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以记清末掌故为主，共计27篇，有19篇分别载于《国闻周报》、《逸经》等杂志，所写人物多为文坛学界名宿，如王闽运、李慈铭、章太炎、陈三立、廖树蘅、张百熙等。全书内容包括王闽运与肃顺、李慈铭与周祖培、左宗棠与梁启超、谈孙传芳、曾国藩与李鸿章等。

《一士类稿》作者徐一士(1890－1971)，原名仁钰，字相甫，号蹇斋。出身仕宦家庭，祖籍江苏宜兴。1910年毕业于山东客籍高等学堂，授举人出身。1928－1955年，任中国大辞典编纂处编纂员，期间曾兼职于平民大学、北京国学书院等。退休以后，经梅兰芳举荐，被聘为北京市文史研究馆馆员。本书以记清末掌故为主，共计27篇，有19篇分别载于《国闻周报》、《逸经》等杂志，所写人物多为文坛学界名宿。如王闽运、李慈铭、章太炎、陈三立、廖树蘅、张百熙等，又记有靖港之役、咸丰军事史料、庚辰午门案等，多为作者亲身见闻，对研究中国近代史有参考价值。

整理说明

瞿序

孙序

谢序

自序

王阎运与《湘军志》

王闽运与肃顺

湘绮楼之今昔

李慈铭与王阎运

李慈铭与周祖培

谈章炳麟

章炳麟被羁北京轶事

太炎琐话

太炎弟子论述师说

左宗棠与梁启超

谈柯劭忞

谈陈三立

谈廖树蘅

谈隆观易

谈吴士鉴

谈陈夔龙

谈段祺瑞

谈徐树铮

谈孙传芳

谈胡雪岩

壬午两名医

吴汝纶论医

杭州旗营掌故

阉人掘藏事述

曾国藩与李鸿章

谈李秉衡

谈黄侃

周跋

“正经书”除讲过者外，亦每自行阅读，由少而渐多，惜熟读成诵者太少，故至今深感根底之浅薄焉。(喜读史——实际是看，似受《三国志演义》之影响。此书以史事为纲，虽羼入许多不经之谈，而写来兴会淋漓，能诱启读史之兴趣。并闻其与正史多不合，亦欲以《三国志》相比勘，由此而及其他。至吾父所选讲者，《史记》为多。)

笔记之属，吾父曾为讲《庸庵笔记》等，甚感兴味，亦后来研究近代史实掌故之张本。

吾家有一钞本《彩选百官铎》(明倪元璐所撰之升官图也)，编制颇佳，可于游戏中借识明代科举、职官等制度。每值岁时令节，家中每为“掷铎”之戏。(平日亦偶为之。“掷”谓掷骰，“铎”以骰行也。)清循明制而有所损益，吾父每为余辈言其因革异同，亦可称为儿童时期之一种关于掌故的教育，诱启之力非细。(余辈因是亦喜“掷”当时《清》之升官图，惜无如倪铎之佳者耳。)

吾父对于家中儿童，常为说故事。或取材于经史之属，或取材于小说戏剧，多与德性及学问有关。余辈以听故事为乐，而儿童教育亦即寓是。

经吾父之讲说，对于昔人之著述，发生浓厚之兴趣，童心忽作动笔之想(可谓已经“斐然有著述之志”，一笑)，于是裁纸为小册子数本，每本十余页，长宽各二三寸，而作写笔记之尝试焉。所写或记一时之观感，或述吾父所讲说，或书听讲之心得(？)，每则寥寥数语。此虽极其幼稚，却不妨算作余最早之笔记也。犹忆其第一则，题为“月”。文日：“水中有月，非水月也，乃天月也。”盖观池中月影，偶动文思(？)，遂振笔直书于小册子，稚气真可笑之甚。第二则似系关于孔子、老子学说异同者，则述吾父之语，意在备忘，其原文今已不记得矣。以下尚写有十则左右，均已忘作何语。

九龄童子(且是逃学的童子)而写笔记，当时自觉实为“胆大妄为”之举动，故以秘密出之，极畏人知，一若做下亏心事者。不料秘册忽为吾三兄(■甫)发见，持而高声朗诵。且日：“老五做文章矣!”(吾父七子，余次居五。)“做文章”三字，在当时是何等严重。余羞赧之极，大有恨无地缝可钻之势，亟夺回此册而撕碎之，盖第一册未写完即中止。此际情景，大似一幕喜剧也。

吾三兄对吾学业夙极关心，尝正色以不应“赖学”相规诫，既不效，亦于余之看书时相指授。见余秘册后，以为此举虽若可哂，然所写文字均尚通顺，亦属可喜，故劝余继续为之，不必中辍。而余年幼怕羞，不敢再写。迨后来屡以笔记等稿发表于刊物，吾三兄犹话及此事，笑谓“有志竞成”焉。

吾三兄喜买书，旧书而外，新出书报，尤恒购阅。(应书院类课试，常居超等前列。所得奖银，多为买书之用。)阅后每即畀余阅看，且谙习掌故，博闻强记，时为谈说，以记忆力之卓越，加以健谈，于名人轶事及各项制度，历历如数家珍。(谈时或庄或谐，有声有色。)吾四兄(凌霄)及余之致力研究掌故，实吾三兄导其先路，得其指示启发之力甚多，而余实兼受教于三四两兄也。(吾四兄对余为学业上之指导，亦犹三兄。余于诸兄，均师事，而获益于三四两兄者居最。)

至余历岁为各刊物写稿之经过，言之孔长，兹不■缕。所写各稿，前期未经留意藏奔，多致散佚。迨后始事保存，而其问亡失者仍往住有之，惟收拾丛残，所存犹属不少。以质论，固未敢自信；以量论，却不无可观。虽东涂西抹，难入著作之林。而频年砣砣，实为心力所寄。垂老百无一成，此区区者幸尚不为读者所鄙夷。赋性疏拙，素寡交游。而以此颇获文字之交(或相访而识面，或神交而未晤)，情谊肫挚，关切逾恒。即写稿之资料，亦每得裨助。此实当日从事写稿时，所未敢意料而感激不能忘者，心境上亦赖获慰藉焉。去日苦多，人事无常。旧稿亟宜及时整理成帙，付印问世，以免将来尽归失逸。近承朱朴之、周黎庵两先生，收入古今丛书之三，亦征神交关切之雅。因理辑三十余篇，略以类相从(仍各注明某年)，以《一士类稿》之名称出版。斯亦余写稿以来，一可纪念之事也。吾三兄在日，以余随时写稿，零碎披露，保存甚不易，屡劝出单行本。今乃不及见，思之泫然。P29-31

有一天的下午，一士给我打电话，因为好久不见了，约我在一个地方谈话。一士住在宣南，我又住在西城。就约会个适中的地方，在琉璃厂来薰阁书店见面。

那天天气非常的热，我在来薰阁等了许久。一士穿着白色短裤褂，也未有着长衫，打着一柄洋伞，到来薰阁来找我。他说，新近古今社替他出一本集子，教我做一篇序。并且说，你如果到上海去的时候，顺便问候一问候古今社的朋友。一士衣服极为质朴，言语极为木讷，老是含着纸烟，谈起话来却极为有趣。不知道他的，一定认为乡曲老儒，其实是一位博学的君子。那天来薰阁的伙友，就偷偷地问我：这位先生是谁？我说这是鼎鼎有名的徐一士先生。

我和一士神交虽久，但过从最密却在事变后那一年。那时我刚从香港回来，家居极为无聊，就常和瞿兑之、徐一士诸兄在一起谈天。事变的初起，生活尚不甚贵，就约会每星期三在一块聚餐。那时在一处聚会的朋友，除了兑之、一士和我以外，还有柯燕龄、孙念希、刘盼遂、孙海波诸兄，共总有七个人。聚会的地点，不是在兑之家，便是在燕龄和我家。我们谈话，上下古今，没有一定范围，总是在寂寞之中，得到一点朋友晤谈的快慰。一士和我都是原籍江南而家居在历下，谈话的资料，老是由西山的斜照，谈到明湖的秋光，尤其是谈到济南吃的小点心，便津津有味。所以我们二人尤为谈得起劲。不久的时光，就由兑之发起了国学补修社，是每星期的朝晨，约会莘莘的学子，一起讲学。很有不少的同学，得了不少的益处。后来兑之又约一士主编《中和杂志》，一士所编共出到五卷。常川写稿的人，便是海波和我。在北方刊物中，总算是比较有学术性的杂志。

民国三十一年的秋天，一士又约在上海《古今》杂志上撰稿。在北方为《古今》撰稿的朋友，便有兑之、一士、五知和我这几个人。无形中又得到谈话的一个机会。我是最喜欢跑路的一个人。三十二年的夏天，和三十三年的秋天，我两次到上海去，认识了朱朴之、周黎庵、文载道诸君，承他们恳切的招待，得瞻朴之的精庐，诚所谓爱好自天然，非是一般俗子所可跛及。而我所深幸的，便是南北的学人，都可以接近，朋友之乐，在这个时光，诚是一个不可多得的机会。

可是一士每天要到中南海去办公，我也是一天有一定的工作，所以见面的机会，非先约不可。在一两年前的生活，尚不至于像现在这样贵。我们所约的地点，总是喜欢在中央公园上林春吃茶，顺便吃一点点心。后来上林春是吃不起了，就跑到来薰阁闲坐。有时光请他们老板买一点烧饼和面条，就当晚饭，可是不买他们的书，而且讨扰他们的夜饭，心中总感觉要招店伙的讨厌。

一士兄这部集子，是选近年来所撰有关掌故的文字，仿俞正燮《癸巳类稿》的体裁名为《一士类稿》。我本意是先要拜读一过，得以先睹为快。可惜我到上海，书已付印，不能全读，深以引为憾事。但是一士的学问，我是深感莫及的。

一士长于掌故之学，尤其是对于科举的制度和清季的遗闻，这是任何人没有他那样的熟悉。须知他的从兄徐仁铸先生，就是光绪戊戌政变时革新的新党。家学既厚，所以濡染自深。我尝以为有清的历史考证家，多偏重在古代，考证不急时务的名物，看历史成了死板板的东西，纵然把六府三事考证的明明白白，但于历史的动态，与现代时事的关系又有何补？要有史学眼光的，我不能不推重全祖望、劳格这两个人。全氏《鲒埼亭集》真是把南宋和明季遗民，活活地写出，叫我们读了得到不少历史上的兴趣。劳氏读书杂识，虽然未成完作，但是他能把治考据的方法，移到治唐宋以后的历史。

复次，清代一般的考据家，他们喜欢考证琐碎无聊的问题，便自以为赅博。例如明季死难的义士，本是极可敬重的一件事，但治考据的史学家，他必定考据某人死在某处，而某人又以为死在某处为非。考来考去，真是不关痛痒。杨秋室的《南疆逸史·跋》，虽然引证博辩，仍不免犯了琐碎的毛病，倒不如近人孟心史先生所撰《心史丛刊》。他所撰《顺治丁酉科场案》、《董小宛》、《丁香花》诸篇，这样的引人娓娓动听。但是到他老年所撰的《明元清系通记》，反倒有江郎才尽之感。所以，我对于史学的见解是：治近古代史不如治近代史，而治近代史或以往有趣味的问题，感觉着更为重要。我很想就这一方面，做一点工作。人们的批评，我们姑且不去管他，但恐怕未必能做好。一士知我者，当不必以我言为谬也。

谢刚主

宜兴徐一士先生，享盛名垂三十年，所为文史小品，散见南北报章杂志，多不胜计，然而从来不曾有过单行本的出版。爱好他文字的，不惜从整本的《国闻周报》中剪下来，再加装潢，硬面烫金，什袭而藏之，像这样的爱好者，我也见到过几位，然而零剪积，了无系统，总不成一本书。我当时猜测徐先生的心境。为什么不出几部单行本呢？像我们这样轻率为文的人，也出过几本集子，为什么一位享名南北三十年的老作家而计不出此？要是说没有出版的机会，那恐怕未必。仔细一想，唯一的理由，乃是徐先生谨慎从事的地方，把文章看得和古人的一样，不肯轻易付梓，一定要视为名山事业才能结集传后。这虽与现代的出版潮流不甚相合，但亦兄见徐先生的重视他的文字和古道可风了。

我和徐先生神交已久，两年来书札往返，从未间断，却还没有识荆的机缘。今年春间，偶然向他建议，要他整理出一部分稿子来出版，竞蒙他破天荒地答应了。谁知他一整理就是半年，我们轻率的人半夜可以立就的事，在他的手中竟是半年!其中虽有疾病的耽搁，但也足见其将事之慎重了。我当时曾答应了他，除了校阅之外，还要写一篇序跋之文类，可是因为出版期匆促，仅有看一遍的机会．连仔细地校对也谈不到。书中误植的字很多，实在对不起读者。至于序跋之文，本来也想好些主意，预备谈一些掌故学之类，不料瞿退之先生的序文寄到一看，洋洋洒洒，令我不敢再着一字。直到出版以后，才拿起一本仔细拜读，除改正几个错字预备在再版修正外，更随便写几句，作为校阅后记。

看了徐先生的相片(我把他相赠的照片未征同意发表了)和文字，总会当他是个积学的老儒，只懂些国故旧学吧!谁知他却是念洋文的学生出身，而他的家世，还是中国开明运动的急先锋呢!他的伯父与从兄《清史稿-列传》卷二百五十一与谭嗣同、杨锐同有传。伯父名致靖，从兄名仁铸，盖乃戊戌政变要角。徐先生的父亲，照他的文章中看来，大致也在直隶、山东一带为州县，家学既厚，交游亦广，又久居日下，曾驻帝辇，以他这样的条件，来谈掌故，不特当世无第二人，恐怕继起的也要兴无人之叹吧!名之日绝学，亦要无不可。

徐先生名这本书日《类稿》，表示以类相从的意思。首九篇谈清末三位脾气怪僻的文人王壬秋、李莼客、章太炎，次谈清代最知名之乙科(举人)两人左季高与梁任公，次谈柯凤荪、陈散原、廖荪咳、隆无誉、吴纲斋等五位史诗文家，次谈陈夔龙、段祺瑞、徐树铮、孙传芳等疆季武人，次谈清末巨商胡雪岩，益以薛福辰、汪守正两名医及吴汝纶论医，而殿以杭州旗营掌故及阉人掘藏事述。存徐先牛原稿中。尚有所辑近人诗文书札一类为殿，因为印刷成本关系，并未把他印入，这是非常抱憾的一桩事。

从这样一张目录单上看来，我虽以此书的发行人来讲，不敢说是徐先生全部作品的精华，而是很平均地从他的著述中提出了若干分之几，而预备将来继续出版《一士类稿》乙集、丙集的。我希望这志愿能从速实现，俾使他的著作有全部问世的一日。

我虽然生长东南海滨，要谈掌故，不能如徐先生那么有好环境，但自幼迄壮，除看书外，所听闻的却也不少。大致人家所说的所写的，我都能领会，而且能辨别他们的真实与否，叫我自己下笔，则不敢着只字。历史这一门学问，要他绚烂容易，要他忠实则大难。我在十七八岁的时候，跟一位父执听一位自命掌故家(这位先生在前清干过佐杂官儿)讲李莲英遗事，形容得极尽跋扈飞扬之致，和小说上的刘瑾、魏忠贤差不多，出人起居拟于王公不必说，还说李监带了大红顶子云云。太监哪有头品顶戴之理，我那时忍不住驳了他一句。那位掌故家大为不怿，径斥我小孩子懂得什么云云。客人去后，我的父执把我嘉奖一番，认为我的话驳得有理，那时我洋洋自得极了。但是到了今日，我却没有勇气说李莲英的顶子一定不是红的。凡历史必有赖于证据，我们若仅仅看见过清官的祖训，便以为李莲英不会戴红顶子，这是靠不住的。

徐先生谈掌故的长处，就在于平淡，而且多引他人著作，(这也就是证据)，自己的话很少很少，即批评他人著作的话，也说得很少，有的时候简直就不说，让读者自己去批判，其头脑之冷静与态度之公平，凡历史家所应具备的条件，徐先生是都有了的。

这样，徐先生的文字在文采上就吃了亏，风致、活泼、俏皮等字眼，在他的文字上就加不上去。我可以说徐先生是学胜于文。但是文采的收敛，也是因为要求内容的真实性而出此，可谓两难不能并了。

最近十年来有三位谈掌故的名家，徐一士先生可谓史胜于文的，《花随人圣庵摭忆》作者黄哲维可说是文胜于史的，(哲维虽文才横溢，但所著书多不经语及矛盾处。)适于两者之间的，则有瞿退之先生，我编的刊物，遇有瞿、徐两先生合撰的文章(如《谈翁松祥甲中日记》)，是由瞿先生执笔而由徐先生修正补充的，我为编辑的得拜读两位的原稿，真觉珠联璧合。瞿先生的文字流丽畅酣，间有大意处，经徐先生一补充，遂成十全十美，其苦心经营处，非读印成本的读者们所能知了。(燕谷老人的《续孽海花》亦曾经徐先生润色，我也见过徐氏修正原稿，作者虽经登进士第，然于语体文固不甚高明。)

徐先生的文字，还有一个特点，即是体例谨严，有类乎桐城文家之所谓义法，凡一题目，或谈一人，或谈一事，开首必先以数语笼括全题，试诚本书文巾加以钩稽如下：

《王■运与湘军志》：“王闽运《湘军志》，虽物论有异同，要为近代杰作。”(即此十二字，于《湘军志》一书之纠纷及批评，均已笼括在内。)

《谈章炳麟》：“章太炎(炳麟)高文硕学，蔚为近代鸿儒。比岁讲学苏州，不与政事，海内推为灵光岿然之国学大师。兹闻遽作古人，莫不悼惜不置。盖实至名归，非幸致也。”

《谈柯劭志》：“近代北方学者，柯劭志亦有名人物也。”

《谈陈三立》：“散原老人义宁陈伯严(三立)，雅望清标，耆年宿学，萧然物外，不染尘氛，溯其生平，盖以贵公子而为真名士，虽尝登甲榜，官京曹，而早非士宦中人，诗文所诣均精，亦足俯视群流。”

《谈陈夔龙》：“陈夔龙(筱石)，胜清之显宦，民国之遗老也。”

《谈孙传芳》：“佛堂溅血，一棺戢身，十的前威震东南之孙联帅遂长已矣。”

《壬午两名医》：“清孝钦后以太后主国事者数十年，初政负中兴大业之誉，晚节召动摇邦本之祸，实中国近代史上极重要之人物，而当光绪初年，大病几殆，……盖薛福辰、汪守正两名医之力为多。”

关于本书的话说完了，忍不住要发生一些感慨。我因编刊物三年，也就和徐先生通讯了三年，于是我知道了徐先生三年来的窘况，可是并不曾与他以什么帮助，仅仅予他以略较丰些的稿费，原因很简单，因为是个穷刊物，当编辑的且是持副业收入来糊一家之口的，当然不能予徐先生以更多的帮助。可是徐先生的文章是经世之文，徐先生的学问是绝学，金碧辉煌的书斋中陈列了《廿四史》的大人先生们总应该知道，民国已经到了卅三年，而《清史稿》还只有一部遭禁的稿子，我们要是不把徐先生这样的人供奉起来，看将来有什么人来担这副担子!

周黎庵 于民国三十三年十月三十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