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索里尼，是一位先锋诗人、同性恋者、马克思主义者、异教徒、优雅绅士，因拍摄惊世骇俗的《萨罗或索多玛的120天》而被妖魔化的导演。

这本谈话录是帕索里尼对自己不平凡的人生经历和创作过程的一次总体回顾，深入阐述了自己的美学观念和文化思想的嬗变。

因为一部《萨罗或索多玛的120天》，帕索里尼成了世界电影史上最具争议性的导演。他的电影，他的思想，连同他的死亡方式，都给后人留下了许多难解之迷。他死后，有人曾经断言：“不管是帕索里尼的朋友，还是他的敌人，都无法在他的时代理解他。”

这本谈话录是帕索里尼对自己不平凡的人生经历和创作过程的一次总体回顾，深入阐述了自己的美学观念和文化思想的嬗变。全书由两部分组成：第一部分为时任意大利驻美国使馆的文化参赞朱塞佩·卡尔迪洛1969年在纽约对帕索里尼的采访录音，后由纽约大学意大利文学教授、美国意大利诗歌研究会主席、批评家路易吉-丰塔内拉整理而成。在整理这段访谈时，路易吉·丰塔内拉曾说：“听这份珍贵的录音，仿佛亲身感受到了60年代末的那些不平凡的岁月。”第二部分为著名文化记者奥斯瓦尔德·斯塔克1968年在罗马对帕索里尼进行的历时两周的采访，这份不可多得的谈话录从1969年出版以来，成为研究帕索里尼的著作引用最多的资料之一。

作为一位天才导演和作家，帕索里尼在这几次珍贵的访谈里敞开心扉，侃侃而谈，对早年辗转流离的经历、文学的热爱、每部电影的拍摄经历，对世界级导演(如费里尼、戈达尔、德莱叶、沟口健二、雅克·塔蒂)的评述，以及当时人们热衷的话题和一些挑衅性的、令人棘手的问题，如宗教信仰、性和死亡等，都做了深刻和有趣的探讨。

第一部分　朱塞佩·卡尔迪洛对帕索里尼的访谈

 引言：帕索里尼精神

　 帕索里尼的声音

　 平民诗人帕索里尼

　 第一次来纽约

　 1966-1969辉煌岁月

　 纽约，1969

　 《新戏剧宣言》：思想舞台演出的真正的主人公

　 诗歌：超越时间、空间和任何形式的消费主义

　朱塞佩·卡尔迪洛对帕索里尼的访谈

第二部分　奥斯瓦尔德·斯塔克等对帕索里尼的访谈

　文化背景：家庭、社会、政治与电影

　《乞丐》

　《罗马妈妈》

　《软奶酪》

　《爱情集会》和《愤怒》

　《马太福音》及幕后故事

　《大鸟和小鸟》

　《从月亮所见到的地球》和《云是什么？》

　《俄狄浦斯王》和《爱情与愤怒》

　工作风格、计划和戏剧

　电影与理论

　《定理》和意识形态危机

　生命三部曲：《十日谈》、《坎特伯雷故事集》和《一千零一夜》

　政治与性：帕索里尼评萨德

　《萨罗或索多玛的120天》

附录　帕索里尼生平与创作年表

令人感到惊奇的是，帕索里尼在纽约正好停留了10天，他恰巧是第11天动身回意大利的。他后来又一次天真地对法拉奇说：

我真想在那边，在纽约生活15年。那是一个美妙的城市、激动人心的城市、美丽无比的城市，是那种得到上天恩赐的幸运城市之一。她就像某些诗人一样，每当她写出一句诗，就能写出一首美好的诗篇。(……)纽约并不是人们的藏身之地，而是让人奋力作战的地方。她促使您去行动，去挑战，去改变——那些在您20岁时令您喜欢的事情，仍然让您为之怦然心动。

总之，帕索里尼从纽约这个城市中看到了美国精神，自然这并不像他过去从自己看过的影片中得出的那种结论——一个“暴力和丑恶”的国家：

我的整个青年时代，都被美国电影所吸引，也就是说，被一个有暴力的国家、丑恶的国家所吸引。不，这并不是我原来心目中的美国：这是一个年轻的美国，是一个既令人绝望又充满了理想的国家。美国人其实实际得很，但又富于理想化。他们永远也不像我们那样愤世嫉俗、那样对一切心有疑虑。他们永远也不会对事情抱着无所谓的态度，他们现实得很：生活在梦幻里，并且把每件事情理想化。

帕索里尼以这种兴奋的心情甚至宣称，在美国，可以重新找回某些东西：“今天，在美国，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可以在这里发现左派最美好的一面。”帕索里尼的热情是真挚的，虽然他是经过深思熟虑和认真分析以后讲这番话的，但它也有自相矛盾的一面。须知在像纽约这样一个城市里，也存在着贫困现象，而且，帕索里尼也认识到它的确是存在的：情景同样存在于新独立不久的原殖民地国家里，在加尔各答、孟买、卡萨布兰卡更比比皆是。纽约的贫困情景并不是经济上的，也不是饥饿的问题，而是心理问题。到处可见的那种肮脏，那种临时性的设施。柏油马路的沥青铺得不够好，因此一下雨马路上到处都是小水坑。还有那些临时仓促修建的并且随时准备拆除的墙，黑色的、褐色的墙。永远也找不到一个洁净明亮的、要永远保存下去的角落。自然，人们会说，纽约有林荫大道，有公园，有美妙无比的玻璃摩天大楼，但那些好像是金字塔，我们在这儿有在埃及的感觉，今天的纽约就好像当年的奴隶们修建的金字塔。

在纽约，帕索里尼甚至认为，革命依然是一种能够实现的、活生生的理想。这种自信源自一种丰富的想象力和直觉，他把这种信仰寄托在SNCC(非暴力学生协调委员会组织)的学生身上——“学生们到南方去，把黑人组织起来”。他把他们视为早期的基督教徒。这是一种扭曲的观点，类似方济各派的观点，是一种早期基督教观点的反映。他这样评论这些学生：

他们态度坚决，就像基督对那个年轻富入讲话时那么坚决：“你们要跟我来，就必须放弃一切。”(……)他们不是共产党人，也不是反共产党人，是神秘民主派：他们的革命就是把民主推向极端化，达到一种疯狂的结果。

另一方面，恰恰是在纽约居住的那段日子里，帕索里尼脑海里酝酿的一些想法成熟了，他决定以这座城市为背景来摄制他的以圣保罗的故事为题材的影片。他的想法是：保持原来的故事情节，但把它“放在现代的环境里来拍摄”。

帕索里尼关于他在美国逗留的日子以及对这个国家的总体印象，在他从美国回来的一个月后，在《晚邮报》上发表的为了答复某读者(一个叫塞尔焦·卢斯基的读者)而作的一篇长文里有所论述。该读者不满意帕索里尼的这个观点——“今天，在美国，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可以发现左派最美好的一面”。帕索里尼在答复的文章里，表现出了一个真正的评论散文大家的风范，文章结构极为严谨，是一篇杰出的范文。让我们抽出其中的一段来赏析，在这里，帕索里尼表明了自己的立场以及他对美国的态度，同时也从社会一心理的角度对这个国家同欧洲历史进行了比较。

在美国，虽然我在那里待的时间并不长，但我还是常常能体验到欧洲在1944年和1945年曾经经历过的那种地下秘密斗争的革命紧张的氛围。这一切在欧洲都已经成为过去，但在美国给人的感觉是，好像一切刚刚开始。我这样说的意思是，并不是说在美国发生了内战，可能连类似的情况都没有，我也并不是要去预言它。但是，那里的生活，那里的气氛让人感到，好像是在一场伟大革命发生的前夜。那些属于新左派(实际上并不存在一个左派组织，只是在思想上、理想上的一致)的人们，第一眼就能互相识别出来，而且他们之间立刻就建立了一种亲密的情感，就像游击队员之间的那种情感。(……)没有见过在纽约举行的那种非暴力的和平示威游行的人，就体会不到那种人性的伟大。这种感受，我重复一遍，就是20世纪40年代那些激动人心的日子里，心里充满着对未来的憧憬的那种感受。

在有关内战的描述里，帕索里尼就像在脑海里放映电影一样，闪回他在纽约所经历的最有意义的片段，比如，那些不眠之夜，他在哈莱姆区同一群黑人青年度过的令人激动的夜晚，他称之为“这是一个极端的运动，他们在准备一次真正的武装斗争”；在一个村里度过的下午——这里从符号学意义上讲，也是自相矛盾的，因为那里既有一些支持越南战争的新纳粹分子，另一方面又有两个男人和一个女孩在那里“弹着吉他，唱着新左派的和平主义颂歌”；某天，他与为争取黑人就业而斗争的工会头目相见；P8-10

帕索里尼的悲剧仿佛是一个爱国主义者被他的国家所背叛。

——卡尔维诺

我只是感到难过，他们将我的形象固定在一些陈词滥调上面，而对于了解我自己，丝毫没有帮助。

——皮耶尔·保罗·帕索里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