的那些折磨，不会怀念漫长的时间，但是我依然相信，尽管事情可能有点混乱，我们的系统，包括我们的媒体，依然是地球上最好的。

就像很多依靠竞争来决定成败的行业一样，媒体的问题自己会逐渐显露出来。在2004年共和党大会期间，福克斯新闻成功地把观众从广播电视网中吸引过来，这就反映出公众的需求。如果那些电视台不是为了一部分公众而显得那么具有意识形态倾向性，福克斯就根本不会如此成功。如果福克斯新闻被认为是保守主义的，那么其他有线电视网络就应该好好考虑一下他们被认为是自由主义这样的事实。

我知道，他们不认为自己是自由主义的。但是电视市场是根据其实况节目的收视率来决定的，广播电视网正在失去其观众。除非广播电视网和其他主流媒体意识到他们那种民主党式的投票习惯以及报道的倾向，新闻业的分化就还将继续。互联网以及评论性博客使得美国人得到了更多的在主流媒体之外获取新闻的机会。随着共和党和保守主义者逐渐把广播电视网甩在身后，这些网络的观众越来越被民主党人和自由主义者所控制。

在我们的共和国建立之初，这是新闻的模式。媒体是按党派分立的，一张报纸宣传一个党的政策，而另一张报纸则宣传另一党的。值得赞扬的是，今天我们的媒体把自己定位在了中立位置上，试图只报道事实本身。我希望这本书能够提醒一下那些记者以及新闻学院，想一想他们报道事实的方式是否有些不同，接受我的论点，即如果毕业生基本都是一个党思想的信徒，那么这对新闻学院的健康发展并不有利。如果在政治问题方面接受各种想法和理想，并且能够得到具有意识形态多样性的高级编辑的不断质疑，那么新闻编辑室一定能够保持活跃。我相信，读者和观众一定会随之增加，而公众也会相信主流媒体是代表了社会整体利益的。

我热爱自己在白宫的工作，直到现在，我依然密切地跟踪着新闻动态。政府工作和新闻业都是伟大的事业。随着对我们幸运地度过的年代所进行的反思，那些永远存在的伟大国家将会变得更加强大。从我站在讲台上那天起，我就承受着这种炙烤，但我也同样希望自己能散发出一点点的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