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新中国第一代领导人的主要外交翻译员之一，作者亲历了20世纪60、70年代中苏关系剧变之一背景下中罗两国密切交往的过程。本书以第一人称和纪实的手法，以生动的笔触，将这一历史时期的重大事件记录下来，并通过细节的刻画，向读者展现了共和国领导人高超的外交艺术和他们对新中国外交事业作出的杰出贡献。

作为罗语的卓越的掌握者，蒋本良先生和其他几位译员有幸参与了60—70年代这个重要历史时期，中国同罗马尼亚领导人之间的众多会晤。这也为蒋本良先生这何外交翻译家作出历史贡献提供了历史机遇。他见证了中国同罗马尼亚在这个国际风云变幻的年代里，如何造就了传统的友谊、深刻的政治信任、互助合作的相互关系。这本著作告诉我们，特别告诉年青的一代，为什么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如此以他那特有的深入浅出、含义深蕴的风格，讲出了定论性的话语：中罗之间是“老朋友、老同志、老战友”的“三老关系”。

本书论证了这句话的深刻含义，它提示了那个年代国际舞台上炙手可热的实情，显示了对事物的真知灼见。国际形势紧张而动荡，微妙不测，既对北京，也对布加勒斯特，都是如此。罗马尼亚尽管毫无疑问地受到战后苏联大国势力范围的羁绊，但开始勇敢地、英明地迈开了通向独立大道的步子，执行独立的外交政策。这种立场的表现之一，就是越来越大踏步地发展同中国的关系。书中详细地描述了一些意味深长的片段：罗马尼亚领导人乔治乌一德治同中国大使许建国长达七个小时的促膝交淡，杜米特鲁·乔治乌大使对彭真的神秘家访，毛雷尔率高级代表团对中国的政治意义深远的访问——这些都是敢于挑战苏联霸权政治的表现。

该书笔致细腻、挥洒自如、隽永流畅、使人动情。

序：外交翻译家的历史贡献

自序

毛泽东“教育”齐奥塞斯库

赫鲁晓夫“后院”起火／ 指点迷津／ 雄浑话友谊／

毛主席二见齐奥塞斯库

“骂了人要认错” ／ “论战八千年，一年都不减” ／ “请赫鲁晓夫

到中国来讲学” ／ “你们准备好了，人家就怕了!” ／ “毛雷尔是

本家” ／

毛主席会见“最老的罗马尼亚中国人”

老朋友波德纳拉希 ／ 谁挑起了公开论战? ／ 坦克、空军吓不倒人

民／ “你们是去抵抗社会帝国主义嘛!” ／

周总理访罗一波三折

急切催促／ 访问一波三折／ 初起波澜 ／ 又起波澜 ／ 讲话稿又

起风波 ／ 张驰相间，突出群众友谊 ／ 严峻交锋，波澜迭起／

“你们的人民是有力量的” ／

周总理考验勃列日涅夫

“考验之旅” ／深远回响／

周总理对“捷克斯洛伐克事件”的方略

挥起屠刀，兵临城下 ／ 向中国求援／ 一次不同寻常的翻译任务／

声音震山岳／

周恩来剖析中苏分歧的由来

赫鲁晓夫的“健忘症” ／ 中苏分歧的起点／ “苏联新领导完全不可

信赖”

在周总理身边的日子

“哪怕有一点点私心杂念，也要摒除” ／观看《东方红》的首演／

“你是苏南人，那是鱼米之乡” ／ 忆周总理最后一次会见外宾

刘少奇阐述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理论

“苏联不给倒好了，我们自己做!” ／ “省长、部长大家轮流当” ／

“如何缩小三大差别?” ／ “过渡到共产主义的经验要我们来创造” ／

邓小平的外交战略大牌

战略“大牌”的酝酿／ “利用有利条件发展自己” ／ “我们两家关

系不同一般” ／ “我今天打了一张大牌” ／ 一石激起千层浪／

“大三角”战略艺术／

元帅外交家陈毅

沧海横流显本色 ／ “赫鲁晓夫只看到他援助别人!” ／ “是处有亲

朋” ／伟大的友谊／ “青松挺且直” ／

不怕“揪耳朵”的彭真

“布加勒斯特”会议上的斗争／讥诮辛辣的反击／

李先念三度赴罗贺大庆

走活反霸战略棋局 ／ 反复曲折的二访决策／ 成为主要贵宾／ 三度

受邀贺大庆／ 隆重的国事访问

热诚豪爽的胡耀邦

“岁寒然后知松柏之苍劲” ／ “我们书记处相当和睦” ／ “美国有些

人想玩‘中国牌 ／ “中罗关系堪称国际共运模范” ／ “又帮你学

了一点俄文嘛!” ／ 社会主义优势没有充分发挥／

杨成武印象

吴学谦：外交战略的实施者

新形势下的联合反霸／ 战略调整的实施者／

我的老领导许建国

无形战线建奇功／ 毛主席亲自点将／ 履行新使命／ 我的外交启蒙

老师／

后记：我的翻译之路

赫鲁晓夫“后院”起火

上世纪60年代初，赫鲁晓夫同毛泽东关系越闹越僵、越闹越紧张。在东欧“后院”，又抛出一道道紧箍咒，创出花样翻新的经互会“超国家机构”，要套住、甚至恨不得一口吞掉老想闹独立的罗马尼亚。以致罗马尼亚党中央第一书记乔治乌一德治惊呼：“老大哥也会整小兄弟啊!”他于是避开赫鲁晓夫同中国搞了一段“秘密外交”。他先派驻中国大使杜·乔治乌只身神秘拜访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彭真，破天荒头一遭勇敢突破“苏联老大哥”的禁忌和戒律。接着，在1963年12月12日，乔治乌一德治神秘邀请中国驻罗马尼亚大使许建国，到布加勒斯特郊区私人别墅会见。

在远离市中心二十多公里、波光潋滟的斯纳果夫湖边，德治同许大使作了七个多小时推心置腹的长时间密谈。谈话间，他回忆起了1960年赫鲁晓夫一手导演对中国共产党发起突然袭击的“布加勒斯特会议”，无可奈何地解释说：“中国方面有些生气，这是有道理的，但是也应谅解我们。对发生的事情，我这个东道主事先也一无所知，也感到惊讶。”德治说：“更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我还被迫做了会议主席!我不愿做。赫鲁晓夫坚持说，你是主人，你做一个钟头、半个钟头!”德治又历数赫鲁晓夫对罗马尼亚的种种欺压行径说：“在经互会，我们是孤立无援的，其他所有的人都联合行动，给我们越来越大的压力。”德治用民间俗语挖苦说：“俗话说得好，‘保佑我回避朋友，对敌人我自知回避’。我所说的‘朋友’，是请他吃了饭，还要感谢他吃了你的饭的‘朋友’!”德治越说越激动：“他们把罗马尼亚当作附属国，消费市场和原料基地!”德治作了长篇自白，一泄胸巾怨气。

为了进一步取得中国的谅解，德治就自己过去在赫鲁晓夫胁迫下，对中国发表的一些不敬之词，自我检讨说：“今后决不再参加任何对中国不利的国际会议了!”为了严防赫鲁晓夫这个近邻“隔墙有耳”，德治要求中罗两国的来往“不要声张”，同大使的接触保持“单线联系”的高度机密性：“今后有什么事，就直接找我。具体联系，找曼内斯库外长和党巾央事务部长柏库拉鲁，不要找别人!”

通过我驻罗马尼亚大使馆的电报，毛泽东对德治的“秘密外交”、反对赫鲁晓夫的一言一行，都随时洞悉。两年前，毛泽东便确定了针对赫鲁晓夫和东欧的“豺狼当道、安问狐狸”的方针。现在，他看到德治在赫鲁晓夫后院的叛逆行为，是在苏联后院放了一把火!德治敢跳出“苏联东欧集团”铁板，同中国握手言欢，是对赫鲁晓夫的离经叛道行为。看样子，赫鲁晓夫“后院”起的火会烧得更旺!

处在“赫鲁晓夫集团”里，想在夹缝中求生存、争独立的罗马尼亚工人党，为挣脱赫鲁晓夫的羁绊，表现了极大的勇气。

深得乔治乌一德治信任重用的左臂右膀、曾亲身参与商议制定“对华新方略”的齐奥塞斯库给德治进言：“可是，不能老这么捆绑住手脚，同中国进行‘秘密交往’啊!”他给德治出谋划策说：“既然我们不赞成苏中双方对骂，进行论战，如果我们能以‘调停者’的中立身份出现在两者之间，我们就可以既不得罪苏联、又能放开手脚、大摇大摆地同中国来往了!”德治同意了齐奥塞斯库的倡议。他接着召开罗党中央政治局会议，作出了决策：打出“调停中苏公开论战”的旗帜，派高级代表团访华，寻求中国友谊。

1964年2月14日下午，罗马尼亚总理毛雷尔和第一副总理波德纳拉希一起，在老大使许建国已经离任、新大使刘放还没有到任的情况下，突然紧急约见中国使馆临时代办王栋，提出“两党领导尽快见面”。为了应付苏联的压力，寻找一个挡箭牌，罗马尼亚确实煞费苦心。毛雷尔担心说：“我们是小国，去中国不那么容易，我们的邻国什么事都做得出来的。”他把同苏联方面的交涉情况和盘托出：“昨晚收到苏共信件，说将发表中央全会文件，并发表文章回击中共。罗马尼亚担心争论会造成公开分裂，因此呼吁双方停止论战。下午一时，罗马尼亚的建议信交给了苏联。下午四时，安德罗波夫代表苏共中央和赫鲁晓夫答复我们：鉴于罗把同样信件提交给了中国，苏决定暂不发表，待知道中共态度后再说。”毛雷尔要求说：“至少在同我们见面以前，停止一切公开论战。”

这时，中苏关系正日趋紧张，“公开大论战”如火如荼。“大论战”带来了军事上增兵边境，情势严峻。毛泽东制定了“一条线、一大片、联合起来反对那个王八蛋”的战略，要结成最广泛世界反霸统一战线，集中打击苏联霸权主义。面对罗马尼亚“求友”表示，毛泽东当即决定，迅速报以积极回应。随之中方答复了罗方：“欢迎中罗两党高级领导人就两党、两国关系和国际共运问题交换意见。”

为了体谅罗马尼亚的处境，也为了更好地争取罗马尼亚，中国答应了罗马尼亚的请求。中联部通过驻罗马尼亚使馆代办王栋答复说：“在中罗两党会谈前，我党将暂不发表同苏争论文章。”这样，罗马尼亚就有了对付苏联的挡箭牌了，可以大胆地来中国了。

1964年3月1日，罗党选派了以毛雷尔总理为首的四名政治局委员，组成强大代表团启程访华。团员中，除了前总理斯托伊卡和第一副总理波德纳拉希以外，毛雷尔和齐奥塞斯库都是首次到中国，心情尤其不能平静。既有肩负重担的责任，也有对中国这个遥远文明古国的陌生和新奇向往。德治亲率留在家里的全体政治局委员到机场送行。为了取得中国的好感，专机没有按惯常走法经过苏联上空，而是另辟蹊径，首开穿越伊朗飞向中国的航线。

3月2日下午，北京春寒料峭，但是阳光明媚。两千多群众手执红旗鲜花，热情等待远方的客人。专机“伊尔18”降落后，中共中央副主席刘少奇头戴深色干部帽、身着毛皮领子呢大衣，领头走出候机室，后面紧跟穿着普通呢大衣、头戴工人帽的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他们在群众欢呼声中走向飞机舷梯。机门开后，毛雷尔脱下礼帽，一面挥帽，一面走下舷梯。齐奥塞斯库身穿浅色呢大衣，精神抖擞，也脱下头上戴的工人帽，跟着挥手走下舷梯。双方热烈握手后，少先队员献上了鲜艳的花束。显得踌躇满志的齐奥塞斯库，紧挨着站在邓小平旁边，宾主合影留念。在主人陪同下，绕场一周时，群众中爆发出欢呼声：“欢迎罗马尼亚工人党代表团!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团结万岁!中罗友好万岁!”

当时北京崭新的十大建筑落成不久，是吸引外宾的首要目标。第二天上午，为了让客人们适应一下环境，主人安排参观了北京火车站和工人体育馆。年轻气盛、心怀经济复兴之志的齐奥塞斯库，参观北京站时不顾起码的外交礼节，就在一边问起担任翻译的我来：“北京站能通日本么?”

毛泽东十分重视这个在中苏关系冷峻对立气氛下来访的罗马尼亚代表团。以刘少奇、邓小平为首的中方代表团，从第二天起的九天时间里，同罗马尼亚党代表团进行了长时间的会谈。

P1-5

外交翻译家的历史贡献

我想这个题目，最能恰当地涵盖和启示蒋本良先生这本书的实质。他的生动的回忆，反映和记载了一位外交官所能体验到的、最饶有兴味的一个层面。一位外交官的生涯中，在他职业的不同时期和阶段，他可以是一位谈判对手、信息的传递者、双边或多边会晤的官方代表、调查研究人员，如此等等。但是，最重要、最困难微妙的，恐怕还是翻译。

翻译工作恐怕是一位外交官职业中，最紧张和最具挑战性的一项工作，尤其是在高级会谈和会晤时。它要求迅速理解一位政治领导人讲话的含义，并完整、流利、忠实地传递给对话者。这时，只有翻译本人才知道，是如何高度的精神紧张：像卷起一场精神风暴，要立即调集起所有掌握的词汇、词组、语法结构，对比其所有的含义，不允许发生任何含混不清，还要精确地表述领导人有时故意使用的一些双关语或暗示。

但也正是外交翻译家这种严谨而紧张的工作性质，带来了精神的升华和高尚的荣誉：使他同被服务的人物紧密相连，存许多历史的关键时刻，成为历史事件的见证人。我作为汉语肤浅的掌握者和一名罗马尼亚外交官，也亲身体验到外交翻译的这种感受并得益匪浅。我欣慰地感到，这也是一门实际的外交课程，是一名成熟的外交官必经的职业道路。

我没有荣幸像蒋本良先生那样，为那些重要人物作翻译。正凶如此，我怀着崇敬的友情，赞赏这本书具有的真诚的、深刻的珍贵价值。他作为亲身参。作者的坦诚、激情的诉说，具有宝贵的历史文献价值。这里，我想首先指出的就是，它填充了、丰富了读者对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等新中国领导人的灿烂人生和恢宏人格的了解。

作为罗语的卓越的掌握者，蒋本良先生和其他几位译员有幸参与了60—70年代这个重要历史时期，中国同罗马尼亚领导人之间的众多会晤。这也为蒋本良先生这何外交翻译家作出历史贡献提供了历史机遇。他见证了中国同罗马尼亚在这个国际风云变幻的年代里，如何造就了传统的友谊、深刻的政治信任、互助合作的相互关系。这本著作告诉我们，特别告诉年青的一代，为什么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如此以他那特有的深入浅出、含义深蕴的风格，讲出了定论性的话语：中罗之间是“老朋友、老同志、老战友”的“三老关系”。

本书论证了这句话的深刻含义，它提示了那个年代国际舞台上炙手可热的实情，显示了对事物的真知灼见。国际形势紧张而动荡，微妙不测，既对北京，也对布加勒斯特，都是如此。罗马尼亚尽管毫无疑问地受到战后苏联大国势力范围的羁绊，但开始勇敢地、英明地迈开了通向独立大道的步子，执行独立的外交政策。这种立场的表现之一，就是越来越大踏步地发展同中国的关系。书中详细地描述了一些意味深长的片段：罗马尼亚领导人乔治乌一德治同中国大使许建国长达七个小时的促膝交淡，杜米特鲁·乔治乌大使对彭真的神秘家访，毛雷尔率高级代表团对中国的政治意义深远的访问——这些都是敢于挑战苏联霸权政治的表现。

我也为书中饱含教益、朴实平和的文字感到欣喜。书中笔致细腻、挥洒自如、隽永流畅、使人动情。这对一个整日惯于撰写冷漠无华的外交文书、会谈记录、照会电报的外交官来说，已经又是另一番天地了。

我要告诉人们：阅读此书，将有助加深理解斑斓复杂的历史进程，也会更好地了解罗中关系青春常驻的源泉。

应蒋本良先生之嘱，是为序。

我的翻译之路

我这个自幼喜爱文艺的人，走上了外交翻译之路，既是偶然，也非偶然。

我的家乡江苏省常州市，这个南方的小城市，每到盛暑季节，一到傍晚，积累了一天的热气，闷在室内，热如蒸笼的屋子里，就没法再呆人了。每天从晚饭时候起，地面上泼了一点水、显得清凉了一些的露天院子，便成为了人们消遣时光的地方了。家家户户在院子里临时架起一张小桌，全家人坐在小板凳上，围着小桌子，盛上一碗泡饭(干饭冲开水，一泡即成)，就着一点咸菜，吃起了晚饭。晚饭后，即开始“乘凉”。条件较好的，躺在竹躺椅上，直到露水沾身，才回屋睡觉。长长的乘凉时间，我们几个都有点文艺“细胞”和爱好的兄弟们，吹拉弹唱，在院子里就奏起了一曲“乘凉交响乐”。我也胡乱学会了一点拉胡琴、吹笛子口琴，唱几句京剧“长坂坡，救阿斗，杀得曹兵个个走……”

自幼就在心里种下的这点文艺苗子，从此伴随着我的人生。初中时候，我领头成立了“东下塘文工队”，在常州文庙里经常演话剧和歌舞。高中时，每天在学校操场举行升降旗仪式，也都是我指挥唱国歌。

中学毕业后，在当时中学生普遍不愿学师范、将来做教师的情况下，我还是“响应国家号召”，报考进了北京师范大学。在这里，又是文艺这颗心中的种子，指使我选择了“语言文学系”。但是，没想到的是，我这个完全学中国语言文学的人，居然被选中了出国留学，脱离中国语言文学，完全投入到外国语言文学中去了。

大概是音乐与语言密不可分的姻缘关系，又使我渐渐地迷上了外国语言文学。

在当时北京俄专的“留苏预备班”里，时间虽短，怀着对外文的特殊浓厚兴趣，我着迷地开始学起俄文的发音来。首先碰到的拦路虎，就是我这个南方人从来不会发的俄文卷舌颤音。为了征服它，我整天使劲地卷起舌头来练，走在路上也像发了疯似的“德勒、德勒……”地练，引起路人不断惊奇地回头张望。终于功夫不负有心人，最后学会了这个发音，得益匪浅，因为罗马尼亚文里也有这个发音，而且为我后来学法文里更难的、用小舌头颤动的卷舌音，打下了基础。

1954年9月，头一次跨出国门，出国留学的行期到了。还没有学会洋文的我，就出了洋相，吃了不懂洋文的苦头。

这是一列苏联火车。开车不久，热情的列车员就给我们送来了一人一杯甜蜜蜜的红茶。茶杯也完全符合当时苏联产品“傻、大、黑、粗”的普遍标准，一律都是带铜垫子外罩的玻璃杯，不易打碎。热腾腾的茶水，使人舒心，也使我自幼逃难时留下的晕车病根，得到了缓解。这里，当然我也不会放弃随时学外文的好机会。到餐车吃饭要点菜，这可是一个难题。慢慢地也适应了，我最爱吃的头一道菜“鸡汤”——“库利察 苏普”，成了我最早学会的俄文单词。不过，有时也闹出笑话来。在列车过道里，经常有小推车叫卖油炸包子的。一面走一面叫：“嘎列亚齐皮洛士基”(热包子、热包子……)。有时，他只简略地叫“嘎列亚齐、嘎列亚齐……”(热的、热的……)。我这个不懂俄文的，以为“嘎列亚齐”就是“包子”了。下一回，当我又碰到推车卖小吃的过来、我想要买包子的时候，我就问他有没有“嘎列亚齐”?这可把卖小吃的弄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了，他反问我：“什多嘎列亚齐?”(什么热的?)我也就尴尬地不知所云了。

不懂洋文吃的苦头，也激励了我学好洋文的决心。

在罗马尼亚以著名微生物学专家巴洪命名的最高学府“巴洪大学”留学期间，浓浓的学外文兴趣，促使我较快地克服了重重困难，较准确地掌握了罗马尼亚语言文学，同时学会了当时流行、也非学不可的俄文，以及和罗马尼亚文同属拉丁语系的法文。  “万事开头难”，真是如此。在中罗文之间没有任何直接可用的工具书的条件下，学习罗文，其困难是可想而知的。开始老师只能使用直观教育，指一件东西，教我们学一个单词。每次老师来上课，手里都带着一大堆实物：铅笔、钢笔、粉笔、橡皮……。可是，抽象含义的单词，就没办法了。这时，老同学的辅导，就成了最宝贵、最有效和不可取代的了。慢慢地，我们开始使用了“迂回学习法”：通过第i种语言，也就是通过俄文和英文，来学罗文：先通过罗俄词典或罗英词典，找到一个罗语单词的俄文或英文注解，然后冉通过俄华辞典或英汉词典，找到中文解释。学习阅读罗文材料也是如此：先拚命找到俄文翻译文本或英文翻译文本，用它们对照起来阅读，就容易得多了，收效也大多了。这种迂回曲折的学习法，当然十分费劲、艰难，但也比较有效，且别无他法。

经过大约四年的留学学习，大使馆经过考察，认为我学得比较好，就来了一次实践考验，这就是我经历的头一次翻译考试。1957年春，使馆参赞陈克要到康斯坦察外地去搞调研，临时抽调我去作翻译。这是我平生头一次作翻译。既懂俄文，又学了罗文的陈克，当然是个严格的考官。我们乘坐的是一架苏联小飞机“伊尔一14”，这是我生平头一次坐飞机。飞行一个多小时，在颠簸中，我很快就晕了，肚子里翻腾起来。飞机下降的坠落感，使我晕得更厉害了。我拚命熬住，才没有吐出来。可是一下飞机，就再也熬不住了，大口吐了起来。坐飞机开洋荤，却是给了我一个下马威!毕竟年轻，挺一挺，也就坚持工作了。陈克这一个多礼拜的调研考察，是对我这段留学学习成绩的检验。陈克有时也故意用一些生僻的词汇，考考我。有一次，他讲到中国革命过程中，曾出现一些假革命的人，“像一种小红萝卜，红皮白心”。我还居然都没有被考住，政治词汇和生活用语，都表达出来了。我的第一次翻译考试，获得了通过。

更加没有料想到的事来了，我这个本来定向培养将来搞文化艺术对外联络的留学生，却被外交部通过大使馆选中作为培养高级翻译的对象了。1958年9月，大使馆领导通知我，组织上选定我培养高级翻译，为将来作领导人翻译做准备。

后来我才知道，这是在国内发生了一起翻译短缺的严重政治事故以后，周总理亲自做出的一项重要决策。1957年12月底，也门王子访问中国，周总理到机场迎接。当时外交部没有阿拉伯文翻译，就请了一位北大副教授来当翻译。可是，外宾机场讲话，讲阿拉伯语，翻译就听不懂；改讲英文，翻译也听不懂，在周总理面前就发生了翻译中断、出现冷场的严重局面。最后，由外交部礼宾司一位处长用英文算是应付过去了。这件事，引起了周总理的高度重视。就在1958年元旦凌晨一点，周总理给外交部下达指示：“请外交部做一个十年翻译干部的培养计划……培养成第一流的翻译。”这项计划“在一月内报送上来”。根据周总理这项对翻译队伍建设具有长远战略意义的指示，外交部同教育部等单位商讨制定了培养高级翻译的十年规划方案，并决定头一批培养35个语种的高级翻译。选拔培养重点对象，就是已经派赴国外的留学生。

这样，我就提前结束了学校学习生活，跨进了中国大使馆的大门，接受高级翻译的培训实习，转入了外交工作行列，成了一名外交战士。

根据周总理的指示：“翻译要在实践工作中锻炼提高”，我在使馆担任了许建国大使的翻译。

为了加强我们的翻译实践锻炼，除了给大使作翻译，使馆举行电影招待会，现场同声翻译，基本上也都成了我的任务。对于我这个有文艺和语言爱好的人来说，这是一项愉快胜任的事。有一次，招待罗马尼亚农业部长柯兹玛看电影“我们村里的年轻人”。大家都为电影表现的劳动热情高涨的故事所感动。电影放完后，大厅的电灯大亮，仍然沉浸在电影中青春激情的柯兹玛部长，对同时被邀的罗马尼亚农业部来宾说：“我们也要这么干!”然后，特意到大厅后面，找到翻译电影的我说：“罗文说得这么地道，我还以为是罗马尼亚人在翻译呢!”这当然对我是很大的鼓励。

在中国驻罗马尼亚大使馆，我走进了我的外交翻译生涯。想不到我头一次出国，连同学习和工作，竟然一口气在罗马尼亚就呆了十年，度过了我最富朝气的年华。回国后，我在外交部仍然负责主管中国同罗马尼亚的关系，既管形势调研，也处理两国交往事务并担任翻译。随着中国同苏联霸权主义斗争日趋白热化，中国同处在苏联后院的罗马尼亚的关系的重要性，与日俱增。中罗携手共同反霸，使罗马尼亚在中国外交的地位越来越重要，罗文翻译工作的担子也越来越重。中罗之间的谈话，实际涉及世界整体格局，涉及中国的整个外交战略格局。后来，我在司里也不仅管罗马尼亚事务了，而是负责整个苏联东欧形势，乃至世界战略形势、特别是“中、苏、美大三角”形势的研究了。

在翻译工作方面，经过一段实践锻炼，我逐步接替更老的罗文翻译，成为了毛泽东、周恩来等第一代领导人的主要翻译之一。

在我给毛主席作翻译中，感受最深刻的是他那伟大战略家的襟怀和气概，亦庄亦谐的伟人风度，“来如泰山、去如清风”、挥洒自如的谈话风格。

毛主席高度战略策略思想的谈话，充分体现了当年他给邓小平的赠言：柔中有刚，外面是棉花，里面是钢铁长城。1964年3月10日，他会见毛雷尔总理为首的罗马尼亚党代表团。会见中，齐奥塞斯库纠缠停止中苏论战。这时，不出击则已、出击则势如泰山的毛主席，对齐奥塞斯库雷劈电掣地驳斥说：“这不对!不是我们欠了他们的债，而是他们欠了我们的债!”他以泰山压顶的雄浑气势说：“中国人就是这样顽固的，叫做寸步不让，寸土必争，针锋相对!”

毛主席总能以世界战略全局的利益，来统帅整个谈话。他在经过一番有理有利的交锋后，马上回到了反对霸权主义的世界战略。他以团结争取罗马尼亚进行反霸斗争为重，对齐奥塞斯库进行了温和细致的以斗争求团结的工作，还进一步提出“联合反赫”的主张说：“我们可以达成协议，反对那些狂妄自大、挥舞指挥棒、要控制别国的那些人。在这一点上，我们是跟你们接近的。”

在我给毛主席作翻译之前，从来没有见过、听过毛主席说话的我，想像毛主席的湖南话一定很难听得懂，比较紧张。但是，待到一听见毛主席的说话，他讲的那平缓的湖南官话，很容易懂。而且，他显然很照顾翻译记录，不是大段大段地讲，而是一句一句慢慢地讲，这就更加容易听懂和记录了，我的心情也就一下子放松了。

我给毛主席作翻译，对他的风趣幽默、谈话生动活泼，印象尤其深刻。毛主席的彻底唯物主义，也总是使谈话生辉。1965年9月30日，毛主席、刘少奇接见访华的罗马尼亚外长梅津切斯库和总参谋长奥尔班。当外长对中国成就发表了一大通赞扬的话后，毛主席说：“我们还有缺点，有错误!”毛主席的实事求是谦虚态度，他的一句“大实话”，使在场的人都不禁畅怀大笑，气氛一下子热烈起来。毛泽东的谈话，有时还带上一两句英文，更使谈话丰富多彩。他的讽刺挖苦之词，有时的说反话，也总是入木三分。他给罗马尼亚外宾说，赫鲁晓夫多次讲，“我们是少数派，他们是多数派!我们很孤立。他多了不起!现在慢慢看清楚了，他就是吹牛皮。挑起论战，自己又说停止论战。其实也不想停!”毛主席的三言两语，把对手批驳得体无完肤。

给毛主席作翻译，从我同毛主席的近距离的接触中，深感毛主席的伟人风范，是我永远学习的榜样。

直接领导外交工作的周恩来总理，特别是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我为周总理做了大量翻译。在周总理身边工作的日日夜夜，耳濡目染，亲身感受到他博大精深的外交艺术，坚定原则性和高度灵活性的巧妙结合，他那广博的知识和超人的记忆力。他永为人范的大智大勇，使我深感教诲、铭刻心间。我终生难忘的是，在他逝世四个月之前，他拖着垂危的身躯，作了他生前最后一次会见外宾，这也是我最后一次为他作翻译。今天，我竞成了这一历史事件的这一见证人。

我深感，自己就懂得外文的周总理，对翻译既严格要求，又耐心具体帮助，细致关心。为周总理既广博、又深邃的谈话作翻译，难度是很高的。翻译稍有出错，他就会马上给你指出，或要你重翻。我头一次给周总理做正式会谈翻译，是在1966年他正式访问罗马尼亚的时候。这是经过一次严格考试，才通过的翻译。当时，中国古巴的关系产生了一些问题，古巴减少了对中国糖的出口。周总理说，中国不在乎这个，因为中国人传统习惯就吃糖少，所以得糖尿病的人也少。周总理看我这句话翻得有点胆怯，气不够壮，再加上旁边似乎有人想要加以纠正的样子，他马上严厉地要我重翻，大有“不行就马上撤换下来”的可畏势头。我比较胆壮一些地又翻了一遍，在场的人也都默认了，看来没有什么问题了，周总理这才让我继续翻下去。接着，他又似乎有意再考一考我，故意讲了一些比较尖端的科学技术词汇：中子弹、核裂变……幸好，我都翻出来了，这才算是过了这一考关。在那次访问最后，在盛大群众大会场合下，周总理脱稿临时即席讲话，我把声调、气势、情绪，都比较恰到好处地表达出去了，当场引起了群众的热烈反响，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在那次访问的跌宕起伏中，我的翻译考试算是取得了一个满分，也为今后给周总理作翻译取得了一个合格证书。

当然，有时面对周总理的考问，因没有马上准确理解，也有考得不成功的。有一次，周总理突然问罗方后来当驻华大使的翻译罗明：知不知道“驸马”是什么意思?罗明没有答上来。周总理随即问我知不知道?我当时脑子一下子没转过弯来，以为是问的老挝当时的首相“富马”呢，当然就硬着头皮说：“不知道是什么意思。”这次考试算是失败了。不过，这次周总理大概也意会到，可能是没理解他的意思，所以没有深究，就过去了。

我深感给周总理作翻译，要学大量丰富的词汇，才能胜任。1967年他同毛雷尔总理会谈中，用极民间化的语汇，谈到苏联“又耍什么鬼把戏了!”由于我平时注意学习积累了一些外文的民间词汇，我也用一个十分地道“土话”的相应词汇，恰如其分地把这句话译了过去，使毛雷尔都感到惊讶：这个外国人怎么也会知道这么个土话里的词?他不禁又重复了一遍这个词：“tertipuri?”这回是罗方翻译罗明出来，帮我“铁板钉钉子”地肯定了一句：“是的!”

但是，周总理更多的还是具体帮助翻译人员更好、更正确地完成翻译任务。1967年，在同罗马尼亚总理毛雷尔会谈中，当他谈到“思想革命化”时，面对“思想”这个词在外文中可有多种理解和译法，周总理就预先告诉我，不要译成“思想意识”的“思想”，要译成“思想活动”的“思想”。周总理体贴关怀翻译的事例，那就更是多得多了。1967年，在一次周总理为毛雷尔总理陪餐时，翻译罗明不慎，吃鱼时，出洋相给鱼刺卡住了喉咙，不得解脱。周总理就给他出主意：喝醋，把鱼刺化掉!服务员赶紧拿来了醋，一喝，果然灵验，把刺给化掉了!使大家皆大欢喜。

同周总理接触得多了，就知道了，其实他虽工作起来极其严厉，但温和起来也是十分体贴的。记得，曾经有一位外交部的年轻英文女翻译，刚开始给周总理当翻译的时候，有一次周总理对外宾说：“上火了”。她不知道怎么译法，就干脆有点儿耍娇地反问起周总理来了：“‘上火’怎么译法啊?”周总理一点儿也没有动气，而是十分耐心和亲切地给她作了解答说：“上火就是发炎了!”这一下子就给她排除了拦路虎，解决了燃眉之急的难题。

在宴席上给周总理作翻译，我也是经过了一个适应的过程的。开始，在周总理面前当然不敢随意就吃东西。后来，久而久之，周总理义十分照顾，他还经常用他那受过伤的、颤巍巍的右手，给客人们夹菜。同他一起吃饭，逐渐也就习惯了，后来还学会了翻译和吃饭两不误的功夫。

周总理有时帮助翻译，达到细致入微的程度。1969年4月，中国共产党举行“九大”时，我们一批各个语种主要翻译的代表，事先调集在西苑饭店，预先翻译“九大”的文件，以便大会一闭幕，文件的中外文本同时发表。我们在翻译中遇到了如何把“毛泽东思想”这个关键的词翻译准、翻译好的问题，又碰到了“思想”这个词在外文里有多种理解和表达方式，选择哪一种译法的问题。有的人干脆主张翻译成“毛泽东主义”。问题请示到周总理，治学态度严谨的周总理，又请示了毛泽东。毛泽东经过认真慎重的考虑，最后确定下了Mao Zedong‘Thought这个译法，而不用Mao Zedong Idea等的译法。这个译法，后来就一直正式沿用了下来。

1985年10月9日，我为邓小平和齐奥塞斯库作的翻译，是我翻译生涯中的一次告别。在这次会见中，邓小平作出了一项大胆的战略决策，后来成了中苏关系正常化历史进程中的一个里程碑。

正如其他老外交人那样，翻译生涯和外交生涯纵横交错，相得益彰，这也是我人生轨迹的特征。2005年9月，中国翻译协会授予我长期成绩卓著的“资深翻译家”称号，鼓励我在既定的道路上，更好地学习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