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以作者在博物馆工作的所见所闻，历时15年写成，着重刻画了古玩奇才金贵的传奇形象。此人在旧社会是古董商，聪明狡黠，贪财好色，招摇撞骗，但行侠仗义，有爱国心；后来在共产党人的关怀鼓励下，与军阀和不法商人、汉奸、日寇周旋；文革中与红卫兵斗争，终使希世珍宝“星册七宝”回到祖国怀抱。小说同时展示了金贵与8名中外女性的爱恨情仇，悲欢离合，反映了从抗战到改革开放中国社会生活的一个侧影。

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我当过保皇派，也当过造反派，很快当了反革命派——三次被打成反革命！本单位四分之一的人关进了“牛棚”。他们都是老牛鬼蛇神，惟独我是最年轻的反革命。我也认为他们是牛鬼蛇神，只有我是横遭政治迫害！我们的“棚”友遍天下。老“棚”友里的文物鉴定专家，其前身就是旧社会的古董商。这可是些特殊、奇异、颇富神秘色彩的人物。有的为世家子弟，学养丰厚，和郭沫若都有交往；大半则凭见多识广，几十年练就的眼光和积累的经验。他们手捧文物如同怀抱婴儿般地喜悦，小心；对古器物断代、定级、分辨真伪的敏锐，准确，任谁见了都要怦然心动，叹为观止！他们从不讳言曾经卖过假古董骗钱；在交代会上也老实承认：“过过几年风流日子！“出入豪门，挥金如土，随机应变，八面玲珑。骗人骗到被骗的人都对他感激涕零，连声赞叹：“老板是个好人！”由不得你不拍案叫绝！

物以稀为贵。古董少，古董商更少。解放前，全国古董的主要集散地和古董商聚居点，首为北平，次属上海，西安第三。建国后，出土、流散文物收归国有，严禁私人买卖。古董铺倒闭，古董商失业。我所在单位不失时机地吸收他们参加工作，当上了国家干部。各路英雄，无奇不有，其中一人，尤为特别，这即是本书主角的原型！

他总算有了碗饭吃。可起早摸黑，给老板、老板娘端茶、打饭、递烟、扫地、倒尿壶、抹桌椅，还要小心侍候进出、来往的客人，累得腰酸腿痛，喘不过气来。

但金贵自己做梦都没想到，他是个天生玩古董的人。他的天赋、脾性与志趣、爱好，特别是和古董有一种说不上来的亲切感，亲和力。似乎三百六十行，没有比古董这行更适合他干，而且准能干好的了。于是从读《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开始，死记硬背历朝历代的名称，皇帝的年号，庙号；多看、多摸、把玩、揣摩青铜器、陶瓷、唐三彩、玉器、字画等古玩珍宝；搞清各类古董的特质、特点，分清同类古董不同年代的细微差别。功夫不负有心人。他以常人不可想像的狂热，痴迷，殚精竭虑，最终练就了一双鉴定古董真伪、优劣的火眼金睛。

与此同时，金贵心灵手巧，还学会、掌握了修补、复制、仿造古董的绝活，也就是做假古董。出神入化，巧夺天工，达到以假乱真、比真还真的地步。

当了三年学徒，又当了三年伙计。金贵确信自己有了本事，羽翼丰满，毫不客气，另立门户，开起了“聚宝斋”，成了省城古董业最年轻的老板。

这会儿，他悠然、舒适地斜躺在不停走动的黄包车上。

耳听得有人吆喝：“大红薯呀！……现烤、现卖，香喷喷的大红薯呀！……”

金贵鼻翼耸了耸，嗅到了一股红薯香，侧身探头看去，路边一烤红薯摊，一些人正围摊买着，吃着。

他抬腿，一跺脚，招呼车夫：“停——！”

“嗯，金老板。”车夫止步，放车。

金贵起身下车，走近红薯摊，挤进人群。

卖薯人提起一杆秤，称着一只红薯，报数：“一斤三两。”

金贵向卖薯人唤声：“老哥，给我来上一个。”

“好嘛！先来后到，会轮到你！”卖薯人收下两个铜板，给另一人挑出一只红薯，放上秤盘，称着。

金贵无意间一看那秤杆上悬着的秤锤，眼睛一亮，天性的反应迅捷和职业的高度敏感，让身上的每根神经刹时颤动、兴奋起来，忘乎所以，手一伸，老鹰叼小鸡般将那秤锤抓到手里。

卖薯人冷不防，秤杆一翘，盘中的红薯掉下了地。

买薯的人们一瞅金贵，齐声：“看你！……”

“怎么搞的？”卖薯人更为不满。

金贵充耳不闻，也不看，全神贯注，朝那两寸高、八棱角、宝塔式的铜质秤锤飞快扫视了一眼，透过它灰褐、斑驳的表层，隐隐发现上刻五个篆字：“廿六年，皇帝……”又惊又喜，却脸无表情，松开手，抬头转对卖薯人和买薯的人们，拱手，陪笑，连声：“对不起！……诸位，对不起！……”

“就这么几个人嘛！”卖薯人接过秤锤，“急什么呀？”

“就是！怪我，没吃早点，饿慌了！……”

卖薯人挑出另一只红薯，放入盘内，继续称着。

金贵偷眼紧盯着那秤锤，急促地想，恨不能马上把它搞到手。

一辆油彩半新、雕花顶篷马车，“得得”走来。

从篷内探出一颗戴礼帽、鼻梁架副茶色眼镜的头，四下探望。

几个买薯人闪过身，略走动，给马车让路，彼此碰撞了一下。

其中有金贵。他灵机一动，抓住机会，张口一声：“哎呀！……”身子前后倾斜，手忙脚乱，显得不由自主地倒向卖薯人，恰恰压在秤杆上。

只听得“口卡嚓”一声，秤杆被生生压断了。

卖薯与买薯人一愣，跟着同声怒斥：“哎呀！……”

卖薯人眼看手中折断的秤杆和掉下地的秤锤，冲金贵一喝：“又是你！……”

“老哥，对不起！……”金贵站稳身子，拱手作揖，歉疚地笑，“对不起！……”抢前一步，忙弯下腰，拾起地上的秤锤，“太对不起了！老哥……”扭头看了一眼走过的雕花顶篷马车，“也怪那车呀！……偏偏这时候……”

买薯的人都摇头，叹气地：“没法称了！……这下吃不成了！……”纷纷四散，离去。

“生意都让你砸了！……”卖薯人指点数落金贵，“瞧你干的好事呀！……”

“老哥，我赔！……”金贵一手捏紧秤锤，一手从卖薯人那里取来折断的两截秤杆，“照价赔，保你能买杆新的！……”

“哪儿买去呀？”

“往前走，跨过两条街，就有卖的。”金贵往远处一呶嘴。

卖薯人指指一堆正烤着的红薯，说：“可我今天这买卖……”

“没说的，也该我赔！”

“怎么赔？”

“开个价！”

卖薯人看看金贵手中的两截秤杆和烤着的红薯，大约估量，嘀咕地：“总得五六十个铜板吧！……”

“好！”金贵几乎笑出声来，“就算五六十个铜板！”一手捏着秤杆和秤锤，一手从口袋里掏出一枚银元，递将过去。

卖薯人伸手去接，又缩回手，摇头，说：“我没法找呀！”

“这……”金贵略一犹豫，随即显得痛快地：“不用找，咱们两清了！”将银元塞进他手里。

“老板……”卖薯人双手捧着这枚银元，“太多了！”

“不多，不多！”金贵忙又改口：“当然也不少！”

“老板……”卖薯人欣喜，又不安，“可让你吃亏了！……”

“你可别……别这么说！”金贵大摇其头，“好我的老哥哩，谁叫我把你这秤压断了呀？”

“也不怪你！”卖薯人指指远去的马车，“该怨那车子！”

金贵一手将秤锤小心翼翼地塞进口袋，一手用两截秤杆指划正烤的红薯，关心、体贴地说：“小本生意，赚几个钱，真不容易呀！”

“好老板哩，有你这话，我就不该要你这钱！”卖薯人说不出有多感动，感激，又将那枚银元递过来。

“该要！该要！”金贵往后退着，“老哥，快去买杆新秤吧！”

“老板！”卖薯人指指正烤着的红薯，“可这红薯，如今都是你的呀！”

“我不要，你拿回家自己吃吧！”金贵连忙挥手，一转身，直奔黄包车。

卖薯人追上两步，挥动双手，几乎哭出声来：“那就谢谢了！……你走好呀！……”眼看那跳上黄包车，急急远行的背影，收拾红薯与火炉，嘴里还不忘念叨地：“多好的一个老板呀！……菩萨保佑他长命百岁！……”

他压根儿都没想到，这个老板坐在黄包车上，说不出有多么心花怒放，嘬起嘴，一下一个“啵——”地亲着那灰褐色、八棱角的秤锤，就像亲着自己儿子的脸蛋。

半晌，黄包车一拐弯，来到一冷清少人的路段，金贵将手中那两截断裂的秤杆使劲一扔。

只见这两截秤杆在半空乱翻，掉进路边墙角的一只垃圾箱。

金贵这次可是双手捧着秤锤，凝视，捏摸，得意非凡，喃喃地：“真走运！走大运！……财神爷送上门，想躲都躲不掉呀！……”P3-5

彭克柔是西北大学历史系毕业的，长期供职于文物考古单位。自古文史一家。克柔虽然治史，但酷爱文学，可以说爱到了痴迷的程度。我曾读过他写的一个短篇小说，文笔清畅。现在，摆在读者面前的这部长篇，历时15年，经过不断地丰富和修改而成的。小说故事曲折，悬念迭出，情节跌宕起伏，很吸引人。

小说时间跨度约五十年，从日本占领东三省开始，终结于上世纪80年代，以古董商人金贵曲折而又富于传奇色彩的一生为主要线索。开篇，金贵用低价从一个卖烤红薯的老汉手中不动声色地买走了一个秦代的秤锤，即“秦权”，又以一千两百块现大洋的高价转卖给同行兴古堂老板胡元葆，这一开场就写出了金贵嗜好古董、手狠眼准的职业水准。所以，当他回到家中，就被土匪头子伍文华派人绑来做古董高参，帮他挖古董。当三千年前的青铜器簋、鼎、尊、盘、卣、壶和觚都被挖出时，金贵无限的满足感在听说伍文华要用这些宝物和洋鬼子换军火时，一下子被打碎了。于是金贵一生的命运都和这七件被他命名为“星州七宝”的青铜器紧密联系在一起了。为了不使老祖宗留下的奇珍异宝落入外国人手中，他想出以毒攻毒的计策，虽然保住了“星州七宝”不致落入洋人罗杰斯手中，却又被同行、各路军阀、中央军、日本侵略军盯上了。几经出生入死，还因为它坐了一年半牢，家破人亡。好不容易熬到新中国，曾与他在一个牢房里呆过的“难友”、革命者成良当上了副省长，任命他为星州考古发掘队队长并主持追回遗失多年的“星州七宝”归国家所有，却发现埋宝之处早已沧海桑田，河道干涸，没了七宝的踪影。然后1951年批判《武训传》、1957年反右派运动、1958年大炼钢铁等一系列政治运动接踵而至，世事纷纭，“星州七宝”虽一直令金贵念念不忘，却苦于以一己之力去寻找，无异于大海捞针。在“文化大革命”时期，金贵利用红卫兵小将急功近利的心理，让他们帮自己寻挖“星州七宝”。终于功夫不负有心人，让他找到了。但金贵为了保住这些来之不易的珍宝不被革命小将砸毁，几经辗转再一次与这些珍宝失之交臂。打倒“四人帮”以后，他又带领“省人民政府考古发掘队”与外国人操纵的抢夺宝物的当地黑恶势力及其所蒙蔽的老百姓展开了殊死搏斗，他被绑架、被殴打、被注射毒针，最后终于把“星州七宝”追回，归还国家，了却生平大愿，含笑撒手人寰。

金贵是个远离政治的小人物，却一次次被抛进了变幻莫测的政治漩涡中。作者没有正面展开对具体历史、政治事件的描写，但它们作为背景，作为变动着的环境的一部分，仍然在起作用，制约着人物的性格、心理和命运。在小说中，金贵是贯穿始终的人物，他的命运的荣辱浮沉，构成了作品的主要内容。其他人物，都是围绕着金贵而纷纷登场亮相的，有奸商、洋商、日寇、汉奸、城乡基层干部、农民、红卫兵、新时期腐败官员等数十人。他们有些写得好，能给人留下印象，有些则如过眼云烟，随生随灭。也许有人会觉得，这部小说为了更生动地描写金贵这样一个传奇人物，情节安排几已匪夷所思，有点乖离现实，其他人物的出场和退场往往缺乏必要的铺垫和交代，这不无道理。但是从作者自己的自述中知道，他笔下的几个重要人物都是有原型的，这可以用加西亚·马尔克斯的话说：“我所有作品的每一行，都起源于现实”。在一部小说中，社会背景可以处理为一条隐线，人物的一生与其紧密相连；也可以处理为绝对隐退，人物的活动与之完全无关。在这部书中，虽然作者把金贵的人生经历设计得过于光怪陆离、五彩斑斓，但人与历史的交融还是相当和谐的。如同“丸走盘中”，真实的历史背景是盘子及其边缘，人物的命运如同盘中的那颗小丸，只要不超出盘边，就可以一任想像飞腾，让小丸随意滚动。由于主人公的一生有历史的真实感作衬垫，许多事件的发生都由历史来推动，这样在虚虚实实之中，读者也就很难不相信其真实性了。所以我们在阅读这部小说时，不能只注意到小说的风情月债，而忽略作者所精心编排的暗流汹涌的时代风云和社会变迁的历史层面，这样的编排增强了小说的厚重感和文化历史意义。  狄更斯在《双城记》一开篇便写道：“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这是一个最坏的时代。”对于上个世纪的文物工作者来说，再没有比这句名言更恰当的概括了。虽然自古以来就有如杜甫所说的“旧日玉鱼埋葬地，早时金碗出人间”的埋了挖，挖了埋的文物的特殊循回，但自从1900年甲骨的发掘以来，埋藏在地下的古代遗物层出不穷，总能带给现代文物工作者巨大的惊喜，但上世纪前期连续不断的战乱与后期频繁的政治运动又使得这些文物大量被毁，硕果仅存。《金鬼才》这部小说是当代第一部以古董商人、文物工作者为题材的长篇。它所记录的上世纪文物界风云变幻的图景及其所提供的思考，对本世纪文物的保护和整理都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这是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题材，作者以敏锐的观察力把握了这一题材，又以自己几十年在文物部门工作的经历为后盾，写来自然得心应手、左右逢源、引入入胜。“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只有写自己熟悉的生活，写自己体验过的人生，才能出彩，才写得好。看来这是一条千古不易的铁的法则。

何西来

改定于六砚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