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清太祖努尔哈赤大妃乌拉那拉氏
在努尔哈赤崛起创业、建邦开国的过程中都直接或间接地留下了乌拉那拉氏的印记。在权力之争中她被送上祭坛，但她生命的活力、刚烈的个性、过人的聪睿则在她儿子身上得到延续。轰轰烈烈的清军人关、定鼎中原就是在她的儿子多尔衮的指挥下进行的……
乌拉那拉氏是努尔哈赤的第三任妻子，在努尔哈赤称汗以后是皇宫内地位最高的大福晋；但在清代的皇后中她也是最苦命的一个，不仅被送上牺牲的祭坛，还没得到皇后的名分……
1．少年丧父
大妃乌拉那拉氏，是乌拉部贝勒满泰的女儿，名叫阿巴亥。1601年(明万历二十九年)，12岁的阿巴亥被她的叔叔布占泰嫁给了建州部的首领—43岁的努尔哈赤。
嫁给一个比自己大31岁的人，而且此人还妻妾成群，他的第二位大妃(满洲老档中称之为大福晋)——继妃富察氏依旧健在。富察氏虽然是带着孩子改嫁的，但她既漂亮又聪明，很是得宠，为努尔哈赤生下第五子莽古尔泰、第十子德格类、第三女莽古济。因而当努尔哈赤的发妻——生育了长子褚英、次子代善、长女东果的佟氏去世后，她就从福晋升为大福晋。更为难得的是，在努尔哈赤统一女真部的战争中，富察氏同丈夫患难与共，1593年(明万历二十一年)在抵御海西等部人犯的战争中，富察氏夜不能寐，时刻提防敌人的突然袭击。
造就阿巴亥同努尔哈赤婚姻的最根本原因就是建州部同海西四部彼此势力的消长，以及努尔哈赤在女真政治舞台上的初露锋芒。阿巴亥所在的乌拉部与叶赫部、哈达部、辉发部同属海西四部。海西四部虽然都姓“那拉”，但乌拉、哈达、辉发属于女真族，而叶赫部的祖先却是蒙古人。在哈达部首领万汗(亦称王台)统治时期，该部曾一度控制海西四部。然而在万汗叔叔旺济外兰(又称王忠)当政时，曾经配合明军攻打叶赫部，致使叶赫首领褚孑L格被杀。尽管万汗执政后，很想化解同叶赫部的旧仇，并娶褚孑L格之女为妾，但褚孑L格之子(一说是孙)杨吉奢始终对哈达部怀恨在心，并借万汗年老、其长子扈尔干性格残暴不能负重之机，鼓动乌拉、辉发脱离了哈达，海西四部的联盟随之解体，已是风烛残年的万汗在1582年(明万历十年)忧愤而亡。
1589年(明万历十七年)努尔哈赤完成对女真建州部的统一，建州女真部的统一自然引起海西四部的关注与恐惧。在哈达部削弱后，叶赫逐渐成为海西四部的首领，为了遏制建州势力的发展，叶赫贝勒纳林布禄向努尔哈赤提出领土要求：把额勒敏、扎库穆两地中的一个割让给叶赫。在遭到努尔哈赤拒绝后，叶赫部遂于1593年(明万历二十一年)5月纠合海西四部向努尔哈赤发动进攻，但被击退。同年8月，海西四部又联络蒙古的科尔沁部、锡伯部、卦勒察部以及长白山的珠舍里部、讷殷部以九部联军的名义对努尔哈赤宣战。努尔哈赤不仅击退了九部联军，还在古■山一战中把乌拉部贝勒满泰的弟弟布占泰生擒活捉。
在当时的海西四部中乌拉部的实力仅次于叶赫，考虑到分化海西四部，努尔哈赤不仅没有杀布占泰，反而把他留在身边，以期能在乌拉部的上层人物中培养自己的盟友。布占泰在努尔哈赤的身边生活了三年，一件突然的事变彻底改变了他的命运——1596年(明万历二十四年)乌拉贝勒满泰和儿子突然被杀。据史料记载：他们在外出时因奸淫部落妇女，激起民愤，被当地人杀死。而另据《那拉氏宗谱》的记载满泰及其儿子是被试图夺权的满泰的叔叔杀死在行宫的。不管哪一种说法是真实的，只留下年仅7岁的阿巴亥却是千真万确的。
从自身的实力来看，努尔哈赤还不具备吞并乌拉部的实力；为了避免叶赫、哈达、辉发三部利用乌拉内乱的局面侵吞该部的土地，对建州构成更大的威胁，努尔哈赤当机立断派人护送布占泰返回乌拉部继兄而立，担任该部贝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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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图片除康国昌先生实地拍摄的外，主要由康国昌先生从朱诚如主编的《清史图典》以及《乾隆王朝真相》、《和珅：正史与戏说》、《乾隆皇帝全传》、《走进清东陵》、《帝京旧影》中选择了一些照片，在此向朱诚如先生、康国昌先生表示由衷的谢意。尤需一提的是，雍正弟弟十四阿哥的图片是其后代——金恒源先生在2002年7月的大连清史学术会议上赠与笔者的，在此向金恒源先生表示感谢。
本书同治皇后阿鲁特氏、光绪珍妃他他拉氏、光绪皇后叶赫那拉氏由谷敏撰写，其余由李景屏撰写。
恭亲王奕诉在临终前曾无限伤感地说：“我大清社稷，乃亡于方家园。”“方家园”是慈禧娘家的住地，“亡于方家园”，也就是说清朝是亡于太后的垂帘听政。“亡于方家园”，实际是封建正统史观——后妃预政是“牝鸡司晨”、女人是祸水的翻版。翻开一部二十四史，历朝历代大都是以否定的态度来对待后妃预政的，某些统治者、某些朝代为防止“牝鸡司晨”甚至采取极端残酷的措施，例如汉武帝在决定立少子刘弗陵为太子(即汉昭帝)后，即将弗陵的生母赵钩弋赐死。北魏的创建者拓跋珪竟然把汉武帝的立子而杀母的做法作为一项制度。
女主临朝所以能出现，是源于以男性为中心的王朝体系出现了空缺，以太后临朝作为对幼主冲龄即位的补充。一个以男性为主宰的王朝所实行的是“父传子、家天下”的世袭制度，一旦王朝的统治者重病缠身或者是幼主即位都会造成最高权力出现真空，而为了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就需要对皇权予以补充，后妃预政、外戚专权、太监弄权、大臣辅政、亲王摄政都是对皇权的补充，后妃预政只是其中的一种方式。即使在汉武帝身后昭帝即位时，也出现了霍光专权；至于北魏使然解决了生母预政，却解决不了嫡母预政，冯太后在献文帝、孝文帝时期的专权既是明证。
清朝在人关前就形成不许后妃预政的祖制，清太祖努尔哈赤死后，四大贝勒逼迫大妃乌拉那拉氏殉葬就包含了杜绝后妃预政的因素。但清王朝的兴与衰却依然同两位后妃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一位是清太宗皇太极的庄妃，也就是后来被尊为孝庄皇太后的博尔吉济特氏；另一位就是咸丰的懿贵妃，也就是后来被尊为慈禧太后的叶赫那拉氏。这两位女性都处于动荡多事之秋——孝庄身处明清鼎革、入主中原、此伏彼起的抗清斗争以及重建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恢复社会经济、民族矛盾尖锐的社会环境，一系列对于清王朝既新鲜而又棘手的问题摆在孝庄的面前；而慈禧却处于西方列强已经打开国门、国内反抗迭起以及传统的统治方法已经不能解决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危机的时刻。一个在开头，一个在结尾……
孝庄身处明清鼎革、入主中原的社会环境，面对此伏彼起的抗清斗争以及重建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所面临的社会经济凋敝、民族矛盾尖锐等一系列棘手的问题。但孝庄是在祖制的框架内——以亲王摄政、大臣辅政为前提，通过辅佐儿子顺治、孙子康熙解决了人主中原、一统海内所遇到的问题，为中国封建社会最后一个盛世的出现奠定了基础。
孝庄把主要精力用于培养、教育幼主，把自己积累的政治经验作为幼主施政的基础，在适当的时候以适当的方式协助幼主解决亲王摄政、大臣辅政所造成的大权旁落；即使幼主亲政后遇到难以解决的突发事变时，她往往以很巧妙的方式来出谋划策，化险为夷。
慈禧之所以能打破祖制、实现垂帘听政，同清朝的皇权在西方侵略者的打击下急剧衰落有直接的关系：当咸丰在英法联军逼近京城匆忙出逃、宗社不守的时候，当侵略者在圆明园肆意掠夺并将这座融合中西建筑风格的皇家园林付之一炬的时候，当咸丰躲在承德的“避暑山庄”不肯回銮、唯恐英法联军再杀个回马枪的时候，大清天子还有什么威信可言?!而当咸丰病逝后由6岁的孺子载淳即位，皇权就纯粹成了一个摆设。要想维持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就必然需要对皇权进行补充——或者是八大臣襄赞政务，或者是两宫垂帘，或者是亲王摄政，而垂帘听政、慈禧专权只是其中的一种方式。
对皇权进行补充是封建体制所需要的，由谁来实行这种补充则是历史的偶然，关键就看谁能把握住机遇，纵横捭阖于政坛，排除政敌，捷足先登。而慈禧就是一个善于把握住机会的人，她充分地利用了清朝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成丰同恭亲王之间的矛盾、恭亲王对八大臣襄赞政务遗命的不满、咸丰皇后对大臣擅权的忧虑，策划了推翻八大臣襄赞政务的遗命，实现了两宫皇太后垂帘听政。 何以孝庄的两辅幼主使得清王朝能走向繁荣昌盛，而慈禧的垂帘听政却把清王朝拖向覆灭的深渊?
孝庄是位颇有政治经验的太后，她虽然对政治很敏感，却对权力看得比较淡薄；而在施政方面她既尊重传统又能根据时局的变化予以变更，用《易经》上的话就是“与时偕行”；她以自己的从政经验、处理问题的不拘一格以及善于发现问题的敏锐、敢于迎接挑战的果断来熏陶幼主，终于为清王朝培养出一位开拓盛世的君主——康熙。
而慈禧恰恰与孝庄相反，不是把精力放在培养幼主上，而是放在自己揽权上；她唯恐幼主政治上成熟、唯恐幼主到了亲政的年龄；为了权力她不择手段，不惜残害骨肉亲人、不惜挑起国际争端，把国家、民族拖入苦难的深渊；在内忧外患的压力下，她以祖宗的家法作为阻挠变革、大权独揽的借口，其实在国门被西方列强打开后，不想变，也得变；主动变，还可能争取到摆脱奴役的机会，与慈禧同时期的日本明治天皇已经做了成功的尝试；被动变，只能在列强的武力要挟下一次又一次地签订丧权辱国的条约；但慈禧所选中的恰恰是后者，不仅不能顺应世界潮流还在预备立宪上耍尽花招，因而她留给继承人的只能是一份朝不保夕的家业、一个行将就木的王朝，只要她再多活三年就会体会到亡国的滋味。
说到个人隐私与玩弄权术，慈禧同100多年前的俄国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相比，是小巫见大巫。叶卡捷琳娜二世不仅在丈夫彼得三世(彼得大帝的外孙)还活着的时候就有情夫，而且发动政变废黜并杀了彼得三世；但她在政治上的统治是成功的，巩固并发展了彼得大帝的事业。有一年俄国境内流行天花，而预防天花的牛痘疫苗刚刚试制出来，为了避免疫情的蔓延，叶卡捷琳娜二世把那位研制疫苗的外国医生请到俄国，并把胳膊伸出来让医生先给自己接种，以敢为天下先的气魄消除了百姓对疫苗的顾虑，避免了天花的流行……试问，在慈禧执政时期能找得出一件这类利国利民的施政吗?!
本来中国的封建社会留给女性参政的机会就不多，而当机会到来时就看是否能把握住这难得的机遇去迎接挑战了。关键不在于掌权人物的性别，而在于施政的结果——是促进了经济发展、国家统一、社会进步、百姓安居乐业；还是造成经济凋敝、生灵涂炭、丧权辱国、割地赔款。慈禧并不是签订不平等条约的第一人，但在她执政时期所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在割地赔款方面的数额大大超过了道光、咸丰；尤其是她写在谕令上的“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已经永远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了；白纸黑字，铁证如山……
本书以清代十二位后妃的命运为切人点，揭示她们的遭遇及其在历史进程中所起的直接或间接的作用。她们对王朝兴衰、政治风波、权力之争的感悟，绝大多数是通过自身的境遇来品味，或者是从子女以及骨肉至亲的生死荣辱来解读。家是她们观察社会、体会兴衰的窗口，也是她们展现自身价值的舞台。
本书所选择的十二位后妃除了同清王朝的兴衰紧密相连的孝庄皇太后与慈禧外，还描述了在努尔哈赤兴邦建国期间留下足迹的大妃乌拉那拉氏既具传奇又颇为惨烈的一生；顺治孝献皇后董鄂氏神秘的经历以及她同皇帝的生死之恋；而被康熙末年的储位之争的政治风云所笼罩、凄苦不堪的康熙德妃乌雅氏以及在雍正即位前后被卷入政坛漩涡的年贵妃的遭遇则向人们揭示了在最高权力更迭之际妃嫔们难以摆脱的痛苦；而在太平盛世之下，因不堪冷落而抗争的乾隆继后乌拉那拉氏，在死后都得不到宽容的遭遇；当紫禁城中发生喋血之战的时候，中衰之象已经深深嵌人嘉庆皇后钮祜禄氏的脑海中；至于既经历鸦片战争外部刺激又不能帮助皇帝择立一个合适继承人的道光静妃，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一代不如一代的因袭；因有维新思想被扼杀的光绪珍妃与唯慈禧之命是听的光绪皇后，最终都成为晚清政坛上的牺牲品——一个丧了性命，一个当了亡国太后……
这些接近权力极限的女性，在情感世界、家庭生活中都是极不正常的，在高处不胜寒的同时，就是如临深渊的惶恐，被皇家礼法扭曲的心灵使得她们对痛苦既敏感又近乎麻木，在七情六欲与森严等级、骨肉亲情与政坛风波的冲突中去寻求平衡，因而也就谱写出一幕幕迥然有别的不同人生归宿——或凄苦酸楚，或缠绵悱恻，或扼腕而叹。或知足常乐，或荡气回肠，或遗恨尘寰，或罄竹难书……
本书以清实录、清代档案、清人笔记等史料为依据，聚焦于宫闱深处，以一些具有鲜明特色的后妃作为描述的重点，在展现她们个人悲欢的过程中揭示婚姻与兴衰的关系。人们常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其实真到了关键的时刻，匹妇也未必能脱身，更何况那些接近权力巅峰的女人!
本书以清代十二位后妃的命运为切入点，揭示她们的遭遇、命运及其在历史进程中所起的直接或间接作用。她们对王朝兴衰、政治风波、权力之争的感悟，绝大多数是通过自身的境遇去品味，或者是从子女以及骨肉至亲的生死荣辱去解读，家是她们观察社会、体会兴衰的窗口，也是她们展现自身价值的舞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