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社会地位上的最细微的差别，都对健康有着深远的影响？为什么地位越高的人越长寿？世界卫生组织CSDH主席、顶尖流行病学家历时三十多年的研究结果，为你揭示健康问题的真正原因！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副院长郭岩教授、北京大学经济与人类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刘民权教授推荐。

本书是世界卫生组织健康的社会决定因素委员会主席Michael Marmot爵士根据其在健康公平性领域30年的研究经验所完成的一本著作。该书详细阐述了作者对于社会地位和阶层如何影响人群健康状况的理论，其中包括健康遵循社会等级分布；社会地位产生了人们主宰自己生活和社会参与的能力差异；人们在能力上的差异产生了人们的心理变化——压力，后者激活生物学路径影响健康；人与人的相互合作和支持将影响到机体如何应对压力——生物学路径是否激活是压力和合作的平衡及地位综合症不是不可避免等内容。

该书由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卫生政策与管理学系冯星淋博士和北京大学经济与人类发展研究中心王曲博士共同翻译，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郭岩教授和北京大学经济与人类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刘民权教授共同审校，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第1章 某些人比别人更平等

第2章 无论男女行为迥异

第3章 富有的贫困

第4章 相对而言

第5章 谁说了算

第6章 孤独

第7章 相互信任

第8章 父母的艰辛

第9章 道德规则和底线

附录 健康不平等独立调查建议

后记

当我还在上学时，就被斯科特上校和他的南极探险经历深深吸引：这是一个英雄的英国绅士未能完成南极探险的悲剧故事，他们在1911年被大风雪所困扰，躺在帐篷中，食物耗尽，没有希望，没有运气，离他们的食物补给地仅有17.7公里。其中最弱的奥茨上校，蹒跚着走出了帐篷，走人风雪中，留下一句意味深长的话：“我出去一下，就一小会儿。”他的自我牺牲是为了给其他人留下食物。斯科特在他的日记中记载到：“我们都知道可怜的奥茨正在走向死亡，尽管我们都企图劝他留下，然而我们都知道这是一个勇敢的英国绅士的行为。”斯科特还写道，帐篷里所有的四个人都注定将会像一个英国绅士一样死去。

这段故事是怎么来描述地位综合症的呢？它清晰地描述了如果条件足够恶劣，每个人都会死去，而不论他属于社会的哪个阶层——即使这个人是爱德华七世时代的英国绅士。这里有一个特例。在斯科特和他队友的最后挣扎中，有第五个人，希曼·伊凡斯。他处在比“绅士”低的阶层，一个可怜的皇家海军的文官。他在帐篷里的这出戏中没有坚持到最终一幕，因为他很快就精神失常了。为什么这五个人中最强壮的一个却最先屈服了呢？正如斯科特日记中记载的那样：“我们都认为伊凡斯快要精神失常了。”他的伙伴发现他在雪中，眼露凶光。这些“绅士”做了所有他们能做的。他们把他拽到另外一个帐篷中，他最终死在了这里。斯科特和他剩下的三个伙伴继续斗争下去。

斯科特和他队友的故事展示了三个我将要在这里陈述的话题。第一，不论是在南极挣扎，在巴黎的波西米亚顶楼生活，还是应付曼哈顿拥挤的人群，在社会等级中的位置对生或死都尤为重要。像伊凡斯这样的低等级的人先死，绝非偶然，就正如在普契尼的歌剧中咪咪先死一样。这与其他数据引导我们预测的结果是一样的。

第二，斯科特的诊断是正确的——他说伊凡斯是从脑部开始崩溃的。我将在后文中论述，大脑是产生健康社会等级的重要器官。斯科特本应是第一个到达南极的，然而他却成了第二个——被一个挪威人罗尔德·亚孟森抢先了。伴着痛苦的失落，斯科特和他的同伴向回步行了1287公里，用这种方法摧残了身体，也摧残了精神。这些探险家们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却没有得到合适的回报。付出和回报的不平衡造成心理上的巨大打击，也因此严重危害身体健康。作为胜利者，他们也许会有更多的机会生还。我的解释是，伊凡斯对他自己的命运缺乏掌控。正是这种缺乏控制，使得他在严酷的环境中显得更加脆弱。这次远征是斯科特的，而不是伊凡斯的，从这种意义上讲，斯科特是能决定谁在什么时候做什么的人——当然是在环境允许的情况下。我不敢说在伊凡斯的案例中是他的自我控制低，而不是那些诸如丢失手套这样的琐事致使他丧命的，但是我将会向你展示一些证据，即社会地位低的人对他们的生活控制能力弱，因此更容易被社会排斥。而这两个因素是地位综合症的重要方面，对他们的不健康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第三，暴露于不利的环境中是很重要的。如果斯科特、奥茨、伊凡斯和其他两个人是去南加利福尼亚海滩远足，而不是到南极1287公里外冒险，很有可能多年后，他们尚能和他们的孙子玩耍。无论社会等级的各个阶层患病的易感性有多大的差异，环境因素的作用都是至关重要的。

我们在严酷的环境中看到了健康等级，我们也能在比较好的条件中看到它。为了做一个鲜明的对比，这里我想先不谈南加利福尼亚的海滩，而选择好莱坞，让我们来看一看在那些最具特权、最受宠爱的人中所存在的健康等级吧。观察特权阶层这一组是很有意思的。我们想知道对于地位综合症的产生而言，哪个更重要：收入、教育，或者其他影响地位的因素。让我们回到本章之初提到的游行队列中，我们会发现他们是相关联的：那些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更容易赚到更多的钱，有更高的社会地位。现在的问题在于如何找出最重要的那个因素。这是真实的生活，我们不能做实验。你不能简单地把人们划分到不同的组当中，因此随机分配高教育或高收入的人，也许很有意思，却不是一个可行的选择。我们需要一组人，比如说他们都有着很高的收入，而教育对成功的影响甚微。如果此时还是存在着地位的差异，那么我们就可以进一步地观察它是否对健康有影响。

成功的好莱坞演员就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实验场所。两个来自多伦多的学者，唐纳德·雷德米尔(Donald Redelmeier)和希尔顿·森(Sheldon Singh)找到了1972年的奥斯卡获奖记录。他们的推理是，一个演员要是获得了奥斯卡奖，那么对于他的自尊和在世界上的地位将是极大的提升，而这如果又对健康有益的话，那么奥斯卡奖获得者将会比其他电影演员活的时间更长。当然，要找一个合适的对照组来做比较也非常重要。奥斯卡奖得主肯定要比普通演员富裕。雷德米尔和森需要找一个富裕组来做比较。研究者找到了两组人：一组是在同一部获奖影片中与获奖者性别相同的演员；第二组是曾经获得过提名，但是从来没有得奖的演员。

我们有趣地发现，那些获得奥斯卡奖的男女演员比他们的合演者和那些获得提名却未能获奖的演员多活了惊人的4年。4年听起来并不算多。为了说明平均寿命增加4年对生命的意义有多大，我们计算一下，如果冠心病的发生率突然降低到零，而其他疾病在一定年龄的发生率不变的情况下，平均年龄会增长几岁。答案是人均预期寿命增加接近4年。因此，4年并不是一个小数目。获得奥斯卡奖，就相当于把你死于心肌梗死的概率从平均值降低到零。早年获得奥斯卡奖将使喜悦的获奖者产生永久的改变。如果获得奥斯卡奖确实如此的话，这确实是一个有力的长命手段。

这里又要回到因果链的话题上来：是社会地位影响健康水平呢，还是健康水平决定社会地位？本书中将会多次提到这一话题。在这个案例中，雷德米尔和森展示出来的，并非是活得更长的人更有可能会获得奥斯卡奖，而是获奖可以延长寿命。

让奥斯卡奖得主增寿4年的，不能简单地说就是钱。没得奖的人也没几个穷人。一生中平均拍摄47.4部电影的他们不太会穷到把凯迪拉克典当掉。最大的问题在于，奥斯卡奖得主为什么，又是怎么样长寿的呢？为了回答这一问题，我们有必要获取一些只有某些具体研究才会涉及到的数据，这些资料将有助于我们直接考察与地位和特权相关的因素对健康的作用。

在开始讨论获奖对健康的影响之前，有必要指出这一事实，即上述效应对编剧并不适用。获得奥斯卡奖的编剧活得并不比未获奖者长久。我曾经和一个熟人谈起过此事，他是一个成功的小说家，与电影界关系密切，我问他，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这和地位的重要性相矛盾吗？他的回答是：一点也不。他说道，人们写电影并不是为了自尊，而纯粹是为了挣钱。对一个有创造性的人而言，写一部电影剧本简直就是自虐。获奖可以使他们增收，但是不但不会增强他们的自尊，还会使他们变得更加玩世不恭。

如果说演员的积极体验展示出了地位对健康的影响，而获奖对编剧影响并不大也不是一个反面证据，那么这并不能说服我，相信你也一样。这样说有点马后炮。问题就在于，在这个案例中，演员和编剧的特权和自尊都没有测量。这只是一个合理的推断，但仍然是一个假想。我们需要进一步考量这些相关的因素：自主、自尊和社会参与。我们需要用数据而不仅仅是推理，来更直接地研究地位为什么、又是如何来影响健康的。另外，还有一个显而易见的原因使得我们需要更多的数据——对我们多数人而言，生活并非像好莱坞的演员们甚或南极探险者那样，我们需要与我们生活直接相关联的证据。

P6-9

地位综合症，谁都跑不了

年终岁末，单位开始搞总结了，公司开始制定新计划了，媒体的各种排行和盘点也出炉了，学校快放假了，人们的内心也开始蠢蠢欲动：是不是该换个薪水更高的工作？再也不想再忍受上司的坏脾气？是不是应该再往上晋升一级？该不该考个公务员？是不是要准备明年的研究生考试？

当思考这些问题的时候，你觉得明天更加美好，还是陷入画饼充饥的无助、无能力、无意义的焦虑状态？这和你目前的社会地位有关，关系到你能否控制自己的生活与命运。

每个人都在用自己的日常生活书写健康，描绘生命，只是人们在这个时候对这些问题更为敏感、更加关注。我们在这个时候适时地推出《地位决定你的健康》，帮助你更好地认识所谓的“身份地位”，让你在过年的声声祝福中，明白怎样才能真正“身体健康”。

书中揭示的事实不免耸人听闻：当你从大学毕业，便延长了自己的寿命；你在单位晋升一级，则可能活得更久、更健康；你住进了舒服宽敞的房子，那么你得癌症的几率骤降许多；步入婚姻的殿堂，你将会免于自杀的危险。

我们无意揭开这些事实的谜底，影响读者阅读此书的快感。但是我们仍倾力推荐每个人都认真阅读这本书，虽然它不是温暖心灵的“鸡汤”，也不是激奋人心的“成功毒药”，但是，它用日常生活的例证，让你认识到自身健康问题的内核，帮助你在无法控制的外部环境中，能够保持身心的健康、稳定。

设想这样的情景，你背着一个包裹向迷茫地前行，里面装着父母留给你的基因和家境，以及自己早期的经历。这些东西将决定你将来能得到什么，以及用什么样的方式应对未来的各种境遇。我们生来不是平等地来到这个世界，这本书为你打开了几扇窗户，让你可以看到，当你在挥汗如雨地努力攀爬社会阶梯时，在各种名利场中出生入死时，学校教育、工作压力、权力控制、家庭婚姻、社区环境、社会信任、人际冷热是如何深刻影响你的健康的。

作家阿兰·德伯顿说：“生活就是用一种焦虑代替另一种焦虑，用一种欲望代替另一种欲望的过程。”这种焦虑，其实就是地位综合症，在这个“折腾才是主旋律”的社会里，每个人都无法对它免疫。连猩猩的世界里面都存在阶层，那么我们应该如何面对无力的境况？希望这本书能帮您卸下焦虑，因为，虽然社会永远存在不平等，但是，社会不平等对健康的影响程度却掌握在我们自己的手里。

有两个关于学术生活的神话，而我的经历与之完全矛盾。第一个神话是，学者们高居于象牙塔的顶端，其一天的生活就是在公共休息室里悠闲地喝茶。也许，有些地方是这样，但在我有幸共事的人之中，情况绝非如此。许多同事的突出奉献和努力所得出的结果为本书的写作提供了基础。

第二个神话是由那些企图推翻象牙塔神话的人编织的，即学术生活充满竞争与嫉妒、人身攻击和自吹自擂的野心。事实上，我在本书中提到了一些诸如此类的行为。但是，曾经与我在一起工作的人在所有重要的方面都始终是那样的慷慨大方。当然是有雄心，但那是对出色完成工作和做出贡献的雄心，而不是利用他人以达到领先的野心。尽管我并不曾对这个问题进行系统地研究，但我愿意大胆地说，慷慨大方是学术生活成功的伴侣。当然，那些曾对我慷慨地奉献了他们的观点、时间和精力的人都曾取得了非凡的学术成就。

我在学术上第一个要感谢的人是Peter Hatvey博士，是他将我领进了流行病学领域。有一次他从其朋友Ian Prior博士(后来也成为了我的朋友)组织的关于移民健康的会议上回来，他对我说：“我正有事要交给你，它被称为流行病学。医生、社会科学家、统计学家，所有人一起合作以了解为什么健康状况根据社会类型不同而异。有两位充满想法的人，伯克利的Len Syme和北卡罗莱纳大学教堂山分校的John Cassel。你应该去向他们中的任何一位学习。”我听说过伯克利，但没有听说过教堂山，因此，我前往师从了Len Syme，他改变了我的生活。

Syme的总体观点是，虽然我曾学习了医学，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对理解社会中的健康问题有任何优势，我需要理解社会和生物医学。Syme邀请我研究日本移民，这我在第7章中已经阐述过。直到我搬到伦敦开始进行白厅研究后，我才意识到，“分层而非仅仅是贫困，具有重要性”的这一观点显然是来自Len Syme。所有最好的观点都来自其他人。

Syme向我介绍了迪尔凯姆的观点。有趣的是，后来，我在伦敦卫生及热带医学院一起共事的Geoffrey Rose本身也是一位迪尔凯姆主义者。Rose非常出色地专注于数据，具有最好的英国实证调查精神，同时进行富有想像力的综合分析。他得出结论，决定人口死亡率的原因可能与决定个人之间得病差异的原因不同。Geoffrey Rose和Donald Reid(他是为我提供伦敦工作的人)开始了第一个白厅研究，并邀请我考察不同职业等级间的男性死亡率差异。这一邀请几乎是意外的。但从那以后，我被社会分层深深吸引住了。

当我从伦敦卫生及热带医学院转到伦敦大学(UCL)时，连续有两任教务长，James Lighthill和Derek Roberts都非常支持我试图进行的工作。他们意识到这一工作不太符合传统医学院的模式，因此需要有来自中心的支持。我非常感谢他们的这些帮助和投资。

加拿大高级研究学院(CIAR)院长Fraser Mustard比其他人更多地教育了我：慷慨能够帮助每个人，且能帮助提高人口健康的“事业”。他负责在CIAR建立了一个人口健康项目，并让我在最初阶段就加入其中。在伦敦进行白厅研究期间，当我只是在埋头苦干时，是Fraser和Len Syme认为白厅研究对于我们如何看待社会中的健康问题具有重要意义。由于Fraser的缘故，白厅研究在加拿大政策圈内比在英国有更多的公共宣传和讨论。有一次，Fraser要求见UCL的教务长Derek Roberts，并问他是否能够筹集资金支持我的工作。尽管对这位加拿大人的来访稍感惊奇，但Derek同意了。

这促使了UCL的健康与社会国际中心的建立。与我一起建立该中心的同事Richard Wilkinson、David Blane、Mel Bartley、Chris Power、Aubrev Sheiham、Mike Wadsworth、Eric Brunner、Stephen Stansfeld和DiKuh，以及后来的James Nazroo、Jane Ferrie、Archana singh—Manoux、Annie Britton、Meena Kumari和Tarani Chandola组成了一个相互支持的研究者网络，相互帮助形成了一个个观点，并促进了研究与著作出版。Donald Acheson担任了中心主任，并有力地推动了我们的工作。本书是国际中心可以引以自豪的大量著作中的一本。

在离开伦敦卫生及热带医学院和在担任UCL教授前，我曾有三个月在斯德哥尔摩卡罗林斯卡学院的社会心理因素与健康国家研究院，与Tores Theorell及其同事们一起度过了一个月的小假期。我曾经迷惑如何继续研究社会心理因素和健康，而我从Tores及其同事那里得到的启发至关重要。他们向我揭示了社会心理工作环境对健康可以是多么重要。结果，我回到伦敦，开始了白厅研究Ⅱ。

在20多年中，Tores、Johannes Siegrist以及我的工作彼此受益。

能让自己的研究发现直接影响政策的机会是非常珍贵的。1997年，前英国政府首席卫生官员Donald Acheson受政府之托对健康不平等进行了一项独立调查。科学顾问组主席是Donald，成员由David Barker、Jackv Chambers、Hilary Graham和我组成。Catherine Law是科学秘书，Ray Earwicker是行政秘书。我从这些同事以及我们咨询过的杰出的科学家那里，学到了关于健康不平等的大量知识。

我曾经非常幸运地成为由麦克阿瑟基金会资助的两个跨学科研究网络的成员。第一个由Bert Brim担任主席，是关于中年成功发展。很多年来，这些朋友在我所不了解的科学领域内给予了我研究生般的教育：Paul Baites，Bert Brim(Orville Gilbert Brim)，Lal~F Bumpass，Paul Cleary，David Featherman，William Hazzard，Ronald Kessler，Margie Lachman，Hazel R0se Markus，Alice Rossi，Carol Ryff和Richard Shweder。第二个由Nancv Adler担任主席，是关于社会经济地位与健康的。为这一网络确定的目标是确定什么是重要的问题以及对此进行研究。你能想像吗？我享受着与这个群体交流的机会：Nancy Adler，Sheldon Cohen， Mark Cullen，Ichiro Kawachi，Karen Matthews，Bruce McEwen Katherine Newman，Christine Paxson，Joseph Schwartz，Teresa Seeman，Shelley Taylor和David Williams。除了为白厅研究提供支持以外，它还是一个非常有产出的同事群体。我感谢他们以及基金会。

最终促成我将这一研究融合成书的，是2002年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邀请我担任教授。我的任务是为大学做两场非专业性的演讲。由于我在接受邀请和举行演讲之间有大约18个月的时间，这意味着假如我只是报告当时随手掌握的研究结果，会使我显得太不认真。我有时间来梳理我对在本书中所阐述的那些主题的思想。花18个月时间考虑30年的研究，这似乎是两场演讲所远远无法包容的。因此，第一个决定是将它以书的形式写出来。第二个决定是演讲应该来源于书。

我在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健康与社会行为系做访问教授期间，对书进行了规划。感谢Barry Bloom院长以及Lisa Berkman的盛情接待，并为我提供的环境，在这一环境中，要做的最令人愉快且显而易见的事，就是综合思想并计划写一本书。哈佛大学肯尼迪政治学院的KathyNewman为我介绍了许多有兴趣的同事，并让我了解了写科学文章与写这样一本书之间的区别。

在哈佛开始写这本书，也为如何写这本书设定了模式。毕竟，这是一本包括了对很多国家的研究的书。这本书的很多部分的写作是在访问日本、西伯利亚、华盛顿、圣塔莫尼卡、迈阿密、悉尼、杜塞尔多夫、斯德哥尔摩、贝拉格的洛克菲勒基金会别墅、西希里、又重返哈佛、布拉格和克拉科夫的途中。我感谢所有这些地方的同事们的盛情接待。

2003年我在剑桥大学三一学院当访问学者时对本书进行了修改。我感谢当时的院长阿玛蒂亚·森以及三一学院的院士为我提供了这样的机会。在悉尼、伯克利和伦敦的大型公立大学中接受了教育并从事工作后，我还从未经历过牛津与剑桥大学的特殊魅力，无论是学术的还是美妙绝伦的景色。好的环境有助于人们具有功能，甚至更加精力充沛。说到矛盾，最大的莫过于前往白金汉宫接受女王的爵士加封了，说明该加封的引文是：“由于服务于流行病学以及对健康不平等的了解。”由于我所从事的研究突出了低地位者的命运，我因此提高了我的相对地位！

许多朋友帮助了本书的写作：Kathy Newman帮助了计划的制定；Len Svme、Angus Deaton和Harry Hemingway勇敢地阅读完全部草稿，并提出了深刻且具有建设性的意见；Helena Cronin，Sandy Jencks和Archana singh—Manoux阅读了部分章节，并提出了充分的意见。我非常感谢他们为此付出的时间、慷慨和洞见。

我的经纪人Rob McQuilkin在每个阶段都给予了许多时间和洞见。Heather Rodino和在亨利霍尔特(Henry Holt)的Robin Dennis，以及Bill Swains。n和他在布卢姆斯伯里(Bloomsbury)的同事都给予了充分的注意、关心和支持，从而使本书更为理想。

我还要感谢在伦敦大学流行病和公共卫生系的同事们。所有从事白厅研究的科学家都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他们是：Jerome Adda、Nicola Armstrong、Mel Baaley、Hans Bosma、Eric Brunner、Annie Britton、Christine Buxton、D0uglas Carroll、Tarani Chandola、Paul Clarke、George Davev Smith、Elisa Diaz Martinez、 Amanda Feeney、Jane Ferrie、Rebecca Fuhrer、Anne Golden、Anne Gosling、Jenny Head、Harry Hemingway、Melvvn Hillsdon、Maneesh Juneja、Meena Kumari、Hannah Kuper、Claudia Langenberg、Noel McCarthy、Pekka Martikainen、Gill Mein、Kim Morgan、 Kiran Nanchahal、 James Nazroo、 Amanda Nicholson、 Fiona Noah、Chandra Patel、Elizabeth Rael、Kirsten Rennie、Helen Rice、David Sheffield、Beverly Shipley、Martin Shipley、Archana Singh—Manoux、Jan。t Sorel、Mai Stafford、Stephen Stansfeld、Andrew Steptoe、Ian White、Christopher Whitty、Jing—Hua Zhao、Birgit Greiner、Joan Griffin、Jody Hevman、 Mika Kivimaki、 Yuko Morikawa、 Annhild Mosdol、 Michikazu Sekine、Bun Singer、Comfort Adeoba、Ellena Badrick、Margaret Beksinska、F10riana Bonolotti、Katrina Brown、Therese Butler、Rob Canner、Mo Chaudhury、Ndidi Duru、Angela Ezekiel、Alan Harding、Miriam Harris、Patricia Johnson、Michael Kimpton、Tania Salter、Amit Shukla、Stephanie Smith、Jean Persaud、Lynn Toon、Susan Yazdgerdi。我感谢所有这些人。

在中、东欧的研究得到了Martin Bobak，Hynek Pikhart和Ann Peasey的热情合作。我们现在与新西伯利亚的Sofia Malyutina，Yuri Nikitin和Mikhail Voevoda、克拉科夫的Andzrej Pajak和Roman Topor、捷克共和国的Ruzena Kubinova，Rudolf Poledne和Jaroslav Hubacek有合作研究。他们是一批优秀的同事。英国威康信托基金会和麦克阿瑟基金会曾资助了这一研究，我们非常高兴地与Clyde Hertzman，Andrea Cornia，DennyVagero，Mike Murphy和Richard。Rose进行了合作。

没有资助，就不可能进行任何研究。在过去许多年里，我得到了医学研究委员会的支持，成为医学研究委员会的研究教授，而医学研究委员会对白厅研究Ⅱ提供了长期的支持。我们非常幸运地得到了美国国家卫生院对我们关于英国政府工作人员的研究的支持。我感谢美国国家心肺和血液研究所，以及美国国家老年研究院连续几届委员会同意我们的观点，认为白厅研究中关于健康的社会分层的研究与美国的状况非常有关联。我们受到的资助是：H136310、AGl3196、HS06516。

英国心脏研究基金会提供了长期的支持，英国健康与安全执行局的连续资助在很大程度上使研究得以进行。得到的研究支持还来自英国卫生部，一些具体的研究得到了经济和社会研究委员会、健康发展署、沃尔沃基金会、欧盟、新英格兰医疗中心健康促进部，以及多伦多职业与健康研究院的支持。欧洲科学基金会支持了一个关于健康预期寿命的社会差异的研究者网络，我和我的几位同事都积极地参与了这一网络。

我们的研究涉及工作与家庭。行政人员使得工作场所看上去更像一个家庭，而我的这个家庭与此书创作的每一分钟相伴。我的工作家庭由学校最好的行政人员：Paul Phibbs和我的个人助理Elaine Reinertsen，以及在她之前的Julia Hum组成，他们使工作生活充满了乐趣。PatriciaCrowley，Sandy Persaud，Flor4ana Bortolotti和Catherine Conroy让每件事情都进展得顺利，并投人了关心。很多年来，如果没有Mandy Feeney的帮助，我不可能从事任何研究或写作。她的支持、期待和明智的忠告是无可替代的。我感谢所有这些优秀的人所作出的贡献。

我的家庭无疑能够告诉你本书的每一章内容。Andr6、Daniel和Deborah给予了出色的反馈、容忍、愉悦和批判。Alexi给予了长期的支持，没有她的支持就不可能发生一切。事实上，她在付出的同时，还在成功地追求她自己的事业，包括出版她自己的著作，以及养育孩子们。所有这些对于解她的人来说似乎已并不奇怪，但对我来说，则始终是让我感到惊奇与感激的源泉。谢谢你！

“马默特是一位用世界级作家的风范来深刻书写关于生与死的命题的世界级科学家。这本重要的新书囊括了他二十五载的研究，显示了不平等，阶级，和社会孤立是多么致命。每一位关心社会的健康状况的有识之士都应该来读读这本书。”

——帕特兰哈佛大学政治学家，社会资本理论的创始人

“《地位决定你的健康》一书是这一领域奠基人的出色作品，它探索了社会压力和缺乏控制所带来的对寿命减短的影响。马默特将许多学科的发现和深刻内涵，融入到一个探讨社会生活与个人死亡关系的精彩故事中。”

——卡尼曼 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普林斯顿大学公共事务和心理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