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英国著名学者欧洲比较史研究专家唐纳德·萨森的著作，对20世纪西欧社会主义的兴衰起落进行了细致的论述和研究。本书一经出版，即获得著名的伊萨克·多伊彻奖，并被《纽约时报》高度赞誉为“20世纪最著名的一本书”。此外，《经济学家》、《金融时报》等杂志均对其好评连连。从那以后，欧洲和美国的多所重点大学将其作为教科书使用，该书亦成为研究欧洲社会主义运动的经典著作。书中笔调新颖、讽鉴机智、活泼睿智、多富隐喻。

本书连同附录、注释将近一千页，算是晚近以来对於二十世纪西方左派政治势力之发展最完整的整理与评析。作者侧重法、英、德、义、瑞典五国的历史，对於其他小国则是选择性处理。基本上，作者将本世纪西方社会主义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一是1945年之前的扩张时期，许多地区的左派势力以不同方式嚐试执政的可能性；其次是二次世界大战到石油危机，这段期间是全球资本主义的黄金年代，社会主义也进一步落实成为各项具体的制度。

                上  册

缩略语

中文版序言

序 言

              第一卷 扩  张

第一部分 通往政治权力的艰辛之路

第1章 1914年之前社会主义的确立

第2章 从战争到战争（1914～1940）

战争

现代共产主义的诞生

社会主义者：北欧的成功和西班牙的失败

德国的社会民主主义者

法国的人民阵线

英国工党的失败

第3章 受挫的选择

“新社会主义”计划派

奥地利马克思主义和奥托·鲍威尔

意大利共产主义与葛兰西

第4章 战争、抵抗运动及其后果：1939～1948年西欧共产主义的兴衰

              第二卷 巩  固

第二部分 福利社会主义的建构（1945～1950）

第5章 1945年后的社会主义者

第6章 构建社会资本主义（1945～1950）

欧洲社会主义百年史(上册)目录福利国家

控制资本主义：国有化和经济计划

第7章 外部制约：社会主义的对外政策？

第三部分 走向修正主义（1950～1960）

第8章 资本主义的黄金时代

第9章 介于中立主义与大西洋主义之间

第10章 修正主义的基石

第四部分 错综复杂的1960年代：“悬而未决”

第11章 左翼的回归

繁荣

选举

在野

执政

第12章 对外政策共识的建立

第五部分 大论战

第13章 工人阶级抗争的复兴（1960～1973）

第14章 意识形态和学生抗争的复兴

第15章 女权运动的复兴

                下  册

              第三卷 危  机

第六部分 资本主义大繁荣时期的结束（1973～1989）

第16章 危机和左翼：总论

资本主义黄金时代的终结

左翼的兴衰变迁

第17章 小国的社会民主主义：奥地利、瑞典、荷兰和比利时

奥地利

瑞典

荷兰

比利时

第18章 德国和英国：执政的社会民主党和工党

第19章 法国的实验

第20章 意大利共产主义的失败

第21章 西欧极权主义政权的终结：葡萄牙、西班牙和希腊

经济的先决条件

葡萄牙革命

西班牙的“协商性分裂”

希腊的变革

第七部分 社会主义的大危机

第22章 工人、妇女和绿色运动

只是工人么？

越来越少的工人

工作女性

性别平等

“新政治”

绿色运动

女性的出场

第23章 20世纪80年代：退守在最后堡垒中的激进主义

工党左派的兴衰

瑞典雇员基金

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新政治

第24章 新修正主义

结 语

致 谢

译后记

参考文献

在法国，在工人国际法国支部第十八次代表大会(1920年，法国图尔)上，大多数人投票支持加入新成立的第三国际并变为共产党。按照朱德特(Judt)的说法，有三个因素促成了战时左翼少数派变成多数派——俄国革命引发的激进化效应，在1919年选举后对议会幻想的破灭，以及1919～1920年间政府的镇压。但这三个理由没有能够解释工人国际法国支部为什么成为唯一的多数人支持苏维埃的社会主义政党。类似的情况在意大利也出现了，这里一个增加的因素是有一次重要的工人起义和占领工厂行动(“红色二月行动”)，但意大利社会主义者中只有少数人接受列宁的“二十一条”。

工人国际法国支部像意大利和西班牙社会主义政党内的多数派一样，不愿意加入由“右倾的”德国社会民主党所把持的重建的第二国际。他们开始时支持奥地利社会主义者提出的建立新国际组织的建议，这个组织后来被称为“第二个半”国际，其目的是在布尔什维克和社会民主主义的改良派之间架起一座桥梁。这个尝试(1921～1923)失败了，“架桥者”也同第二国际合并，并于1923年5月在汉堡组成了社会党国际。

1917年10月，正像所有伟大的历史转折点一样，被人们以各种方式阐释着。在新法国共产党内部，法国社会主义的各种不同传统通过强调列宁主义的这个或那个方面而建立起令人惊异的团结。布朗基主义者强调武装暴动和无产阶级专政；盖得派则强调苏维埃对大银行和大企业的国有化法令；法国南部的“红色”农民对农村改革感到满意。然而，法国共产主义者却没做出什么影响法国的事情。他们征服了工人国际法国支部的大多数老干部，但却只获得了一小部分选民的支持。

在德国，情况则非常不同。首先，社会主义政党在战争期间就已经分裂，产生了所谓的多数派社会民主党(MSPD)、独立社会民主党(USPD)以及由卢森堡和李卜克内西领导的斯巴达克团。其次，他们在1918年拥有一种革命形势。旧的帝国已经变成废墟。社会主义者面临两个选择：要么建立一个议会共和国，要么建立一个以直接选出的委员会为基础的政府——新的直接民主的苏维埃模式。斯巴达克团坚持第二种选择，但“工人和士兵委员会大会”(1918年12月16～20日)决定选举国民议会。几天之后，斯巴达克团组成了德国共产党(KPD)。1918年11月，多数派社会民主党宣称控制了局势——在那个时期，任何一个政党都可能会说控制了局势，它实行了一些旧《爱尔福特纲领》中的目标，比如妇女选举权、比例代表制、言论自由、八小时工作制，并承诺召开国民大会，重申自己致力于议会型国家。接下来的选举(1919年1月19日)证明多数派社会民主党(37．9％选票)的明显胜利，独立社会民主党获得了7．4％的选票。这样，到共产国际成立和列宁的“二十一条”提出的时候，德国已经存在了一个共产党组织，它致力于委员会(苏维埃)民主。还存在一个社会民主党，它不仅是地道的“改良主义”政党，而且有着明显的污点，至少它允许了谋害共产主义领导人卢森堡和李卜克内西。大多数独立派社会民主党成员决定加入德国共产党(1920年10～12月)，而其他成员则与多数派社会民主党合并，重新组成了旧的社会民主党(1922年9月)。

共产国际“二十一条”中第十六条规定(原稿的第十七条)，新加入的共产党必须制定新的纲领以适应“本国的特定条件”和“共产国际决议”。然而，什么属于“特定条件”，要由共产国际和它的执行委员会来决定。从一开始就普遍认为，苏维埃国家的利益与各国共产党的利益是完全一致的。那些对这个信条提出异议的，都被迫保持沉默。到1928年，共产国际完全由苏联共产党所控制。“特定民族条件”的概念——后来被称为“走向社会主义的民族道路”——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被部分地和暂时地重新强调，当时“民族条件”(反法西斯主义的斗争)同苏维埃的对外政策(苏联结束外交孤立)相一致。这个提法容许反法西斯人民阵线战略的发展，目的在于重建共产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之间的联系。这种联系被苏联的一项外交政策法案(1939年8月23日莫洛托夫一里宾特洛甫密约)所割裂，当德国的对外政策发生改变时(1944年6月22日入侵苏联)，这种联系才又重新建立起来。因而，各国共产党基本上不能掌控自己的命运。

第三国际是1943年5月解散的。这是苏联让它的战时盟友安心所做的一种姿态。在第三国际24年的历史中，共产国际政策的主要转折基本上是由苏联共产党内部争夺控制权的斗争或由苏联的对外政策问题所决定。共产国际被认为是指导国际工人阶级进行革命的组织，但在它存在的20多年中，世界上没有一个社会主义或类似社会主义的政权建立。1924年建立的蒙古人民共和国是个例外，但却和共产国际没有任何关系。这对一个以世界阶级、世界政党和世界革命为基础和原则的国际组织来说，至少是一个令人沮丧的结果。共产国际不但在革命方面是失败的，在选举政治上也同样是失败的。一些共产党的影响要比他们在选举中的得票率所显示的要大得多(如英国共产党)。但不管怎么说，选举能力弱的共产党在他们各自国家的政治生活中作用很小。

P39-41

在一个多世纪以前，社会主义者认为他们开展的社会主义运动同资本主义社会相随并行。其马克思主义版本的社会主义理论意味着，社会主义将是继资本主义社会之后的新的社会形态。但是他们意识到——部分受威纳尔·桑巴特(Werner Sombart，1906年出版的著名作品《为什么美国没有社会主义？》的作者)的启示——在世界上资本主义发展最快的美国却没有发生社会主义运动。欧洲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英国，有着强大的工会，但是到了19世纪末期，这个国家的社会主义政党才开始形成。然而在欧洲一些仍主要是农业社会的国度，诸如意大利和芬兰，却有着强大的、在选举上颇有成绩的社会主义政党。这样，就存在着一种两难抉择：在资本主义几乎没有多少发展的情况下，社会主义者应该做些什么呢？

在俄国，社会主义运动分成两派，就如俄国的知识分子那样总体上分成西方派和斯拉夫派。西方派认为，社会主义者的任务是在本国促进资本主义的发展，因为只有资本主义才能提供进一步朝着社会主义发展的条件。斯拉夫派则认为，俄国将能够跨越西方的那种资本主义。反资本主义的民粹主义者——诸如V．V．博韦弗莱洛夫斯基(V．V．Bervi-Flerovski)，他的《俄国工人阶级的状况》(1869)一书得到马克思的高度赞扬——这样认为，俄国的米尔，即农村公社组织，提供了一种公共原则，它能够而且应该被普及。俄国能够避免资本主义的不公正，为世界上其他国家和地区提供一种以全国团结和合作为基础的更好的社会制度的典范。这种赶超西方国家的幻想几乎是俄国所有革命思想的一个基本特征。在中国，类似的辩论发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比如像张君劢这样的思想家受到孙中山的启发，认为社会主义不仅仅是公平地分配财富，而且还包括现代化和工业化。这样的先人之见一直是每个国家和地区的社会主义者辩论的固定话题。例如在拉丁美洲，农民主义的思想就设计了一条关于农民的发展道路。

在俄国和中国，问题在于这样的发展进程是留给资本主义去做，还是由社会主义者来掌握。那些持后种观点的人必然倾向于这样的信念，即为了实现社会主义者领导的工业化，有必要进行国家控制。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国家必须占有生产资料，而是存在着各种可能的选择：国家可以代替那些显然不能完成其历史任务的资产阶级；国家也可以鼓励资本家，帮助他们实现国家的工业化；或者国家激励一些企业家，例如在农业领域或新的、较小的企业里，为处于半市场化环境中的经理阶级提供资金支持，即使在私有权被废除的地方也是如此。国家和市场怎样才能合理结合，从来就不是一个能够一劳永逸地解决的问题，它在十月革命以后也同样没有彻底解决。总的来看，在此后苏联经济发展史的大部分时间里，从战时共产主义到新经济政策，到斯大林的五年计划，再到20世纪60～70年代有限的、不充分的经济改革，都可以被看作是关于市场和政治之间关系的争论。

这种版本的社会主义，或者说是发展型的社会主义(developmental so-cialism)，可被描述为一种关于现代化或发展的意识形态。尽管它的最终目标是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社会，但其实际任务包括要建设工业化的社会。这是在这样的社会条件下进行的，即强烈地意识到，如果社会主义者不去做的话，就没有人去做了(这样国家就会处于停滞状态)；或者交由外国人去做(这样国家就会像一个殖民地)。这种社会主义，一些人试图将其界定为资本建设的社会主义，或多或少地同共产主义及其国家社会主义变体相一致。到目前为止，发展型社会主义的最成功的例子(一些人认为是唯一成功的例子)就是中国。在欧洲许多由资本家力量独自完成的任务，即国家建设和工业化，在中国却是由共产党完成的。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的工业体系得以建立和发展，同时经济命脉牢牢掌握在中国人自己手中，尽管出现了许多严重失误，付出了很大的代价，但也有着很多好处。当时中国是同世界经济隔离的，并一直持续到“四个现代化”纲领的提出。这一纲领始于毛泽东时代，但其加速推进是在20世纪70年代末和整个80年代，这是由邓小平推动的。这样，中国就不必让世界市场的繁荣和萧条来决定自己的经济发展。

发展型社会主义并不是西欧面临的一个选择。在这里，社会主义政党面对的是成熟的民族国家，相对繁荣的市场经济，自由或半自由的社会制度，诸如民选的议会、相对独立的司法体系等。在大多数西欧国家，公民权立法的一些要素，就像19世纪末期那样始终存在着。在这样的社会条件下，社会主义的任务，不管其最终目标如何，就是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框架内改善工人阶级和被压迫群体现有的生存条件。后来的社会民主主义政党的任务，不是发展一个工业社会，而是要对其进行改革。

本书集中关注的就是这种社会主义，即被人们看作是对资本主义进行调节的一种形式的社会主义。当然，发展型或现代化型的社会主义同作为资本主义调节形式的社会主义之间的区分，远远不止于此。在前者那里，无论是苏联还是古巴和朝鲜，都呈现出集权的特征，而且不容忍不同政见和多元化，其程度相当于资本主义的集权统治，有时有过之而无不及。后一种类型的社会主义，即社会民主主义，同民主、多元化和人权共存。这样的比较经常由社会民主主义人士自己做出(也是合理地做出)，他们认为发展型社会主义(也就是共产主义)从来就不是自由的，而社会民主主义从来就不是专制的。这种观点很容易让人相信，但留下许多没有解决的问题。即便在西方，在从前现代社会到现代社会的过渡过程中，至少是在初始阶段，从来就没有同20世纪晚期意义上的那种完善的民主和人权伴随过。在英国或美国，更不用说德国和日本，经常出现的情况是，选举权被严格限定或根本不存在，自由也被严格限制，工会被取缔或受到严格的控制。在一些情况下，这一过程伴随着奴隶制和种族灭绝(如美国)、种族主义、殖民主义、严苛的权威主义(例如日本)和一党统治(例如直到现在的韩国)。充分的民主和人权只是后来才确立的。换言之，它们是政治斗争的结果，而不是现代化进程初始阶段的必然伴随物。社会民主主义，在它充分存在的地方，就站在为民主和人权所做的政治斗争的前线，驱策着当时不很民主的自由主义政党，甚至勉强算是民主的保守主义政党，朝着政治改革的方向迈进。

社会民主党人是在工业化的第一阶段结束之后才上台执政的，这与共产党人不同，后者在执掌权力之后，面对的是国家工业化的问题(也存在一些例外，如捷克斯洛伐克和东德)。因此，对20世纪产生重要影响的两种形式的社会主义——社会民主主义和共产主义，是没有多少可比性的。它们的意识形态是由其所属的那种社会以及它们同政权(也就是国家)的关系所塑造的。社会民主党人只有在资本主义发展成熟并且民主成为主要政党的共同财富的时候，才能够上台执政。共产党人则必须建立起一个工业社会，而社会民主党人则要管理这个社会；共产党人在不太发达的社会取得成功，而社会民主党人则在发达的市场经济社会中做得好。

社会主义历史学家面对的一个悖论是，管理市场社会的观念并不是西方社会主义者意识形态武库中的内容，尽管这是他们一直做着的事情。他们的最终目标是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社会，但其短期要求旨在使资本主义民主化，管理劳动力市场，建立福利国家。对文明生活的最低标准的界定，不应交由市民社会领域(也就是市场的自发决定)去做，而应成为政治的事情。这就是将工作条件交由国家管理的基础：健康和安全要得到改善和加强，工作日长度应加以限制。

更深层的一个悖论是，社会主义者诉求的扩大民主并不是基于阶级原则，而是基于个人权利的原则。普选权意味着，所有个人在投票的时候都是完全平等的：每个人都有平等的一票。在政治领域，社会主义者是坚定的个人主义者，而非心怀阶级意识。在世纪之交，那些坚持民主的阶级概念的人是自由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他们捍卫着那种根据拥有财富多少和每个人收人多少分配选票的选举制度，而且他们反对赋予妇女选举权。尽管社会主义者经常不那么热情地为女性选举权而斗争，但他们却坚定地站在争取真正普选权的一边。

因而，社会主义者同自由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相比，更始终如一地捍卫个人民主权利。然而在追求其次要目标的时候，也就是限制工作日，或总的来说对工作条件进行规制的时候，社会主义者采取了明确的集体主义立场。工会的形成就是矫正权力不平等的一种集体手段。它们成功的机会取决于各种因素，但最重要的是，并不存在对它们有效活动的法律障碍。这里，工会也支持限制国家的作用。然而，在对最低标准进行政治实施的时候，工会又支持国家发挥重要作用，以防止企业家用牺牲工人利益为代价进行竞争。

在实现这些目标上取得的成功，各国之间是不同的。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两大对立阶级——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力量对比，也取决于经济发展水平、土地贵族利益的力量和地位、占主导地位的政治意识以及教会的影响等。例如在19世纪，英国的工人阶级人数多且组织得好，按照当时的标准，有着长期的斗争历史。没有哪个既存的政党会不重视工人阶级。英国宗教力量的分散，特别是工人阶级中宗教信仰的分散，使英国没有像大陆基督教民主党那样形成一种宗教性的政党。结果是，在19世纪下半期，自由党和保守党为争取劳动阶级的支持而相互争斗，并在各自的纲领中加入了一些社会民主主义的内容，这一直持续到有组织的社会民主主义政党的形成。这便延宕了像德国社会民主党那样的较有规模的社会主义政党在英国的形成和发展。在欧洲大陆，类似的进程也发展着：国家建设需要把来自低层阶级的要求也包括进来，并采取了那种在德国被称为“国家社会主义”的形式，它是由俾斯麦建立的，并得到了社会主义领导人拉萨尔的支持。自由主义者、保守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站在这场运动的前沿。最后，以教会为基础的政党也加入进来，这特别是在罗马天主教会抛弃了其维护古老统治的不妥协立场，并采取了一种它称为关注“社会问题”的新态度之后。这发生在教皇利奥十三世发布通谕《新事物》(1891)之后。

到了20世纪初，社会民主主义中期纲领中的主要内容都可以在其他政党纲领中以某种形式反映出来。这标志着，当时已不再可能(如果说此前一直这样的话)根据实际政策在社会主义者和非社会主义者之间作出清晰和持续的划分。

扩大民主，建立福利国家，对工作日长度进行限定等，这些都是社会主义的目标和政策。但是人们随时都可以发现，同样的主张和要求也由非社会主义政党发展和实践着，无论它们是右翼的、中间的或保守的，也无论它们是自由主义的、基督教的或民族主义的。从一开始，“社会主义”就不是社会主义者的专有名词。

的确，社会主义者在日常实践中经常被迫调整自己的要求并作出让步。不过，保守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也是如此。民主的扩展和大众社会的进步意味着，没有哪个政党期望自己通过维持现状(主要是保守主义立场)或回到以前(主要是反动的立场)来获得充分的支持。由此，改良主义便占了上风。它被各种各样的力量所采用：在德国，先是俾斯麦，后来是威廉二世时期的民族主义者以及中央党的“社会”基督教主义者；在意大利，是乔万尼·基奥里蒂(Giovanni Giolitti)自由党的多数以及兴起的政治天主教力量；在法国，是第三共和国的激进派；在英国，是迪斯雷利(Dis-raeli)和索尔兹伯里(Salisbury)的保守主义力量，约瑟夫·张伯伦(Jo-seph Chamberlain)和格莱斯顿(Gladstone)的新自由主义力量，以及阿斯奎思(Asquith)和劳合·乔治(Lloyd Geor。ge)；在奥地利，是卡尔·吕格尔(Kar luger)的反闪米特的社会基督教主义；在荷兰，是新宗教党和更为开明的自由主义者。改良主义的成功，正如所有政治思想的成功一样，在于它没有垄断自己所代表的观点。在政治领域，成功意味着要保证一个人认为是正常的、合乎需要的或可能的东西成为全部政策的共同态度和共同财富。然而为了实现这一点，就有必要形成那种能够同伴随它的意识形态包袱(符号和语言)相分离的要求。而这只是在意识形态价值与实际政策之间的联系模糊不清和松散，并准备无限期地妥协下去的时候才会实现。这恰恰是因为，完全有可能在不提及“社会主义最终目标”的情况下支持充足养老金计划，而自由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也可以为这样的计划而斗争。始终如一的立场也许能使小的政治派别长期存在下去，但是对于那些具有真正雄心壮志的政党和运动来说，这样的立场一定会带来灾难。

社会主义者逐渐认识到，国家是实现自己最初政治纲领中的三个关键目标，即民主、福利国家和对劳动力市场的管理的最好政治武器。在20世纪初，这还不易为人察觉；到了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就较为明显了；在二战之后，则已经很突出了。

这种对国家的接受——不仅是作为观念的国家，而且是作为机器和强制工具的国家——在20世纪社会主义的发展中竟然来得这么晚，这是令人奇怪的事情。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存在着一种乐观的看法，即能够迫使资产阶级国家推行社会主义的改革纲领。从原则上看，这没有什么不对。如果没有国家，工人阶级再生产的一些成本就不可能社会化(福利国家)，也不可能对工作日进行限制。如果没有政党的话，强有力的工会就可能单独作战，在诸如工作日长度、劳动条件、带薪休假等事宜上同雇主开展谈判。它们就会作为一个压力团体而存在，从执政的政党那里艰难地争取妥协(在二战以前，这就是英国的经历)。这样，就出现了两种模式：在欧洲大陆，工作日长度及类似的劳动力市场管理事宜是从国家那里实现的；而在英国，这要交由“阶级斗争”去争取，也就是由工会与雇主之间的冲突和谈判来解决。在欧洲大陆，一般遵循普遍权利原则，这里是代表全体公民赢得了八小时工作日。而在英国，任何斗争成果都局限于工会成员内部。

所以，对国家的支持并不是社会主义思想的构成内容，而是实现其中期或短期目标的工具。而当这些目标变得更加重要时，当后资本主义国家的最终目标退却到遥远的未来时，社会主义者对国家的诉求也就越来越强烈了。普选制使国家变得更容易接纳社会主义者代表全体公民提出的要求，因而国家也就变得更具合法性，因而也就更为强大了。这使得社会主义者能够通过“获得国家机器”来取得政治权力，也使社会主义者其他改革纲领的实现变得容易了——通过规范工作日长度，以及把生产和再生产的一些成本社会化。这使得整个工业社会也发生了改变。

因此，当社会主义者证明自己在改良资本主义方面的成功时，他们不愿意抛掉那些已经存在的管理制度：庞大的公共部门、强大的中央银行、外汇管制机制、复杂的救济制度和地方政策、劳动力市场管理的复杂机制，等等，也就不足为奇了。这些管理和调控的方面，成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基本关系，并进一步降低了关于废除资本主义之旧有目标的重要性。实际上，这个目标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了一种符号价值，它的存在表明：不管繁荣的经济对于全部社会主义目标的实现是多么不可或缺，以及后资本主义社会的前景是多么遥远，社会主义始终站在资本主义的对立面。然而，这种符号价值的普遍感召力却已大大降低了。与资本主义经济增长相联系的繁荣，充分就业的确立，福利国家的保护机制，共产主义国家同西方国家相比在发展消费社会上的无效率等等，这些几乎完全化解了以前存在的那种对资本主义的深深对抗情绪。其他的政党，诸如致力于基督教和保守主义的政党，它们过去并不是资本主义的主要支持者，但现在也发现了它的价值。社会主义者也是如此。这样，逐渐地但却经常地，左翼政党以不同的步伐(这取决于不同的政治形势，特别是选举的沉浮)抛弃了自己激进的反资本主义符号。这个发展过程，一般被称为修正主义，在20世纪50年代随着德国社会民主党巴特哥德斯堡代表大会的召开而加速了。这一过程在所有政党中持续发展着，在无差别的选民中划分出活跃分子和领导人。他们突出的选举能力是战后西欧历史的一个最为重要的因素。  从更普遍的意义上说，修正主义者之所以能经常发起成功的挑战，是因为他们往往有一个重要的优势：他们的保守主义对手(右翼政党)以及支持这些右翼政党的媒体和权力机构，经常使用的手段是把激进左翼诬蔑为远离现代实际生活的无可救药的派别。换句话说，修正主义者拥有所有中间派立场具有的优势：他们能够左右逢源，游戏两边。他们作为左翼的力量，可以去谴责资本主义的不公正；而作为中间派的一部分，又可以使自己远离激进主义。

这里大体描述了现代社会主义取得的主要理论成就，也指出了它的失败之处。其成就在于，那种自由的、不受约束的市场资本主义从来没有能够把自己确立为欧洲政治的主导意识形态。在欧洲的天主教地区(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奥地利和德国南部)，右翼的这种失败是非常明显的。在那里，主流的非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经常以传统的形式(天主教民主主义)出现，或以民族主义的形式(戴高乐主义)出现，或以一种集权的民粹主义形式(法西斯主义)出现。在信奉新教的北欧国家，这种失败也很明显。在这一地区，农业党积极参与了确立社会民主主义霸权的过程。只是在英国，自由放任意识形态的发源地，自由市场的保守主义在20世纪80年代取得了一种相对主导的地位。但即便在英国，这种相对的成功几乎凭借的是特殊的运气或行为，比如选举制度对于大的政党有利、左翼和中间力量的分散以及传统的“单一民族”保守主义的衰退，等等。

社会民主主义在意识形态上的主要失败，是同其最初成功的一个原因联系在一起的：正确地把国家视为对资本主义经济进行管理的主要工具，并成功地使其民主化和加以利用。当国家占据了这种地位时，社会民主主义战略就保持了自己的全部凝聚力。但是当资本主义的各个方面(特别是它的金融组织)向全球方向发展之时，这种以国家为导向的社会民主主义战略就开始失去了效力。西方的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和规模相对较大的共产党仍深深陷入一种国家主义的政治概念中，并不断使之加强，在自己国家边界内画地为牢式地维系着自己的成就(福利国家、教育和公民权等)，而这时资本主义开始大步地在全球奔走了。

预测社会主义是否有发展前途，是一种毫无意义的做法。如果真的可以预测的话，那些精明聪慧、见闻广博的人早就根据奇特的规律性去探究了。正如我们所看到的，社会主义“究竟”是什么，还是一个备受争议的问题。因为它的准确含义能够被无穷无尽地重新界定和重新修改，因而人们没有什么理由认为这个概念不能被无限地使用——至少在资本主义存在的时期内是这样。它能够存在下去的唯一条件，是因为有一些重要政治力量经常把自己同这个概念紧密联系在一起。既然“社会主义”这个概念可被用于指代任何一种对资本主义进行管理的政治形式，那么社会主义就会一直存在下去，不断地使一些人为之恐惧，使另一些人为之欣慰，它也经常地死去，又会经常地复活。它永远是人们辩论和争论的中心话题。

在新的世纪拉开帷幕之际，社会主义作为一支重要的分配力量，旨在合理配置诸如医疗、文化和教育等重要的资源，使其置于市场机制之外，并以社会公民权为基础，也就是不排斥任何人。这样，社会主义就继续存在下去，并不乏支持者。社会主义近期在选举上的成功，可被看作是大多数选民自觉或不自觉地意识到，现在有必要保留某种同新形式的资本主义进行重新谈判的力量。当前的资本主义变得更加专制，更加自信，更加有力，更加全球化。这样他们就形成了一种潜在的共识，即把这样的重新谈判任务委托给那种对“不受限制的市场”之意识形态(从历史上说)一直存有质疑(如果不是敌视的话)的政治力量。

那些现在还称自己为“社会主义者”的人面临的难题是，虽然他们还需要资本主义及其创造的经济增长和繁荣，但资本主义却不需要他们了。资本主义社会可以通过一种经济上可持续的方式进行组织，或是通过对一些边缘化群体仅提供最低保障的方式(比如美国)，或是通过在市民社会组织中(诸如大企业、家庭和社会团体)发展福利行为的方式(比如日本)。这些可供选择的模式，特别是美国模式，利用每一次危机重新崛起的能力大大增强，因而具有胜出的美好前景。这样的预期由于以下事实又得到了加强，即社会主义的领导人及其支持者越来越不愿意把自己同“社会主义”的范畴联系起来。

这样的不情愿反映出两点：一是“社会主义”这个概念已塞满了泛滥的多样含义；二是社会主义者在创造自己的主导概念方面表现得缺乏能力。这似乎是他们已经接受了自己的对手为社会主义界定的“主导”概念，即把社会主义贬损为他们所声称的反自由主义、国家主义、反个人主义和教条主义，以及鼓励无效率和压制创造性，等等。在欧洲近期的大多数选举中，社会主义政党回避谈及“社会主义”一词和“社会主义的”原则。如果一种意识形态的追随者在认同它的时候备感局促和尴尬的话，那么它的存在也就不可能长久。

最后，我借此机会向中国读者简要谈一下这本《欧洲社会主义百年史》的情况。本书1996年在英国出版，一年之后它获得了伊萨克·多伊彻纪念奖(the Isaac Deutscher Memorial Prize)。开始的时候以平装本出版，此后又印刷了很多次。当本书在美国出版后，颇有声誉的《新左翼评论》杂志发表了两篇较长的书评。《纽约时报》对本书作了我自己觉得是赞誉性的评价，认为它是“本年度最著名的一本书”。从那以后，本书在美国和欧洲几乎所有的著名大学里被作为学术教科书广泛使用。该书还被翻译成意大利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和希腊文等，这样就有更多的读者读到此书。著名历史学家埃里克·霍布斯鲍姆在评论本书时说，这是一本“历史分析名著，它不久就会成为经典之作。”《经济学人》杂志写道，这本书是一部“宏伟的著作。在任何语言中，都没有如此精当的观察探究。……笔调新颖，讽鉴机智，活泼睿智，多富隐喻。阅读此书，会有无尽乐趣。”《金融时报》评论说，这是一部“引人注目的著述”。帕特里夏·休伊特(Parricia Hewitt，现为英国政府的高级大臣)写道，此书“是本年度的重要政治著作”。

而今，这本书终于在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出版了，我感到十分欣慰。中国正在按照自己的模式建设自己所理解的社会主义，无论如何，这是人类历史实践的一次伟大探索。但愿这个中译本能够起到同中国读者交流思想的作用。

唐纳德·萨松

2006年10月于英国伦敦大学

以下简短的说明性文字，我本来想把它们置于这部译著的正文前面作为“译者前言”，以便在读者翻开书卷之后便看到几点必要说明。但考虑到本书正文之前已有了作者为本书专门写的中文版序言和原书的序言等诸多内容，因而我们的说明便作为“译后记”放在书的最后位置，但这也不妨碍我们让读者知晓一些必要的信息。

本书作者唐纳德·萨松是英国著名的学者，比较欧洲史研究专家。他的博士论文(1977)以研究意大利共产党的发展为内容，由欧美知名左翼人士埃里克·霍布斯鲍姆指导。萨松一直是英国工党的成员，经常参与英国政府决策的讨论。多年来，他一直任教于英国伦敦大学玛丽王后·韦斯特菲尔德学院，曾多次在欧洲、北美的大学授课，并经常接受英国、意大利、美国等西方媒体采访。近些年，他频繁往来于欧洲、北美的大学和科研院所：1999年，他在意大利特兰托大学作访问学者；2000～2001年是美国纽约大学的高级研究员。此外，萨松还是《南欧与巴尔干》、《现代意大利研究》等杂志的编委，美国《政治季刊》的文学编辑，米兰Feltrinelli基金会和贝加莫Zaninoni基金会科学委员会成员，以及I．B．Tauris出版社的编辑顾问。萨松著述甚多，影响广泛。除《欧洲社会主义百年史》外，其1997年的作品《面向左翼——冷战后的欧洲社会主义》已有意大利文、日文版本；2001年广受赞誉的著作《蒙娜丽莎微笑五百年》，被译成意大利、西班牙、波兰、中国、朝鲜等国文字。

《欧洲社会主义百年史》是萨松教授的重要代表作。这部长达近1000页的作品，对西欧社会主义在20世纪的百年发展过程进行了详尽研究。在纵向上，作者把20世纪西欧社会主义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1945年前各地区左翼势力通过不同方式尝试执政的时期；在二战后资本主义黄金时代欧洲社会主义的发展时期；70年代以来欧洲社会主义的变迁和危机时期。其中，作者对当代欧洲各左翼政党面临的困境及其在21世纪的政治发展前景进行了详细分析。在对各历史时期的研究中，作者侧重于对欧洲社会主义运动相对较发达的国家，如法、英、意、德等国社会主义的个案研究，对其他国家的情况则进行了选择处理。在最后的结论中，作者认为，在新自由主义和右翼力量占据优势的情况下，当前西欧的社会主义虽然处于守势，但并不说明已完全失败。百年来西欧左翼力量作出了巨大努力，取得了重要的成就。在新的世纪，仍面临着寻找新的出路以赋予社会主义新生命力的重大考验。关于本书在欧美国家的影响，作者在中文版序言中作了一些介绍，这里不再赘述。

我们从书中可以看到，作者所理解和作为研究对象的社会主义，主要是西欧的社会民主主义。尽管西欧的共产党和共产主义运动也在作者的研究视野之内，但只是作为选择性的补充内容。这种处理，对于希望通过本书详细了解西欧社会主义运动全貌的读者来说，不能不说是个遗憾。但毋庸置疑的是，本书为我们深入研究西欧的民主社会主义或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及其政党，也为我们了解西欧共产党及其他左翼力量，提供了国内难以见到的非常详细的资料。这也是我们翻译这本书的初衷之一。作者书中的一些观点和看法，我们并非完全赞同，但我们有义务把它们全面、如实地呈现出来，留待每位读者作出自己的评判。

早在六年前，我就在国家图书馆里见到了这本书。当时我正在做关于西方左翼研究的课题，便复印了部分章节。随着课题研究的深入，觉得有必要将这本书全文翻译出来，为国内相关研究提供参考资料。于是，我不揣冒昧，试着同萨松教授联系。令我欣喜的是，萨松教授很快回信，支持我的翻译计划，寄来两本英文原版书，又帮助我同原书出版社沟通，并在出版前为中文版作序。后来由于种种原因，直到2004年11月，我才找到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商议出版此书。该社社长谢寿光同志大力支持学术研究和学术著作的出版，慨然应允出版此书中文版，并促使该社很快购得了简体中文版权。于是我抓紧组织该书的翻译，同于海青博士、庞晓明博士共同努力，终于使该书同国内读者见面。

我翻译了本书的序言、中文版序言、缩略语、第三卷的第16、17、18、22、23、24章以及结语；于海青博士翻译了第二卷的第5～15章；庞晓明博士翻译了第一卷的第1～4章以及第三卷的第19～21章。我和于海青博士审定了全部译稿。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的祝得彬、袁卫华等同志，为本书出版付出了辛劳。对为该书翻译和出版提供过帮助和支持的所有师长、同事和朋友，这里一并致谢。

由于水平有限，译文中一定有许多纰漏和错误之处，恳望读者提出宝贵的批评意见。

姜 辉

2007年11月18日于中国社会科学院

一本新的历史分析名著，它不久就会成为经典之作。唐纳德·萨松这本明晰、广博的《欧洲社会主义百年史》，深刻揭示了……任何有成效的左翼政党，无论是社会民主主义政党，还是共产主义政党(在诸如法国或意大利的情况) ……必须要对资本主义创造财富的无方向的动力机制进行调节，使之社会化．而不是取代它。

埃里克·霍布斯鲍姆 《卫报》

一部宏伟的著作。在任何语言中，都没有如此精当的观察探究。……笔调新颖，讽鉴机智，活泼睿智，多富隐喻。阅读此书，会有无尽乐趣。

《经济学人》

一部史诗般的作品……百科全书式的比较性研究著作。作者从英国、德国、希腊、丹麦、芬兰等不同国家的历史中熟练自如地取材……它的巨大力量在于，作者把左翼一右翼的意识形态之争置于资本主义体制变化和发展的环境中深入考察。因而(萨松)这样说，根本就不是社会主义被资本主义击败的情况，社会主义的危机是由于资本主义的扩张和变化而加剧的。

艾伦·汤普森 《泰晤士报高等教育副刊》

一部了不起的著作……萨松的观点基于非常广泛的阅读和知识积累。而我们在读这本书时，决不会感到陷入杂乱无序、生硬不当的繁琐细节沼泽中，也不会感到本书提供的知识缺乏生趣和智慧……这是一项惊人的成果，理当成为一部社会主义历史的经典。

安乐尼·阿布拉斯特 《论坛报》

萨松的书是非凡的。内容丰富和思想新颖的很好结合，使它称得上是一部经典之作。在英语语言中，还没有多少著作达到这样的水平。

戴维·马昆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