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回顾了钱穆先生的一生以及他的几位学生,是一本学术传承专著。钱先生不仅是一位史学巨擘，一位通儒，更是一位教育巨匠，他“年十八抗颜为人师”，直至92岁告别文坛，虽双目失明，仍讲学不辍。著名学者严耕望先生、余英时先生、李埏先生等都是钱穆先生的弟子。

在20世纪中国学术史上，钱穆先生占有着独立不倚的特殊位置。钱先生不仅以著作名世，而且以教龄之长，善于识拔、奖掖和培养青年学人而蜚声士林；他自身虽谈不上师承，但他培养了一大批的弟子，这批弟子遍布学林，又各自培养了自己的学生，他们继而活跃于当今的史坛——这就是现代学术的薪火传承。严耕望先生、余英时先生、李埏先生等都是钱穆先生的弟子。

序言

第一章 “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一、幼秉家教，自学成才

二、承继前人，独树一帜

三、忐在国学，著作等身

第二章 史学立场 淹通四部

一、以史证经，破除门户——《刘向歆父子年谱》

二、以史证子，自成系统——《先秦诸子系年》

三、以史论文，弘扬传统——《中围义化史导论》

四、以史释理，还原朱子——《朱字新学案》

第三章 立足杏坛 教读一生

一、喜好创新，择善而从

二、口耨舌耕，讲学各地

三、筚路蓝缕，创办新砸

第四章 学术独立 经世救国

一、不避师友，学术争鸣

二、拳拳之心，书生爱国

第五章 潜移默化 爱国一生——钱穆与何兹全

一、读书一生，爱国一生一

二、上下求索，择善固执

第六章 随侍讲筵从游之乐——钱穆与李埏

一、随侍讲筵，从游之乐

二、经济史领域的佼佼者

第七章 二流路线 一流学者——钱穆与严耕望

一、珞珈求学，受用终身

二、现身说法，指点迷津

三、朴实沉潜，充实光辉

第八章 衣钵传人 患难之交——钱穆与余英时

一、新、肜情怀

二、继承与超越

三、剽窃案风波

四、“现代新儒家”的争议

第九章 晚岁弟子 得意门生——钱穆与戴景贤

一、从《中困思想通俗讲话》讲起

二、携录音机听课

三、另一种解读

第十章 鲸鲽情深 患难与共——钱穆与胡美琦

一、一生婚姻多坎坷

二、亦生亦友亦知己

佘论 立德立功立言

一、隐入历史

二、叶落归根

三、立德立功立言

附录 钱穆先生生平与学术活动年表

本书主要参考书目

后记

钱穆在私塾虽然学有长进，但私塾毕竟是传统的教育，教学内容陈旧，教学方法古板，而且私塾先生对学生非常严厉。有一次，钱穆因为没有征得先生同意离开教室去小便，小手便被先生用戒尺猛打，吓得他下次再要小便时不敢作声，所以经常溺裤子，回家也不敢告诉父母。他的父母知道后，非常同情他，遂决定辞退塾师，让他到新式小学学习。

1904年，钱穆和兄长钱声一同时考进无锡荡口镇果育学校，开始了四年的小学教育。当时，事业有成的工商界人士纷纷出资兴学，造福桑梓，私塾、书院、学堂、学校如雨后春笋般蓬勃发展。果育小学校长华子才(华鸿模)33岁中举，但他不求仕途而造福桑梓，在家乡出资兴学。果育小学最初是为华氏家族子弟而办的，戊戌维新后，清政府废科举，兴学校，果育小学遂成为无锡荡口镇一带有名的新式小学。在这里，钱穆遇到了几个对他日后的治学道路多有开启并深有影响的老师。

一是钱伯圭。钱伯圭曾就读于上海南洋公学，思想激进，同情革命。践伯圭当时任教钱穆的体操课。他听说钱穆能读《三国演义》，就对钱穆兑，此书开篇认为“天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一治一乱”，这是中国历史走了错路，因此才有这种状态。如今欧洲诸国合了就不再分，治了便不再乱，我们应该向他们学习。钱伯圭师的一番话，给年仅10岁的钱穆不啻以巨雷轰顶，全心震撼，从而引发了他毕生的治学宗旨和终极关怀：面对西方文化的冲击，中国文化究竟何去何从?钱穆晚年在《师友杂忆》中这样评述：“余此后读书，伯圭师此数言常在心中。东西文化孰得孰失，孰优孰劣，此一问题围困住近一百年来之全中国人，余之一生亦被困在此一问题内。而年方十龄，伯圭师即耳提面命，揭示此一问题，如巨雷轰顶，使余全心震撼。从此七十四年来，脑中所疑，心中所计，全属此一问题。余之用心，亦全在此一问题上。余之毕生从事学问，亦皆伯圭师此一番话有以启之。”①可见，钱穆毕生所从事的中国传统文化研究，实与当时钱伯圭师的启发有关。而当他又被告知当今皇帝是满人，要用武力推翻满洲贵族的统治时，内心震撼更大，从而播下了他同情民主革命的种子。7年后，他背上行囊投笔从戎之举与钱伯圭先生对他的影响不无关系。

二是华倩朔。华倩朔曾游学日本，擅长音乐、书法、绘画，并能吟诗填词，国学新知兼具一身。他曾编写音乐教科书，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畅销全国，历久不衰。他在果育小学教唱歌兼初小一年级国文课。一天，他以“鹬蚌相争”为题，让学生作文。钱穆挥笔写下了400字的短文，结语这样写道：“若鹬不啄蚌，蚌亦不钳鹬，故罪在鹬，而不在蚌。”华倩朔给他的评语是；“此故事出自《战国策·燕策》，苏代以此讽喻东方六国。惟教科书中未注明出处。今该生能以战国事作比，可谓妙得题旨。……结语犹如老吏断狱。”钱穆因此文受到华老师的称赞并跳升一级。另外，作为私人钟爱和奖励，华倩朔还送给他一套《太平天国野史》两卷本。据钱穆回忆，他生平爱读史书，通篇通读，就是从这本书开始的。

三是顾子重。顾子重学通新旧，知识渊博，尤喜治历史、舆地之学。他在课堂上喜欢讲三国两晋史事，对于桓温、王猛之事常常娓娓道来。他治地理，兼通中外，常发精辟之论，深为学生推重，尊为名师。顾子重住在校内，钱穆等人经常去求教，获益良多。在顾子重的指导下，钱穆改变了过去读《水浒》只看大字(正文)，不及小字(金圣叹批语)的弊病。他又读了《天方夜谭》及林琴南翻译的西洋小说，眼界日益开阔。顾子重对钱穆读书作文也大加鼓励，称赞他“日有进，当能学韩愈”。

四是华紫翔。华紫翔是华倩朔的弟弟，当时任苏州某中学的教师，暑期为果育小学高级班开讲习班，讲授古文。华紫翔为讲习班的学生开讲中国各体古文30篇，起自《尚书》，终于晚清曾国藩的《原才篇》，经史子集，无所不包。所选古文，都是从姚选《古文辞类纂》、曾选《经史百家杂钞》及《古文四象》中精心挑选出来的，讲解时另辟蹊径，别出心裁，使钱穆受益匪浅。给钱穆印象最深刻的是他讲授的南宋朱熹的《大学章句·序》和明代王阳明的《拔本塞源之论》。钱穆晚年回忆道：“此后始知《拔本塞源之论》，乃阳明《答顾东桥书》之后幅，人阳明《传习录》中卷。余此后由治文学转入理学，极少存文学与理学之门户分别。治王学乃特从《拔本塞源之论》得有领悟。又其后乃知阳明《拔本塞源之论》，亦从朱子《大学章句·序》转来。”钱穆治学摒弃门户之见，喜从历史演变上着眼，而寻究其渊源宗旨所在，多得力于紫翔师在暑假讲习班上的教诲。

钱穆在果育小学四年，遇到了众多良师，加上自己勤奋好学，为今后从事学术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1907年冬，经受丧父之痛的钱穆与19岁的兄长钱声一同时考入常州府中学堂。钱声一考虑到经济问题而入师范班，钱穆人中学班。在常州府中学堂，有四位先生对钱穆今后的治学影响较大：学校监督(校长)屠孝宽先生及其父屠寄先生，讲授历史、地理课的吕思勉先生，教授国文的童伯章先生。

屠孝宽，字元博，近代著名历史学家屠寄的长子。钱穆在常州府中学读书的三年多时问里，深得屠元博的关心和爱护。在学校当时开设的各门课程中，钱穆比较偏爱国文和历史，对图画课则注意不够。为此，屠元博把他叫到监督室，告诫他各门学科均需打好基础，均衡发展，不能偏爱一科而忽视其余，对他“尤为爱护”。

屠寄，字敬山，光绪十八年进士，是中国近代著名的历史学家。曾任京师大学堂正教习、奉天大学堂总教习，精于元史研究，著有《蒙兀儿史记》160卷。钱穆虽未能耳提面命，亲聆教诲，但对这位享誉学界的史学巨擘一直心存崇拜之心和敬仰之情。一次偶然的机会，他随屠元博一道进入屠寄的书房。置身书斋，身临其境，使钱穆对屠寄晚年的精勤治学景仰不已。“润物细无声”，这位史学大师的形象成为他日后治学的重要榜样。钱穆在《师友杂忆》中这样描述他进入屠寄书斋时的情境：“太老师屠寄敬山先生，乃当代史学泰斗，著有《蒙兀儿史记》一书。书未成，而名满中外。其时已退休居家。某一日，已忘以何因缘，得偕三数同学进人元博师之住宅，又得进入太老师敬山先生之书斋。四壁图书，临窗一长桌，桌上放数帙书，皆装潢巨制，座椅前有一书，已开帙，似太老师正在阅读。就视，乃唐代《李义山诗集》，字大悦目，而眉端行间朱笔小楷批注几满，字字工整，一笔不苟。精美庄严，未曾得见。尚有碎纸批注，放在每页夹缝中，似临时增人。……余一时呆立凝视，但不敢用手触摸。因念敬山太老师乃一史学巨宿，不知其尚精研文学，又不知其已值晚年，而用力精励不息如此。此真一老成人之具体典型，活现在余之目前，鼓励余此后的向学之心，可谓无法计量。较之余在小学时，获亲睹顾子重、华紫翔诸师之日常生活者，，又是另一境界。”钱穆晚年也是老而弥坚，精进不已。

吕思勉，字诚之，江苏常州人，勤治历史、地理，以阅读二十四史为“日课”，一生曾将二十四史通读三遍。吕思勉是当时常州府中学堂最年轻的教师，上课从不看讲稿，在讲台上来往行走，口中娓娓不断，但无一闲言旁语羼入，而且时有鸿见创论，同学争相推敬。他讲授历史地理，必带一张上海商务印书馆印制的大地图，将各页拆开，讲一省，用一图。他先在带来的小黑板上画一“十”字，然后绘出该省的边界轮廓，说明该省的地理位置，再在图上标出山脉，然后是河流湖泊。在说明山水自然地理后，再加注都市城镇关卡交通道路等。一省讲完，小黑板上所绘地图，五色缤纷，形象生动，听者如身临其境，永不忘怀。又有一次地理小测验，共出四题，每题二十五分，共一百分。钱穆对其中的第二题“分析吉林省长白山地势军J隋”尤其感兴趣，于是，拿到试卷，先从第三题做起，思如泉涌，下笔千言，不能自己，不知不觉中已到交卷时司，钱穆只做了这一题，不得不交卷。考完后几个学生趴在吕先生的办公桌上偷看先生阅卷，先生全然不知，钱穆上前阻止，恰巧正批改到他的试卷。按常规，此种测验，试卷不下发，只需批分，无需评语，可钱穆看到吕先生不仅写了评语，而且写了很多，一张纸接着一张纸，铅笔削了又削，后来干脆把铅笔劈成两半，把铅笔芯抽出来写，又嫌笔芯颜色太淡，干脆用笔芯蘸水写，“不知其批语曾写几纸，亦不知其所批何语”。吕先生的教学方法和他对学生认真负责的态度，对钱穆以后无论是教学还是治学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钱穆成名后，和吕思勉先生交往不断，学术上相互切磋，互相欣赏，互有补益。1940年，从后方返苏州省亲的钱穆亲自到上海拜见已任教于光华大学的恩师。师生相见，悲喜交集，钱穆把他卜居云南宜良撰写的《国史大纲》送给吕先生审阅，“盼师作最后一校”。吕思勉对这部紧扣时代脉搏、高扬爱国情怀、充满温情与敬意、贯通古今的通史之作极为赞赏。1949年，钱穆离开江南大学准备南下之前，特地到沪上与恩师话别。可这次一别，竞成永别1 20世纪50年代初钱穆在香港办学期间，吕先生又劝他回国任教，关心依旧。而钱穆虽对先生怀念不已，却更“希望在南国传播中国文化一脉”。令人寻味的是，吕思勉先生作为通史专家，弟子门生众多，但似乎继承先生通史衣钵的仅有钱穆一人。

童斐，字伯章，江苏宜兴人，担任钱穆的国文课老师。他庄严持重，步履不苟，同学都称他为道学先生。然而他在课堂上却判若两人，“善诙谐，多滑稽，又兼动作，如说滩簧，如演文明戏”，学生都爱上他的课。一天，他讲授《史记·刺客列传》中的《荆轲刺秦王》，讲到图穷匕首见时，突然到讲台上翻开地图，赫然露出一把匕首，他迅速拿起，掷到课堂对面的一堵墙上，刀锋直插墙内，接着又迅速绕着讲台快跑，仿效荆轲追秦王的样子。同学都目不转睛、心情紧张地盯着他，仿佛又回到了那刀光剑影、诸侯争雄的时代。童先生绘声绘色、声情并茂的讲课风采对钱穆以后的教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童先生不仅是他的国文老师，而且是他的艺术启蒙老师。他教授钱穆笛、笙、箫、唢呐、三弦、二胡、鼓、板等乐器的演奏技巧，钱穆尤爱吹箫，“遇孤寂，辄以箫自遣，其声乌乌然，如别有一境，离躯壳游霄壤间。年逾七十，此好尚存。实为余平生一大乐事，则乃伯章师当年之所赐也”。①

①钱穆：《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第66页，北京，三联书店．1998。

虽然生活艰苦，但钱穆在常州中学的学习，犹沐春风，长进很快。不幸的是时代没有给他多少机遇，时局动荡不安，腐朽的清王朝已经是千疮百孔，危如累卵，革命风潮不断，“山雨欲来风满楼”，一场巨大的革命风暴已在酝酿之中。常州中学也受革命风气的影响，1910年，钱穆因组织反对舍监陈士辛的学潮而被迫退学，后虽经屠元博推荐到南京钟英中学就学，终因辛亥革命爆发学校解散而被迫回家，至此结束了学生生涯。

在果育小学四年和常州中学三年多的时问里，钱穆得到了众多良师的教诲、指点和奖掖，既有旧学功底深厚的宿儒任教，又有历欧风美雨的新知讲学。在远离城市喧哗的乡村，他既接受了传统国学的熏陶，又接受了近代新学的洗礼。这样的治学环境，一方面为他后来治学重历史观念、民俗风情、民族意识的国学情怀打下了基础，另一方面也为他后来博学多思、摒弃门户、中西结合的学术风格创造了条件。P6-11

百年，在历史的长河里，只是弹指一挥问。

百年，在学术的殿堂里，绵延而久长。

一代又一代之学术，就历史行程而言，其发展呈现出思潮错落、流派纷呈、诸家蜂起的波澜壮阔的景象。  20世纪的学术领域里，诸多的学术流派切磋磨勘、互竞雄长、蔚然壮观；群星灿烂、朗若列眉、大家辈出。钱穆就是其中的一颗。

钱穆先生幼秉家教，自学成才；承继前人，独树一帜；史学立场，淹通四部。他的史学是与实证主义史学、马克思主义史学鼎足而立的传统史学的“祭酒”。他的传统史学不是守旧史学，而是如司马迁所言“成一家之言”的通儒之学，经他的夫人和弟子整理的1700多万言的《钱宾四先生全集》就是对此最好的注脚。他虽与“主流”学术相背，但他在20世纪中国学坛上擘划出的学术思想弧光，照耀出一代代弟子崛起于学术界的通天路径。

钱穆先生不仅是一位史学巨擘，一位通儒，更是一位教育巨匠，他“年十八抗颜为人师”，直至92岁告别文坛，虽双目失明，仍讲学不辍。他不仅是一位学者，一位经师，而且还是一位师者，一位人师！

李埏先生是钱先生在北师大和西南联大时的学生。大陆学者中，李先生可以说是与钱先生接触最密切的弟子。钱先生在西南联大、遵义浙大讲学的日子里，李埏总是随伺左右，并陪先生作石林之游、遵义之游，朝夕相处中最大的获益是“学史致用”的治史原则。钱穆经常对他说：“学史致用有两个方面，一是为己，一是为人。为己的意思就是加强自身的修养，为人就是为国家为社会，倘若对自己的修养毫无作用那何必学呢?倘若所学对国家、对社会毫无益处，那与玩物丧志、与博弈又有什么不同?近世史学界崇尚考订，不少学者孜孜讫讫，今日考这事，明日考那事，至于为何而考，则不暇问。这种风气，宋代朱子已批评过。你们决不宜盲目相从，只窥一斑，不睹全豹，要识其大者。”学史致用的治学方法对李埏的立身和为学都起了很大的作用。

严耕望先生是钱先生在武汉大学讲学时的授业弟子，后又随钱先生到齐鲁国学研究所深造，在众多弟子中，可以说是问学时间最久的学生，前后达五十多年。在中学时就对历史感兴趣的他，听了钱先生在武汉大学的一次演讲后，从此奠定了以后五十多年的历史研究取向。钱先生说：“历史学有两只脚，一只脚是历史地理，一只脚是制度，中国历史内容丰富，讲的人可各凭才智，自由发挥，只有制度与地理两门学问都很专业，而且具体，不能随便乱讲。但这两门学问却是历史学的骨干，要通史学，首先要懂这两门学问，然后自己的史学才有巩固的基础。”严耕望的“勤”、“恒”深为钱先生赏识，并认为是所认识的学生中“最有希望的学生”，希望他走通史的“一流路线”，多次告诫他，“读书治学要着眼于大处，远处，切忌近视或规模太小，学问贵会通，不可自限于一隅，无通方之见”。严先生最终没有走上钱穆先生所希望的“一流路线”的通史之路，而是走上了“二流路线”的专家之路，就是因为他早年受到钱先生通史史识的点拨，后来虽然进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接受系统的考据训练，但他所作的考证，在意境上十分开阔，不限于一点一滴的考证，这与钱先生对他的影响是分不开的。他花了近四十年之功而成就的《唐代交通图考》(五册)达170万言。其治学精神，海内外史坛叹为观止，尊为一绝。

余英时先生是钱先生在新亚时期的学生，也是唯一继承先生衣钵走通史之路的弟子。余英时少年英发，聪明早慧，才气横溢，“可与张荫麟相比拟”。新亚五年的读书生活，钱先生对他的人格塑造起了巨大的作用。后来，他虽然留学哈佛，任教哈佛、耶鲁、普林斯顿大学，接受系统的西方社会科学训练，但私下问学，从未间断。他用西方科学方法对中国传统作现代阐释，无论是对中国传统知识分子，还是对中西文化的看法，抑或是对清代思想史的诠释，师生两人都有着踪迹可寻的学术传承关系。  戴景贤先生是钱先生晚年定居台湾外双溪素书楼时的学生。钱先生在新亚辞职时说：“此前上堂教书为正业，下堂读书为副业；此后读书著书为正业，上堂教书为谋生之副业。”尽管如此，他去台湾后还是培养了许多有成就的学生，如辛意云、何泽恒、邵世光、张蓓蓓、戴景贤等。戴景贤以高二学生之身份拜师问学，而后又以大学二年级学生之身份旁听钱先生为中国文化大学开设的博士班课程，而且拎着录音机听课，为钱先生整理了许多书稿。他的专著《钱穆》以独特的哲学视角诠释和解读了钱先生的学术思想。

胡美琦女士是钱先生在新亚时期的学生。1956年，两人结为连理，是钱先生晚年的慰藉与知己。钱先生一生都在读书写作中度过，双目失明后，写信写文章、修订旧稿都是由胡美琦女士代笔。为了修订钱先生的旧稿，她必须一字一句诵读，钱先生则一边听一边修改，一遍不行，再来一遍，字字辛苦，句句斟酌，数百万言的书稿就是这样整理出来的。钱先生去世后，她又组织先生门人弟子编辑出版1700万言、54巨册的《钱宾四先生全集》。为了继承先生的遗志，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她不遗余力，到处奔波，成为钱先生人格和力量的化身。

由于历史和人为的因素，虽然钱先生生前梓行传世的著作有五十多种，但对他的著述进行深入研究的人还是很少，尤其是在大陆。1990年8月30日，钱先生在台湾去世后，“钱学”在大陆才成为显学，先后涌现了一批研究“钱学”的学者。

钱先生曾经说过：“古来大伟人，其身虽死，其骨虽朽，其魂气当已散失于天壤之间，不再能搏聚凝结。然其生前的志气德行、事业文章，依然在此世间发生莫大之作用。则其人虽死如未死，其魂虽散如未散，故亦谓之神。”这句话同样也适用于他自己，这就是他常常低吟不已的“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他的躯体虽然离开了人世，但他的道德文章必将留传后世，存在于天壤之间。在20世纪中国史学发展史的恢宏画卷上，钱先生挥就了深浅不一的大家手笔；在20世纪中国学术史上，钱先生占有着独立不倚的特殊位置。

钱先生不仅以著作名世，而且以教龄之长，善于识拔、奖掖和培养青年学人而蜚声士林；他自身虽谈不上师承，但他培养了一大批的弟子，这批弟子遍布学林，又各自培养了自己的学生，他们继而活跃于当今的史坛——这就是现代学术的薪火传承。

虽然钱先生弦歌已止，但无数的接棒者——现在、未来的弟子门生，必将承其无穷余音，未学斋的书香必将越来越浓，越飘越远……

悠悠百年，煌煌学术，常使我有“高山仰止”之感，对我这样一个知识储备少，平时又很少涉及古代史、文化史，更别说学术史的人来说，写这样一本学术传承专著真有点力不从心，何况又是生平第一次。

“书到用时方恨少”，虽然在这一年内我自觉读的书比以往任何一年都多，也自认为这是我从学以来最为努力的一年，然而在落笔为文时，由于原有的知识储备的不足、理论素养的疏浅、分析综合能力的欠缺，常常有捉襟见肘、无所适从的尴尬，幸好有前辈学人披荆斩棘开辟出来的路一沿着别人的路走下去，总是省力得多，但我总觉得内心不安与自惭。如今，历经一年的时间赶完的这部书稿，错误、不足之处肯定很多，诚意期待读者的批评指正。

这部书稿中涉及的钱先生的弟子，除了严耕望先生已经作古外，其余都还健在。由于时问的限制和“非典”的影响，国内学者尚不能亲临拜访，有的我尽可能写信联系，但可能由于这些先生已经退休，所以写的信件大多没有得到回复。海外学者更没有拜访的可能了。幸好他们都有传世的著作，尤其是他们对钱先生回忆纪念的文章。所以我只能泡在图书馆，拜读他们的著作、论文，可是由于专业的局限和能力的限制，很多内容也只是浅尝辄止、囫囵吞枣。因此在写作的过程中，引用了不少钱先生弟子对老师的回忆及撰述，虽然我在文中有所述及，但在这里我还是要向这些不相识的学者表示衷心的感谢!

本书的撰写还要特别感谢的是日本神户商科大学的陈来辛教授，笔者与她在沪只有一面之缘，当我询问日本是否有关于戴景贤的资料时，她不辞辛劳为我查阅资料，而且还托在台湾大学日本语文学系的徐兴庆先生代为复印文章，最后她将所有的复印材料与《钱穆》一书的复印本邮寄给我。陈老师的严谨治学、乐于助人的品格深深感染了我，教育了我。在本书的撰写过程中，笔者也曾和台湾中山大学中文系联系并得到了他们的帮助。戴景贤先生的研究助理林胜采先生于百忙之中通过E—MAL给我；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的罗义俊先生以带病之躯通过电话给了我帮助；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的印永清先生也将他的专著《百年家族——钱穆》借我参考，在此对他们一并感谢!

当然本书的撰写最要感谢的是我的导师谢俊美先生，没有他的大力举荐，没有他的热情鼓励，没有他的悉心指导，我是不可能完成这部书稿的。此外，本书能顺利完稿还要感谢我身边的同学、朋友和亲人的帮助和支持，尤其足我的丈夫李荣庆先生，工作本不轻松，又兼教养幼女，辛苦之极常使我感动，也常使我惭愧。如果我的书稿能顺利付梓，也算是对他们的一点补偿吧。

陆玉芹于华东师大研究生公寓

2003年6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