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铸同志一生的光辉革命实践，证明他就是像松树一样，是全身倾注着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不为任何艰难困苦所能压倒的人。陶铸同志的一生，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楷模。2008年是陶铸诞辰100周年，本书记述了陶铸的传奇经历，涉及中共党史许多重大问题。

陶铸，很多人小时候就知道他的名字，看过小学课本中《松树的风格》，能感受到他高洁坚韧的品格；听过他女儿陶斯亮著名的《一封终于发出的信》，能了解一代元勋蒙难的悲壮历史。陶铸在党内高层领导中经历传奇，性格特点鲜明：他是党内的一头牛，敢闯敢拼；他是有名的炮筒子，敢说敢做；他又是党内知名的诗人，诗词感情真挚，韵味悠长；他还是家庭中的伟丈夫、好父亲，与曾志的美好恋情传于世间。2008年是陶铸诞辰100周年，本书记述了陶铸的传奇经历，涉及中共党史许多重大问题。作者是光明日报社的资深记者，所写传记史实准确，文笔生动。书中还配有几十幅稀见图片及曾志、陶斯亮的回忆文章，图文并茂，感人至深。

中共中央副主席陈云在陶铸同志追悼会上的悼词

聂荣臻同志给曾志同志的信

序：松树的风格长存 王任重 金明 雍文涛 于明涛

1.闻道浯溪水亦香

2.在大革命的洪流中投身黄埔军校

3.八一红旗卷岭南

4.血战五羊城

5.回祁阳建立农民武装

6.在福建地下军委的领导岗位上

7.身入虎穴指挥厦门破狱

8.重建闽南特委 开辟小山城根据地

9.领导福州中心市委的白区斗争

10.发展闽东革命武装

11.在敌人的法庭上

12.党中央营救出狱

13.主办“汤池训练班”

14.八条枪起家开辟鄂中游击区

15.公安伏击战和夜袭云梦城

16.延安五年

17.日夜兼程进沈阳

18.转战白山黑水 建设辽吉根据地

19.秘密进北平

20.挥戈下中南

21.坐镇广西剿匪

22.在暴风骤雨的土地改革中

23.把祖国的南大门建设得更美丽

24.广州工业建设的开路人

25.果断作出以农业为重点的决策

26.热情关注文化宣传事业

27.最早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

28.“我们要富裕的社会主义”

29.在庐山会议的政治风暴中

30.努力调整国民经济

31.沉重的思考

32.共产党人本色

33.临危受命 奉调进京

34.一场特殊的战斗

35.经济战线上的冲击与抵制

36.工交座谈会上的斗争

37.1966年底、1967年初的白热化斗争

38.心底无私天地宽

附录1 陶铸在最后的岁月里 曾志

附录2 一封终于发出的信 陶斯亮

附录3 陶铸生平活动年表

再版后记

1.闻道浯溪水亦香

东风吹暖碧潇湘，

闻道浯溪水亦香。

最忆故园秋色里，

满山枫叶艳惊霜。

这是1967年，陶铸遭受江青一伙迫害，被幽禁在中南海住宅，寂寞孤处时写的题为《东风》的诗句。这首诗从对故园的思念情怀，表达了对家乡的爱；更表达了他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念和对党、对国家的一片赤心。

浯溪，是陶铸家乡湖南省祁阳县西南城郊的一个风景优美的地方，现在建设成为秀丽的浯溪公园。浯溪面临湘江，是全国闻名的六大礁林之一。有唐、宋、元、明、清以至民国历代名人的书、画、诗、词的碑石题刻486块，其中尤以唐代的著名诗人元结撰文、颜真卿手书的《大唐中兴颂》的摩崖石刻饮誉中外，最为珍贵。“浯溪”这个地名，就是唐代诗人元结亲自取的。公元763年，元结出任道州刺史，舟过祁阳，见这里风景幽雅，就爱上了这个地方，把家也迁了过来。这里本来是一条无名的小溪，元结就取名为“浯溪”。“浯”者吾也，浯溪，意思就是“我的小溪”。滚滚的湘江沿着这秀丽的浯溪公园流去，奔腾不息。

1908年1月16日，陶铸出生在湖南省祁阳县石洞源陶家湾下院子的一个乡村知识分子家庭，原名际华，字剑寒，号任陶，小时外号叫猛子，在陶家湾下院子的老人们，谈起陶铸的童年，就啧啧地说：“猛子这伢子，从小就有个犟脾气，他认准的事，十条黄牛也拉不回头。”有一次，他天黑爬树掏鸟窝，家里人吃罢夜饭，有好几袋烟功夫，还不见个人影，可把他妈董唐姑急坏了，又等了好大功夫，陶铸这才蹦蹦跳跳地回来了。他刚一推门跨进堂屋，妈妈顺手就拿起桌上的鸡毛掸子，重重地抽了他一下说：“你跑到哪里野去了？今儿夜饭也不想吃了，你给我跪下。”

陶铸脾气虽犟，自知错了，也不申辩，扑通一声，两条小腿就跪在堂屋的泥土地上，妈妈转身回屋去了。约莫过了一根香的时辰，妈妈到堂屋一看，陶铸还双膝跪地，歪着个小脑袋睡着了。妈妈一阵心疼，双手把他抱进屋里的床上，放下蚊帐，同他一起睡了。半夜一觉醒来，妈妈一看，陶铸不见了，推开房门到堂屋一看，陶铸又在原地上跪着。妈妈说：“这伢子的脾气真犟！”

陶铸兄妹四人，他排行第二。长兄耐存，三弟际恒，两岁因病夭折；妹妹叫腊妹儿，名月梅。

在陶家湾，陶铸算是出生于书香门第。但在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的旧中国，哪里有读书人的出路？他的祖辈、父辈却都在旧社会愤时慨世，郁郁以终。祖父陶益斋是个读书人，怀才不遇，只活了三十七个春秋就过早地去世了。他父亲陶铁铮，也是个读书人，因不畏权势，得罪了地方豪绅，最后也遭受诬陷，惨遭杀害。陶铸从他开始懂事的时候起，就常听妈妈讲他祖辈、父辈两代人的仇恨和血泪生活。家里除剩下祖传的两间破屋，已一无所有，他刚满13岁，就外出当学徒谋生。

陶铸诞生和成长的年代，古老的华夏大地，正处在一场最后埋葬腐朽没落的封建王朝的剧烈斗争之中。1840年英国侵略者的大炮，轰开了闭关自守的清王朝的大门，各国侵略者就接踵而来，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凌辱、欺压在中华民族身上，山河破碎，民怨沸腾。中华有志之士，为寻求救国之路，唤起民众，甘洒热血，前仆后继。就在陶铸诞生的前三年，即1905年七八月间，中国革命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成立，推举孙中山为总理，确定“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十六字纲领，作为同盟会的宗旨。就在这一年，鄂湘粤三省人民发起收回粤汉铁路，留日学生组成了鄂湘粤三省铁路联合会，与工农群众一起，积极开展斗争。陶铸出生的第三年，即1911年10月10日，以武昌起义为标志的辛亥革命，在“居天下之中，当血战之地”的武汉爆发了。内忧外患，并没有因辛亥革命而从此结束中国人民的苦难，1912年春，窃国大盗袁世凯篡权之后，竟敢冒天下之大不韪，于1915年5月间，同日本帝国主义签订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使中华民族，再次面临沉沦的边缘。袁世凯为了对外卖国，对内复辟，到处布置密探，对革命党人加紧血腥镇压。

陶铸的父亲陶铁铮毕业于湖南南路优级师范学堂，曾参加同盟会，积极投身武昌起义的革命斗争。辛亥革命后，他在黎元洪的湖北军政都督府理财部当管理煤务的官。袁世凯篡国后，本来就是由于“历史的误会”而被推上都督宝座的黎元洪，见大势不好，立即转向和袁世凯相互勾结，狼狈为奸，排斥革命党人，极力篡夺革命的果实。陶铁铮为人慷慨正直，从不见风使舵，倒戈求荣，很快就被黎元洪的都督理财部革职罢官，他便在武昌找几个朋友，合伙开办了一个小煤矿，寄希望于“实业救国”。1914年陶铸六岁时，随同母亲董唐姑，离开老屋陶家湾，举家迁往武昌。

一到武昌，陶铁铮就和唐姑商量：“孩子满六岁了，今年应该送他去上学才好。”

那时，清王朝的科举制度虽已废除，但是兴办的新学堂还很少，陶铸的父亲只好送陶铸去私塾“发蒙”。进私塾的头一年，读《三字经》、《百家姓》，第二、三年，读《幼学》、《左传》、《诗经》、《唐诗》等。

陶铸自幼聪明好学。早在老家陶家湾时，就爱跟着湾里的一些大孩子，随口念“人之初、性本善”和“赵钱孙李、周吴郑王”这些段句，自己真的做了学生，翻开书本，便如饥如渴地朗读着。那时读书，就是死记硬背。陶铸天资好，一天能熟读百来句。写字，在私塾是每天必修课，开头填白，然后就l临帖摹写。陶铸从小还酷爱写字，他经常和一些孩子，折根松树枝，在沙土地上横七竖八地学着写《三字经》中他最喜欢的那些名句：“蚕吐丝，蜂酿蜜，人不学，不如物，幼而学，壮而行。，’这不仅激励自己，也为他以后练就的一手好书法，打下了根底。

当时军阀混战，民不聊生，陶铸父亲和几个朋友合伙经营的小煤矿，只撑持了一年，第二年就倒闭了。加之袁世凯的密探在武汉三镇到处捕杀革命党人，陶铁铮参加过武昌起义，又在黎元洪的都督府理财部任过职，也是人所共知的同盟会的革命党人，就是埋名隐姓，也难于再在武汉立足，他和几个朋友清理了小煤矿的账务之后，于1915年底，便悄悄地领着全家老小，又举家迁回老家祁阳。

祁阳是湖南省的一个大县，土地肥沃，资源丰富，是个鱼米之乡。陶铸的故居石洞源陶家湾下院子，背靠祁山，山上是郁郁葱葱的苍松翠柏，屋前是一个清澈见底的池塘。围绕着屋前屋后，是一片茂密的竹林，山青水秀，是一个典型的充满江南景色的恬静农家园舍。

在这片大好河山里，此时留给陶铸一家赖以为生的，只有五问瓦房和几分园地。陶家原是个大户人家，陶铸曾祖父陶观忠兄弟二人分家时，还有祖传田产30多亩，几片杉树山，家中还在陶家湾所在的潘家埠开了一家药铺，在陶铸曾祖父手里，就把田产、山林、药铺，卖光吃光。陶铸祖父陶益斋，从小就读四书五经，能写一手好古文，等他长大成人时，已家道中落，种田无地，从商无店，仕宦无途，郁郁终身，年仅37岁便与世长辞。

陶铁铮携妻室儿女从武昌返回祁阳陶家湾后，就去找他的同乡老友申暄，商量创办新学堂。他说：“辛亥革命失败，我在武昌办的小煤矿倒闭，实业救国也成为泡影。民国已有名无实，你我之辈，总得为桑梓造福，我意欲在家乡创办一所新学堂，使乡梓儿童，日后也能有个出息。”

申暄老师和铁铮年岁相仿，生性豪爽，两人幼年就相处甚密，一听铁铮的话，快人快语：

“你这意思是好，可就是没得钱哕！”

“族中文昌阁的会产和义学之田，不是每年还可收两百多担租谷吆？”铁铮回答说。

“铁铮哥啊！”申暄紧锁双眉：“那些会产，历来都为你族中那几位有权有势的人经管，他们能把那两百担租谷交你办新学堂？”

铁铮是参加过武昌起义的革命党人，他早就痛恨乡里的豪绅，从心里也不把他们放在眼里，他握紧着拳头，猛地使劲一捶桌子，激昂地说：“如若他们硬是从中作梗，为难创办新学堂，不管是我族爹，还是我族叔，我都和他们拼了。”

两人商量：在这一年春节过后，即1916年春，就在乡下创办新学堂；新学堂的地址，就选在陶家湾附近的潘家埠；新学堂的名称，就定名为文昌阁小学；陶铁铮自任校长。

果不出申暄老师所料，陶铁铮一提出拿文昌阁的会产和学田的租谷作办学基金时，就遭到乡里两个豪绅的反对。在一次会议上，一个豪绅双手捧着白银水烟袋，尖酸刻薄地当众讥讽铁铮说：“你在外面闹了几年革命，没有闹出个名堂，连个小煤矿也办倒了。你有本事，还是先把你老子卖掉的那30多亩祖传水田赎回来，再谈办新学堂的事吧！这族下的每年两百担租谷，宁可开仓倒在湘江里喂饱鱼，也不能让你拿去办学堂！”说着朝陶铁铮身上泼了一杯水。

陶铁铮一听这话，实在忍无可忍，伸手就给他两巴掌，指着他的鼻子说：“你宁可把租谷倒在江里也不让我办学堂，这是人讲的话吗？国民政府明文规定要开办学堂，谁再阻拦，我饶他不了。”

陶铁铮说得有理，得到多数人的支持，文昌阁小学终于办起来了，可他给乡里豪绅的这两巴掌，就种下了他日后的杀身之祸根。

祁阳虽是个大县，但全县尚无一所中学。城郊城内，只有县立第一高等小学，县立女子小学和县立模范小学等三所小学。加上归阳、白水、文明铺和白地市南北四乡的四所小学，全县总共才有七所小学，这些小学都归豪绅把持。陶铸就在文昌阁小学读书，这个新学堂从1916年春开办，到1918年夏初被当地豪绅封闭，在陶铸的一生中，他只在这个小学正正规规地念了两年半书。

1916年6月6日，窃国大盗袁世凯因复辟丑剧受到全国人民的讨伐，气急毙命。袁世凯死后，副总统黎元洪继任大总统，段祺瑞任国务总理。在孙中山的敦促和人民的压力下，他们不得不宣布仍遵行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并召集旧国会复会，补选了冯国璋为副总统，这样，段祺瑞、冯国璋等北洋军阀头目，又重新窃取了北京政权。1917年夏秋之交，他们就公开拒绝恢复《临时约法》和国会，拥兵自立。革命党人孙中山就在广州建立护法军政府，展开了反对北洋军阀的护法运动。

那时，人们称北洋军阀为北军，称孙中山领导的广东护法革命军为南军。1918年，北洋直系军阀吴佩孚部进驻衡阳，其部下肖跃南旅进驻祁阳一线，与南军谭延间、程潜部形成对峙。陶铁铮接受南军陈嘉估部的委托，以文昌阁小学校长这个公开身份为掩护，秘密在祁阳组织武装，在祁阳一线，牵制北军，策应南军。

在那些年里，正碰上长江流域大水成灾，洞庭湖和湘江两岸，哀鸿遍野，饥民暴动和抗税斗争，在湖南许多地方此起彼伏，在湖南的浏阳，就发生过大规模的饥民抢米事件。祁阳一带，也到处出现“人红”(红帮组织)活动。一天夜里，陶铸被陶家湾闹哄哄的人声惊醒了，他跟着父亲陶铁铮披衣起床，走到院场一看，就看到湾里几个有钱的豪绅，正忙着吆喝着家里的长工，从屋里搬出大、小衣包和木箱，打点成几个挑子，急匆匆地由长工们挑着离开陶家湾抄小路奔往衡阳。陶铸只听到湾里人在交头接耳地传话说：土匪来了！

第二天天亮，石洞源果然来了一支“土匪”，为首的叫游年宝，二十出头。人数不多，也没有几条长枪，有的拿着大刀、长矛，有的还空着手。有的穿着草鞋，有的干脆一双光脚。这批“土匪”一到石洞源，并没有打家劫舍，只是住进祠堂，找湾下人派饭。湾里的有钱户都吓得跑光了，来了队伍，总得有人出面支应，几个乡亲就来找铁铮商量：

“你是见过世面的，还是你出面替湾下支应一下吧！”

陶铁铮说：“我看这支队伍的穿戴，还不大像土匪，或许还都是些铤而走险的穷人。”

陶铁铮和几个乡亲见到游年宝时，一交谈，原来确是一帮为饥寒所迫，逼出来闯荡江湖的穷人。事有凑巧，在游年宝这支队伍里，有个小头目，还在铁铮开设的小煤矿里当过小工。熟人相见，更显得亲切。铁铮原本受南军的委托，正筹划在祁阳建立秘密武装，以策应南军，这时他就想把这支队伍拉过来，作为策应南军的武装力量，他就用陶氏族公的名义，办了几桌酒席，在石洞源招待游年宝。游年宝是拉出穷哥们闯荡江湖的，铁铮此时也只是一介书生，虽说参加过武昌起义，也没有实际武装斗争经验，一时还摸不透游年宝的想法，也不敢贸然向游年宝交底，游年宝见陶家湾的人如此热情招待他们，没有骚扰民众，只在石洞源住了一个晚上，第二天就领着队伍开拔走了。

“土匪”走后，跑到外边去的豪绅又昂着脖子回来了，这时县团防局派兵下乡清乡。原来陶铁铮为办学堂得罪了那两个豪绅，他们一直怀恨在心，寻求报复，这回就抓住陶铁铮设宴招待游年宝的事，私下密谋，以“通匪”罪名，向驻扎在祁阳城里的北洋军阀肖跃南告密。石洞源的这两个豪绅，还拿出一千五百块现大洋，贿通了县团防局局长黄子珠和军法官王信之，将陶铁铮和他二弟陶柏生以“通匪”罪名，同时逮捕。P18-25

松树的风格长存

王任重 金明 雍文涛 于明涛

陶铸的一生，是为人民的革命事业奋斗的一生，是为共产主义奋斗的一生。他的传记，不仅是个人的经历，而属于中国人民革命事业的一部分，是留给我国人民的一份至为宝贵的精神财富，也是对青年一代进行中国近代史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的一部珍贵教材。

这本传记出版时，我们党和国家的一位卓越领导人，久经考验的忠诚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陶铸同志，受到江青一伙残酷迫害已离开我们23周年了。缅怀他的一生，他那无私无畏为共产主义英勇不屈的革命情操；深入实际，多谋善断的无产阶级政治家的胆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团火精神，又栩栩如生地展现在我们面前。陶铸同志在他生前写的《松树的风格》一文中，就这样写道：“我每次看到松树，想到它那崇高的风格的时候，就联想到共产主义风格。我想，所谓共产主义风格，应该就是要求人的甚少，而给予人的却甚多的风格，所谓共产主义风格，应该是为了人民的利益和事业不畏任何牺牲的风格。”陶铸同志的这些思想，在今天新的历史时期，仍然熠熠闪光，激励后人奋进。

一

20世纪60年代初，在陶铸同志主持中南局工作期间，他与我们朝夕相处，言传身教，是我们的好领导、好师长。我们感受最深的，首先是他善于从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观点的高度，从实际出发，处理问题，常常能够作出正确的决策。

1960年中南局成立，那正是我国国民经济最困难的时候。中南局所辖的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广西五省(区)灾荒严重，粮食问题普遍地沉重地压在人们的头上。把人民从饥饿中拯救出来，成为全党压倒一切的头等大事。陶铸同志此时被任命为中南局第一书记，确是受命于危难之际，双肩上的担子，是很重很重的。当时河南省的缺粮情况最为严重，震惊中央的饿死人的“信阳事件”，就发生在河南信阳地区。陶铸同志听到消息，心急如焚，立即亲自带领调查组，到信阳地区农村进行实地调查。

信阳地区的遂平县，在人民公社化和“大跃进”期间，曾是人为树立的全国先进典型。全国第一个成立人民公社的，是遂平县■岈山公社。全国第一个放出小麦亩产7000斤“卫星”的，是崦岈山公社。当时不少干部对此怀疑，受到打击。而在这困难时期，这里的灾荒也特别深重。遂平县的调查，更引起陶铸同志的震惊与深思。他深深感到，“大跃进”、反右倾之后，浮夸之风盛行，上级掌握不到真实情况，而党内党外，敢讲真话，如实反映情况的人很少了。对真实情况不甚了了，去决策，是很危险的。1961年2月12日，陶铸特别赶到郑州，在河南省委三级干部会上说，这几年主要是不顾实际情况，只凭主观愿望办事。积累与消费应有一定的比例，这两年我们就不大研究这个问题，要怎么干就怎么干？接着他以大跃进为教训，批评和检查了“一平二调”、“穷过渡”等错误做法，要省委采取措施，克服当前严重的困难。

1961年春，毛主席在广州召开会议，讨论制订农村人民公社《六十条》，决定调整农村经济政策，并指定陶铸担任《六十条》的起草委员会主任，王任重等为副主任。陶铸为了掌握第一手材料，5月回到他的家乡——湖南省祁阳县。当天，不顾长途汽车颠簸的疲劳，深入到石门公社石峰大队的四个生产队，去看公共食堂。陶铸问社员：“吃公共食堂方便不方便？”在场的农民看到同来的省里、县里的书记，齐声答：“方便。”陶铸笑着说：“怎么？我是陶猛子哟！(陶铸小时在家乡的绰号)你们对我这个祁阳老乡，还不讲真话？”他和乡亲拉起家常：“吃公共食堂，男女老少，人这么多，有的要吃干的，有的要吃稀的，口味也不一样。再说，家里养个猪还要馊水，到底方便不方便？现今政策哪些好，哪些不好，你们怎么想的就跟我怎么讲。”农民看到陶铸这么恳切随和，你一言我一语地讲开了。有的说：“好么事呵！现今公共食堂快连清汤也喝不上了，还哪来的馊水喂猪喽！”在归阳公社，陶铸看到几个过路的农民，就和他们打招呼：“你们是哪里来的呵？”一位农民说：“潘家埠的。”陶铸说：“我们是老乡呵，你认识我吗？”农民说：“没见过，不认得。”陶铸自我介绍说：“我叫陶铸，石源洞的。”农民听说是陶铸，放下挑子，和陶铸一起席地坐在路旁的土埂上，谈了起来。陶铸发现其中有些人得了浮肿病，他站起来，走到他们身旁，俯身去一个一个的抚摸着他们发肿的腿，沉重地说：“潘家埠是个好地方，搞成这个样子，是我们工作没做好啊。我对不起大家啊！”陶铸这次在祁阳倾听到农民的意见，使自己对农村分配、生产责任制、公共食堂等一系列农村经济政策怎么调整才好，心里有了底，这对以后《六十条》文件的制订，起到很好的作用。

他在祁阳家乡调查研究后，1962年他又和王任重同志到广西龙胜县作调查，了解到当地一个只有七户农民的生产组住在深山区，上下相距几十里，他们改变了生产管理上一刀切大呼隆的办法，实行了土地到户，责任到人的经营方法，积极性很高，生产连年增长。他和王任重同志就此联名向中央写了一份调查报告，提出了人民公社经营管理上，可以建立农业生产组，实行联系产量，责任到人，超产奖励的田间管理办法。这是一篇在党史上“三年困难时期”对党的经济建设具有真知灼见的报告。毛主席赞扬这份调查报告，批示说：“这个文件所作的分析是马克思主义的，分析之后所提出的意见，也是马克思主义的。”随后毛主席还专门找陶铸、王任重、张平化三位领导同志谈话，责成他们为中央起草一个推广这个经验的决定。但在1962年的北戴河会议上，毛主席又改变主意，又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陶铸的《龙胜调查报告》也就不用再谈了，可惜这个符合中国国情的利国利民的经验，后来未能付诸推广。

陶铸同志在先后领导广东省和中南局的工作中，类似这样作出有独到见解的决策的事例是很多的。早在全国解放不久，他就从广东省的实际情况出发，提出把全省工作重点放在农村，并为此亲自抓水利、化肥、良种、农机等一系列具体工作，提出把珠江三角洲建成为全国第一个商品粮基地。经过全体人民多年奋斗，广东省从解放初期每年需要从外省调进粮食的“缺粮省”，到1965年时能上交近10亿斤大米给国家了。

在三年困难时期，国家每年不得不从国外进口数百万吨粮食。陶铸想到万吨大轮，天天在海上忙于运输进口粮食时，心情十分不安，常跟我们说：“我们这样一个大国，农业不上去，一切建设都是空谈。”这期间，他向我们和各地干部反复说，一定要头脑清醒，反对空谈过渡。他说，现在我们生产的底子很薄，产品只有那么多，一碗水倒来倒去，只能把水倒洒了，把人心倒散了，对过渡并没有什么实际意义。我们要富裕的社会主义，决不搞贫穷、烦恼的社会主义。在国民经济调整时期，对于基建项目，他是从实际出发，不搞“一刀切”，根据需要和可能，保留下一批骨干企业。对于基础工业和对国计民生有密切关系的工业，他千方百计地予以支持。他组织各方面力量，坚持抓好国营工业，安排好工人生活。同时注意集体企业，抓好当时欠缺的小商品生产。那时他还十分注意工业产品的质量和企业的经济效益，他不止一次地组织专人去上海取经和学习。有一次他深有感触地对我们说：“大跃进教训的根本点，就是坚持毛主席实事求是的思想作风，不能听到风，就是雨，一哄而上，一哄而下，这个亏我们吃够了。”

我们在陶铸直接领导下工作，感到：他之所以能有胆有识地提出发展农业的正确决策，主要依靠两件“法宝”。一是他具有较高的马列主义水平，善于运用马列主义的理论、观点分析形势，明确方向；二是他非常重视调查研究工作。他主持中南局和广东省工作时，坚持每年以1/8以上的时间，到基层作调查研究，一部六九吉普车，几乎跑遍了广东省100多个县。他的这两套“法宝”，正是毛泽东思想的核心，是很值得我们学习的。

二

陶铸同志十分重视意识形态工作，尊重知识，关心知识分子。在广东，他有许多高级知识分子的朋友。例如国内外的知名教授、作家、艺术家杜国庠、陈寅恪、丁颖、陈耀真、毛文书、蒲蛰龙、红线女等，都是他的挚交。他经常亲自登门求教，与这些知名专家推心置腹，无所不谈。举凡知识分子、知名人士的学术研究，职务安排，政治待遇以及生活上的住房、坐车、医疗等具体事情，都不时亲自过问。在60年代初经济生活最困难的日子里，他亲自提出一个对高级知识分子和归侨、港澳同胞中上层知名人士2000人实行分级特供的名单，要广州市委保证供应。所谓“特供”的东西，数量很有限，但体现了党对他们的关怀。中山大学教授陈寅恪，是位著名的史学家和文学家。广州解放前夕，胡适和傅斯年屡次来电报催他到台湾去，被他一口回绝了。陶铸对陈老的爱国情操，十分敬重。当他去看望陈教授时，看到这位老教授住房小，书摆不下，著述没有助手，马上通知学校解决。陈寅恪教授视力差，看不了报，陶铸送了一台当时算是很名贵的收音机到老教授家去。陶铸还关照中山大学党委说，陈教授视力不好，希望你们在陈教授经常散步的院子里，专修一条白色甬道，不使他迷失方向。这关心真可谓无微不至了，怪不得一些老教授、老专家感慨地说：“知我者，陶铸也！”

陶铸对统战工作，一向很重视。他在党内许多会议上反复讲过：广东这个省份资本主义发展较早，是孙中山的故乡，是民主革命和国共两党合作的发源地，民主人士多，老朋友多，港澳同胞90％以上是广东人，华侨的大部分也是广东人，广东的统战工作做得好，对海外影响很大。在50年代，他每年至少有两三次同党外知名人士举行恳切座谈，向他们通报党和国家的重大事件。他听说国民党著名将领陈汝棠住房条件不好，他还批评了统战部长。在他亲自安排下，“文革”前后有八位党外人士担任了副省长，十位担任省政府正厅局长，广州市先后安排48位党外人士担任正副局长。

当然陶铸同志也说错一些话，做过一点错事。在当时的特定历史条件下，只有“左”的影响重些、改正得慢些和“左”的影响轻一些，改正得快一些之分。陶铸属于后一种人。他一旦发现错误，中央明确表态了，他是纠正最快的最坚决的，最勇于主动承担责任的。1961年10月11日，在中南区高级知识分子座谈会上，陶铸第一次公开提出：“我们老是讲人家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我看要到此为止了。现在他们是国家的知识分子、民族的知识分子、社会主义建设的知识分子。因此，我建议今后在中南地区一般不要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个名词了，这个名词伤感情。谁有什么毛病，实事求是，是什么讲什么，不要戴这个帽子。”

这期间，我们常听到陶铸同志这样严肃的痛切的自我批评：“造成三年自然灾害的根本原因在哪里？出了问题，不严肃认真检查领导工作中的缺点，不从主观上找原因，一味推客观，这绝不是共产党人的战斗风格。”陶铸想到自己脑子发过“热”，向农民发出过“三顿干饭不要钱”的号召，他带头在党内外三番五次地进行公开的自我批评。他在潮安县群众大会上说：“我到这里来是向全县人民做检讨的。我搞‘反瞒产’，使群众饿了肚子，干部受了委屈。今后再也不能搞浮夸，要靠实事求是过日子。”想到庐山会议后“反右倾”运动，整错了党内同志，损害了党内的民主生活，又在广东省三级干部大会上郑重地自我批评说：“三年来，我和省委在这方面有很大的缺点，现在再一次向同志们做检讨！”

三

陶铸是用整个心去体察群众疾苦的。1959年秋广东发洪水，陶铸感冒，高烧到40度，冒着瓢泼大雨，日夜坚持在北江大堤上指挥抗洪。1961年和1962年中南局所在的广州市蔬菜供应困难，陶铸指示广州市委要变成“广州菜委”，市委书记要做“菜委书记”。于明涛同志那时是中南局财委主任，陶铸跟于明涛说，你这个财委现在就变成“菜委”罢。陶铸管群众的衣、食、住、行，管得细、管得切实，这些困难很快缓解了。人说陶铸对人民是一团火，这话符合实际。

陶铸对群众这般关怀备至，对自己要求则十分严格，生活简朴，廉洁奉公。除了外交场合，他从不曾拿公款请过客。他外出视察工作，早就“约法三章”：不准迎送、不准送礼、不准宴请。他到基层蹲点调查，拿出自备的辣椒、腐乳，捧着大碗饭就吃了。广州供应最困难时，他与广州市民一样，只吃一份定量粮，坚持不吃肉，1963年春节，外贸部门做了一批时样点心，出口香港换外汇。外贸部门给中南局领导同志各送来一箱，名为“品尝”。陶铸严肃地批评说：“请你马上把东西收回去，谁也不许不花钱品尝。要品尝，自己花钱买，以后，不许这样干！”并随即吩咐他的秘书，问问中南局的书记们、常委们，是否也收到了这个礼品，收到了的，一律退回。

陶铸在广州，为珠江两岸的3万多“水上人家”建起了陆地住宅。可他自己从1951年调到广州工作后，却一直住在广州一所陈旧的房子里。机关多次请他换房，他说：“生产上不去，住那么好的房子，吃那么好的饭，心里不过意，群众也不答应。”1965年这房子因地震影响，屋梁倾斜，用木料顶住的房梁出现险情，陶铸才同意对这所旧房维修。维修费超过了预算，陶铸就将他多年的全部积蓄1.5万元，上交机关。陶铸没制定过办公楼的修缮计划。他主持广东和中南局工作十五年中，有同志建议中南局在从化温泉建一幢楼，以便领导同志来此开会用。陶铸坚决拒绝，并宣布：此地中南局的同志应该少来，盖楼更不允许。在陶铸同志的以身作则的影响下，广东省委在陶铸离开广州前，一直未盖一座大礼堂。这些对当时同志们坚持艰苦朴素的作风，起了极好的示范作用。

四

陶铸同志为共产主义奋斗了一生。从1926年在黄埔军校入党，参加著名的南昌起义、广州起义，无论是在白区的地下艰苦斗争，还是在创建革命根据地的艰苦斗争，坐监狱，战沙场，从来坚韧不拔，英勇不屈。尤其在“文革”这场特殊的斗争战场上，更是铁骨铮铮，表现出一个共产主义者无私无畏的崇高情操。

陶铸调中央，是邓小平同志提名，毛主席同意的。在“文革”初期那种险恶的形势下，陶铸深深了解自己来京后处境的艰难，但他顾全大局，一到北京，就遵照周总理的指示，出面保护一大批中央、国务院各部委和一些省市委负责人，在他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日夜协助周总理竭力限制、减少“文革”给党给国家给人民带来的冲击和损失。这特别表现在他协助周总理保护国家的生产不受破坏这一点上。为此，他和林彪、“四人帮”面对面展开了三次冲击生产和反冲击生产的尖锐斗争。

遵照周恩来和邓小平的意见，陶铸直接参与主持制定了《关于工业交通企业和基本建设单位如何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通知》，以及随后制定的《补充通知》，要求：各级党委要大抓生产，“文革”不要在全国所有厂矿一哄而起，就是开展“文革”的单位，也要组织班子专职抓生产、抓业务。

这两个文件的下达，在一定程度上抵制了“文革”初期林彪、江青一伙煽动红卫兵对城乡生产战线上冲击带来的破坏，减少了工农业生产的损失。

由于林彪、江青一伙的竭力煽动，红卫兵又纷纷冲出校门，全国生产建设出现了新的混乱。为了防止农村混乱的蔓延，陶铸按照周总理的指示，亲自为《人民日报》撰写《抓革命、促生产》的社论。社论号召“一定不要误农时，集中全力，抓好今年的秋收。”社论提出：“学校的红卫兵和革命学生，不要到那些地方去干预他们的工作部署。”社论发表后，陶铸又根据中央办公会议的精神和毛主席、周总理的指示，亲自主持写出了《农村五条》和《工厂六条》。这两个文件针对当时在农村和工交战线出现的严重混乱情况，提出农村县以下暂时不搞文化大革命，集中力量搞好秋收秋种，确保生产建设正常进行。

陶铸抵制江青一伙对国民经济的破坏而展开的针锋相对的斗争，使江青气急败坏，她对陶铸施加政治压力，并逼着周总理表态，周总理坚决支持陶铸的工作，对江青说：“生产搞乱了，我们都去喝西北风吗？”陶铸为周总理的支持所鼓舞，当日又为《人民日报》写了第二篇社论：“紧急呼吁：生产是不能停下来的。”保证了农村三秋任务的完成，工矿企业的生产秩序，义暂时得到了相对的稳定。

面临当时黑云压城的形势，陶铸犹如傲然挺立的青松，任凭风雪压顶，再一次显示出共产主义战士的革命气节。1967年1月4日晚上9点钟，造反派在江青一伙的策划下，在中南海西门外用高音喇叭突然呼叫“打倒陶铸”。此时，陶铸仍在周总理身边忙着处理国家大事。深夜12点多回到中南海住所，曾志把西门外的情况告诉他，他竞全然不知。当他被江青一伙以“中国最大的保皇派”的“罪名”迫害时，他昂然回答说：“我对我的一切负责。”有一次，他在中南海被造反派拉去批斗，几个人上来，揪住他的头发，多次使劲往下按他的头颅，他的双手被紧紧地反剪着，他就是庄严地挺着身躯，不低头不弯腰。他回到家里，脸色惨白，吼道，我顾全大局，要不就和这一帮人拼了！

在中南海的住所被幽禁的三年多的日日夜夜里，陶铸总是捧着他心爱的那部《名臣录》，以那些古代刚正不阿的忠臣自勉，奋笔疾书，写下了大量的明心志的诗篇。在他年满花甲之际，写了题为《过客》诗一首，敞开自己早将个人生死荣辱置之度外的坦荡胸怀，表达自己为党为民死而无憾的心境，表达自己对共产主义在中国必胜的坚定信念：过客匆匆六十年，无须悲痛写诗笺。全球沐浴东风里，万紫千红死亦欢。

陶铸同志在《松树的风格》一文中说：“每一个具有共产主义风格的人，都应该像松树一样，不管在怎样恶劣的环境下，都能茁壮地生长，顽强地工作，永不被困难吓倒，永不屈服于恶劣环境。每一个具有共产主义风格的人，都应该具有松树那样的崇高品质，人民需要我们做什么，我们就去做什么，只要是为了人民的利益，粉身碎骨，赴汤蹈火也在所不惜；而且毫无怨言，永远浑身洋溢着革命的乐观主义的精神。”陶铸同志一生的光辉革命实践，证明他就是像松树一样，是全身倾注着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不为任何艰难困苦所能压倒的人。陶铸同志的一生，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楷模。

1992年

当我们接受组织上交给采写《陶铸传》的任务时，陶铸同志的音容笑貌，又是那样亲切地展现在眼前。那是1956年秋冬之交，笑枫去湛江采访我国自行设计施工的湛江港落成典礼，路经广州，怀着十分的敬意到广东省委机关去拜访他。陶铸同志穿一身我们所熟悉的那套穿褪了色的旧中山服，以他那散发着农村乡土味的浓重的湖南乡音，从我国建成的第一座湛江港的话题开头，纵谈广东的建设新貌，还出了一些题目，让我们下去采访。他说话的节奏很快，果断有力，话语之间，充满了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灼热赤子之情。因为第二天他就要去海南岛开会，工作很忙，我们不愿更多的打扰他，就匆匆告辞。事隔30多年，当年拜访他的情景，仍历历在目。现在，要我们为这位深受广大群众怀念和爱戴的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写传，面对他光辉革命的一生，我们感到肩上承担的任务是分外的繁重而艰巨。

十分感谢中共中央组织部和广东省委、福建省委、湖北省委、厦门市委以及陶铸同志的家乡湖南零陵地委、祁阳县委和光明日报社的领导，为我们采写《陶铸传》所给予的关怀和帮助，使我们得到各地党委的大力支持，并为我们提供了极为便利的工作条件。广东省委党史办、福建省委党史办、辽宁省委党史办、福州市委党史办、厦门市委党史办、漳州市委党史办、祁阳县委党史办和湖北应城县委党史办的同志们，十分热忱地为我们提供了陶铸同志在中国革命各个历史时期的文史资料，并详尽地为我们介绍了陶铸当年在这些地区的工作和活动的史料。在这期问，我们还访问了从1926年黄埔军校期间到1966年的40年间，曾和陶铸同志并肩战斗和共同工作过的老同志王任重、王德、周仲英、金明、雍文涛、于明涛、张立、杨显东、蔡松云(蔡斯烈)、贺亦然、孙耀华、王匡等50多位，以及先后担任过陶铸同志秘书、现在都在省、市党政领导机关担任负责工作的宋群、关相生、丁励松、马恩成、张汉青等同志；陶铸夫人曾志大姐和女儿陶斯亮同志，在盛夏酷暑，还专门安排时间，接受我们的连续采访。他们都以极为关注的心情，严谨的态度，提供了许多鲜为人知的重要历史事实和许多感人的细节。在他们的关怀、支持和帮助下，我们才得以在较短的时间内，完成采写《陶铸传》的任务。在写作过程中，还得到《陶铸文集》编委会的李普、杜导正，姚锡华等同志的具体指导，在此，特向他们致以衷心的感谢。

《陶铸传》于1992年11月由中国青年出版社第一次印刷出版，翌年再版后获得中国首届优秀传记文学奖和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优秀成果奖。时光匆匆，即将到来的2008年，是陶铸同志诞辰100周年。中共中央、广东省委和陶铸同志家乡湖南祁阳县委，都将举办一系列活动纪念他。为缅怀陶铸同志革命的一生，中共党史出版社决定再版《陶铸传》，向广大读者展示我们党和国家这位忠诚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为社会主义奋斗终生的丰功伟绩，和他无私无畏的高风亮节。陶铸同志的一生，经历了我党建国前后各个历史时期的许多重大事件，希望《陶铸传》的出版，能为党史研究者提供一部详实的史料。

中共党史出版社在重新出版《陶铸传》时，对全书又作了一次认真的校订。对书中个别历史事实，作者也作了必要的订正。在写作《陶铸传》的过程中，我们还查考参阅了大量的图书报刊，核对和引证了有关历史史料。书名和篇目就不一一列举了。特此注明，一并致谢。

作者

2007年11月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