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和翻译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偶然,一个人亲近一本书,是一种机缘,一个人由于喜爱这本书而产生了翻译的愿望,是希望更多的人了解这本书,来分享读书的快乐。
翻开浩如烟海的书目,不难发现,一个世纪以来,文学的力量和智慧不仅影响着人类社会的进步,也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那些内容隽永的经典名篇,至今经久不衰。《一本书和一个世界》集中展现了文学翻译家结合自己翻译的一本外国文学名著,谈翻译过程中的感悟、出版过程中的坎坷,或再版后的补正以及独到见解。读者能够在翻译家睿智和深刻的思想背后,看到翻译家语言文字转换的才能和卓越的风格。
《一本书和一个世界》第二集中,有杨宪益老师谈英译本《红楼梦》的翻译感受,也有任吉生老师介绍翻译出版《战争风云》的前后经过;有李野光老师和惠特曼的情缘,也有冯春老师译普希金的甘苦……书中的每一篇文章,都使《一本书和一个世界》更加丰富完善。
只要你经过实践,便会体验到:能确切地翻译散文,已属不易,译诗就更难了。这里所说的难,有内容的问题,也有形式的问题,有理解的问题,也有表达的问题。何况,诗是文学中的文学,诗的语言最精粹。它用经过反复挑选过的最合适的语言来表达其最美好、丰富和微妙的思想感情。所以它精练、优美、含蓄、和谐,往往言在此而意在彼,言有尽而韵味无穷。其声音、色彩之美,既难描绘;暗示、双关之妙。更难表达。这在印欧语系语言和汉藏语系语言之间尤为显著。因为西方拼音文字的语法结构、诗体格律与我们的方块字的语法结构、诗体格律完全不同,如何译好诗。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所以有的译者在吃尽苦头之后,曾不胜感慨地说:“翻译诗是一种‘不合理’的事情,夸大一点说。其不合理性可以比之于把达·芬奇的油画翻译成中国画,或把贝多芬的奏鸣曲翻译成中国音乐。幸亏音乐语言、美术语言可以免去翻译之苦,而直接为各国人民所欣赏、所理解;惟独诗歌语言则不能。结果,诗歌译者不得不勉为其难,从事不讨好的工作。”鲁迅早在30年代也说过同样的话:“译诗,真是出力不讨好的事。”译诗,虽然的确是吃力不讨好的,但总还得有人去做,而且应该尽量地把它做好。
我们知道,诗与散文不同,那么译诗和译散文的方法,自然也就不同。翻译散文作品,主要是在表达原文的思想内容,只要忠实地译出原意,在艺术形式上就不会有多大问题,译诗则不然。它除了表达内容和形式以外。还要传达原诗的音韵和意境。这便需要译者做出更大的努力。付出更多的劳动。
谈到翻译方法,过去我们的前辈立有“信、达、雅”三项标准,其后又有“直译”与“意译”之分,并曾有过争论。对于“信、达、雅”的解释,不仅因人而异,而且因时而有所不同。至于“直译”与“意译”的分法,显然有一些勉强,因为它既不能说明具体的方法,也不能指出翻译的步骤,充其量不过是译者所偏向的一种表达手段而已。前人的主张,自有其可供参考之处,这里不拟再一一赘述。现在仅就诗歌翻译的实践,亦即从理解、表达、韵律和语言等方面谈一点粗浅体会。
理解。最能表现一个译者的语言水平和艺术修养。同一篇诗的不同译者会产生良莠不齐的译文,因为个人所表达的只是他自己所理解的。况且。诗人情思浩淼,译者难以穷尽。有时一个词或一行诗所表示的思想感情非常复杂,翻译时,如果仅从字面出发。往往会歪曲原文,或者表达不出原文的奥妙和深刻涵义。所以谈到理解。而且理解得确切、透彻。就必须熟读原诗。反复吟咏,细心琢磨,达到心领神会、融会贯通的地步。我们不仅首先应理解诗人在歌颂什么,同情什么,以至他在反对什么和鞭挞什么。而且还要把原诗中充沛的感情表达出来。把它的感染力尽量传达给读者。为了使翻译能够传神,有时还需要像诗人那样去观察生活。或者以自己的生活体验来理解诗的思想感情。总之,时代在前进,条件也在变化。译者的理解和表达能力,通过前人的劳动,也在不断地提高。译本也有更新换代的问题。任何开创性的东西,都不会是尽善尽美的。如果没有前人的翻译成果,也就不会有后来个别重译本的质量。后人应该超过前人,这是必然的规律。严格说起来,我们过去译的某些诗都还是一些毛坯或半成品,更完美的译本,要靠后来者去创造。
译诗到了表达阶段,便是一种创造性劳动。一个诗歌译者决不能单纯地、机械地去模仿原诗,而主要是忠实地再现原诗的思想内容、音韵和意境。为了传达原诗的精神,翻译时就不能逐字逐句、亦字亦趋,斤斤计较一字的增删。死守着诗行的次序不放。基本的要求是,神(内容)形(形式)兼顾。既不脱离原诗,也不尽为原诗所限。只要能抓住原诗的思想脉络,在遣词造句上与原文略有参差,也是可以允许的。为了音节的铿锵,韵律的和谐,形式的完美。对诗行还可以上下调动、前后互换,或合并,或分解。所有这些,都是有所为而发的。但调整诗行,必须慎重。译诗的总行数应与原诗相同,不得随意增减,以免把诗的体式搞乱。如外国的“商籁体”必须是14行,如译出的是13行或15行,便名不副实,不能称其为“十四行诗”了。就是译其他东西。也不能例外,这是每个诗歌译者一向恪守的准则。诗的这一樊篱如被冲破,任凭译者在那里铺张扬厉,自作文章。那还成什么翻译?曾见有人译出的长诗,竞比原文多出数百行。令人诧异之下,我们不禁要问:这多出的几百行该怎么交待?是我们的汉语贫乏吗?且不管你怎样追求译诗的“自由”,但总不要忘记,这是翻译。不是改写。既是翻译,就要忠实,就是要尽可能保持原诗的本来面目。如果过于大胆,以为译诗可以“自由”到有根据自己的“融会”而任意驰骋的权力,那么译出来的东西,充其量不过是原文的一个疏解或诠释。对这种做法,实在不敢苟同。我相信我们祖国的语言,它最善于言情状物,有足够的能力来表达当今世界上一切最微妙的思想感情。不劳我们的译者再作多余的敷衍和铺叙。
外国诗歌的体式、格律和中国诗歌的体式、格律既然完全不同,那么译者如何体现外国诗歌的体式和格律。实在是一个值得研究而又颇费周章的问题。回顾自本世纪初以来的诗歌翻译情况,对这个问题的处理,大致有三种倾向。
P4-5
阅读和翻译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偶然,一个人亲近一本书,是一种机缘,一个人由于喜爱这本书而产生了翻译的愿望,是希望更多的人了解这本书,来分享读书的快乐。
翻开浩如烟海的书目,不难发现,一个世纪以来,文学的力量和智慧不仅影响着人类社会的进步,也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那些内容隽永的经典名篇,至今经久不衰。《一本书和一个世界》集中展现了文学翻译家结合自己翻译的一本外国文学名著,谈翻译过程中的感悟、出版过程中的坎坷,或再版后的补正以及独到见解。读者能够在翻译家睿智和深刻的思想背后,看到翻译家语言文字转换的才能和卓越的风格。虽然不同时期人们对文学名著有不同的阐释,但是任何时候读者都能在文学名著中感受到艺术价值和深厚的文化底蕴。因为在他们的笔下,每一本书的诞生都令人亲近。
杨绛先生对《吉尔·布拉斯》一版再版,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感受。虽然译本被奉为经典,可是译者当初译介到中国来时,就只当是一本青少年读物。而把一本青少年读物奉为经典。是译者的地位?是出版者的识见?还是读者的喜好?
赵德明老师翻译略萨的作品受到了广大读者的青睐,可是当赵德明老师出国访问时,发现国内外读者对小说精选的认识大相径庭。当略萨访问中国时。赵德明老师和略萨进行了学术上的交流,略萨直言不讳地说:有些小说根本够不上精品……
是东西方文化差异,还是作者的自谦?
每一时代都有每一时代对经典的认可标准,有必要还原吗?
世界文学名著家喻户晓,但是这些名著是怎样介绍、翻译过来的,有些背景资料却鲜为人知。在听了许多老师的想法和意见后,我觉得,做这样一本书是很有意义的。
2005年2月,《一本书和一个世界》在昆仑出版社出版后,受到了许多读者的喜爱。在责任编辑舒秋劲的鼓励支持下,我又开始了《一本书和一个世界》第二集的组稿。在《一本书和一个世界》第二集中,有杨宪益老师谈英译本《红楼梦》的翻译感受,也有任吉生老师介绍翻译出版《战争风云》的前后经过;有李野光老师和惠特曼的情缘,也有冯春老师译普希金的甘苦……书中的每一篇文章,都使《一本书和一个世界》更加丰富完善。
翻译家对中国文学的影响不会因为时间的改变而改变,他们创作性的文字转换,使我们超越了语言和民族的障碍来享受思想、智慧和文字的愉悦,使我们接近了世界,接近了文学。
非常感谢书中的每一位老师,他们的信任和支持,他们的理解和厚爱,对这本书的完成是至关重要的。
郑鲁南
2007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