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城市经营与发达国家的新公共管理有什么不同？

中国的城市化具有什么样的特点？

本书正是回答了这两个问题。

中国的城市化是在断裂中起飞，我们的社会城市化远远滞后于经济城市化，如果仅有国家城市化我们的社会就只有加速断裂一途，我们需要民间的城市化与国家的城市化良性互动，而城市经营更需要从政府资产经营转向地方公共治理。

全球化推动中国进入加速城市化。但经济城市化超前、社会城市化滞后，犹如一张拉满的弓，更紧会断裂，迅速收拢会落入“拉美陷阱”。着眼于提升城市竞争力、提高公共经济效率的政府资产经营，优化了政府资产负债结构，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建设成绩，但也因忽视公平与正义，考导致政府公司化的危险。让国家城市化与民间城市化协调互补，让农民参与城市化的进程、分享城市化的成果，提升城市公共治理的水平，才能走上有竞争力的和谐城市化道路。

前言

上篇 和谐城市化的巨大挑战

 第一章 千年等一回的起飞

一、中国城市化的外部动力

 1.全球化推动的中国城市化

 2.不可逆转的加速城市化

 3.中国城市加入了全球城市竞争

二、大城市与大城市群时代

 1.大城市驱动的经济增长

 2.大城市群浮出水面

 3.“移山填海”缓解人与自然矛盾

 第二章 经济城市化与社会城市化

一、中国城市化的“弓弦模型”

 1.迅猛的经济城市化

 2.滞后的社会城市化

 3.拉满的弓弦：两种城市化的张力

二、中国城市化的国情特点

 1.远多于欧美的人口

 2.远少于欧美的人均资源

 3.脆弱的生态环境

三、断裂中的起飞

 1.城乡二元的社会结构

 2.城市化打开潘多拉盒子

 3.亟待修复的社会断裂

 第三章 加速城市化的社会风险

一、加速城市化的前车之鉴

 1.《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与《共产党宣言》

 2.巴黎改造与巴黎公社起义

 3.工人超时工作与“五一”大罢工

 4.空想社会主义者营建和谐社会的试验

 5.城市“拉美化”的危险

二、“国际化大都市”的随形之影

 1.京津冀：大规模贫困带世所罕见

 2.长三角：大建设、大拆迁

 3.珠三角的“巴黎郊区”在哪里？

三、贵族城市化的不归路

 1.城市掉入形式主义的陷阱

 2.“中国可能成为最大建筑浪费国”

 3.中国已经成为最大的拆迁浪费国

 4.过度消耗资源，危及经济安全

 5.贵族城市化的理论纲领

 第四章 “国家城市化”与“民间城市化”

一、两种视角、两种主体

 1.国家工业化、民间工业化

 2.警惕城市化的大跃进

 3.城乡差别如何才能缩小？

 4.“大河有水小河满”么？

二、民间城市化的大潮涌动

 1.进城使亿万农民改变命运

 2.务工是农民增收的重要渠道

 3.建设是参与城市化的有效手段

 4.农民参与的城市社区管理

三、“国家城市化”摧枯拉朽

 1.强化了国家工业化下的城乡二元结构

 2.政府垄断土地发展权，城乡居民被剥夺城市化的主体地位

 3.流动人口的政治权益缺失，上亿公民无人代表

 4.超越现实的城市发展目标，简单的行政命令

四、国家城市化与民间城市化的互动

 1.两种城市化的特点

 2.有效互动：托起城市化的起飞

 3.挤压排斥：加剧社会断裂的危险

下篇 城市经营的可贵实践

 第一章 城市经营的时代背景

一、全球城市竞争中的政府再造

 1.全球消费者消费全球城市

 2.发达国家政府再造的四种模式

 3.以企业家精神改革政府

 4.从私有化到PPP(公共与民营间的伙伴关系)

 5.超越“新公共管理”的“新公共服务”

二、中国城市经营的内在需求

 1.基础设施欠账严重

 2.城市政府财政拮据

 3.公共经济效率低下

三、中国城市经营的客观条件

 1.国情条件：农民能对城市“用脚投票”么？

 2.宏观契机：为什么都是19987

 3.体制背景：“诸侯”与“王爷”的博弈

 4.个体突破：大连做了什么？

四、城市经营中传播的理念

 1.“城市是市场中的竞争主体，城市需要经营”

 2.“盘活城市的资产，变存量为流量”

 3.“城市本身是最大的国有资产，其重要体现是城市土地”

 4.“城市不是免费午餐，公共产品要尽量成为城市商品”

 5.城市的发展，需要统筹当代人和后代人之间的负担

 第二章 政府资产经营：城市经营的起步

一、公共产品、公共经济

 1.从摇篮到墓地

 2.公共产品

 3.从公共经济看城市经营

二、公共经济需要改革

 1.民间造市风风火火，政府营城冷冷清清

 2.公共产品也需要经营

 3.经营的目的是公共利益

 4.四种物品在空间中的组合

三、城市经营，经营什么？

 1.第一象限：国企退出竞争领域

 2.第二象限：公共事业市场化

 3.第三象限：显化公共资源的价值

 4.第四象限：城市公共服务的改善

 第三章 资产经营功不可没

一、支持了地方宝贵的发展热情

二、赢得了城市建设宝贵的时间

 1.中国城市竞争力显著提升

 2.城市基础设施“欠账”局面开始缓解

 3.公共空间质量迅速提升

三、城市政府资产负债结构优化

 第四章 资产经营出了什么问题？

一、竞争领域“退”而不“出”

二、公用事业监管滞后

三、不完全的土地市场

 1.批租制的五种透支

 2.土地经营并非一本万利

 3.房地产租税体制需要平稳过渡

四、公益物品投资轻重缓急失调

五、政府举债的风险

1.信贷资金财政化

2.“贷款买一条回头路”

3.“干部考核少一个重要指标”

 第五章 从城市经营迈向公共治理

一、城市经营面临的新环境

 1.粗放经营之路走不远

 2.宏观调控不可避免

 3.财政压力缓解，改革动力不足

 4.部门改革滞后，城市经营艰难

 5.“三农”问题转向新主题

二、地方政府在城市化中的使命

 1.城市化需要企业家型的地方政府

 2.城市经营要防止政府的公司化

三、将公共治理的创新进行到底

 1.重新唤起对人民群众的感情

 2.防止“出以公心”的失误

 3.路子对，步子也要对

 4.一切依靠人民，一切为了人民

参考书目

部分图片引用来源

后记：让中国城市化成为世界的福音

比起欧美国家来，中国在加速城市化阶段有哪些国情特点呢？

1.远多于欧美的人口

什么是中国城市化的特殊性？比起欧美国家来，中国更加严峻的难题是什么？无庸讳言，就是中国的人口。中国总人口已达1 3亿，而美国人口是2.8亿，西欧1 6国人口是3.8亿，全球高收入国家人口总和也只有9.6亿。中国人口规模超过了美国三倍、西欧四倍。如果把中国城市化比喻为一个民族的“搬家”，按照中科院何传启教授(2006)的算法，则相当于把一个西欧人口从农村搬进城市，再把一个西欧的人口从城市搬到郊区。

上个世纪90年代，世界上约60％的人生活在距海岸线10。公里的沿海地带，而在中国，只有43％的人口生活在沿海省份。这说明中国人口的分布总体上还是一个亚洲大陆国家，距离一个太平洋国家还有相当的路。

“移山填海”：中国人口的大迁徙

中国大陆人口重心正在向东部沿海移动。统计显示，20世纪90年代的十年间，中国西部地区人口增长速度低于全国平均水平1.33个百分点。但是，西部人口的自然增长率却比全国平均数还高出两三个千分点。而在东部沿海省份和京、津、沪等直辖市，人口增长速度均为两位数，但上海市的户籍人口从1993年以来，已经连续8年自然负增长。由此我们看到，流动人口正在从西向东大迁徙。广东省人口因人口流入增长速度居全国之首，超过了37％。

在许多中西部省份，几乎是绝大部分剩余劳动力将大城市和沿海地区作为流向地，在河南、四川、安徽、江西等省劳动力输出的主要地市，农村外出劳动力已超过当地农村劳动力总数的20％。在沿海一些地区，来自外省区劳动力的比例一般达到20％左右，有的占到30％。

从全国宏观角度来看，中国的城市化要为当前数以亿计的农村富余劳动力在城市创造出足够的就业岗位，让未来8.5亿左右的农村人口融入城市生活。这是按2030年中国将到达人口高峰，亦将基本上完成工业化，总人口16亿和75％的城市化率计算，将比目前新增8.5亿城市人口。

无论是就业的机会还是生态的容量，东部都更加宜于人口的大规模集聚。沿海城市迅速发展，涌现众多的大城市，并进而产生大城市群，在大城市群之间逐渐形成城市连绵带，这是未来二十年中东部城市发展的必然景观。而在中部和西部，将随着人口的整体净流出和农村人口向城市的集中，在各省都将出现首位度相当高的大城市。但城市群与城市连绵带的出现则一定会晚于东部。这是全球化下中国城市体系必然的变化。

在这种“移山填海”的大背景下，中国城市化会造成全世界没有的问题，他要求中国的治国者和各地政府充分借鉴世界经验又创造出中国的解决方案。

2.远少于欧美的人均资源

资源水平，是中国与欧美在高速城市化中另一个巨大差别。维多利亚女王时代是英国完成加速城市化阶段，这个时代的经济学家杰文斯曾经怀着喜悦的心情写到：“北美和俄国的平原是我们的玉米地，芝加哥和敖德萨是我们的粮仓，加拿大和波罗地海国家是我们的木材林，澳大利亚有我们的牧羊农场，而阿根廷和北美西部草原有我们的牛群，秘鲁送来它的白银，南非和澳大利亚的黄金流向伦敦，印度人和中国人为我们种植茶叶……”日本在二战后，砍光了东南亚国家大部分的热带雨林，砍得这些国家目前已经没有木材可以出口。美国在从土木钢铁经济转向石油经济之后，自20世纪40年代，便开始利用中东的石油。半个多世纪下来，美国消耗了中东地区出口的大部分石油(仲大军，2004)。

今天，当中国搬家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当年英国的条件？我们敢不敢走一条高能耗高物耗之路？2003年中国以占全球54％的水泥、34％的钢铁、30％的煤炭、7％的石油、13％的用电量，打造出全球大约3.5％的GDP。2003年一些沿海省市在“旧城改造”中拆掉的建筑面积都高达数千万平米，这样的资源大消耗和存量资产大破坏，是我们祖上的遗产和子孙的权益可以支撑的么？

专栏 中国主要矿藏储量占世界的比值

中国煤炭仅占世界总储量的16％、

石油占1.8％、天然气占0.7％、

化石能源折合标准油当量占世界比例不足11％。

铁矿石不足9％，锰矿石约18％，

铬矿石只有0.1％，铜矿石不足5％，

铝土矿不足2％，钾盐矿小于1％(齐建国等，2005)。

中国从2005年，钢铁生产能力可能会达到4亿吨，铁矿石与钢铁投入产出比是1：3.3，理论上是有10～12亿吨的铁矿石的供应量，世界供应4～5亿吨，全世界铁矿石的可贸易量为6～7亿吨左右，因此世界市场会对中国经济增长构成了很大的制约作用。资源穷国。怎样“搬家”？

城市化尤如一个民族的“搬家”，中国的资源能不能支撑中国人这一次前所未有的大搬家呢？有能源专家提出：“城市化的加快使得人均消费能源、电力水平迅速提高。过去经济增长速度是能源消耗增长速度的一倍以上，现在，能源消耗增长速度已经超过经济增长速度。而汽车、住房和公共设施消费，很多工业制成品都开始进入终端消费。”一段时间以来，“钢铁热”已经开始困扰中国经济发展。2002年，中国进入新一轮经济增长周期，钢铁业的预警指数从2002年4月开始稳步上升。2003年9月，钢铁预警指数闯入“红灯区”。截至2004年第一季度，钢铁行业的预警指数仍处在“红灯区”。钢铁行业的过快发展引起了各界的重视，尤其是钢铁行业投资过热的问题(周大地，2004)。

中国搬家的时候，恰好国民经济正处在一个“土木钢铁经济时代”，如果说经过80年代和90年代20年间的努力，中国人民已经在吃和穿上获得了满足，那么进入21世纪，我国经济建设的主要目标开始进入住房和交通工具上面来，房地产和汽车已经毫无疑问地成为我国经济的主导产品。

然而房车时代的经济与吃穿时代的经济有着截然不同的差别，那就是：这一时代的经济是一个高耗能、高耗材、高污染的经济。这一历史发展阶段需要大量的生产资料和能源产品，一句话，土木钢铁经济是靠大量的钢铁、水泥、有色金属、木材、煤炭、石油等矿产资源堆起来(仲大军，2004)。P26-28

中国的城市经营与发达国家的新公共管理有什么不同？

最大的不同在于中国正处在加速城市化的过程中。也就是说，当中国城市政府出于城市竞争的压力，想方设法地优化政府资产负债结构的时候，正有数以亿计的农民奔向城市。

中国的城市化具有什么样的特点？

最大的特点就是在国家工业化中形成的城乡二元结构，这是当前中国城市化最基本的背景。对于那些家乡远离城市，主动奔向城市的农民来说，二元结构造成了城市化的阻力，大量主动进城的农民工在城市里找到了一份工作，但是却没有享受到城市户籍居民在城市生活中的政治权力、经济权力和社会福利；二元结构又减少了城市化中的冲击力，由于农民身后有一块土地，中国的城市中还没有出现无家可归的农民大面积违法搭建的贫民窟。对于那些家乡已被城市包围，因失去土地而就地城市化的农民来说，他们的耕地、宅基地在变成城市土地的过程中的不同方式，使得他们的命运改变有着多种可能。

就是在这种城乡二元结构之下，中国开始了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城市化浪潮，城外有数以亿计的人要走进城市改变命运，城内又有数以千万的失地农民希望分享到城市化的成果。恰在此时，城市政府在城市竞争与建设财政双重压力之下引进了企业家的思维，开始了以提高城市竞争力、优化政府资产负债结构、开辟城市建设资金新渠道为目标的城市经营。这是与西方国家城市化已基本完成情况下，公民可以在不同城市间自由迁徙、对城市政府“用脚投票”完全不同的场景。中国的城市对于渴望进城的农民来说是个“卖方市场”，他们的政治权力、经济权力和社会保障没有与城市建设同步改善。对于失地农民来说，由于缺乏在城市劳务市场上的竞争力，仅凭征地补偿款无法在城市生活中不失体面地安居乐业。而政府在城市经营中的公司化倾向正在将二元结构继续深化，使社会结构的断裂更加严峻。

中国的城市化是在断裂中起飞，我们的社会城市化远远滞后于经济城市化，如果仅有国家城市化我们的社会就只有加速断裂一途，我们需要民间的城市化与国家的城市化良性互动，而城市经营更需要从政府资产经营转向地方公共治理。

本书从实践中得来的紧迫感，未及达致逻辑上的严整，其中最希望得到读者关注的是以下几点：

一、中国城市化的“弓弦模型”

当前中国存在两种城市化：按五普口径的43％的经济城市化和按社保口径的低于15％的社会城市化。两条曲线正如一张拉满弦的弓。先期进入加速阶段的经济城市化如同弓柄，而滞后的社会城市化如同弓弦。经济城市化与社会城市化之间巨大的张力表明的是那些就业进城、而福利没有进城的广大人群。这些人群因其就业已经纳入城市经济，故而得到远较务农为高的收入。城市如同大学校，将他们培训成为城市人。但是“弓弦模型”也提醒着我们：随着两种城市化间的距离拉大，原来处于城乡之间的巨大落差已经展现在城市之中。仅凭市场经济向城镇地域集聚劳动力的经济城市化，并不必然导向一个“好”的城市化。国际经验和中国社会现状都提醒我们，社会城市化的进程与经济城市化的进程，差距不可进一步加大，以免弓弦拉断酿成社会的重大动荡；国际经验同时也提醒我们，不能操之过急而丧失竞争力，使弓弦疲软，发展停滞。

二、中国城市化在社会断裂中的起飞

城市化的过程犹如飞机的起飞，在关注城市在区域经济上的功能、定位和战略的同时，必须确保城市社会结构的稳定与安全。但是始于20世纪50年代的城乡二元结构造成的社会结构断裂，是中国城市化的大前提。断裂而能起飞的原因在于大规模的人口流动使农民获得了改变命运的空间。但是国际经验告诉我们，断裂下的社会稳定仅能维持在移民第一代，无论是洛杉矶暴乱还是巴黎郊区骚乱，都是在号称国际化城市中移民后代未能融入城市社会而引发的社会动荡。

社会的断裂表现在弱势群体的失语。失地农民和城市低收入阶层成为城市化中被动的参与者和成本的承担者。在城乡间流动的农民工没有在城市选举自己的人民代表的制度安排，农民更是缺少自己的代言人，这种情况与西方的政治生态完全不同，因此在西方大行其道的“PPP”(公私机构的伙伴关系)在中国就极易成为以牺牲弱势群体为代价的政府公司化。

三、“国家城市化”要与“民间城市化”互动

“国家城市化”即在我国城市化的进程中，由政府来独揽城市化进程中的基础性资源配置，垄断城市化的关键性资源——土地的发展权，以政府为主投资、国家统一建设的方式建设城市，管理城市。国家城市化极易超越现实、主观盲动、牺牲农民利益、排斥民间参与，结果将造成极大的资源浪费和社会不公平。

我们曾用三十多年的时间走了一条国家工业化的道路，由政府独揽工业化中的资源配置，以粮食剪刀差牺牲了农业和农村的繁荣。城乡二元结构留下的难以弥合的社会发展难题，造成了国家资源太多的浪费和城乡间巨大的发展落差。国家工业化的典型形态就是大跃进。

未来的三十年我们如果再走一条单纯“国家城市化”的道路，以土地的剪刀差将农村和农民的利益剪到城市，那将进一步扩大城乡差别，对中华民族最有限的生存资源——土地，也是一场不可估量的灾难。

中国的城市化之所以迅猛发展，其根本的原因就在于来自民间城市化的巨大动力。假如看一看中国内陆广大农村地区人民的选择，就会理解中国城市化的战略从根本上符合了中国农民的意愿。这种民间城市化的动力一旦与国家城市化形成互动，就会创造出人间奇迹。

四、政府资产经营的得失

城市经营的第一步是政府资产经营。由于中国城市加入了全球城市竞争、由于中国城市化加速带来了基础设施的压力、而地方政府缺少足够的建设财力，在1998中央将房地产作为启动投资与消费的抓手的同时，各地以土地经营为中心掀起了城市经营的热潮。城市经营涉及的领域主要是公共经济领域，是以政府资产负债结构优化的方式进行的。城市经营提高了公共经济效率，筹集了建设资金、赢得了宝贵的城市建设时机，对新一轮经济增长做出了贡献。但是政府资产经营也留下一系列新的问题。突出表现在对农民、对财政未来、对金融、对环境的透支。

当政府仅从其自身的角度出发，在政府的财务边界内算账的时候，一定会自觉不自觉地将成本推向社会，将收益揽入政府，表现为与民争利。而成本的最终承担者往往是弱势群体。公益上缺位、功利上越位，这是近年来政府资产经营中最令纳税人反感的现象。

当我们转变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的时候，城市经营需要提升，向着优化地方公共治理，提升城市的整体价值转型。

五、从政府资产经营转向地方公共治理

城市需要经营，但是城市经营需要提升，从政府资产经营转向城市公共治理。这是因为：

地方政府经营城市的时代背景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粗放式的经营之路已经走不了多远，宏观调控已经成为地方政府必看的气象预报，财政形势的改观使改革动力不足，特别是各种部门条条做大做强令地方的改革创新越发艰难。当前的三农问题已经与十年前大不相同，要继续提升城市竞争力，地方政府就要继续学习企业家精神。但政府要防止公司化，要高度关注城市的和谐度，城市经营必须再上新台阶。

在中国国情之下，不会发生因社会力量对比的改变而迅速形成地方治理的变迁。重新唤起地方政府对于人民群众的感情就不是一句空话。但是情为民系、出以公心同样有可能造成决策的失误，因此在地方治理中要建立监督机制和纠错机制。

叔本华说：“就幸福而言，一个人是什么比他拥有什么更为重要”。

现代化城市、国际化城市、文明城市，根本的标志是生活在这个城市中的人，在于他们对于公共事物的关心。所以改善地方公共治理的手段和目的，在于提升人的现代化水平，这是加速城市化中构建和谐社会的最终目的。

感谢给予我支持、启发和帮助的朋友们。特别是清华一哈佛UEO计划和清华—MIT城市思想者研修计划的全体同学和秘书处全体同事；第四十期、四十二期全国市长班的同学们，深圳市、重庆市、福建漳州市、顺德区、德州开发区和各地的朋友们。与他们的交往使我近距离地接触到中国城市化与城市经营的前沿问题。在与他们的讨论中，我得以不断修正自己的认识。

感谢综合开发院的同事龙隆、刘宪法、曾真、刘蓉、南洁、周林；客座研究员吴文媛、周旭、张向辉、周志辉；还有北京大学景观设计学研究院、深圳城市化研究会、中国城市经济学会的朋友们，我们共同营造的学习氛围弥足珍贵。

感谢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黄居正先生、何楠小姐为本书付出的心血。

感谢家人张瑾和李钰炜，如果没有他们给予我的帮助和支持，就不可能有本书与您见面的机缘。

李津逵

2007年3月28日于深圳益田村

电子邮箱：jklee2000@cdi.com.cn

加速城市化考验着中国，这不仅因为它决定了未来中国的走向，而且决定了中国会给世界带来怎样的未来。对于当代中国人来说，就是要全力以赴地将这个过程化作造福世界的大事。

2006年，中国城市化率逼近44％，全世界都在瞩目这一场有史以来规模空前的大迁徙。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里茨说，中国的城市化是21世纪之初影响世界的两件大事之一，言外之意这巨大的影响是不是积极的还看不准。

繁荣和强大并不等于持久，并不等于会造福人类。乔尔·科特金在《全球城市史》中敲响警钟：“对城市史的研究提示我们，一个没有道义约束的城市，即使富庶也注定会萧条和衰落”。科特金指出了城市的价值不仅在于它能为人们提供安全与繁荣，更在于它为人们提供心灵的神圣之地。为什么地理大发现之后，是西方城市而不是东方城市开创了人类文明的新航道，他的解释恰恰在于东方城市缺少这种神圣性：“为什么中国和伊斯兰世界的城市与这个机会失之交臂？部分的原因就在于给那些到东方的欧洲旅行者留下深刻印象的高度繁荣。东方都市的辉煌进一步加深了长期存在的自傲感。专制集权的强大进一步减缓了亚洲和伊斯兰城市的发展进程。每一个朝代发展初期，都表现出相当的尚武精神和强有力的统治能力，但随着时间的流逝，政权日益软弱和腐败。专制政权到处任意征税、没收财产，以宫廷喜好行事，破坏了对企业家的激励机制”。

中国的历史到了乾隆末年以来，按梁启超先生的说法，既非秦以前的“中国之中国”，亦非自秦至清的“亚洲之中国”，已是“世界之中国”。鸦片战争第一次动摇了千百年来中国城市对待周边番邦小国的“自傲感”，中国人从自来水、邮政局到电灯、煤气，从规划建筑到市政管理，一步一步地发现了古代形态城市的不足，并起而行之，发奋自强。在20世纪尽管经受了内忧外患与战乱阻遏，但是中华民族毕竟从反侵略战争中凝聚了强大的道义力量，并在世纪末最后的二十年中主动对外开放，自主地推进城市的现代化，中国的城市化进入了加速的快车道。人民求富、国家求强、城市求变，中华民族又一次站在人类文明的前台。

人类文明的每一轮更新换代，都是领跑城市的兴衰更替。芒福德说，一代新文明必然有其自己的城市。规模和增速并不等于新的文明。

当中国城市化率接近44％的时候，山西黑砖窑事件正在拷问道义的底线。如果面对这种底线我们的回答可以麻木不仁、可以敷衍塞责，我们就无法确定城市化能否为中国带来持续繁荣？无法回答城市中国能否为人类文明开辟光明的未来？

各种各样的假冒伪劣充斥衣食住行方方面面，道德的危机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失地农民与进城农民的待遇，在政府公司化的囚徒博弈中成为牺牲品。传统的社会治理前所未有地遭遇挑战。城市时代里，公共问题常常以突发、极端、系统、大规模的方式表现出来，建立在信息公开基础上的城市治理势在必行。在北京SARS、松花江污染、无锡太湖水污染中，危机来临时完全是由政府主导，依靠行政动员、发动群众，社会却无法启动自组织系统。随着城市越来越大、系统越来越复杂，这种大政府小社会的治理是否可持续？

政府的本能是将自身越做越大，帕金森定律和黄宗羲定律是铁律，税收的增速超过GDP的增速，年复一年的审计风暴背后的无奈正印证着科特金的警钟。作为城市经营中的领导者，为数不少的书记、市长在腐败中落马。他们既不缺少聪明才智，也不缺少施政的魄力。但是恰恰是这样的政界强者们，内心缺少安全感、缺少可以为之奋斗一生的目标，独孤寂寞，脆弱到了向封建迷信寻求精神支柱，向金钱寻求安宁的地步。

如果从人与自然的和谐放眼来看，中国的城市化又是人类五分之一的成员在还生态的欠账。经济学可以解释人们奔向城市的理由，是追求更高的效率、更多的机会，是市场这个看不见的“亚当·斯密之手”在推动着城市化。但是如果从人类与自然的关系来研究城市化，我们就会发现城市化的大潮还来自生态的压力。生态压力是推动城市化的另一只手。我们可以称之为“马尔萨斯之手”。人类的数量从1927年的20亿到1999年的60亿，正以倍增的速度迅速地挑战极限，但是20世纪中新增人口中的多数进入了城市。占陆地面积2％的城市中，居住了地球一半的人口，耗用全球生活用水量的65％，工业木材总用量的76％，排放全球二氧化碳总量的78％(《21世纪世界城市发展报告》)，说明当下的城市化生存仅仅省地、并不节能。中国人如果心中满是“美国梦”，地球的未来会怎样？

因为人道主义贡献而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美国前总统吉米·卡特，在《我们濒危的价值观——美国道德危机》一书中说：“一个国家之所以有权威和影响，是因为道德因素，而不是军事实力；是因为它的谦卑而不是傲慢无礼；是因为我们的国家和人民愿意为别人服务而不是控制别人。一个没有道德的国家很快就会失去它在全世界的影响”。

21世纪对人类来说弥足珍贵，对中国则更是任重道远。中国能否认清白己在加速城市化中的使命，将自己在前城市化的千百年中形成的和谐共生的智慧，与全球化时代的精神走向融合起来，能否从剧烈的动荡中使精神重获解放和救赎，能否令我们的国民获得精神的安宁和持久的幸福，能否开辟一条和谐城市化的道路，使人与人和谐、城与乡和谐、人与自然和谐，这是世界范围内引人注目的事，直接关系到人类的未来。

可以想见，一个造福世界的城市中国，决不仅仅因为它的强盛和迅速的增长，而是因为它找到了道义的出路，将文明引向可持续的未来。果能如此，中国的城市化将是世界的福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