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传主老子是中国古代最重要的哲学家，也是惟一可与孔子并驾齐驱的思想家。

本书为“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之一，对老子的思想进行了系统的梳理与讨论，力图展现一个原原本本的老子思想，作者着重阐发了老子在价值观念、道论、辩证思维、政治智慧等方面对中国传统哲学所做了的无与伦比的贡献，强调了以老子为主要代表的道家思想在中国哲学史上的主干地位和老子实现了中国“哲学的突破”的重要观点。以信史为依托，以内证为根据，对老子的生平、思想和创作等作了全面而深入的论述。全书考证谨严，分析细腻，文笔流畅，多有新见。

老子是中国古代最重要的哲学家，也是惟一可与孔子并驾齐驱的思想家，古往今来，人们对老子的争论最多，误解也最深，本书以全球文化的眼光和现代学术的方法，对老子的思想进行了系统的梳理与讨论，力图展现一个原原本本的老子思想，作者着重阐发了老子在价值观念、道论、辩证思维、政治智慧等方面对中国传统哲学所做了的无与伦比的贡献，强调了以老子为主要代表的道家思想在中国哲学史上的主干地位和老子实现了中国“哲学的突破”的重要观点。对郭店楚简等新出土文献的充分利用、努力澄清古往今来对老子思想的种种误解、充分揭示老子思想对中国文化乃到世界文化的重要贡献并对老子思想进行重新定位，是本书的三个主要特点。

《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序

第一章 引论

一、老子其人其书论争之检讨

二、老子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第二章 老子学说的思想文化渊源

一、老子思想与“古之道术”

二、老子的怀古情结

三、老子思想与原始宗教文化

第三章 老子思想的历史文化背景

一、春秋时期的社会状况

二、隐士群体的社会批判意识

三、孔老相会及其历史意义

第四章 老子的自然主义

一、“自然”与“无为”

二、“道法自然”

三、“自然”、“圣人”与社会秩序

第五章 老子的“道”论

一、老子“道”论的思想来源

二、“道”的形而上之意义

三、“道”与天地万物

四、规律性的“道”

五、“道”的无神论之意义

第六章 老子的认识论

一、“为学”与“为道”

二、“智”与“愚”

三、“涤除”与“玄鉴”

第七章 老子的辩证思维

一、思维方式

二、“反者道之动”

三、“弱者道之用”

四、误解的澄清

第八章 老子的社会政治学说

一、“大道废，有仁义”

二、“治大国若烹小鲜”

三、“小国寡民”

第九章 老子的人生哲学

一、养生之道

二、修身之道

三、处世之道

第十章 老子思想与道家学说的历史演进

一、庄子之学

二、黄老之学

三、魏晋新道家

四、后期道家

五、道家思想在现当代的复兴

第十一章 老子思想与道教

一、从神仙方术到“太上老君”

二、老子思想与道教的教理教义

第十二章 老子思想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

一、老子实现了中国“哲学的突破”

二、老子与孔子——中国文化的两种路向

三、儒道互补——中国文化的基本格局

附 录

主要参考著作

索 引

人名索引

词语索引

文献索引

后记

四、后期道家

老子开创的道家学派在魏晋时期，无论从自身理论上还是从社会作用上来看，都可以说是达到了鼎盛时期。自玄学衰歇以后直至近现代，再也不曾出现崇尚道家的大规模的社会思潮，甚至也没有出现纯属于道家本学派的大思想家大学者。但是，道家思想不仅本身具有独特的魅力和强大的生命力，而且中国社会始终是一块适宜道家思想流传的文化土壤，同时这块文化土壤也离不开道家思想为其源源不断地提供水份和滋养。正所谓薪尽火传，道家思想始终是延绵不绝，古老而又常新，道家思想早已成为中国文化的一种象征，而与中国社会融为一体，不可分离。

六朝之后直至清季的道家思想，可以称为后期道家。具体来讲，后期道家是以如下几种方式存在的：

第一、借助于宗教的形式流传。

道教是在道家思想的基础上演化而来的，是中国特有的一种宗教。借助于道教，是后期道家最主要的一种流传方式，自东晋葛洪借助于老子的思想为道教建立起完整的理论体系后，道家与道教便在深层的理念上实现了合流，以至于后来人们常常将二者不加区别地看成是一回事。东晋以后，佛学依附于玄学，通过阐发玄学而得以立足并日渐兴盛，因此佛学在中国的兴盛，道家原本就有接引之功。玄学与佛学的合流，表明道、佛两家在学理上有诸多相通之处，并达成了某种默契。后来道家与道教合流以及儒释道三家的融汇，道家思想日益渗透于佛理之中，在后期佛家的禅学中更是多有对道家哲理和人生观的采撷。关于道家与道教的关系，我们后面有专章讨论。

第二、注解老庄著作的道家章句之学。

唐代以后，注解《庄子》特别是《老子》的著作甚多，道家思想借此得以以学术的形式承续流传。在历代注解老庄的人中，有许多是道教学者，他们本人都是道士，对老庄的理解和阐发带有浓厚的道教色彩，著名的如唐代的成玄英、司马承祯、李荣、杜光庭，宋元时期的陈景元、李道纯，明清时期的王一清、陆长庚、李涵虚等。在历代注解老庄的人中，人数最多的还是受道家思想影响的学者，著名的如唐朝的陆德明、魏徵、傅奕，宋兀的王安石王秀父子、司马光、苏轼、吕祖谦，明清的李贽、王夫之、魏源等。《老子》尤为最高统治者所推重，历代封建帝王多有为《老子》做注的，如唐玄宗、宋徽宗、明太祖、清世祖等。近代以后，对道家的研究便有了西学的色彩。特别是民国以来，更出现了大量用现代学术的眼光和方法来研究老庄的著作，使对道家思想的阐发和研究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

第三、道家思想融人儒学。

宋代以后，儒学复兴，与此同时，道家思想融人作为官方意识形态的儒学中，成为儒学的有机组成部分，并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儒学的面貌。以程、朱和陆、王为代表的宋明理学在当今被称为新儒家。新儒家之新，就在于它不同于较为纯粹的传统儒家，乃是儒、释、道三家思想融汇的产物。就政治伦理层面而言，理学固然是主要继承了先秦以来儒家的传统，但从思辨哲学方面来看，则理学与道、佛二家更为接近。宋儒使用的一些重要概念，如“无极”、“太极”、“无”、“有”、“道”、“器”、“动”、“静”、“虚”、“实”、“常”、“变”、“天”、“理”、“气”、“性”、“命”、“心”、“情”、“欲”等，大都来自于道家的传统。这些来自道家的重要概念，不仅是构成新儒家伦理道德学说的理论基础和理论构架之主体，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使儒家接受了道家所确立的思维方式。故王廷相云：“老、庄谓道生天地，宋儒谓天地之先只有此理，故乃改易面目立论耳，与老、庄之旨何殊?”他还批评理学家讲“理一而不变”为“老、庄之绪余也”。颜元著《朱子语类评》，于朱子之援道、佛者辩之甚详，指出其“参于禅、老、庄、列者深矣”。与“朱子道”相对，还有一句是“陆子禅”，讥讽陆九渊的禅学化了的儒学。而禅学与庄学的相通，几为儒学所公认，甚至更有学者以为禅即庄。如此，则陆王心学便不能不与庄学相关。即以其“心”之概念而言，就有不少庄学的成分。总之，宋明理学在理论构架和本体论方面受道家(及佛学)的浸染颇深，前人即有称之为“外儒内佛老”者，侯外庐先生亦指出：“宋儒的世界观与佛、老的世界观接近，这是不容讳言的。”

第四，道家思想渗透于古代知识分子社会文化心理的深层结构，成为他们的人生指导和不竭的智慧源泉。

中国封建社会中后期，知识分子们不单是熟读儒家圣贤之书以作为晋升的阶梯，许多人都十分欣赏道家思想。老庄的智慧为他们提供了观察社会、体验人生的另一个视角，可以帮助他们更好地应付复杂多变的社会环境，使他们在险恶的政治斗争中保持头脑的清醒和调节心理的平衡，增强他们对仕途之坎坷的心理承受能力，这些都是正统的儒家思想所难以提供的。历朝历代的知识分子中，都有一些被视为异端的思想家，他们是社会的清醒剂，具有强烈的社会批判意识。他们的批判精神，追根溯源是来自道家，老庄的思想往往是他们批判不合理的社会现实的理论武器。此外，历代都存在大量的隐逸之士，他们不愿与当权者合作，主动地与社会主流保持距离。他们中有的是地道的隐士，有的是看不惯官场的黑暗而自行退出者，有的是仕途受挫而退隐者，有的是科场中失意的文人，老庄的思想往往就成为他们维持心理平衡，甘居社会下流而得逍遥之乐的精神支柱。

综上所论，虽然从形式上看，后期道家没能再成为有影响的社会思潮，但实际上却并没有衰微，而是获得了更为广泛的社会基础，得到了更广泛更深人的传播，它的存在获得了更多更灵活的方式，它的影响也扩大到社会生活的更多方面。自老子创立道家学说至魏晋玄学的衰歇，道家的发展经历了大约九个世纪，而后期道家的存在却经历了更为漫长的岁月。正是由于后期道家在长达十几个世纪的历史阶段中那种和风细雨般的浸润，才使得道家思想真正渗透于中华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深层。因而，后期道家的历史作用是不可忽视的，对后期道家的研究也是今后需要不断加强的学术领域。

P306-309

匡亚明

伟大的中华民族在长达五千年连绵不断的曲折发展过程中，像滚滚东流的长江那样，以磅礴之势，冲破了重重险阻，奔腾向前，现在更以崭新面貌，雄姿英发，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奇迹。产生这一奇迹有诸多原因，其中十分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勤劳、勇敢、智慧的各族人民，在长期的生产活动、社会活动、思维活动和对外交往以及抗击外来侵略过程中，逐渐创造、积累、发展了具有以生生不息的内在思想活力为核心的优秀传统思想文化。这是一种伟大、坚强的精神支柱，是我们民族凝聚力和生命力之所在，是历史留给我们所有海内外炎黄子孙引以自豪的无价之宝。

当然，和各国各种不同传统思想文化一样，在中华民族的思想文化传统中，也是既有精华，又有糟粕，因而全盘肯定或全盘否定，不对；一知半解、信口开河或裹足不前、漠然置之，也不对。郑重而严肃的态度应该是对它进行实事求是的科学的研究和分析，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继承和弘扬这份瑰宝，振兴中华，造福人类。人类历史发展的连续性，就是在不断去粗取精、继往开来和改革创新过程中实现的。继往是为了开来，开来不能离开继往。民族虚无主义和复古主义，都是违背历史发展的辩证规律的。

现在我们国家正处在一个新的继往开来迈向四化的关键时刻。继往就是继民族优秀传统之往，开来就是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之来。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从广度和深度上进行系统研究，实现去粗取精的要求，正是继往开来必须完成的紧迫任务。我认为这是中国各族人民，首先是文化界、学术界、理论界义不容辞的光荣职责。但面对这一时间上长达五千年，内容上涉及人文科学、自然科学等各个领域的传统思想文化，将从何着手呢?毛泽东同志早在1938年就说过：“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是很有远见而又切合实际的英明建议。从孔子到孙中山这两千余年是中国历史上思想文化最丰富的时期，如果总结了这段历史，也就基本上总结了五千年传统思想文化的主要内容。当然，基本上不等于全部。孔子以前和孙中山以后的情况，可以另行研究。因此，我认为首先最好是在时间上从孔子开始到孙中山为止，方法上采取《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的形式作为实现这一任务的开端。这就是从这段历史的各个时期、各个领域和各个学科(包括文、史、哲、经、教、农、工、医、政治等等)有杰出成就的人物中，遴选二百余人作为传主(一般为一人一传，少数为二人或二人以上合传)，通过对每个传主的评述，从各个侧面展现那些在不同时期、不同领域中有代表性人物的思想活力和业绩，从而以微见著、由具体到一般地勾勒出这段历史中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总体面貌，揭示其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的主要内涵，以利于开门见山、引人人胜地批判继承、古为今用，也为进一步全面系统地总结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打下基础。自从毛泽东同志提出上引建议后，半个世纪以来，不少专家学者已从各个方面作了许多工作，但对全面完成这个任务来说还远远不够，还要在深度和广度上继续努力。作为“抛砖引玉”，本《丛书》只是这个继续努力所应完成的工作的一部分。《丛书》凡二百部，约四千万言，自1990年开始陆续出版，争取十到十五年全部出齐。

《丛书》所以用“中国思想家评传”命名，主要是考虑到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的核心是生生不息的内在思想活力，而历史事实也反复证明，凡是在各个不同时代不同领域和学科中取得成就者，大多是那些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自觉或不自觉地认识和掌握了该领域事物发展规律的具有敏锐思想的人。他们取得成就的大小，取决于思想上认识和反映这些规律的程度如何。思想并非先验之物，它所以能反映和掌握这些规律，主要是通过社会实践和对前人思想成果的借鉴和继承。思想一旦形成，反过来在一定程度上又对实践起决定性指导作用。韩愈说的“行成于思，毁于随”，列宁说的“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这些话，虽所处时代和所持立场不同，所要解决的问题的性质也不同，但就认识论中思与行、理论(思想的高度概括)与实践的关系而言，确有相通之处，即都强调思想对实践的指导意义和作用。因此我们以“中国思想家评传”命名，就是力图抓住问题的核心，高屋建瓴地从思想角度去评述历史人物，以便对每个传主在他所处时代的具体情况下，如何在他所从事的领域中，克服困难，施展才华，取得成功，做出贡献，从思想深处洞察其底蕴。历史上各个时代富有思想因而能在有关方面取得成就的人，直接阐述自己思想观点的论著虽亦不少，但大量的则是其思想既来自实践(包括对前人、他人实践经验的吸取)、又渗透在自己创造性实践之中，集中凝聚在他自己的业绩和事功上，而没有留下论著。另一些人却只留下著作而无其他功绩，对这些人来说，他那些有价值的著作就理所当然地是他的伟大业绩和事功。如果论述一个人的思想而不联系他的业绩(包括著作)，必将流于空洞的抽象；同样，如果只讲一个人的具体业绩而不结合他的思想活动，又必将成为现象的罗列。评价思想和评价业绩，两者不应偏废。而不断在实践中丰富和深化的思想活力则是经常起主导作用的因素，强调这个因素，引起人们的正视和反思，正是我们的主旨和目的。当然，思想和思想家，思想家和实践家，都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不同概念，忽视这一点是不对的。《丛书》的重点则是放在两者的联系和结合上。至于如何使两者很好联系和结合而又着意于剖析其思想活力，各占多少篇幅或以何种方式表达，则自当由作者根据传主的具体情况创造性地作出妥善安排。

自从人类历史上产生了马克思主义，不仅全人类解放和发展有了划时代的明确方向，学术研究也有了更严密的科学方法，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根据这一科学方法，在研究和总结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特别是联系到《丛书》的撰著时，我认为下列几点应特别引起重视。

一、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实事求是是贯串在马克思实际活动和理论研究中的主线，离开了它也就离开了马克思主义。只有切实掌握了客观情况，才能得出正确的认识和判断。前者为“实事”，后者为“求是”，二者相结合，就叫实事求是。事不实则非夸即诬。为了弄清情况，就必须对情况的本质与现象、整体与局部、真与伪、精与粗，作出区别、梳理和取舍，这样才能掌握情况的实质，达到“实事”的要求；然后进一步加以分析研究，找出事物本身固有的真相而非主观臆测的假象，并验证其是否符合人民利益和人类历史前进方向，是否反映科学、技术、文化、艺术的发展规律，这样才能得出正确的认识和判断，达到“求是”的要求。实事求是是治学的基本功夫，是对每个传主的功、过、是、非作出公正评价的必要前提。不论古今中外，对历史人物过高或过低的不公正评价，大都由于未能认真坚持实事求是原则的缘故。

二、坚持批判继承的原则。马克思主义学说就是批判的学说，而批判是为了继承、发展和创新。这就需要我们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既要继承发扬传主业绩和思想中的积极因素，又要批判清除其消极因素。凡传主业绩和思想中体现了诸如爱国主义、民主意识、科学见解、艺术创造和艰苦奋斗、克己奉公、追求真理的精神，即在符合历史前进要求的“立德”、“立功”、“立言”诸方面有显著成就等积极因素者，必须满腔热情地加以继承和弘扬，并紧密结合当前社会主义建设实际，使之深人人心，蔚然成风；凡反映有诸如封建迷信、专制独裁、愚昧落后、丧失民族尊严和违背科学进步等消极因素者，必须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加以批判，清除其一定程度上至今尚起作用的消极影响，而消极因素经过彻底批判后可转化为有益的教训；凡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相混者，更当加以认真清理和扬弃，既发扬其积极因素又摒弃其消极因素。我们力求一点一滴、切实认真地探索各个传主思想和业绩中珍贵的积极因素，使之成为全国各族人民正在从事的继往开来伟大历史工程的组成部分。  三、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原则。“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是发扬学术民主、促进学术繁荣的正确原则和巨大动力。前者强调一个“齐”字，后者强调一个“争”字，是表示学术上平等、民主和自由的两种不同状态；前者突出的是统一与和谐，后者突出的是区别与争论；两种状态又统一于不断地相互促进和相互补充、转化的持续发展提高过程之中。“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原则体现在撰著评传时，应从“齐放”和“争鸣”出发，综合中外各个时期对有关传主的不同评价，吸取符合客观存在的对的东西，摒弃其违反客观存在的不实的东西，然后创造性地提出经过自己独立思考的、赶前人或超前人的一家之言。同时，对整个《丛书》而言，也有个共性、个性又统一又区别的问题。这就是一方面作者应把“实事求是”、“批判继承”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几点作为大家的共性(统一与共识)；另一方面，对每部评传的立意、结构和行文(文体、文风和文采等)，则主要是作者的创造性思维劳动和雅俗共赏的文字表达艺术的成果，是彼此的个性(区别)，不宜也不应强求一律。评传作者都有充分自由去发扬这一个性，力求在对每一传主的评述中探索和展示其积极因素，使之和正在变革中国面貌的伟大社会主义建设实践融为一体，丰富其内容，促进其发展，而不是仅仅停留在对传主思想业绩的一般性诠释上。

我认为，以上三点大体上可以表达《丛书》所遵循的主要指导思想，但也不排除用其他思想和方法得出的有价值的研究成果。

感谢所有关心和支持《丛书》工作的单位和个人，特别感谢《丛书》的名誉顾问和学术顾问。他们的热情关心、支持和指教，使《丛书》工作得以顺利进行。更要感谢所有承担评传撰著任务的老中青学者，他们都以严谨的治学态度，作出了或正在作出对学术、对民族、对历史负责的研究成果。没有他们的积极合作，《丛书》工作的开展是不可能的。《丛书》副主编和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南京大学出版社，在制定《丛书》规划，约请和联系国内外学者，审定书稿以及筹划编辑出版等方面，克服重重困难，做了大量工作，他们的辛勤劳动是《丛书》能按预定计划出版的必要前提。

现在《丛书》开始出版了，我作为年逾八旬的老人，看到自己迫于使命感而酝酿已久的设想终于在大家支持合作下实现，心情怡然感奋，好像回到了青年时代一样，体会到“不知老之将至”的愉悦，并以这种愉悦心情等待着《丛书》最后一部的问世；特别盼望看到它在继承中华民族传统思想文化的珍贵遗产方面，在激励人心、提高民族自尊心和爱国主义思想方面，在促进当前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继往开来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历史性伟大事业中，能起到应有的作用。我以一颗耄耋童心，默默地祝愿这一由一批老中青优秀学者经长年累月紧张思维劳动而作出的集体性学术成果能发出无私的熠熠之光，紧紧伴照着全民族、全人类排除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障碍，走向和平、发展、繁荣、幸福的明天!

热诚欢迎国内外同仁和各界人士不吝赐教，以匡不逮。是为序。

1990年10月7日

1986年，我参加了在山东曲阜召开的国际儒学研讨会，那是一次盛大的会议，汇集了中外许多优秀的学者，会议由德高望重的匡亚明先生主持，我与匡老就是在这次会上相识的。此后我与匡老有多次见面，匡老对我这个持不同学术意见的晚辈学者关爱有加，他的豁达大度令我钦敬不已。1996年，我受南京大学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的邀请前去进行学术访问，受到了《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常务副主编蒋广学教授的盛情接待。其间，蒋先生受匡老的委托，约请我加入丛书的写作，撰写《老子评传》。我虽对老学研究多年，但当时因为即将回台大任教，同时又正致力于易、道关系的研究课题，心有余而力不足，故未敢承担。后来，蒋广学先生赴京，再次转达匡老的意愿，盛情难却之下，我接受了匡老的建议，同意通过与其他学者合作的方式完成此书的写作。

自我的《老子注译及评介》出版十多年来，我对老子思想的认识已有了很大的修正，对老学的价值也有了新的考虑，而且《老子注译及评介》是以注释《老子》原文的方式写成的，在形式上有它的局限性。这两方面的因素使我久已产生了再写一部关于老子的书的想法，一来要从正面对老子的思想作一次系统的阐发，二来也对我的老子观进行丰富、深化和必要的修正。而《老子评传》的写作，恰好提供了这样一个实现自己想法的机会。这是我接受《老子评传》写作任务的另一个原因。

就在这时，我读到了白奚先生的博士论文《稷下学研究》(该书已于1998年由北京三联书店纳入“三联·哈佛燕京学术丛书”第五辑出版)，这是一部学术含量很高的博士论文，对先秦学术特别是道家思想有深入的钻研和很多创见。我与白奚已有数年的学术交往，学术观点较为一致，对他的为人、学术功底和治学态度均十分赞赏，我觉得他是很合适的合作人选，便约请他来一同完成这项很有意义的工作，并商定主要由他来执笔。为了写好这部书，我们进行了多次的切磋讨论，在主要观点上达成了一致，并确定了全书的纲领。此后，我主要在海外任教，白奚博士设法通过各种途径同我保持联系，使我得以了解写作的进展情况，并及时交换意见。本书的写作历时两年有余，并两易其稿，由我最后审定。在本书即将付梓之际，我也借此机会向我的合作者白奚教授表示感谢，感谢他能够接受我关于老学的主要观点，共同为推动老学和道家研究尽心尽力，同时也对他为执笔此书而付出的努力道一声辛苦。

最后，谨以此书表达我们对匡老的由衷敬意和深切怀念。

陈鼓应

1999年7月27日于北京大学勺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