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杰京城三破哑谜
四方才子羞愧难当
视百姓若父母，躬身为百姓办事，谋图国富民强，是历代好官的天德。他们有爱民之心，有浩然正气，有勇敢、开阔的思想，有远大的眼光。他们首先是一个好人，好人当官必然是好官，这是本质的界定。在官场他们虽不能预卜自己最终的结局，却有着宏略和志向的图腾。他们把目光道德始终射向乡野，用良知的同情和怜悯去抚慰头上顶着尘土和草屑的老百姓，心总是贴着乡土，从地表感受到地母的搏动，使他们的心里、情感上得到印证。他们是大地之子。他们不管你说得如何好听，不管你有多少诏书，不管你有多少律例……只有一条他们最信仰：那就是要看得见，摸得着。而真正为百姓办事的好官，他们也正是从这一点一滴做起的。老百姓是最诚挚最公正的历史评介人，他们会把最朴实恰切的词儿“清官”赋予为百姓办好事的好官员，使他们的名字永远辉煌于历史。
王杰，字伟人，号惺园，陕西韩城人。工书善文，博学多才。在京会试有一个“三破哑谜阵”的动人故事。
举目遥望，凝神注视，在东方天际的红光下边，隐隐约约出现一条闪动微亮的水平线，像是在风中飘动的彩带。一轮旭日从那天水相接的交界处跳出来似的，突然，鲜红的旭日露出了一角，从京城远远望去好像是蔚蓝的海水摇摇晃晃地承托着它。它跳起来，用力，再跳起来!一团火球猛地跃出海面，射出万丈光芒。
大街上，人们忙忙碌碌，有的从东向西，有的从南向北，有的去向不明，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各自都为自己的事在奔走着。不时还有那不成样的车辆通过，摩擦出各异的声音，小贩的吆喝声，人们的说话声，汇成一片，发出难以摸准的腔调。街道上空不时可见炊烟袅袅，一幅城市图画显示眼前。
王杰同几位文人举子赵翼、胡豫堂等，在京城大街散步。行至民乐巷口，一眼望去，看见一位白胡子老头面前摆着一块白布，他们几人一种莫名其妙的想法涌上心头，匆匆向白胡子老头走去。走到跟前，看到那块白布上放着一个神态豪爽的白木人，白木人右边放有一个白酒壶，左边放有白酒杯。他们先是从头至脚看个详细，然后又拿在手上好奇地捉摸不定。举子们围观了良久，终不解其意，争相求问。白胡子老头看看这些举子们激动不已，用右手把胡须捋了捋，拭目以待，却笑而不说。
几个举子你推他，他推你，没有一个能说出个什么道理。其中一个有意挑逗王杰，道：“王杰，你是龙门才子，必有高见，这白木人与酒和杯是何意?”
王杰低首，提起白酒壶倒了一杯酒，缓缓浇在白木人头上，接着再倒了一杯，毫不客气地一饮而尽，而后不声不响地扬长而去。同伴们见他一言不发，胸有成竹的那个样子，感到既十分好奇，又十分微妙，立即跟在后边，硬要王杰讲个明白。
王杰回过头把那几个举子们看了看，心里真是有说不出的高兴!他使劲儿憋住气想不在大家面前笑，可是他越想越憋不住，最后还是笑出声来了。
“王杰，你笑什么?你把那一杯酒缓缓浇在白木人头上，然后又给自己倒了杯，一饮而尽，这是啥意思嘛，给我们说说。”站在王杰跟前的一个举子不可思议地说。P1-2
眼下的一些历史题材文学及影视作品，对青少年人生观和历史观的导向作用实在是太大了。动辄“野史”、“秘闻”、“戏说”，甚至全然不顾起码的历史真实，将千百年来业已深入人心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恣意篡改、扭曲。戏不够，情色凑。许多场景不堪入目，根本就是存心糟蹋。诸如此类的书籍或影视片段，不要说青少年，即使几岁的孩童都可不假思索地举出一大串。若干年后，假若有那么一天，当问起谁是最令人崇拜的历史人物，孩子们脱口而出：“和坤!”“杨贵妃!”再问起孔子、鲁迅，却纷纷摇头做迷茫状。——想想吧，我们该会是怎样的一种尴尬?到那时我们又该怎样去评价我们自己?
到那时，说我们是历史罪人恐怕也不为过吧!
于是，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时时困扰着我：文艺创作尤其是当前的历史题材创作，还要不要社会责任感?
一种答案是：要。理由是任何一部文艺作品都应承载着推动社会进步的神圣职责。这一观点光明正大，历来为主流意识形态及大众所认可。
一种答案是：不必非要不可。理由是读者和观众是上帝，而上帝的需求是创作的惟一准则。更进一步的理由是要相信读者和观众的审美力。话说到这里似乎已无可辩驳，因为一旦有谁辩驳，那他就是与广大读者和观众为敌了。
历史证明，文艺绝非“末技”者流，其于社会于时代关联可谓大矣。即以上述问题而言，若不很好地辩明是非，正本清源，若干年后我们这个社会的“生态环境”将会出现危机。我相信这绝不是故作耸人听闻之语，“文革”时期思想道德观的严重混乱，其流风遗俗不是还顽固地嵌在当代社会的肌体上吗?
以上感触并非凭空产生，它是我读了长篇历史小说《状元王杰》后又一次引发的联想。
我觉得小说作者是有着社会责任感的，他立足于历史，着眼于现实，使其作品具有较强的警策意义。以铜为鉴，可正衣冠；以史为鉴，可知兴替。从小说所描绘的清代风云变幻的社会图景里，我们可以隐隐地看到当今社会的某些端倪。小说中，具有现实意义的典型之一是状元王杰，他刚直不阿，藐视权贵，剖肝沥胆，匡时扶危，是彻头彻尾的为了“大清社稷”而舍死忘生的忠臣、清官。自那时起，几百载悠悠而过，而堪称清官者有几?联想当今社会百姓仍那么热切地呼唤“清官”，不禁令人感慨多多。小说中另一具有现实意义的典型当属和 ，这个阿附皇权、贪淫无度的大蠹，弄得大清朝国力空虚，军备弛废，官场污浊，民怨沸腾，而他自己却玩江山社稷于股掌，瞒上欺下，富可敌国。当今的一个个巨贪，虽权势有所不及，但那种疯狂与骄横极其恶劣影响，却丝毫不逊于“和中堂”。小说还描写了一些深谙“糊涂之道”的高官，如刘墉辈。他们也厌恶甚至痛恨和 ，但他们更懂得明哲保身，更精于韬光养晦，他们当中不乏名臣，但他们却不是直臣、诤臣，而有时候，在历史的某一特定时期，有无直臣、诤臣是大不一样的，甚而至于可影响历史的走向。在需要直臣、诤臣的时刻，那些“名臣”极具城府地保持缄默，其结果遭殃的必定是国家与百姓。而当今，无可讳言，心中时时默念“难得糊涂”的官员应当说为数不在少。我每读到小说中描写这类官员的章节时，心中总掠过阵阵隐痛。是的，这也正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痛点。我因此常常想起林则徐。“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林则徐当年被贬新疆时椎心泣血的诗句，值得我们今天的某些人书之尺幅，悬之白壁，以为警策。小说中具有借鉴意义的地方当然不止这些，有的较之以上所述也许还要深刻些。这也正是“正说”历史的意义所在。
其实，以历史题材为载体，以“正说”的形式来警戒当世，这也并不是什么新生事物，每一历史时期都不乏其例；但就当前文艺创作现状而言，却是需要点“胆量”的。我以为作者的可贵之处正在于有这种“逆潮流而上”的勇气。按理，聪明人应“顺应潮流”，应“与时俱进”，识时务者为俊杰嘛。君不见，文坛上那些以“戏说”为制胜秘诀者们，不仅财源广进，而且声名远播，正“春风得意马蹄疾”哩。至于什么“社会责任感”，那无助于本作家(导演)的名声与财运，对不起，只好靠边站了。这是商品社会的进步，还是文明古国的衰微?这是观念的更新，还是文学的耻辱?我相信，每一个有良知的文化人对此都会做出正确的回答。我所感到郁闷的是，倘若有谁对上述问题做一广泛的民意测验，其结果未必如我们想象得那么乐观。深切的悲哀与忧虑也许正在于此。我们虽不能因此说我们的社会缺失了判断是非能力，我们还是应坚信“人间正道是沧桑”，但在某个特定的历史时期，确实可产生暂时的“集体失语”现象。“大跃进”如此，“文革”如此，那么，由计划经济向商品经济转型时期文明的“一过性”萎靡，亦当作如是观。由此看来，“戏说”的背后，令我们深思的东西还很多。
社会要前进，人间需正声。我们也可以或者说也应该有所作为。几千年川流不息的文明血脉毕竟不能枯竭，亦不能人为地割断。那么，就将历史的精华最大限度地挖掘出来，作为我们今天的丰富养料，让现代化强国这棵参天大树，在千年文明古国的丰厚沃土上生长得根深叶茂，郁郁葱葱吧。而文艺工作者，都应乐于来做这无比神圣的光荣园丁……
在这一理念观照下，我重新审视案头的这部历史小说，顿时觉得它分量沉重起来。我知道，作者在驾驭长篇历史小说方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我非常赞许他能够摆脱时俗，担当道义，“正说”历史，而且做到以史鉴今，这在今天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作为一个文学编辑，我有个也许并不现实的良好期待：在历史题材那个广阔的天地里，有朝一日，必定会有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秉笔“正说”，使这一文学空间真正呈现“乱花渐欲迷人眼”喜人景象。
以上是我对历史小说创作的“正说”与“戏说”引发的一点思考，是为序。
清期乾隆、嘉庆年间，状元王杰，服官四十年，历任朝廷重臣，官至宰相。他勤政为民，兴利除弊，忠君报国，学得民心。乾隆皇帝跟和珅两个满州佬密切合作，倾所有力量，把清王朝的根基凿空，把大黑暗如回，使宫廷相互倾轧，权谋争斗，君臣戏谑，把沉重的历史“付笑谈中”。但王杰不畏强权，无么无畏，义正辞严，终于将天下第一号大奸臣、大贪官和珅送上断头台。作者独辟蹊径，兼顾创作的艺术规律和历史规律，读来兴味盎然，令人爱不释手。
紫禁城内气雾弥漫，神秘的面纱下掩盖着多少惊人的内幕：乾隆怎样盛世之治，歌舞升平，宽缓纵贪；嘉庆怎样不露声色，谨慎以待，戏弄和珅；和珅怎样奸滑诡诈，阿谀奉承，贪赃枉法；王杰怎样无私无畏，义正辞严，扳倒和珅；朱珪怎样老马识途，不遗余力，同仇敌忾；刘墉怎样藏形匿影，表里相应，变幻莫测；纪晓岚怎样铁齿钢牙，油嘴滑舌，巧言如簧；宫廷里权谋争斗，君臣戏谑，互倾互轧；奴婢们奴颜媚骨，忍受屈辱……
本书在尊重史实的基础上，按照历史规律和文学规律，从不同角度着重展现王杰这位清代封建王朝一个大臣的方方面面，力图还王杰一个真正的自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