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集鉴赏、评论、考证为一体，以当代新的视角全面论说曹雪芹和《红楼梦》。书中囊括现今所知曹雪芹史实，对曹雪芹的家世、身世、创作历程及《红楼梦》早期抄本印本，作了系统、切实的介绍，阐述了曹雪芹经历的沧桑梦幻同他小说创作的关系。在此基础上，进而联系中外文化背景，深入探讨《红楼梦》美学的、文化的、历史的蕴涵与价值，恰当阐明了《红楼梦》在思想文化史上的地位以及作为中华文化代表的意义。除“正说”外，书中还有与周汝昌诸先生辩论的文章，是为廓清红学领域的是非而作。

李广柏先生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比较系统地研究《红楼梦》，陆续发表一些论文。在本书中，囊括现今所知曹雪芹史实，首先对曹雪芹的家世、身世、创作历程及《红楼梦》早期抄本印本，作了系统、切实的介绍，阐述了曹雪芹经历的沧桑梦幻同他小说创作的关系。在此基础上，进而联系中外文化背景，深入探讨《红楼梦》美学的、文化的、历史的蕴涵与价值，着力阐明《红楼梦》在思想文化史上的地位以及作为中华文化代表的意义。著者在书中表达的基本观点是：《红楼梦》对专制社会上层“兴盛——腐败——衰亡”的轨迹作了生动的描写和出色的演绎，反映了农本经济的封建专制社会的积弊和危机，是饱含对人生和历史深沉哀痛的一部伟大的悲剧作品。同时，它又是一部人文主义启蒙书，其蕴涵的思想属于近代文明的滥觞。

引子

作者的沧桑梦幻

历史和际遇造就的天才

付出了血和泪

紐楼狲早期抄本和印本

“真事隐去”与“假语村言”

历史的哀吟 人生的悲叹

人文主义启蒙书

——兼论现代新儒学家对“人文”的误读

贾宝玉的女儿气质及对女性的迷恋

世外仙姝与群芳之冠

——兼论吴组缃先生“贬薛”过甚

难以企及的艺术典范

明义《题红楼李勘诗与袁枚所知曹雪芹之点滴

胡适的“考证”与“新红学”的歧路

我对周汝昌红学著作的印象

像炒作“公鸡下蛋”一样可笑

——刘心武的“秦学”

曹雪芹的著作权岂能否定

——与杨向奎、刘润为二先生辩论

曹雪芹的民族身份

——向王钟翰先生请教

曹寅“伴读”之说不可信

——周先生没有证据

曹寅的诗友卓尔堪

评“丰润说”

何谓“祖籍”

——向周汝昌先生请教

曹家“著籍襄平”的事实与周先生的巧辩

后记

曹雪芹同中外所有的人文主义者一样，特别关注人间的爱情与婚姻问题。《红楼梦》真实地写出了封建礼教所规定的婚姻模式：贵族官僚子女的婚姻决定于家庭利益和“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奴仆们的婚姻往往为主子所指定。妇女必需“守节”、“从一而终”；男子可以一妻多妾，可以寻花问柳，可以再婚。尽管人类社会很早以来就存在着男女爱情，但礼教完全无视婚姻当事人的意愿，无视当事人的感情。曹雪芹充分意识到这种传统婚姻的不文明。他的倣楼拂里面没有一对婚姻是和谐、幸福的，尤其是妇女受到的折磨更多更深。“千红一窟(哭)”，“万艳同杯(悲)”，年轻女性的悲剧是組楼掛的重要内容，而这些女性的悲剧命运几乎都和婚姻问题有关。黛玉纯洁的爱情和婚姻理想被毁灭了，她为之流干了眼泪，也付出了生命。宝钗和宝玉强行捏合的婚姻，给两人带来莫大的痛苦；最后宝玉弃家为僧，宝钗在寡居中“煎心日日复年年”。元春到“那不得见人的去处”，度过短暂的一生。妙玉、惜春先后出家，失去人生应有的婚姻。探春远嫁，迎春误嫁，无疑是封建包办婚姻的恶果。李纨年轻守寡，湘云的婚姻好景不长，封建礼教剥夺了她们争取幸福的权利。王熙风的婚姻门当户对，但遇上贾琏那么个不安分的纨绔，两人同床异梦，终至反目成仇。王熙凤是个恶人，但婚姻上的不幸也是可悲的，同广大妇女婚姻上的不幸有共同之处。

贾宝玉和林黛玉的真挚爱情，是《红楼梦》中最激动人心的描写。宝、黛两人青梅竹马，他们的爱情经历一段游移、疑虑之后便达到默契、纯净的境界。黛玉傲世的品格，诗人的灵性，渴求自由的意识，使宝玉找到了他所理想的美，得到了精神上的慰藉。同样，宝玉离经叛道的性格，聪俊灵秀的丰采，黛玉也最能理解，最为欣赏，从而引为知己。宝玉和黛玉经过长期交往而结成的、建立在相互倾慕基础上的生死不渝之情，既是性爱，又是心灵的契合，志趣的相投，纯真感情的交流。这不仅同封建礼教、封建婚姻制度背道而驰，与现代社会某些取决于财产、地位的“自由恋爱”也不相同。当婚姻实现了“自由”的时候，两性关系又被金钱引入新的误区。细心的读者可以看出，曹雪芹关于宝、黛爱情的描写，不止是婚姻自由的要求，而是体现了我们人类对性爱和美好婚姻的理想。

中国人常说，姻缘是有红线牵着的。真正联结宝玉、黛玉这一对情人的红线，是他们共同的思想和志趣。他们都是从传统礼法中开始觉醒的人，是贵族阶级中有着自由倾向和人文主义思想的人物。“无故寻愁觅恨，有时似傻如狂。”贾宝玉这个贵族家庭娇宠无比的公子，同他的家庭和上层社会十分隔膜。他经常抨击那些“立志功名”、“作官为宦”的是“禄蠹”或“国贼禄鬼”，指责封建社会一切“立身扬名”的教训是“混帐话”，鄙薄“文死谏，武死战”的忠义名节是沽名钓誉。贵族家庭期盼他“留意于孔孟之间”，继业，做官，显亲扬名；而他“不习文(八股文)”，“不学武”，厌恶科举考试；甚至要他会会“为官做宰的人们”，“谈谈讲讲些仕途经济的学问”，以便“将来应酬世务”，他也不愿意。因为种种“不肖”，曾引起贾政将他一顿毒打；而挨打之后，他不仅没有悔改，反而仗着祖母的溺爱，越发我行我素。

贾宝玉平生的主要兴趣就是在大观园过着无拘无束的生活。大观园，这是“地灵人杰”的世界，是少男少女们的乐园。尽管少男少女们之间有等级，有不同的信仰和操守，有不同的性情和文化修养，但都有着年轻人的纯情和聪慧，或多或少保持着可贵的“童心”。林黛玉具有超逸绝俗的傲骨和灵性，身上蕴含着新意识的萌芽和优秀文化的积淀。薛宝钗虽然染上“禄蠹”之气，也仍然有着“清净洁白”的女性美，又有常人不及的才智，其“行止见识”远在那些“须眉浊物”、“国贼禄鬼”之上。晴雯是下贱的女奴，但“心比天高”，敢在主子面前任性使气，敢于顶撞主子；对于那些以“勤谨”讨主子喜欢、一心想往高枝上爬的，对于得到主子一点施舍便认为是“福气”、“脸面”而扬扬得意的奴婢，晴雯打心眼里表示鄙视。这种出自纯真天性的桀骜性格得到宝玉的赏识和赞扬。同晴雯相比，袭人的奴性较重，正统观念较深，又想到往高枝上爬，还时时不忘用封建主义规范箴规宝玉。但是，袭人并未失去善良的本性，她为人和顺，对小丫头和佣人都很和气，又能忍受委屈，也不轻易拨弄是非。当听到金钏儿投井的消息，她“想素日同气之情，不觉流下泪来”。贾赦逼鸳鸯做妾，袭人同情鸳鸯，埋怨贾赦“太好色了”。晴雯被逐以后，袭人也曾“垂泪”，并悄悄送出晴雯的衣物，还送去几吊零用钱。袭人对同受奴役的姊妹们，是有真感情的。大观园里除了黛玉、宝钗、晴雯、袭人之外，其他众多女子也都各有卓异之处。如史湘云在才气、学问、美貌方面足以与黛玉、宝钗鼎足而立，又豪放爽快、倜傥不羁；探春精明刚毅，自重自尊，“英断有丈夫风”；妙玉心性高傲，情趣高雅，象嫦娥一样孤寂，却并未丧失少女的芳华；身世最为辛酸的香菱，一经点拨便涌现诗情和灵性；心地善良的紫鹃，专为他人幸福而焦虑；活泼任性的芳官，俊俏伶俐，深得宝玉喜欢；等等。作为“诸艳之冠”的宝玉，比较懂得人的价值和感情的价值，知道同情人，尊重人；在和女孩子们的交往中，特别是和女奴们的交往中，宝玉一贯从内心表现出对她们的尊重，对她们价值的肯定。其他女孩子们，彼此也相当尊重，气氛和谐友好，主奴之间没有明显的隔阂与歧视，性情得到较为自由的舒张，才情和创造力得以充分发挥。他们在园中结社吟诗，才情和创造力得以从充分发挥。在这片净土上，存在着真正的友情，真挚纯洁的爱情也得以滋生、发育。当整个社会以“纲常名教”为经纬编定了严格的行为规范时，大观园儿女却以情作为人与人之间联系的主要纽带，以才智和人性的完美作为人生的追求。同那个奸佞邪恶的现实社会相比，这恍然是别一天地的桃源仙境。

曹雪芹在专制社会日益腐败和礼教日益虚伪的情势下，憧憬新的人生境界和新的价值观念，并对社会思想文化上出现的异动作了敏锐的捕捉。他创造的贾宝玉这个艺术形象反映了十八世纪中国社会人文主义思潮的萌动。他创造的大观园是带有人文主义色彩的理想世界。曹雪芹和李贽、戴震等人所代表的晚明社会和清朝前期的人文主义思潮，是近代文明的滥觞。P124-126

《红楼梦》是中国人民引为骄傲的文学名著，也是世界文化宝库中光彩夺目的瑰宝。它成书于十八世纪中叶，先以手抄本形式流传，1791年(乾隆五十六年)开始有印刷本。在印刷本刚刚流行二十多年的时候，北京城就有了这样的俗谚：“闲谈不说《红楼梦》，读尽诗书是枉然。”那时的北京人已经认识到，《红楼梦》是中国人不能不读的一部书。此后，中国社会经历了地覆天翻的震荡与变化，而饱经沧桑与离合悲欢的中国人民，对于《红楼梦》这一艺术精品的珍爱，一直是有增无减。同时，《红楼梦》也传到海外四方，言语不同、风俗殊隔的异国读者一旦接触到这部代表中国文学水平的小说，无不为之叹服，为之倾倒!中外的文学爱好者、研究者，透过《红楼梦》酣畅、醇美的文学语言，风采卓异的人物形象，如诗如画的情韵，不仅得到美的享受、情的陶冶，也可以从中领悟人生和历史的真谛，可以从中看到博大辉煌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奇观。《红楼梦》的蕴涵和艺术丰采所给予人的启示，是无穷的，是说不完、道不尽的。人们说，英国有个说不完的莎士比亚。我们中国，则有一个说不完的曹雪芹，有一部读不厌、说不尽的《红楼梦》。

“谁懂红楼梦”，如果在后面打个“！”，是感慨；如果在后面打个“？”，是疑问。我这个书名要是打标点的话，应该打上“！？”。

《红楼梦》自问世之日起，便受到广大读者的迷恋。它在读者心灵上引起的共鸣和震撼，表明广大读者是能懂得它的蕴含和魅力的。当然，这是读者直觉的审美上的感知，如果要从理论上来解释这部小说的魅力和历史意蕴，就不那么容易。这要受到时代思潮和评论者个人条件的限制。要深入领会并从理论上诠释《红楼梦》的魅力和历史的文化的蕴涵，需要学识，需要文化艺术修养，需要社会人生的阅历与体验，还需要懂得怎么做人。

人活在世界上，为了生存，必须适应现实，与世推移，随世俯仰。这是一种现实的人生态度。然而，向往于人身不依附、努力保持人格尊严与自主的曹雪芹，不是这样一种活法。“傲骨如君世亦奇，嶙峋更见此支离。”这是敦敏题写在曹雪芹画上的诗。曹雪芹用奇峭碴槽的石头形象，画出了自己的人格精神。不仅是他的画，他的诗和他小说的人物形象，也是他人格精神的写照与寄托。研读《红楼梦》的人，如果自己在人生旅程上缺乏骨气，善变，不重情义，又不知反省，那就很难理解《红楼梦》的艺术形象，那就读不懂“数去更无君傲世，看来惟有我知音”以及“金玉不足喻其贵”、“冰雪不足喻其洁”等诗句。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我开始比较系统地钻研《红楼梦》，陆续发表一些论文。九十年代初，南京大学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约我撰写《曹雪芹评传》，经过数年努力，我完成了这个艰巨任务。《评传》出版后，我又对书申未能充分论述和详细考证的问題作进一步探讨，笔耕不辍。当前，红学领域陷入新的纷争，子女催促我将所写文章中较有流传价值的，加以订补，结为此集。总的看，这个集子大略构成从作家到作品的系列研究，代表了我的红学心得。其是非深浅，希望学界朋友和广大读者予以评说。

就目前红学界所掌握的材料，曹雪芹的家世、生平和创作经历，还有很多未知数。我决不为了图个“圆满”，用想象去填补他材料的空白。历史留下的材料能说明什么，就说明什么。那些“未知数”，或许将来有新材料发现，再来说明；有的将会是永远解不开的谜，也只有永久地遗憾了。戴震说：“传其信不传其疑，疑则阙，庶几治经不害”(《与姚孝廉姬传书》)。这是我常记在心中的话。《曹雪芹评传》的撰写坚持这样一个原则，本书也坚持这样的原则。

《红楼梦》是一部文学作品。在阅读和研讨中，我努力将审美和认知结合起来，从小说的艺术形象、意境、情节中寻绎其蕴涵、旨意；努力将美学、文艺学、文化学、社会历史学等贯通起来，对小说作综合的审视。我坚决摒弃以刁钻古怪的猜谜和不相干的比附为特征的“索隐”方法，认为现今的“索隐”无学术价值可言。我喜欢考证，作考证文章的时候就像做几何证明题一样，饶有兴味。我治学的追求就是在现代意义上实现义理、词章、考据三者的统一。但是，考证有它的适用范围。考证不能代替对小说审美的、文化的以及社会历史的等等方面意蕴的探求。至于用考证证明恤楼刹是作者家世身世之实录，借考证将小说人物落实为社会历史中的某个人或将小说人物与现实世界的真实人物混为一谈，都是考证的歧路。也是我反对的。“索隐”和把《红楼梦》当做作者家世身世之实录的“自传说”，目前仍困扰着许多读书人。

我把这部书稿整理、编排完毕并写到最后一行“后记”的时候，感到前所未有的疲惫。我意识到自己的确是老了。我以后还能再写一本这样的书吗？我想，如果还有十年二十年甚至更多时间让我继续在红学园地里耕耘，或许会有新的收获。愿上苍保佑我！

李广柏

2007年3月31日于武昌桂子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