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书分上下编，上编为理论篇，主要从两个角度，即哲学、美学层面与文学层面探讨作家充满多重寓意的象征主义艺术观的理论机制。下编则为实践篇，主要考察别雷长篇小说诗学特征。本书从这两点出发，分别研究别雷象征主义艺术观的理论机制与小说诗学特征，探究二者之间的内在联系，并做出整体性描述。

本书旨在研究别雷象征主义艺术观的理论机制与小说诗学特征，探究二者之间的内在联系，并做出整体性描述。

全书分上下编，上编为理论篇，主要从两个角度，即哲学、美学层面与文学层面探讨作家充满多重寓意的象征主义艺术观的理论机制。

下编为实践篇，主要考察别雷长篇小说诗学特征。别雷的小说创作融特定的文化语境与理论思考于一体，领导了小说文人化倾向，在叙事角度、叙事结构、叙述节奏以及因为作家采用此叙述方式所取得的美学效果均具有现代主义小说的诗学特征。与同时期的梅列日科夫斯基、勃留索夫等作家的象征主义小说相比又独具特色。本编将分别从人物形象塑造的诗学原则、结构艺术、节奏艺术三个角度重点考察别雷最具代表性的两部长篇小说《银鸽》、《彼得堡》的创作艺术，借以探讨别雷小说世界具体的诗学特征以及贯穿于其中的多重象征寓意。考虑到别雷艺术观的复杂性及小说创作艺术的先锋性、实验性，笔者认为西方叙事学理论有助于解读别雷小说文本，因此将主要借鉴叙事学的理论和方法解读作品的创作技巧与风格特征，以期实现对作家小说文本的有序把握。叙事角度、叙事结构、叙述节奏是借以评析别雷小说创作艺术的理论构架，探究别雷如何在其小说创作中实践、表述象征主义理论观念(而不是为叙事学理论提供例证，或简单的套用)，关注别雷的象征主义艺术理论与小说创作实践之间的内在联系，并作出整体性描述，是本书的真正目的。关于他对诗律的研究以及诗歌创作不在本书探讨问题之列。

绪论

上编 象征主义艺术论——理论篇

 第一章哲学、美学意义层面的象征主义

第一节 “剪刀”理论之一——个性与情感的分裂

第二节 “剪刀”理论之二——象征的多重寓意

第三节 “剪刀”理论之三——象征主义的多义性

 第二章文学意义层面的象征主义

第一节 艺术的现实性原则之两难境地

第二节 艺术形式与内容的合一

第三节 文学创作与音乐的融通

下编 象征主义小说艺术形态论——实践篇

 第三章 象征主义小说创作的演进历程与文化语境

第一节 小说创作风格的实验与创作主题的探索

第二节 小说创作主题的回归与风格的传统化

第三节 小说创作主题的自传化与人智学思想的渗透

 第四章 象征主义小说人物形象塑造的诗学原则

第一节 人物形象塑造的主题性原则

第二节 人物形象塑造的静态表现手段

第三节 人物形象塑造的动态表现手段

第五章 象征主义小说结构艺术的多重诠释

第一节 小说叙事模式的现代转换

第二节 小说情节结构的表现形态

第三节 小说结构艺术的深度模式

 第六章 象征主义小说节奏艺术论

第一节 声音与节奏

第二节 小说语调的变化与节奏

第三节 小说叙述节奏的变化与节奏

结语

别雷生平及创作年鉴

参考文献

第一节 “剪刀”理论之一——个性与情感的分裂

在别雷的象征世界里象征主义首先是j种世界观、一种对世界的感知方式，而这一理性认识是在作家个人的个性及其对世界的初步认知、对象征的感悟等基础上一步步形成的。其起点是作家二重分裂的人格气质与情感走向。

俄国著名别雷研究专家多尔戈波洛夫认为：别雷的“成名正是作为一种现象、一种个性，而不是作为创作了众多作品的作家、众多著作的作者”。①的确，在俄国文学史上很难找到一位像别雷这样性格气质如此独特的人物，无论是在他本人的回忆录甚至作品里，还是在他的同时代人有关他的回忆录中，讲述最多、最引人注目的便是别雷的个性、分裂的个性。这不仅因为在世纪之交的俄国文坛，别雷无疑是一个独特的现象，首先以其鲜明的个性昭示于世人，而且也因为别雷独特的个性在其思想与小说创作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而这种个性的最突出特征便是分裂感，分裂感造就了一个充满矛盾激变、犹疑不定、行为怪异的象征主义小说家别雷，他既在现实的直觉体验与象征游戏中塑造自己，也以同样的方式在文学创作中重塑自己，因此在他的作品里，从小说人物身上，从作品字里行间的叙述语调中读者可以清晰地感受到一个鲜活的个性、一颗孤独而勃发的灵魂的跳跃，因此，追踪作家独特的人格气质及其艺术思维是我们探查小说世界的起点。

个性是一个人与生俱来的一种精神气质，是决定人的成长、未来生活等诸多方面的主导因素。而个性的形成与一个人幼年时的生活、教育环境等息息相关。心理学家通过大量的科学研究证实，儿童期，尤其是幼儿期，是人的智力、能力和个性发展的关键期，而童年的生活体验则引导和制约着人今后一生的思维、情感、行为活动的模式和发展轨迹。这一点在象征主义者别雷的身上似乎得到了最明确的验证。具体来说就是，父母之间的矛盾、不和谐的家庭生活造成作家人格的分裂并作为最初的人生体验、对世界的认知而积淀在作家的心里，成为其不断开掘、恒久回归的创作源泉之一，并赋予作家一定的人格、心理定势以及创作心理模式。纵观别雷的小说世界，其创作素材与主题无外乎三个方面：童年的回忆、性格古怪的父亲、二重家庭冲突(父母之间、父子之间)。所有这一切皆可归因于幼年不和谐的家庭生活及其在作家心中留下的无法抹去的心灵创伤。

晚年，别雷在回忆录中用一把开启的“剪刀”来形容自己的童年、少年时代的处境，即面对的是“在父母和自己的日常生活之间、父亲和母亲之间的剪刀状态”，“剪刀在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将我剪开；我也在生活的各个方面用剪刀将生活的剖面剪开”。④具体地说，出生于莫斯科高级知识分子家庭、成长于贵族化环境中的别雷在物质与精神的极大丰富之中感受到的却是心灵的撕裂。他的父亲是莫斯科大学资深教授，一位治学严谨、博学多识，享誉欧洲的数学家，同时也是一位相貌丑陋、性格古怪且不善交际的书生。母亲则是莫斯科知名的美女，出色的钢琴手，也是一位乐于交际、周旋于上流社会的交际花。相貌上的反差直接导致二人性格、兴趣、观点上的截然不同，也使他们夫妻二人长期不和，最后甚至分居。少时的别雷就游离于这两片难以合拢的“刀刃”之间。用别雷自己的话说，在这个家庭里充满了“家庭的暴风雨”。任何一件事都能引起一场家庭冲突，包括对儿子的教育。父亲刻意培养独生儿子别雷继承父业，从事自然科学研究工作。母亲则极力阻止儿子像其父一样埋头于自然科学的研究，希望他学习音乐和诗歌(并非要将他培养成音乐家，而只是有意与其父对抗)。这样的家庭生活一直伴随着别雷直至父亲离世。年幼的别雷始终周旋于父母之间，为了取悦于父母双方便不断地撒谎，以谎言求得父母的爱，因此而有意识地养成见风使舵的习惯，充当双面人，过着双重人格的生活，这便直接导致其人格气质与情感的分裂，尤其是在对父亲的态度上，他始终处于既爱又恨的矛盾心理的困扰之下。由此他自幼便学会了“在生活的各个方面用剪刀将生活的剖面剪开”，也看到了一切事物之中永久存在的二重性，他“喜爱不可兼容事物之兼容性、内在矛盾的悲剧性与复杂性、谎言之中的真理，也许还有——恶中之善和善中之恶”。④

因此，童年的家庭生活体验、这种分裂感一直积存于别雷的心理世界，形成其特定的个性、心理定势，造成其人格、情感的分裂，使成年后的别雷的性格、举止行为也以反复无常、怪戾而著称。著名别雷研究专家多尔戈波洛夫曾指出，别雷性格古怪、反常，有时富于喜剧性，有时富于悲剧性。评论家利沃夫一罗加契夫斯基写道：“乌拉基米尔·索洛维约夫的预言性激情感染了别雷，他常常处于‘迷狂状态’，常常处于极度兴奋状态，常常从预言性的兴奋转入预言性的绝望状态”，他“总是易于情绪化，总是非常激动，总是慌乱不安，总是被思想的激流、各种事变的激流所控制”。用作家鲍里斯·扎伊采夫的话说，别雷整个人就是“一团感觉、不安的神经、幻想、癖好”。①此外，幼年时的家庭生活体验也与作家对宗教的最初感受取得了共鸣：“无罪的受难”(6e3BHHHbIe cTpa~aHna)——“在耶稣的痛苦中我感受了无罪受难的主题；并且我在耶稣身上意识到在我们家里我的无罪受难的主题”。②回顾别雷的小说世界，达尔雅尔斯基、尼古拉·阿勃列乌霍夫们似乎无不带着别雷的影子，一方面成为了个性、情感分裂的双面人，总是集基督的神性与撒旦的恶于一身；另一方面内心世界里又备受“无罪受难”之感受的困扰，而这种分裂感、受难感直接导致其作品充满了戏剧性的紧张情形，从而使别雷陷入创作困境之中：追求象征的和谐境界与小说世界创作主体无法驾驭的冲突之间的矛盾。同时也直接导致作家对世界的二重感知，对象征以及象征主义艺术思维的二元认知。透过家庭的混乱状态别雷感受到的是社会，乃至世界的混乱，在作家看来，解决这一困境的唯一出路就是通过毁灭而获得复兴，因此毁灭一复兴这一带有启示精神的思想观念贯穿于他的小说世界。加拿大学者塞缪尔·西奥朗将其家庭生活体验概括为“家庭启示录”(F'amily A—pocalypse)。具体地说就是，别雷的小说创作，从某种程度上讲，是他将个人经验材料重新组织并予以“象征化”，借以反映他对世界最终的看法，他对生活的创造性的、戏剧性的解释渗透了全部的创作。③

可以说，别雷的象征主义认识论体系中没有一个始终如一的完整理论构架，一切都呈现出多重景象：象征主义的理论认识具有多重含义：象征主义既是世界观，又是文学创作方法，现实世界在别雷的视界中同样呈现出多样化：外在表象世界与象征世界。混乱与秩序、善与恶、基督与反基督等二重矛盾不再是别雷纯理性思考所构筑的空中楼阁，而是来自于真实的生活体验，是童年时代游离于父母的两极性格、两极生活之间而形成的心理模式之延伸，并构成其多元化的象征主义艺术思维之起因。此外，童年生活体验也为别雷提供了一生难以割舍的创作素材，自《彼得堡》到最后一部小说《莫斯科》，均有着作家本人家庭生活的影子。因此别雷的挚友霍达谢维奇甚至将上述作品通通称之为自传性作品。P9-13

在以往的世界文学史上，每每谈到象征主义文学流派，所关注的总是西欧、北欧乃至西方各界的象征主义作家及其流派。殊不知，在地跨欧亚大陆的俄国，19世纪末20世纪初，亦即俄国文学均白银时期，正当法国象征主义文学艺术日渐衰落之时，俄国的象征主义却正处于勃发之机。所不同均是，法国等国家的象征主义流派是以诗歌、戏剧见长，在俄国则是诗歌与小说并重。法国有“对应契合说”、“感觉交错说”等理论主张，其共同的哲学依据为柏拉图的二元论世界观，叔本华、尼采的{E理性主义哲学思潮等，并形成一个以诗歌创作为主流，并有戏剧伴随之的象征主义的文学创作流派。而在具有丰厚现实主义创作传统底蕴的俄国文学中孕育出的俄国象征主义则颇具独特之处。

俄国象征主义不具备法国象征主义那样较系统的整体观念与创作群。俄国象征主义麾下是一个贵族化的作家群，他们大多出身于上流知识分子阶层，拥有较高的文化修养。富于哲学思辨能力，是“社会智性自由的一部分”，执着于信念自由与思想独立，属于“俄国知识界”，①因此也更个性化。人们虽冠之以象征主义，但很难用一个一致的思想体系或创作理论将其统一起来。一般说来，第一代象征主义者(如勃留索夫、巴尔蒙特、梅列日科夫斯基、吉皮乌斯、索洛古勃等)被认为是较倾向于颓废、极端的个人主义，并受法国、比利时等国象征主义者的影响很大，迷恋技巧，主张“为艺术而艺术”；以勃洛克、别雷、伊万诺夫为代表的第二代象征主义者则被认为富于理想主义和宗教情感，比第一代象征主义者更多地受德国哲学思想的影响，同时又更本土化。除却外来的叔本华、尼采，相比之下，俄国象征主义者受其本土的思想家，尤其是被尊崇为俄国民族精神之父的宗教哲学家乌拉基米尔．索洛维约夫及其学说“万物统一论”、索菲亚学说、巫术等影响较深，而上述诸多观念的联合便形成了俄国象征主义的核心思想：世界末日论，艺术的使命是“建设生活”等。在众多的象征主义者中。能够文学创作与理论研究并重，并且将对象征主义理论的系统阐述与创作实践紧密结合为一体，又做得如此彻底的当首推安德烈·别雷。

天资聪颖而敏感多虑的安德烈·别雷以其广博丰厚的理论建树与文学创作为俄国文学，尤其是俄国象征主义文学艺术以及小说文体的转型写下了重重的一笔。作家一生著述丰富、可观，其文学创作对长短篇小说、诗歌、回忆录等诸多创作体裁均有涉略；在研究领域，则既有对单个作家如果戈理、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安德烈耶夫等俄国古典及近、现代作家，以及易卜生、瓦格纳、尼采等他所崇尚的具有象征品位的外来作家、诗人、哲学家的专论，又有对象征主义文学艺术理论及其创作方法等纯理论性的阐述，还有对俄国诗体学所作的开创性研究。在文学研究界及文学史上，他被一致推崇为俄国象征主义的理论家、小说家、诗人及形式主义的先驱。

别雷堪称俄国象征主义文学之集大成者，也是俄国象征主义者中最难读懂的一位。就其世界观的发展便可见一斑：他视尼采、索洛维约夫为自己的精神之父，又追随梅列日科夫斯基，与勃洛克亦友亦敌，同时他又是一位民粹主义者、斯拉夫派及未来主义者，1913年他又投靠于德国人智学家施泰纳门下，成为一名狂热的人智学的信徒，晚年又自称为马克思主义者。世界观的这种复杂多变性直接影响着他的象征主义理论观念的构成。可以说，在别雷的理性思考中象征主义认识论体系包含三方面内容：象征、作为理论的象征主义、作为手法的象征主义。别雷在哲学、美学层面以及文学层面展开对象征主义的理论探索，并构架了他关于象征主义的完整理论体系。尽管其中有诸多矛盾之处，但仍可寻得一根清晰的红线：别雷始终努力将象征主义纳入一个统一的哲学体系，视其为一种可以包容所有思想的世界观，并以他视野中的三维立体世界(混乱一秩序一象征)和艺术世界(个体的内在世界一物质世界一超验的精神世界)的模式把握象征，并始终在混乱与秩序、毁灭与创造的两极对立中寻求着真实的第三境界——统一的“伟大象征”、和谐。尽管别雷最终并没能为他的象征建立起一个统一的哲学体系，但是他对象征主义的理论阐述是俄国象征主义的重要成就，也是作家本人艺术成就之重要内容，从1910年到191 1年两年问他先后出版了三部理论文集《绿草地》、《象征主义》及《小品集》，其中汇集了他从1902年到1909年的所有理论研究文章，他在一系列论文中以象征主义理论为指针阐述了艺术的音乐性、思想性、形式与内容的关系、艺术的时间与空间等诗学内容，从而大致为象征主义这一传统的文学创作流派提供了另一种诠释，并始终如一地将其融合于诗歌与小说的创作之中。在多年的理论探索中他不断地解释，甚至重新阐释其对象征主义的理论认识，虽然使用了不同的术语，但其基本因素和所关注的问题并没有改变，即他始终努力“调和矛盾或其对立物，融合内在和外在经验(形而上的与经验的)，极其渴望根据合理的以及连贯的认识论体系联合一切方面，创造新人和新世界”。①毫无疑问，别雷是一位具有丰厚的理论建树与大量创作实践的作家，同时也是一位将个人内在体验与对世界精神的思考形成同构契合的思辩型作家。这种体验与思考的抽象性、模糊性及神秘主义色彩使他在象征主义那里找到了共鸣，因此，他总是在以象征主义为创作手段探索着合适的风格和表现手法。

作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文学白银时期一位具有重大影响的象征主义的理论家、小说家、诗人及形式主义的先驱，别雷一生创作了百余篇长短篇小说、文学理论研究文章及回忆录，并以其在俄国诗体学领域的开创性研究，对俄国象征主义文学理论机制的阐述以及对俄国传统小说文体的创新这三方面的贡献奠定了他在俄国文学史，尤其是象征主义文学史上不容忽视的地位。有关这些在俄国和西方学者们的研究中已经得到了充分的证实。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两个世纪交替之际，是俄国社会政治、意识形态等领域的矛盾冲突日益突现之时，也是俄国文学处于转型的时节，传统现实主义文学一统天下的局面被打破，文坛呈百家争鸣之势，象征主义则作为这一时期非现实主义文学之主流称雄于文坛，身为一位在象征主义文学领域具有丰厚的理论建树与创作实践的代表人之一，别雷自初登文坛，发表《戏剧交响曲》、诗集《碧空澄金》之时，便以其文体的新颖独特引起了文学界的关注，成为俄国文学界几十年不息的话题。就研究状况而言，俄国学者对别雷的研究大体上经历了两个大的历史时期。

第一时期，即20世纪初别雷在世时的二三十年间，与别雷同时代的一批文学工作者发表了一些评论及回忆性文章，其中以别雷的挚友伊万诺夫一拉祖姆尼克、艾里斯和霍达谢维奇的文章最具代表性。伊万诺夫一拉祖姆尼克于1919年出版《亚历山大·勃洛克安德烈·别雷》一书，书中称别雷为“诗人、浪漫主义者、批评家及象征主义理论家”，主要探讨了别雷的世界观、象征观以及诗歌创作，认为别雷的思想中渗透着索洛维约夫的末世论思想及神秘主义的观念，并且他总是“努力在哲学与神智学之间架起桥梁”①，这一观点为后来人研究别雷提供了一个认识的基石。与此同时，艾里斯(科贝林斯基)在其研究专著《俄国象征主义者》(1910)一书中具体分析了别雷的象征主义理论及其早期作品四部“交响曲”、三部诗集《碧空澄金》、《骨灰》、《骨灰罐》，其主要观点为：首先，认为别雷的创作已超出了“严格艺术”的框架，他“几乎无意识地将所有形式组合于无穷尽的组合之列以便达到他唯一的目标——用所有的词汇讲述，用所有的色彩勾画他的‘新神’始终统一的内在面貌”②，因此，别雷的象征主义本身作为纯粹的文学方法仅仅是一种创作手段而已；其次，认为别雷的创作是“将新的宗教启示与现代象征主义的艺术形式相结合”①，其创作的实质就是“象征主义与弥赛亚说相结合”，“预言预见新神及其所体现的未来的新人，并且是他在自我身上所发现与创造的新人。”②而别雷的创作包容一切的作用是对永恒女性的崇拜，这是他整个思想体系之精华。因此，他的早期作品及诗集的主题及其隐藏的象征意义也都蕴含于这一直接取自于索洛维约夫的永恒女性崇拜的观念之中。这一观点无疑是将拉祖姆尼克的观点引向深入，强调别雷世界观、象征观之宗教内涵。

概而观之，一方面，这一时期的研究者们受世纪初盛行于俄国的文化、哲学思潮如宗教哲学的影响，热衷于对作家及其作品做哲学内涵、审美价值等文化学意义上的阐述；另一方面，由于这些研究者们均为别雷的同时代人，部分学者还与作家有过直接或间接的交往，这便使他们的研究带有或浓或淡的传记色彩，也为后来的研究者们提供了大量翔实可靠的史料。如霍达谢维奇在其回忆录《大墓地》(1939)中设专章回顾了与别雷的生平交往、别雷的家庭生活、个体行为等方面的诸多表现，突出强调别雷的父母之间的性格、人生观、处事方式等的强烈反差及其由此造成的家庭矛盾对别雷个性与世界观及其创作题材所产生的巨大影响。

此外，这一时期的别雷研究还表现出另一种倾向，即对作品语言运用技巧的关注。作家扎米亚金认为，别雷的作品与他的生活一样异乎寻常、充满幻想，而他的读者群主要是“知识分子中的精英阶层”，则主要归因于他的新颖独特的语言。正如《尤里西斯》的语言不是英语。而是乔伊斯独创的语言一样，别雷的语言只属于别雷。因此，他将别雷称为“作家的作家”，“俄国的乔伊斯”。

与此同时，白银时代活跃于俄国文艺理论界的形式主义学派的理论家们同样表现出对别雷的极大关注。他们恰恰忽略了别雷在形式技巧方面的创新性，从意识形态、方法论角度质疑别雷等象征主义者及其理论。如他们就学科体系研究方法的科学性问题提出质疑，认为“1907一1912年间，象征主义的批评家和理论家的研究属于报刊科学”，是由象征派理论和印象派批评方法汇合成的。别雷的《象征主义》之类的书没有独特的构思，也没有任何科学特点。“我们和象征派之间发生了冲突，目的是要从他们手中夺回诗学，使诗学摆脱他们的美学和哲学主观主义理论，使诗学重新回到科学地研究事实的道路上来”，因此，“使诗学这个词摆脱在象征派中愈益占有优势的哲学和宗教倾向，成为团结第一批形式主义者的口号”。①

对别雷的创作持鲜明的批判态度、有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家之称的列昂·托洛茨基在其被视为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与批评的创新之作《文学与革命》中对别雷创作的思想倾向、审美意向及其风格特点作了专门的论述。书中指出，两次革命之间(1905—1917)的文学“情绪颓废，过于讲究技巧，是一种个人主义的、象征主义的及神秘主义的文学”，并在别雷的作品中得到了“最浓缩的表达”②；同时还认为，别雷的小说创作中的两大特点是：“节奏操练”与“语词崇拜”。他的小说是节奏小说。他始终追求语言的节奏，对词汇匠心独运，深入挖掘其表层功能之外的声音价值以及“第二个、特殊的并且隐含的意义”。①  俄国宗教哲学家、文学批评家H·A·别尔嘉耶夫也较看重别雷的理论思考及其创作。在他看来，别雷“很有特点”，“他不是停留在纯文学和美学意识中，他的象征主义带有神秘主义的和通灵术的性质，他反映了时代的精神情绪和时代的探索”②；别尔嘉耶夫在《艺术的危机》中还指出，别雷是白银时代具有重要意义的俄罗斯作家，他在叙事作品的创作中开创了崭新的形式、崭新的节奏；也是一位“病态的不善于创造完美作品的天才”，但却“以自己对生活的全新感受以及自己尚存的音乐形式而令人震惊”。③并且，“就普遍意义而言，别雷是俄国文学中唯一真正的未来主义者”，“文学领域的立体派艺术家”④。别尔嘉耶夫还认为，别雷创作之独特性就在于，他将立体主义、未来主义与象征主义连结在一起，在他的作品中所有界限被打破，所有结构布局都被打乱，一切都显得模糊不清，而这种创作观直接来源于他的世界观及其对俄罗斯文学伟大主题的回归。

第二时期。20世纪30年代中期以后，别雷在俄国文学研究界几乎销声匿迹。直至1953年才有俄国学者K·莫楚里斯基在巴黎出版专著《安德烈·别雷》。该书是俄语和英语世界唯一一部详细研究别雷的生平及其创作生涯的传记性著作，作者继霍达谢维奇之后再次指出别雷创作中浓烈的自传色彩，认为别雷的生活不是一条上升线，而是一个封闭的圆圈。反映在他的世界观、创作题材及主题上则是在“家庭戏剧”的封闭世界里围绕童年生活的回忆、性格怪异的父亲形象以及二重家庭冲突(父母之间、父子之间)的圆圈运动。

俄国学者研究别雷的第二个浪潮真正始于“解冻”之后的七八十年代。这一时期人们开始关注20世纪初至二三十年代的非现实主义文学流派，尤其是作为其主流的象征主义及其代表作家与作品。至此别雷重新成为众学者研究的焦点人物之一。仅1989—1990年两年间，莫斯科文艺作品出版社便相继出版了小说《银鸽》单行本，两卷集别雷文集，别雷三部曲回忆录等，同时也诞生了几位别雷研究专家，其中以多尔戈波洛夫的成果最丰。他于1988年出版研究专著《安德烈·别雷及其长篇小说(彼得堡)》，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社会政治与文化生活的背景上考察了别雷的个性及其创作历程。他进一步发展了艾里斯的观点，认为别雷是“懂得象征主义不仅是文学流派，而且是一种创作方法，具有深远的、至今尚未知的形象性、潜在的涵义以及立体的潜在作用的人物”①。而别雷的象征主义观念的中心就是“人的多维存在”，人同时存在于“日常生活”领域与“存在”领域，作品中所描绘的对象正是处于日常生活与存在之边缘位置的人。在具体分析小说《彼得堡》的创作主题与艺术手法时，多尔戈波洛夫认为，别雷打破了19世纪古典小说的创作传统，创立了一种“具有紧张的联想式写作风格的多重涵义的诗学结构”②，别雷以这种多重涵义的形式描绘病态的、不正常的俄罗斯社会状况以及概括的象征性形象，并且这些象征形象具有具体的语义特点，它们之间的相互关联与组合展示了俄罗斯历史生活的画面。《彼得堡》中所体现的思想就是“俄罗斯现今正处于与17、18世纪之交时类似的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历史进程之边缘”。①同时，多尔戈巴洛夫还对托洛茨基提出的节奏小说的观点作了进一步阐释。后者认为，在别雷的节奏小说《彼得堡》中，句子所遵从的并非形象的内在发展，而是一种外在的格律，这种格律“起初只是显得多余，后来则因矫饰之嫌令你厌倦，最后则令你不忍卒读”。②别雷对节奏如此大加运用与其对语言技巧的偏好同出一辙，而这不过是一种与他内心的消极与自制徒然斗争的方法而已。多尔戈巴洛夫则从文学创作手法的创新角度加以阐释，认为别雷是将诗歌的创作手法融入小说创作之中，从而创作出“独一无二的节奏小说”。此外，突出的色彩与声音画面是这部小说的另一大特色，对此多尔戈巴洛夫认为，色彩和声音是别雷形象思维的基础，世界具有声音和色彩，它们的组合赋予世界最终的形式，而形式的完美就是色彩与声音的组合，这一原则贯穿于别雷的整部小说。综上所述，多尔戈波洛夫的研究打破了世纪初别雷研究或注重哲学美学思想的开掘、或注重语言技巧等的语义分析这种单一格局，转而重视对小说文本的具体分析，将小说的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相结合，是迄今为止俄语世界别雷研究的最高成就。  

总体而言，由于历史的原因，俄国学者对别雷的研究仍显单薄。相形之下，在西方，别雷被公认为俄国象征主义运动中最富于独创性与影响力的作家，“别雷研究热”更是风行一时。

西方学者对别雷的研究始于20世纪50年代。1952年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和洛杉矶分校联合出版了奥列格·马斯列尼科夫所著《疯狂的诗人们：安德烈·别雷与象征主义诗人们》一书，这是西方世界出版的第一本研究别雷及象征主义诗人的著作，从此便揭开了西方世界别雷研究热的序幕。

概括地讲，西方学者的别雷研究的主要观点集中表现于两个方面：一方面，重在挖掘别雷的哲学观、美学观及象征主义理论的意义机制，其中承继了世纪初俄国学者伊万诺夫一拉祖姆尼克和艾里斯的观点，强调别雷的世界观及创作中的宗教启示精神、末世论思想和神秘主义色彩，甚至称其为“超验主义者”。其中以加拿大学者塞缪尔·西奥朗的观点最具代表性。他于1973年出版《安德烈·别雷的启示象征主义》一书，认为：首先，别雷虽然在美学与思想意识方面与其他象征主义者存在着分歧，但却与他们同样具有革命前的末世论思想——力求“在地球上复活的天堂里寻求新亚当”，①他还指出，以别雷、勃洛克、伊万诺夫为代表的俄国第二代象征主义者的创作内容是“宗教性的”，形式是末世论的，因为“它是根据启示的征兆出色地解释时代的历史的或文化的象征”，别雷则“不仅在他的作品里，而且在他的个人行动上都反映了19世纪末较典型的无政府消极状态以及20世纪涌现的乐观的宗教理想主义”，②作者因此将别雷的象征主义称为“末世论的象征主义”。其次，别雷的象征观的最重要的特点是“调和矛盾或对立物，融合内在和外在经验，极其渴望根据合理的及连贯的认识论体系联合一切东西，创造新人和新世纪”。⑧但是最终别雷并没有形成一个“象征主义”的体系，实现万物的一体，也没有实现对立物的合成，而是达到“象征化”。最后，别雷的创作是他将个人经验材料重新组织并予以象征化。因此，他的象征手法之关键是“将经验材料转化为神秘符号或象征”。①

另一方面，则是重在以文化学与小说艺术形态等兼容的方式进行研究。这方面当首推奥列格·马斯列尼科夫，他在其开创性著作《疯狂的诗人们：安德烈·别雷及象征主义诗人们》中指出，别雷的创作代表了俄国文学从19世纪向新时期的过渡。在小说领域，从他的第一部小说《戏剧交响曲》问世之始，他便将新的文学风格引入小说创作；在诗歌领域，他也是第一位与传统的重音格律诗体彻底决裂的诗人。此外，马斯列尼科夫还认为，别雷的思想观念中对直觉体验与个人主义较为重视。他指出，别雷在创作中“试图重新确认个体的重要性，重新肯定直觉启示与神秘性之功能，恢复想象的价值”。②而他的创作也主要地反映了对现实的直觉把握与解释。

继奥列格·马斯列尼科夫之后，英国学者马克·斯洛宁于1953年出版的《从契诃夫至今的俄国现代文学》一书中也对别雷作了论述，其主要观点为：首先，认为别雷对俄国文学之重要性就在于他对俄国小说的贡献，其中小说《彼得堡》与自传体小说《柯吉克·列达耶夫》堪称俄国超现实主义的典范之作，同时也是小说文体与形式的样本。而就别雷在创作中大量运用新词、内心独白(或意识流)、零散复杂的情节结构等艺术手段而言，他的作品又堪称为复调小说。其次，认为无论是在诗歌中还是小说里，别雷都比较重视发挥语言的最大潜能。他的语言既是声音、形象，又是象征，也是一个独立的物自体。同时斯洛宁还指出，别雷对象征主义、俄国诗体学、诗歌格律的研究为形式主义批评的一个特殊分支，即韵律结构、诗行的音调以及声音的和谐奠定了基础。

另一位研究者，哈佛大学教授乌拉基米尔·亚历山德罗夫也于1985年出版了研究专著《安德烈·别雷及其主要的象征主义小说》，这是西方世界迄今为止唯一一部全面分析别雷小说创作的论著。作者从作品文本风格体系的分析出发，最终实现了对别雷象征主义文学理论观念与文本创作手法对应观念的探讨。其要点可概括为：1．认为别雷一生都是一位神秘主义者，他对人的看法之中心是人与超验的、精神的或神性王国的联系，这也是他的象征主义观念及其作品之核心内容；2．认为别雷是一位自觉的象征主义者，他将象征主义视为一种艺术手段，不断地在创作中发现“新的方法”，“不同的叙述组织原则”是为了展示他隐秘深奥的世界观；3．别雷将诗歌与音乐的创作原则运用于小说的创作，这对以情节故事的发展或时间的先后为线索的传统小说的叙述结构模式造成很大冲击，同时也打破了传统读者的阅读经验，从而形成多层次的结构模式以及多重涵义的象征形象。总体上，该书最大的不足是作者过于依赖于作家本人的世界观、认识观并以此解剖作品，有在作品与理论思考之间强求一一对应之嫌。  西方文学界别雷研究的另一重要观点是由德国学者卡罗尔·安许茨提出的，他于1983年在耶鲁大学出版的论文集《自普希金至帕斯捷尔纳克时代的俄国小说》中发表《别雷的(彼得堡)与俄国小说的终结》一文。他从别雷在《彼得堡》的创作中对普希金、果戈理、陀斯妥耶夫斯基以及托尔斯泰的创作题材的借鉴及其创新的角度探讨了《彼得堡》之精神内涵、对传统现实主义创作题材之突破以及在俄国文学史上的重大影响。其主要观点为：1．认为《彼得堡》因其“对伦理问题的心理分析”①而背离了俄国19世纪文学的传统，究其根源则是由于别雷用尼采的审美解答代替了陀斯妥耶夫斯基的伦理解答(尼采认为，存在和世界仅仅作为一个审美现象才永远是正当的)。换言之，即《彼得堡》同时既以俄国文学为依据解释尼采哲学，又以尼采哲学为依据阐述了俄国文学。2．认为别雷的《彼得堡》具有史诗与神话的特点。作者指出，俄国小说起着民族史诗的作用，普希金、果戈理的时代是俄国文学的悲剧时代(即尼采的狄奥尼索斯时代)，屠格涅夫、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时代则是伦理的时代。《彼得堡》之史诗性就表现在它展示了彼得大帝之前的已被遗忘的罗斯的神话故事，从而使悲剧复活。同时，别雷在模仿现实主义小说时剔除了其中的伦理内容，却保存了现实主义小说审美形式的诗学价值。因此，在19世纪最后几十年间已让位于中短篇小说的史诗体裁在别雷的象征主义小说中得以复活。就其实质而言，安许茨对《彼得堡》的分析是文化学意义上的阐释，而他的定论——《彼得堡》背离了古典小说的传统，标志着“俄国小说的终结”也是一种单一的审美价值判断，并不涉及小说形式，这未免过于片面。

综上所述，俄国与西方文学界的别雷研究经历了不同的时期，其研究的侧重点也有所不同，如俄国学者从早期的文化学、语言学、语义学阐释转向七八十年代的社会学、文化学、小说艺术形态的研究；西方学者的研究视野则触及到了别雷及其作品的方方面面，从抒情诗、长诗到长、短篇小说均从不同的角度做过研究。但是他们努力的方向是一致的，他们都肯定别雷在象征主义文学理论、诗体学以及象征主义小说创作领域的重要成就，高度评价他在20世纪俄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同时，我们也不难发现，他们的研究，尤其是西方学者们的研究有失偏颇之处。一方面，研究者们常常将注意的焦点集中于小说《彼得堡》，过分夸大其创新的成就，忽视了别雷的其他作品。如早在1959年，美国学者西德尼·摩纳斯便在《芝加哥论坛》上发表《虚幻的城市》一文，文中将别雷与乔伊斯齐名，称他们同为文体的创新者，在小说中试验音乐形式的同道人。此后，1965年美籍俄裔文学评论家乌·纳博科夫又将《彼得堡》列为20世纪最伟大的四部杰作之一。另一方面，在研究别雷的哲学观、美学观及象征主义理论时，过于强调其宗教启示精神与神秘主义色彩，甚至以此为出发点解释作品的主题。此外，别雷既是一位象征主义的理论家，又是一位小说家、诗人，如何合理地看待其理论研究与创作实践二者之间的有机联系，从而不至于失之偏颇，这是别雷研究中至关重要的方面。但从现有的研究资料看，研究者往往用别雷的理论去解剖作品，其研究方法的可行性仍是令人怀疑的。最后，他们的研究还有重象征主义理论与小说，轻诗歌的倾向。别雷是一位象征主义的理论家、小说家，同时也是一位象征主义的诗人、诗体学的开创者，虽然相形之下，就创作而言小说的成就高于诗歌，但诗歌创作仍是别雷的文学生涯中不容忽视的一部分。

但总体而言，俄国与西方的学者们的别雷研究是卓有成效的。而对中国学者而言，对别雷及其作品的译介与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如何以俄国及西方学者提供的大量史料及研究成果为参照，审视、参透别雷的象征主义理论及其创作成就，建立起中国学者自己的“别雷学”研究领域是我们所面临的课题。

纵观整个俄国文学史，别雷之重要正在于他对俄国小说的贡献，他完成了对俄国传统小说文体的创新，将诗歌与小说、现实主义与象征主义整合划一，创立了崭新的象征主义的史诗性小说。本书作者将研究课题定位于象征主义理论以及作家如何在小说世界里实践、表述其理论并自觉或不自觉地完成对传统小说形式的突破上。本书将追溯别雷在象征主义文学的创作实践与理论探索轨迹，努力引入历史的因素，力求运用审美的、历史的研究方法，从叙事学、文化学以及小说社会学的角度出发，意在沟通小说的内部与外部研究，探讨作为理论家的别雷与作为象征主义小说家的别雷之间的内在联系，揭示别雷象征主义艺术观及其小说的诗学特征，从而尝试对别雷这位俄国象征主义．、流派的代表作家在俄国文学史上，尤其是在“白银时代”文坛的地位与影响作出合理的定位。

全书分上下编，上编为理论篇，主要从两个角度，即哲学、美学层面与文学层面探讨作家充满多重寓意的象征主义艺术观的理论机制。

下编为实践篇，主要考察别雷长篇小说诗学特征。别雷的小说创作融特定的文化语境与理论思考于一体，领导了小说文人化倾向，在叙事角度、叙事结构、叙述节奏以及因为作家采用此叙述方式所取得的美学效果均具有现代主义小说的诗学特征。与同时期的梅列日科夫斯基、勃留索夫等作家的象征主义小说相比又独具特色。本编将分别从人物形象塑造的诗学原则、结构艺术、节奏艺术三个角度重点考察别雷最具代表性的两部长篇小说《银鸽》、《彼得堡》的创作艺术，借以探讨别雷小说世界具体的诗学特征以及贯穿于其中的多重象征寓意。考虑到别雷艺术观的复杂性及小说创作艺术的先锋性、实验性，笔者认为西方叙事学理论有助于解读别雷小说文本，因此将主要借鉴叙事学的理论和方法解读作品的创作技巧与风格特征，以期实现对作家小说文本的有序把握。叙事角度、叙事结构、叙述节奏是借以评析别雷小说创作艺术的理论构架，探究别雷如何在其小说创作中实践、表述象征主义理论观念(而不是为叙事学理论提供例证，或简单的套用)，关注别雷的象征主义艺术理论与小说创作实践之间的内在联系，并作出整体性描述，是本书的真正目的。关于他对诗律的研究以及诗歌创作不在本书探讨问题之列。

在白银时代的俄国文坛各种思潮、流派林立，昔日现实主义文学似乎已渐失往日雄风，此时象征主义成为主流，并以其深邃的思想内涵、理性认知与新奇的创作风格而带给近一个世纪以来以现实主义为主流的俄国文坛耳目一新之感，而在众多象征主义者中别雷的地位与影响是举足轻重的：无论是在象征主义的理论阐述方面，还是在小说创作领域都拥有其特殊的地位。

别雷堪称俄国象征主义文学之集大成者，也是俄国象征主义者中最难读懂的一位。就其世界观的发展便可见一斑：他视尼采、索洛维约夫为自己的精神之父，又追随梅列日科夫斯基，与勃洛克亦敌亦友，同时又是一位民粹主义者、斯拉夫派及未来主义者，1913年又投靠于德国人智学家施泰纳门下，成为一名狂热的人智学的信徒，晚年又自称为马克思主义者。世界观的这种复杂多变性直接影响着他的象征主义的艺术思维。总体而言，我们似乎可以用一个词“多元性”作为对别雷的总体概括。这种多元性使其理性思考与创作实践始终在多元统一的线索上发展：在意识形态领域，他对世界的认知是多元的：混乱一秩序一象征；他的认识论体系是多元统一的：实证主义、经验主义一个人主义、颓废主义一象征主义；并在此基础上建构起了多元统一的象征主义艺术思维构型：象征——作为世界观的象征主义——作为文学创作手法的象征主义。至为关键的一点是，他在二维层面上把握世界，认为表象的物理世界是虚假的，隐藏于其后的象征世界才是真实的世界，因为只有在这一层面上存在着和谐。因此和谐便成为别雷一生追求的理想的审美境界，并最终在音乐中找到了最好的表达形式——节奏。于是作家便在其小说世界里不遗余力地实践着节奏。英国俄国文学研究专家马克·斯洛宁称别雷是俄国小说的“文体革新家”，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别雷小说中独特的节奏艺术与富于创新精神的创作形式。但是我们不能否认传统现实主义文学创作精神与风格形式对别雷的深重影响。实际上，尽管作家在小说创作形式上刻意求新，在小说文本形式、语言艺术等方面均求新、求异，但他并不排斥传统现实主义的文学创作方法与创作思想，而是对传统文学形式持二重态度：一方面，他刻意突破传统小说叙述形式、结构形式的单一性而走向多维化，并努力开掘语言修辞风格，复活语言的音响、节奏功能；另一方面，别雷本人自幼便是在果戈理，乃至狄更斯等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大师的小说的熏陶下成长起来的，而其中所渗透的强大的精神力量、社会责任感、公民意识作为一种思想的“基调”积淀于作家的心中，因此，传统小说惯于将庞大的精神空间包容于其中的巨大魅力便使别雷对其恋恋不舍，于是作家便努力在新的艺术形式、象征主义的艺术思维与传统的精神力量之间建立张力平衡，从而使其小说大有亦传统亦现代的审美倾向。

然而，在具体的操作过程中，我们又不难发现别雷这一矛盾体总是处于两难境地，究其原因，正如著名诗人、小说家帕斯捷尔纳克所言：“别雷为人过于封闭，过于局限。他写的所有作品都相当于室内音乐他从没有接触现实生活迷恋于形式他与现实生活割断了联系”。①的确，别雷当属纯学者型的文学家，他始终在自幼便营造起来的“我”的象牙塔里刻意对象征主义这一认识论体系以及文学创作方法、诗学原则进行着理性的思辨与实践，尽管他也不时从“塔”里探出头来，努力捕捉时代的气息、时代的敏感话题，但是由于视野的狭窄，他仍无力承担俄罗斯传统小说所探讨的重大主题，因而愈益回归到自我意识之中，在个体心灵的直觉体验与感悟中观照世界宇宙。此外，别雷的创作悲剧还在于他一生都无法突破个人家庭生活悲剧的阴影，同时又总是踯蹰于现实与幻想之间，因此也造成其小说情节、题材略显单薄，缺乏应有的震撼力。

但是，别雷仍以其非凡的天才与学识为俄国象征主义提供了理论的概括与现实创作技巧的摹本，既奠定了他在俄国文学史上不容忽视的重要地位，同时也对后来年轻一代作家产生了重大影响。概而言之，别雷的影响表现在两方面：小说艺术的假定性；小说叙事模式的变通性。  一、小说艺术的假定性

“小说可以理解为以叙事的方式对小说各种元素的缝合，对小说之外的破碎的世界的缝合，小说是以文字和书卷的排列组合方式制造的一种内在时空的幻觉”。②别雷象征主义小说的特质就是以象征为本位，以大量隐喻、暗示、夸张变形、神话传说等假定性手段营造象征主义的小说世界，使作品充满“言外之意”、“韵外之致”，将作品及其形象的内在理性与外在的假定性结合为一个统一体，充分调动审美主客体的认识、情感等，并且创作主体时常提醒读者小说文本世界的虚构性，拉开审美主客体的审美距离，让读者意识到自己作为欣赏者的审美愉悦。如四部《交响曲》中作家干脆以古老的神话传说为素材建构小说世界，将创作主体对世界之永恒性等问题的思考通过假定性的素材、假定性的艺术手段体现出来，在《银鸽》中则在塑造人物形象时采用夸张变形手法，把具象化的人物形象的外貌夸张变形，从而凸现人物，引导读者更深地把握其丰富的寓意。《彼得堡》中的假定性则更为直接，渗透力更强。首先是小说描写对象的假定性，即作家笔下的彼得堡城被充分假定化，看似写实性的描写实则虚假，在似真似幻中透射作家艺术思维的多元性以及艺术世界的假定性；其次，小说中大量运用神话传说、怪诞、梦境等假定性艺术手段，将关于彼得大帝、荷兰水手、柏拉图笔下的大西洲的传说穿插于小说的情节线索之中，从而拓展小说的主题探索与意义机制，在作家统一的象征主义艺术思维层面上加深小说的象征寓意。应当说，在20世纪的俄国小说中能如此广泛而深刻地运用假定性艺术手段，张扬小说的假定性者当首推安德烈·别雷。在后来的小说创作中，如布尔加科夫、左琴科、皮里尼亚克、普拉东诺夫以及当代作家艾特玛托夫、阿斯塔菲耶夫等的小说世界里，象征、变形、怪诞、神话传说等假定性手法已被大量采用，这不仅使小说创作超越了昔日传统现实主义小说“写实性”的笔法，拓宽了小说创作艺术，同时也赋予小说这一叙事艺术更深的包容性与涵纳量。

二、小说叙事艺术的变通性

世纪初的俄国文坛，别雷的作品《交响曲》、《银鸽》、《彼得堡》等一经问世便引起轰动和争议，毁誉参半。显而易见，这种“轰动效应”的产生应直接归因于作家对小说这一叙事艺术的革新。他的小说创作突破了传统小说以讲故事式的单一叙事为主宰的叙事模式，将叙事人称、情节结构复合化，将诗歌、音乐的创作精神、创作技巧融入小说的创作，从而使小说艺术拥有了极大的变通性、随机性。这在白银时代诸多作家，尤其是象征主义小说家的创作中也是独树一帜的。尽管这一时期同为象征主义小说家兼诗人的勃留索夫、索洛古勃也创作了长篇小说，如勃留索夫著有三部长篇历史小说《燃烧着的天使》(1907)、《为胜利女神而设的祭坛》(1911—1912)、《被推翻的尤皮特》(1913)，索洛古勃著有《卑劣的小恶魔》。其中《燃烧着的天使》被誉为俄国文学史上长篇历史小说的经典之作。小说采用了三个视角：故事的中世纪德国的叙述者、小说的俄文翻译者以及该手稿的当代出版注释者。作家在该作品中所体现的诗学特征是“把读者的注意力集中到小说叙述本身”，“刻意于用风格来思维”，①将小说叙述风格化，模拟所描写的历史时代的风格来进行叙述，并且勃留索夫还“善于从对历史文化的回溯、追忆、联想、含射之中创造一种‘语言考古化’装饰”，②但是作者如此地过于关注小说艺术技巧，甚至有过分雕琢之嫌，其结果是使小说成为作家艺术观的传声筒。索洛古勃的《卑劣的小恶魔》取材于旧俄外省的日常生活现实，在这一类似现实主义风俗小说的题材画面上作家以卑劣的主人公的意识为叙述视角展开细节展示，人物的衣着、房间陈设、风景、色彩均被蒙上一层荒诞不经的病态色调，其中大量运用细节重复、隐喻成为作家构筑象征世界的诗学手段。作家所要揭示的主题是：被异化的“彼列顿诺夫习气”不仅是“当代俄国日常生活本身”的象征，而且还是“现代人在异化世界状态中精神蜕变人格丧失”的象征。总体上说，他的小说缺乏别雷小说世界叙述视角的变通性以及结构的多维性。因为别雷的象征小说世界是在对世界的多维认识、统一的艺术思维以及多样的艺术形态的综合之中构筑起来的，作家观念世界的多元化以及小说艺术形式的 多样化，如运用复合化的叙述视角、叙述时空、叙述方式等也直 接导致读者审美感受与认知的多元化。

别雷的这种小说艺术形式大大影响了几代年轻作家，尤其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作家，如皮里尼亚克、巴别尔、布尔加科夫等，皮里尼亚克甚至直言不讳地称自己的创作来源于别雷 和布宁。应当说，别雷的小说结构艺术，如对位结构、章节穿插结构以及抒情化叙述人、叙述语调、第一、三人称复合视角等创作技巧直接地影响了皮里尼亚克的创作，使其小说突破讲故事式的传统叙述模式，也更大胆地突破传统情节铺陈的模式，从而领导了现代俄国小说非叙事倾向之潮流。

亨利．詹姆斯在其小说《罗德里克·赫德森》序言中将生活 喻为一块毫无特色的画布。小说家的工作就是在这块画布上绣出图案。对生活的某种再现，就是在已经织好的生活画布上，选择某一线路，用一根交织的新线一个针孔一个针孔地往前绣，绣出一个图案、一朵花。①别雷为读者绣出的图案仿佛一幅印象派绘画，能从中看到许多色彩和意象，聆听到众多的声音。因为别雷不单是一个作家，更是一位思维活跃的思想家、生活的设计师。他的世界观中的象征主义就是在创作中建构世界，创造未来。歌德在评价莎士比亚时称其为“说不尽的莎士比亚”。象征主义者安德烈·别雷以其艺术思维与创作实践的全部复杂性也向众人展示了：别雷同样是说不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