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多少人应该记得！有多少作品难以忘怀！

从二十世纪末开始，青春写作成了大家关注的热点，一批有才华的年轻作者崭露头角，奉献了大量让人耳目一新的作品。年轻作者关注社会，思考人生，更关注自我，其作品在题材上或许与前人的作品有很多共同之处，在表达上却有鲜明的时代感，是与众不同的“这一代”。“明天青年作家精选集”首先将集中检阅二十世纪八○年代出生的有代表性的年轻作家的创作成果！

本书是丛书的其中一册，收录了徐敏霞的十一篇中短篇小说佳作。

本书是明天出版社北京编辑部策划的“明天青年作家精选集”之一，也是作者徐敏霞的青春纪念册，书中所收录的是作者近年创作的作品，包括：《鸵鸟传》、《世纪末的YY》、《茉莉琴事》、《马不停蹄的忧伤》等十一篇中短篇小说佳作。

自序  可靠的谣言

站在十几岁的尾巴上

鸵鸟传

世纪末的YY

理想泡泡

茉莉琴事

暖冬

马不停蹄的忧伤

脆弱的联系

“七”

喜宴374

湘行散记

徐敏霞创作年表

附录　人离乡贱

  ——解读萧红的心路历程

一年多环境给了我极大的快乐，特别是家里。我喜欢吃大姨妈烧的菜，我喜欢挽着姨父的手出门，因为别人会以为他是我的爸爸，我喜欢这样的爸爸；而哥哥，常常陪我出去玩，逢人就讲：“这是我的妹妹呀。”我知道了，我需要健康的爱，一个有父爱的家庭给我的关怀。

长大的感觉是奇异的。站在十几岁的头头上的时候，我们是有口无心地唱情歌的孩子，快乐抑或是不快乐只在心湖上微微荡起几圈涟漪，掠一掠就会过去。即使是最沉痛的刺伤也会被时间抚平，只留下一块暗色的印记。现在是站在十几岁的尾巴上了，我们激情地生长和思考，不太幼稚也不太世故。有一点知道情歌里的意思，有一点感怀“原来是姹紫嫣红开遍”。

那是一个无拘束的、过分自由散漫的夏天。“恋爱”像乙型脑炎一样蔓延。即使在一个班里，我似乎也不太记得冉漾。只记得问了他一道习题，就攀谈起来。我说的是侃侃——我给侃侃寄了一张贺卡，说我喜欢他。他就再也不理我了。那是在初三的时候。冉漾说了什么，我记不得了。拜伦说：“相见时的颤抖，离别后的不安。”我似乎都没有感觉到。其实我们不算“恋爱”，充其量只是拉拉手。但这拉拉手，也使我感动——冉漾竟然喜欢我这个不好看的小姑娘。从没有一个男孩子喜欢过我。在他第一次拉我手的那天，回到家，我在镜子前站了很久，又用妈妈的粉饼把镜子里的自己抹了。真难看!

我没有看见侃侃，他好比是一个理想，高山仰止。圣诞节我还是寄了贺卡给他，他仍没有回音。漫生说：“如果有一天他不再收到你的贺卡了，不知他会不会落寞和沮丧。”我说：“不会的。他不会沮丧，因为种种原因他其实从来没有正眼瞧过我，或许我长什么样子他也忘了。但我不会忘了寄贺卡给他，我有一种不可理喻的坚持。”

我也这样跟冉漾说。他似乎并不高兴。他说：“原来你还是很喜欢他的，那么我在你心里究竟是什么位置?”我没有辩解，也觉得没有必要，有很多我可以谦让，可以克制，但我不说违心的话。

我说这不是“恋爱”，因为爱人的眼睛是蒙着烟雾的，而我却很快发现了与冉漾格格不入的地方。

我一直听着电台里不播放的不热门的歌曲。不知道为什么《同桌的你》会那么风靡，老狼的别的所有的歌都比这一首好，高晓松的其余的任意一首词都比这一首出色，可是那些歌却少有听众，让我觉得自己是固守码头的愚人。冉漾听了他们的歌，默默地把磁带还给我。我做好了准备等他说“不好听”，可他却说：“好倒蛮好，只是不够味儿。”我几欲跌倒。这是什么意思?什么是不够味儿?我有一种跟他说“道不同不相为谋”的冲动。

这一切我都告诉妈妈。妈妈没有任何反对我们交往的意思。我们一向相依为命，她只希望我能够快乐。她叫我不要把自己的想法强加于人，我却觉得冉漾的评价有点亵渎的意味。

有的时候，只要对人有一种固定的认识，这种认识就会越来越强化。我和冉漾还是在一起吃饭，他依然在放学时送我到车站，有时中午我们一起出去逛逛，一切都像开始时一样；可是我对他的不满却一天天地溢出来。他习惯把所有的不愉快都讲给我听，而我觉得那是芝麻绿豆大的事。他有一种女性化的多愁善感。我把我的故事告诉他，希望他明白，他的挫折是多么不值一提，他却只是轻描淡写的一句：“你很坚强啊!”抑或他并不是没有感触，只恐怕不能达到我理想的效果。他总是沉浸在自己的苦难里，有一点陶醉，不能自拔。他把我当作一个避风港，一个可以依靠的人，而我本身也许更需要人帮扶一下。

我看到过他的母亲，有一点儿未老先衰，我知道她的大半生都是为了儿子。我有些惶恐。他要去一个地方，但不识路，他妈妈跟他讲了半天，他还是有一点迷糊。于是他妈妈说：“还是不要去了好吗?”他就会说：“好的。”他很体贴大人对他的关心，而实际上……我仿佛看见自己若干年以后也操练成了一个和他母亲一样操心琐碎的女人，他依然年轻，我却已心力交瘁。

五月的一个星期五，(啊，快一年了!)我把我的想法都拿出来跟冉漾摊牌了。中午的阳光很耀眼，洒在透明的玻璃窗上，凌迟着每一颗敏感的心。录音机里放着简单的李泉的音乐，那个漂亮的拥有唯美声音的男子哼唱着“爱是什么颜色”。年轻的孩子们静静地坐在椅子上，闭着眼睛，聆听欢乐的乐曲里有否悲哀的音符。

冉漾的眼睛严厉地盯着我，要穿透我的心，而无辜的羞愤的泪水已要夺眶而出。我没有朝他看，我低着头，飞快地说出那一串残忍的话。我怕一停顿就会心软。

沉默了，李泉沉默了，冉漾也沉默了。李泉在沉默中爆发，唱了一支别的歌，而冉漾却在沉默中灭亡了。

妈妈怪我太草率，她说这很伤别人的心。“冉漾的成绩那么好，本来可以多帮助你的。”我顾不了这许多，年轻总是鲁莽而草率的。要我用什么手段来欺骗利用别人，我办不到。在人情世故中我已不再只是个白坯，但我仍向往纯粹。

妈妈郑重地告诉我，她打算结婚了。她是用很低的但是坚定的声音说的。妈妈很要强，姨父姨妈待我们再好，这也不是我们真正的家。哥哥二十四岁了，他会很快有女朋友，会结婚。而我却还不能自立……我们要一个属于我们的、能长住的家。

那个男人很矮，很丑，配不上妈妈。妈妈在店里做完美容，手里提着婚纱跑到马路对面的照相馆去拍结婚照。她提着裙子过马路的一瞬间，我觉得她老了，皱纹无情地爬上了她的眼角，她不是二十年前幸福的新娘，只是一个无奈而疲惫的妇人。

新的家如果只住那个男人和他的儿子，那算是很宽敞了，可再添了我们母女俩，就显得局促了。他和我妈妈住一间，我和他儿子住一间，中间用拉门隔开。我很不习惯新的生活，尤其是跟妈妈说话，处处感到不便当。

四个人相处总是客客气气的，客气得不像一个家。我感到我和妈妈只是两个房客。不过，我对于生活到这一步已经十分满足，毕竟即使是目前，也来之不易。

由于晚上常常要外出补习，妈妈帮我把头发剪了，剃得跟男孩子一模一样。像漫生总是有爸爸接的，再晚也雷打不动，我只有自己防备了。女孩子真的不能没有爸爸!

后爸的家里面电视机是没日没夜地开着的。他不读书，不看报，也不看新闻，只是无休止地沉迷在武侠片里，电视完了，还有录像。我说，一个人怎么能这样没有品位?妈妈说：“你爸爸当初不是又有品位又有修养吗?最后呢?”

才一个多月，妈妈和后爸又离婚了。因为在生活费上发生了争执，那男人斤斤计较，计较得让你目瞪口呆。我没有异议，我一直很顺从。我对这场婚姻本就没有感觉。在搬出那户人家的时候，后爸站在门口拉住妈妈，求她留下。妈妈并不为所动，在出租车上教导我，千万不能嫁给一个小家子气的男人。我们又回到姨妈家，像作了一次长途旅行归来。

妈妈没有停歇，她在姨妈家附近找了一间旧房子，很小，但是如果能买下来，我们就有自己的家了。

妈妈打电话给爸爸，要把以前离婚时判给她的房子卖掉。爸爸说，他买下来，不过他只能给五万，因为这些年的房租和公用事业费都是他在交。他一句也没有问起我。挂了电话，妈妈很气愤：“自己的女儿，一点也不关心。给女儿嘛，多贴一点又怎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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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刚巧有一天你看到朱天心的一段关于“老灵魂”的文字，心跳加速，觉得那里面描写的症状你也有十之八九，大概就会原谅我写这样一本小书。的确，我们必须承认自己不是每天都神志清醒，思维正常的。——这也是为什么我不能把神志清醒、思维正常时说的话也同时录到这个集子里来的原因。

我给自己假想的理想生活是冬天写作，夏天休息——冬天发热的笔记本电源正好可以暖脚，而夏天只能送我几个燎泡——但最后几乎都事与愿违，暑假永远异常劳碌。也许只是因为夏天的灵魂比较放任，具有倾诉欲的缘故。如果你跟我一样足够老，那么可能还有幸在夏日纳凉的时候听到过个把鬼故事。衣服穿少了，想象就要来作怪，一定是这个道理。非常有意思的是，故事里的人在夏天也总是说来就来，远不比冬天那么固执地足不出户。

新年过后不久，破天荒去参加幼年时候同学的聚会。此前一直提醒自己不要忙着怀旧，因为那是上了年纪的人爱干的事，可面对结识廿年却有十五年未见的面熟陌生的故人，仿佛只有往事才能体现那点深厚。于是，谁的成绩好，谁的头脑聪明，谁跑步跑得快，这些浮于情感表面的恭维飞来飞去，充满了那喜气洋洋恍若一梦的大餐台。不知是谁忽然半真半假提及一件小时候淘气的事，便有人打着哈哈怪他刻薄地翻旧账，他只好愤懑地闭嘴。我本竖着耳朵听，这样一来就像闻到洒在地上的陈酒香却无缘尝上一口，微小个人的遗憾不宜在一团和气的氛围里表达，只好逃也似的跑了。我想这就是我对聚会恐惧的原因：我还梦想着和过去的自己相遇，但过去俨然已被轻描淡写为虚无的美好了。

事情并未完。出餐厅前有入问：“你还记得我么?如果你还记得，倒是可以给我写个大传。”这时我没有敢抬头看他时隔一个年代的脸，只想起朱天心在《预知死亡纪事》中描写的情状：有一类老灵魂他的手一挥，你的眼前便全是他的过去他的历史，令你心惊甚至不满的是，你也会出现在里面。

嗯，“你还记得吗?”是个不错的故事开头。但凭我们世故的经验，这实在不能用来给大多数的熟人讲。熟人们或者轻蔑地一笑表示不值一提，或者非常不客气地说不记得了。这种轻蔑这种不客气，无疑宣判了认真VS随便的溃败，对奉认真为唯一生命的老灵魂来说就是死刑。而这并不是最坏的，更多时候，当老灵魂提及一些为人所淡忘的往事，他甚至可能成为圈子里造谣生事的源头，原来人们远没有他所以为的那样欢迎自己的历史。

读中文系的时候，认识了两三个记性极佳的朋友，说起我们其实也度过了最初物资贫乏的童年，有被母亲用缝衣针扎手的经验，拍过黑白但可以着色的小照，有过漫长的不拥有电子产品和网络的日子。我们来自同一个时代，对许多记忆的标签怀有不期而遇的激动，但又因为出发点不同，在细节上实在缺乏响应，所以各有各的孤独。老灵魂的记性要比同龄人的更靠前一些，他们所知道的一切并不是人所共知的却又往往很可靠，因此受到一些孤立带来的小折磨是他们打小能习惯的事。刻薄、记仇、莫名其妙是老灵魂难免给人留下的印象，却很少有人从中看到真正的坚持和真正的感情。

“从哪里讲起好呢?”那些曾共同出发的老朋友，他们是真的忘记还是故意回避?当我和他们重游那些物非人非的熟悉街区，他们从容不迫地欣赏新生长起来的商圈的劲头真叫我情不自禁地仰视——好像他们和此时此刻刚刚诞生的人一样，好像过去的一切都可以不要了，他们的历史可以从他们愿意掌握的任意一刻开始。

老灵魂都是历史或者说记忆的奴隶。历史是一块能回避现实得到暂时安稳的田园。有一段时间，人们误以为只有出身乡土的人才有历史，他们背靠故乡好说事儿，而城市的历史都是虚构的，我们这些足不沾泥的人被判为两脚悬空。我试图为了找到根源而收藏一个故乡，走过祖籍、住过他乡，却并没有听到灵魂的响应，甚至那些曾经被人用最好的言语标榜过的乡村也正在消失。既然这样，那么我们何不就此高调地坦然地自豪地宣布城市就是我们的故乡?我们的故事、我们的纪念都在这里。然而，也许是对老灵魂最大的讽刺，当时过二十年兜兜转转你幡然醒悟，城市里那些作为故乡的标记正在悄无声息地坍塌或被铲平。“所有的结局都已写好，所有的泪水也都已启程”，你所记得的历史俨然已化作谣言。

二00六年上半年，我在作硕士论文。论文重实证，好像正是信马由缰作小说者的天敌。导师给我的选题是关于女作家萧红的。萧红被定义为“寂寞”、“天才”、“软弱”、“短暂”的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文坛巨星，学界对于她基本有定论，留给我们很少的讨论余地。我不知道导师为什么要出这样的题目给我，我也不知道会抵达怎样的结果。临了，还是一则关于萧红的“谣言”给了我灵感，使我放弃了一切陈词滥调，举步维艰地完成了这份最后的作业，获得了学位。只是这个文学硕士恐怕应当改为“八卦”硕士——尽管我几乎是以最大的心力搜集证据去证明一件也许在别人看来微不足道的小事。这几乎是今天一个老灵魂不可能用在自己身上的认真，它能得到肯定，能得到尊重，能使作者获得超越文本以外的感慨，这简直是老灵魂实现了生命中最辉煌的五分钟。灵感乍现后写作的顺利，也给我久违的酣畅。原来论文也可以有曲折，论文也可以讲悬念，论文也可以很紧张，论文也可以在克制中很抒情，总之八卦可以很学术，论文也可以是闷骚，完全是一种别样的创作体验：你跟大半个世纪前作古的人生出感情来，从她身上共鸣到自己，还要将这一点个人的心得富有客观学术精神地搁置一边。

二○○七年已经离开学校的我，突然接到中文系老师声称要收回我学位的电话。这一点儿也不晴天霹雳，因为毕业后的一年中有人完全可以对你的学术能力提出质疑，况且是如此令人提心吊胆的选题。我几乎已在电话里耍着赖皮，扬言学位在人在、学位亡人亡了。彼端的老师哈哈大笑，说那不过是打趣，系里有意推荐此论文上报优秀论文。所以啊，阿弥陀佛，上帝保佑，万能的安拉，神都是人之子。从此不必过于自我贬低，可以堂皇地追加重塑一个作家个体历史的意义：我们看看文本内外她会如何在公众视野中进行自我保护。是谣言，是八卦，还是实录，我们还真得认真地读点书。

而以下的这些故事，是谣言还是实录很不好说。它们或正在消失，或正在被忘记。抛却常人应有的一秒钟叹息，它们的宿命还真是上帝对一个写作者的恩赐呢。慢慢的，暑假没有了，忙碌变成习惯，生活陡然庸常，没有突然不突然；我的记性渐渐不好了；老灵魂退化了。奇怪的是，有了这本书，我也不会觉得忘记是件天大的事了。

二○○七年七月二十二日于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