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下是一种精神，数百万南下战士的坚定步伐，体现了赴汤蹈火救民于危难的献身精神，张扬了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勇敢精神，凸显了披荆斩棘、排除万难的无畏精神，明示了担当民族大义、解放全中国、建设新国家，汇入世界潮流的时代精神。

长征和南下，是中国现代史上发生的两件具有转折意义的重大历史事件。长征时革命者拾的是对胜利的憧憬，南下时人们高唱着胜利的凯歌，因此，我们既要记住长征，也不能忘记南下。

前言

引子·我的家乡

人生转折

报名南下

开平整训

乘车南进

滞留新郑

夜入武汉

浏阳一瞥

仕祥其人

进入长沙

接管永州

革命脊梁

安家创业

零陵大火

“三反”运动

挚友石光

读书览胜

伟大迁移

结束语

进入武汉，首先映入我们眼帘的是市民在大街上睡觉的景观。他们在酷暑的威逼下，都横七竖八地穿着短裤背心在自家门口席地而卧，挥舞着蒲扇，消解闷热的困扰。这让我们初来乍到的北方人感到十分惊奇。后来我们才知道这是环境使然。原来武汉是与南京、重庆及南昌齐名的中国“四大火炉”之一，而武汉又号称“一代炉魁”。原因是此地江河湖泊众多，水汽大量蒸发，团团热气将整个城市罩住，一方面减慢了地面热量向空中辐射的速度，另一方面使人体表面不易散热，汗出如浆，闷热难耐。真的是耳听为虚，眼见为实，看到武汉市民在酷暑中煎熬，使我们产生了到南方“赶烤”的恐惧。事实正是这样的，在武汉我们真正尝到酷热的滋味。七八月份正是这里的高温季节。白天，你在烈日下行走，犹如进了烤箱，暴露在外的皮肤被强光辐射灼得通红；夜晚，虽然太阳落了，热浪稍退，但仍然是一个蒸笼，使你汗流浃背，胸闷气促，辗转反侧，难以入眠。

武汉是一座英雄城市，在中国现代史上写下了许多辉煌的篇章。1911年10月10日，推翻了几千年封建统治制度的辛亥革命在武汉首义成功；1926年10月，以共产党人为核心的叶挺独立团和其他革命军队，在汀泗桥、贺胜桥等著名战役中，击溃了直系军阀吴佩孚的主力，攻克了武汉，国民党政府由广州迁至武汉。1927年8月7日，中共著名的“八七”会议在武汉召开，会议批判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确立了开展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的总方针，从此，中国共产党走上了以武装革命对付武装反革命的道路。

为了等待湖南和平谈判的最后结果，我们在武汉又停留下来。我们的驻地是一所小学，紧挨着寺庙。寺庙里传出的苍茫悠长的钟声、僧侣们低沉的诵经声以及敲打木鱼的清脆节奏，汇成一曲奇妙的乐章，萦绕在耳，使人有一种神秘之感。想不到，战火熄灭仅仅两个月，佛门就恢复了往日的静谧，和武汉街头市民安然露宿的情景相映成趣。这说明人民解放军越是强大，越是进军神速，人民遭受战火的蹂躏就越少，也说明武汉的地下党组织在保卫城市、迎接解放方面作了大量工作，取得了巨大成绩。

在武汉，我最难以忘怀的是平生第一次看电影。这场电影在我的心灵深处掀起了一场风暴，唤醒了我的青春意识。影片名也叫得好，叫《青春的旋律》，是苏联纪录片，拍摄的是苏联的一次体育盛会。影片中运动员那火一般的青春活力，线条清晰而强健的体魄，构成了美与力的动人画卷。我是在封建礼教束缚的环境下长大的孩子，从小就对女人不敢正看一眼，与她们接触也是还未开口脸已通红，所以参加革命后同志们都戏称我为“老妹子”。但我是一个男孩，一个日益成熟的男性。因此，当看到影片中朝气蓬勃的女运动员漂亮的面颊、灿烂的笑容、修长裸露的大腿、高耸跳动的胸脯，我简直进入了一个奇妙的世界，产生了一种无法抑制的躁动。这是怎么了？连我自己也莫名其妙了。

这场电影激起我无限的遐想。我们的南下队伍是一支年轻的队伍，是青春的伟大集合体。如果说时代是青年的时代，那么，正是青年创造了时代，是火热的青春铸成了历史的丰碑。如果把摄影机的镜头移向我们那个时代，看到的必定是数百万武装青年在党的号召下，以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汇成一股巨大的洪流奔向祖国的江南，去彻底埋葬给中国人民带来深重灾难的蒋家王朝、实现祖国统一大业、创造伟大辉煌时代的扣人心弦的场景。从这个意义上说，青春的美丽与辉煌必须在伟大时代的舞台上去展现，如同运动员在体育场馆里展现一样。想到这里，我的心情无比激动，庆幸自己适逢这个伟大时代，一种自豪感油然而生。

人生苦短，时不我待。虽然，青春是人生的黄金时代，是生机勃勃、绚丽多彩的季节，是一轮喷薄而出的朝阳，是展现辉煌、创造新生的时光，但又是如风如云，稍纵即逝的瞬间。青春对于人只有一次，“挥霍青春是浪费”(肖伯纳语)。因此，我恳切期望青年朋友们切记：珍惜青春，拥抱时代。

我们在新郑学习《社会发展简史》时，关于人类起源的问题曾引起了一场热烈的争论，而且这场争论一直延续到武汉。这场争论引起了我的学习兴趣，并通过争论认识了一位同志。

通过学习，我知道了人类的祖先是猿(猴类的一种)，他们早期生活在森林里，故称森林古猿。在距今6000多万年以前，地球上气候发生了变化，森林地区减少，出现了林间空地和稀疏的草原，一部分古猿为了寻找食物，经常到地面活动，逐渐学会了用两脚直立行走，这就完成了从猿到人的进化的第一步。于是前肢解放了出来，从事其他活动。经过千百万年的劳动，手变得越来越灵巧，终于发展成能够制造工具。同时肢体的各个部位都得到相应的发展，大脑和各种感觉器官日益发达。在集体劳动中，迫切需要一种交流思想和表达意志的工具，于是就产生了语言。而语言的发展又进一步促进了大脑的发展。又经过1000多万年的发展与进化，就形成了现代的人。

对我来说，这是破天荒地知道了这个道理，不仅信服，而且激起了极大的求知兴趣，可以说这是我人生旅途中一次重要的启蒙。可是有位同志对于这个道理死也接受不了，他认为这是奇谈怪论，是对人的侮辱。他为了坚持自己的观点，竟然提出“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对于我们这个大部分只有小学文化或文盲的队伍，辩论这个问题，无疑是很吃力的。

正是通过这场辩论，这位同志引起了我的好奇，因而很喜欢听人讲述他的故事。这位同志，身材高大，脸大黑粗，像一座铁塔，所以人称“大某某”。他出身很苦，从小就浪迹天涯，在码头上做过苦工，饱尝了人间酸甜苦辣，也练就了一身钢筋铁骨。他很早就参加了革命。据说他的一位舅舅是个地主，北方的土改开始时曾经出现过对地主乱打乱杀的现象，但作为外甥的他总不能亲手打舅舅吧，于是他导演了一场外甥幕后指挥打舅舅的闹剧。他对贫下中农说，我站在篱笆后面敲一下锣，你们就打一下。开始时他有节奏地敲，贫下中农的拳头和棍棒按照他的锣声一下又一下地打下去。可是后来，他越敲越密，人们已经跟不上锣声的节奏了，于是拳头和棍棒雨点似地落在他舅舅的身上，结果把他舅舅打了个半死。(P62-67)

历史，是人的历史。当代人离不开历史的哺育，但当代人又会成为新的历史。历史就是这样循环往复，以至无穷。可以说，历史就是人类用自己的脚印踩出来的路径，也是人类攀登高峰的巨大臂膀。诚然，生活就是现在，不是过去和未来；但是，不了解过去，就不能够认识现在，也无法预知和创造未来。列宁有一句名言：“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中国古代也有一句名言：“温故而知新。”法国学者雅克·勒高夫说：“世人应当认识和尊重过去，以便建设符合情理的未来。”托马斯·杰弗逊在其《弗吉尼亚纪事》中写道：“通过讲述过去，历史使他们(人民)能够判断未来；使他们从其他的时代和民族的经历中受益；使他们成为合格的行动的裁判官和人的设计者。”对历史的研究、反思和总结，是人类智慧的源泉。人类只有不断从历史中习得真知，才能创造健康的生活方式，构建美好的社会。没有历史，一个社会就不会对自己的历史起点、它的核心价值观以及过去的决定对当前的影响有一个共同的记忆；没有历史，人们就不能对社会中政治的、社会的或道德的问题进行任何合理的考察，就不能把握未来；没有历史，人们就不可能成为见多识广、有鉴别能力的公民。简言之，没有历史，人类就没有根基。西塞罗说：“一个不懂自己出生前的历史的人，永远是个孩子。”所以，人们不能无视和忘掉历史。这就是我要把南下这段历史记录下来的原因。

长征和南下，是中国现代史上发生的两件具有转折意义的重大历史事件。对中国革命来说，如果长征是宣言书、宣传队和播种机，那么14年后即1949年的南下，则是判决书、收割机和铺路石，它宣判了蒋家王朝的灭亡，收获了由千千万万个革命烈士用鲜血浇灌的革命果实，铺垫了中国南方建设新社会的基础。长征时革命者携带的是对胜利的憧憬，南下时人们高唱着胜利的凯歌。同样的，中国工农红军在长征中做出了重大牺牲，中国人民解放军及所有参与南下的人，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因此，我们既要记住长征，也不能忘记南下。希罗多德在阐释他写作《历史》一书的目的时曾说：“使之不致因为年代久远而被人们遗忘，为了使希腊人和异邦人的那些值得赞叹的丰功伟绩不致失去其应有的光彩。”这是我记述南下这段历史的又一原因。

雪莱说：“历史是一首用时间写在人类记忆上的回旋诗歌。”南下已经过去50多年了，其亲历者中的许多人已经作古了，健在的也都年过花甲，对这段历史也“别梦依稀”了。就我所知，写长征的文字汗牛充栋，而写南下的却鲜有所闻。因而，现在的不少年轻人不知“南下”为何事，甚至认为是天方夜谭。从这个意义上说，记述这段历史，就不能不具有“抢救”色彩。

南宋著名爱国诗人陆游晚年写了一首诗：“僵卧孤村不自哀，尚思为国戍轮台。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陆游是我较喜欢的诗人之一，这不仅是因他的艺术才华，更多地是因他忧国忧民的思想情怀。朱自清先生曾评论道：“过去的诗人里，也许只有他(陆游)才配称为爱国诗人。”诗人写这首《十一月四日风雨大作》时，年已68岁。尽管年老体衰，闲居乡下，却仍盼望为国效力，梦中出现的依然还是为抵御外侮、收复国土而驰骋疆场的情景。虽然我的经历不敢与陆游相提并论，但是进入晚年的我，每每忆及当年南下的烽火岁月，也确有“铁马冰河入梦来”之感。

从本书的副标题可以看出，我没有全方位地记述和审视这段历史的能力，尤其是当时我年纪尚轻，又未担任什么职务，只是普通一兵，只能以这段历史中的一个亲历者的身份，记述“我的南下历程”，即记述我在什么环境下成长，我为什么参加革命，为什么要报名南下，我南下接触到的人和事，以及在我周围发生的故事，南下对我人生的影响，特别是记录我的心路历程。在记述这些的时候，我尽量顺着这段历史的时间脉络来展开，在交代这段历史大致演进过程的同时，力求向读者全面展现人类行动中的那些万古同一的基本要素——我的喜怒哀乐、成败得失等等，因此叙述中难免有些情节穿插和夹叙夹议。我视读者为朋友，愿意把我的内心世界展现在读者面前。因此，我力求记述一个真实的我和那个时代的我，同时也不可避免地要记述现在的我。

光阴荏苒。我转瞬已是古稀，不仅笔秃文拙，而且记忆力也在逐渐衰退，要写50多年前的事，其困难可想而知。加上材料缺乏，难免有错误和遗漏之处，请读者原谅。好在我当年工作过的永州市和宁远县、江华县的一些同志给我提供了不少帮助。这本小册子成稿以后，中共湖南省纪委唐东平、许厚文、陈永实同志对原稿作了认真的修改和补充，袁美南同志在资料收集、文字修订和注释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此外，中共湖南省委宣传部的同志和湖南人民出版社社长李建国等同志给予了我极大的支持，责任编辑彭富强对书稿作了认真的编校。在这里对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谨以此书献给南下的战友们！

作者

2007年3月于长沙

在中国革命风风雨雨的几十年中，我只是跟着党走了一程，而且在大部分时间里，我从事的主要是机关工作，基本没有参加真刀真枪、血雨腥风的第一线斗争。但长期的阅历和对中国革命史资料的大量涉猎，使我对中国革命的全貌有一个基本的了解。没有谁能够否认党领导的这场革命的巨大成功和伟大历史功绩。它的理论和策略，也由于革命本身的巨大成功而带上了神圣的光环，为所有参加革命的人无条件地接受。但令人困惑的是，过去很多被视为神圣的革命行动用今天的眼光来看，似乎有些不可思议。比如，按照财产的多少给人们确定一个政治身份，而不问这些财产的来路如何，对所谓阶级敌人的残酷批斗，对反革命分子的大规模镇压，对革命队伍内部的残酷清洗，等等。这些，相对于和平年代的一般常识思维来说，都是不可想象的。这种巨大的反差不能不使我们对传统的阶级斗争、暴力革命理论进行某种反思。就这个理论以及由之而来的一整套政策和策略把中国革命迅速引向胜利而论，它无疑是“正确”的。但是，当革命的形势和任务发生根本转变以后，这个理论就越来越暴露出严重的局限性，它只能在社会陷入极端的两极对立、而且没有别的办法可以解决问题的情况下才能使用。在社会陷入两极之间残酷争斗的时候，一个正常的社会或多或少具有的那些共同的价值，如个体生命、尊严、自由、仁爱、法律、秩序等已经荡然无存。支配社会的只有一种逻辑：你死我活，成者为王，败者为寇。在这种局势下，只有那种能够有效地组织大众、唤起人们某种强烈的情感、调动人的原始力量、使人能够摆脱一切日常道德的束缚的理论，才是“好”的理论。这种策略性理论注重的只是总体性的政治效果，而不是对事物的精细把握和对标准、规范的准确运用。所以在这样的革命运动中，发生冤假错案、搞阶级斗争扩大化几乎是难以避免的。这样看来，革命作为社会公平正义彻底丧失、社会冲突不可调和、解决社会冲突的正常途径被彻底堵死后的一种必然出路，尽管有其正当性，但代价也是巨大的。一个明智的统治者决不应该将社会逼向革命，一个成熟的、负责任的政治组织也决不应该在非通过革命不能解决问题的情况下轻言革命，更不可在不存在激烈阶级冲突的情况下推行阶级斗争和革命的极端理论，人为地制造阶级斗争和革命。

问题在于人类社会是否可以完全避免这种大规模的阶级斗争、暴力争斗。历史和现实告诉我们，私有制、利益冲突、阶级差别不仅过去长期存在，而且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也不可能完全消灭。在这种情况下，那种只代表少数人利益、漠视其他阶级正当的利益诉求甚至对其进行武力压制的政府，必然迟早会遭到社会的激烈反抗，导致社会陷入残酷的暴力革命的恶性循环。唯有一个能够兼顾各个阶级、阶层的利益并推行阶级合作政策的政府，才能避免社会走向两极对抗。

令人欣慰的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终于抛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极端理论，转向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正常轨道。近30年来，国家经济迅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社会也基本保持和谐稳定。从我个人看，近30年来也是心情最畅快、工作上较有成绩的一个时期。如果说，过去的转变是出于敏锐的政治直觉，还缺乏高度的理论自觉，尤其是对抛弃过去的阶级斗争和继续革命理论后，用一种什么样的新思维来处理新形势下可能重新出现的阶级分化和利益冲突，以及如何在抛弃阶级斗争和继续革命的极端理论的同时，保留过去的一切革命特别是社会主义运动所追求的那个核心价值——公平正义，还缺乏必要的理论准备和政策构想的话，那么，江泽民提出的“三个代表”理论、胡锦涛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则说明我们党已经彻底完成了由革命党的极端思维向执政党的正常思维的转变。这是国家和民族之大幸，因为当权者的执政理念、政策取向，对国家的长治久安、社会的和谐进步和人民的安宁幸福是至关重要的。历史上那些开明的统治者所开创的太平盛世，都是因其执政理念和政策比较开明的缘故。但从长远来看，创造一个公平正义、没有激烈阶级冲突的和谐社会，除了掌权者的执政理念和政策取向外，更重要的是制度。只有在一个各种诉求可以平等地得到表达，不同意见可以通过程序化的制度进行商议和协调的社会，激烈的阶级冲突和暴力革命才会永远成为不可能和不必要的事情。这样的社会就是有宪法保证的民主社会。

回首往事，我的心情极为复杂。综观我的一生，既没有可圈可点的业绩，也没有犯过不可饶恕的大错；做了一些对人民有益的好事，也做过一些蠢事、错事，虽然个人的主观愿望是好的。我认为我只是一个幸运儿，而不是一个成功者；虽然曾身居省级领导干部岗位，也只是同志们的关怀热爱和机遇所致。只有一点我是感到安慰的，那就是我尽力了。我的智力平平，文化不高，但是我在任何岗位上以及各种复杂困难和艰险的环境中，都是尽力去学、去思、去做，直到从岗位上退下来，也未改变我的这个初衷。我坚信每个人都存无穷的潜能，只要你尽力地去开发，就会有用不完的能量。因此，有一天我入土了，“我尽力了”这四个字就是我的墓志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