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这块并不算太广阔然而深厚的土地，哺育了众多的文化名人：王羲之、谢灵运、骆宾王、孟郊、寒山、赵孟頫、黄公望、王蒙、茅盾、夏衍、郁达夫、竺可桢、童第周……他们为文化的传承，更为文化的创新，竭尽了他们的才智，取得了伟大的成果。“浙江文化名人传记丛书”是浙江省社会科学院贯彻省委省政府号召推出的文化工程，推出了100位古今浙籍文化名人传记。本书为丛书之一，介绍的是风孰与高--于谦。

于谦，明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字廷益，号节庵。永乐进士，宣德初授御史，曾随宣宗镇压汉王朱高煦之叛。出按江西，颂声满道。五年(1430年)，以兵部右侍郎巡抚河南、山西。正统十一年(1446年)遭王振等迫害下狱论死。后因两省百姓官吏乃至藩王力请复任。十四年土木之变，明英宗被瓦剌俘获，他力排南迁之议，坚请固守，进兵部尚书。代宗立，整饬兵备，部署要害，亲自督战，率师二十二万，列阵北京九门外，破瓦剌之军。加少保，总督军务。也先挟英宗逼和，他以社稷为重君为轻，不许。也先以无隙可乘，被迫释放英宗。英宗既归，仍以和议难恃，择京军精锐分十团营操练，又遣兵出关屯守，边境以安。其时朝野多事，乃独运征调，悉合机宜，号令明审，片纸行万里外无不惕息。他忧国忘身，口不言功，自奉俭约，所居仅蔽风雨，但性固刚直，颇遭众忌。天顺元年(1457年)英宗复辟，石亨等诬其谋立襄王之子，被杀。成化初，复官赐祭，弘治二年(1489年)谥肃愍。万历中，改谥忠肃。有《于忠肃集》。

第一章 湖山灵秀

杭州府钱塘县太平坊南新街——于谦出生地

世代官宦之家隐德不仕的父亲于仁

童年和少年时期的传说 “救时宰相”的预言

求学经历 仰慕苏轼等先贤《石灰吟》

乡试中举

24岁的进士

第二章 无畏的开端

未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出使湖广

平“高煦之叛”中初露才华

巡按江西 与宁王府的抗争恪尽职守的监察御史

娶妻董氏 儿子于冕和女儿璃英

第三章 行走在晋豫间

不能被漠视的18年

超迁兵部右侍郎 受命巡抚晋豫都御史顾佐的

激赏

“单车赴任”

“一年两度太行山”

晋豫民情 诗歌记录的足迹

推行轻税养民 “为民请命”的勇者

虔诚的祈雨者

镇河铁犀——于谦治理黄河永远的丰碑

在地里捕捉蝗虫的正三品官员

拯救饥民和流民

向边防痼疾开刀

因“清风两袖朝天去”入狱

眷恋家乡和亲人 妻子和双亲的病逝

第四章 屹立于战火中

觊觎中原的北方蒙古族

日渐强大的瓦剌部

王振乱政瓦剌人侵

“土木之变”英宗北狩

危难中挺身而出 受命为兵部尚书

拥立廊王

加强京师武备

在京师保卫战的烽火硝烟中

边防整饬中的阻力 挫败卷土重来的 也先和议

与战守之争

景帝对迎取英宗的抵触心态于谦力主迎返英宗

瓦剌求和与英宗回国

创立“团营制”瓦剌部衰落

第五章 无言的结局

景帝易储 易储事件中的于谦

“夺门之变”

以“意欲”谋逆之罪遇害

性情气质与悲剧人生

孤独者于谦

理不清的一团麻——与景帝的关系

于谦必死

第六章 愁绝三台山

徐有贞、石亨等人的下场“意欲”之冤昭雪

真假难辨的子嗣后裔

陈逵秘密安葬英雄遗体遗骸归葬杭州

寂寞的于谦祠墓和故居

著述存稿

结语

由于谦想到岳飞

于谦与浙江人文传统

诗人于谦

于谦大事年表

参考文献

后记

十月十三日至十四日，于谦指挥明军取得了明朝与瓦剌之役中最辉煌的胜利，重创了瓦剌部，而明军则士气大振，此役成为明朝和瓦剌交战形势的转折点。

也先议和的阴谋没有得逞，就派散骑到德胜门窥探明军军情，于谦凭着军事经验料定瓦剌极有可能从这里进攻，于是让石亨预先带兵埋伏于两旁空房，先派少数骑兵迎战，既而佯装败退，也先果然中计，率数万精骑呼啸而来，霎时，路旁伏兵骤起，火炮火铳齐发，形成前后夹攻之势，范广跃马当先，冲锋陷阵，官兵勇气百倍，奋力杀敌，大败瓦剌，也先之弟平章孛罗卯那孩被火炮击中而死。瓦剌遭到重创后，转攻西直门，守将都督孙镗出城迎战，斩其前锋数人，瓦剌兵稍退，孙镗乘胜追击，瓦剌增兵合围孙镗，敌众我寡，孙镗力战不支，欲退入城门，给事中程信督军守城，从城上发箭炮轰打瓦剌，这时，高礼、毛福寿率兵助战，石亨与其侄石彪领兵前来增援，瓦剌军三面受敌，被迫撤退。

瓦剌撤退了，于谦没有作片刻休息，因为瓦剌不会善罢甘休，必将卷土重来，因此他对京师九门的兵力重新作了部署，加强了西直门和彰义门(今广安门)之间的兵力。第二天，瓦剌部果然进攻至彰义门，于谦率部反攻，先遣都督毛福寿等堵塞街巷要道，于路口埋伏神铳短枪，再派副总兵武兴、都督王敬等迎战瓦剌。交战后，明军以神铳火器冲锋，列弓弩短兵继进，挫败瓦剌军的先头部队。本来，明朝部队此时可以一鼓作气彻底击退瓦剌部，然而，意外的事情发生了——明军中有数百骑兵邀功心切，从后面突然冲出，冲乱了阵营，瓦剌军乘机反击，武兴中流矢牺牲。瓦剌追到土城，当地百姓自发登屋号呼，震天动地，以砖石为武器砸向扰乱了他们生活的瓦剌部，高礼、毛福寿援兵及时赶到，在明朝军民强有力的攻势前，瓦剌溃不成军。

也先此番率瓦剌部深入京畿，原以为明朝40余万大军已经覆灭，残兵剩勇必然不堪一击，何况手头还有朱祁镇这张王牌。入主中原指日可待。但是，出乎也先意料的是，自十月初十日以来，连遭败绩，而议和迎驾的阴谋又不能得逞，瓦剌军士气一落千丈，也先又听说明朝的援军将至，担心明军断其退路，只得于十五日连夜拔营逃窜。

城外的瓦剌部刚刚趁黑拔营，于谦就已经侦知朱祁镇被也先挟持先行，不在瓦刺大营之中，就当机立断，命令石亨等率军乘夜举火，用大炮猛轰敌营，击死瓦剌万余人，再遭重创的瓦剌部从良乡仓皇而退。十七日，也先率大部队挟持朱祁镇出紫荆关北遁。因为尚有小股瓦剌军散掠各处，于谦继续调兵遣将，追剿余寇。此前，杨洪率领2万人入京增援，于谦就命令他与石亨、石彪、孙镗、范广等追击，石亨、石彪败寇于清风店，杨洪等追至霸州，大败瓦刺残部，孙镗、范广在固安大败瓦刺，共夺回瓦剌所掳百姓万余人。十一月初八日，瓦剌退出塞外，京城解严。

京师保卫战终于取得了胜利，明朝转危为安，中华民族避免了一次南北分裂或改朝换代的命运。于谦作为战争的总指挥，无疑是这场战争的最大功臣，是挽救国家和百姓命运的英雄。早在十月十五日，朱祁钰就下诏进于谦为少保兼兵部尚书，仍总督军务，同时封石亨为武清侯，然而粪土名利的于谦坚持不受，在奏章中他说：“臣猥以浅薄致位六卿，任重才疏，已出望外。今虏寇未靖，兵事未宁，当圣主忧勤之时，人臣效死之日，岂以犬马微劳遽膺保傅重任?所有恩命未敢祗受，如蒙怜悯，仍臣旧职，提督军务，以图补报，庶协舆论。”朱祁钰回复于谦：“国家重务委托于卿，卿当勉之，所辞不允。”仍然封于谦为少保。十月二十八日，于谦再一次请求辞去少保之封与总督军务之职，只担任兵部尚书，奏日：“臣本书生，素不知兵，既无骑射之能，又乏运筹之略，叨蒙圣恩，升臣少保，自揣浅薄，上章恳辞，恩命下临，未允所请。臣以此时兵事未息，身在营垒，勉受职命，末敢再辞。今胡虏远遁，人心向安，臣既乏功能，难居重任，而保傅之职所系匪轻，必才能兼优、声望素著者，然后足以当之，岂臣后生晚辈、肤陋鄙薄之人所能负荷?苟臣冒昧荣宠，不自揣度，其如士大夫清议何?其如天下后世公论何?矧惟国家之治乱系乎用人之当否，用人不当则众心不服，众心不服则治功无由而成，祸乱无由而弭矣。伏望圣恩允臣所请，乞回少保总督之命，仍臣尚书旧职，庶几上无负于国恩，下以协乎舆论。”朱祁钰还是不允。

P147-149

浙江这块并不算太广阔然而深厚的土地，哺育了众多的文化名人。他们为文化的传承，更为文化的创新，竭尽了他们的才智，取得了伟大的成果。据我们的粗略统计，元明清三代中，浙江一省的文学家皆占全国总数的五分之一。而现代史上，浙江文化名人之多、涵盖领域之广更使人瞠目结舌!面对这么一块丰厚的文化宝藏，今天如果不做点什么，岂不愧对先人!

开辟鸿蒙，旧事难具论。但据新的研究成果，可知约在十万年前，“建德人”已在浙江大地上活动。马家浜文化、河姆渡文化是六七千年前的胜景，四千多年前的良渚文化则透出了文明时代的曙光，充分证明了中华民族的多中心起源说。不过，与后来得到迅猛发展又逐渐被确认为华夏文化核心的中原文化相比，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早期的浙江文化弱势地位明显，良渚文化的神秘消失，也许就是这种弱势地位的原因或者结果。

尽管到西汉，浙江一带仍被视为“方外之地”，但是，即便从较狭窄的中原文化的角度看，浙江文化也已经能够成为那曲多声部合唱中的一个声部了。春秋时期的范蠡是一个成功的政治家和企业家，同时也是一个洞明世事的经济学家。而王充，则以他的《论衡》震动了汉末的京兆。

魏晋南北朝时期与两宋时期的两次从北到南的人口大迁徙，以及吴越钱氏保境安民，是浙江文化后来得以繁茂的关键。这其间的安史之乱，也是北南文化彼消此长的关节点。自此，浙江这块美丽的土地开始得到大规模和深层次的开发，优美的山水给了艺术家、诗人，乃至高士高僧无尽的灵感。浙江人才迭出，各展其技，已然引起全国的注意。艺术家王羲之、王献之、曹不兴、智永、虞世南、褚遂良、燕文贵，文学家谢灵运、沈约、骆宾王、孟郊、寒山、拾得、罗隐、周邦彦，宗教界的智颉、杜光庭，科技界的沈括、毕昇、朱肱，都是对中国文化卓有贡献的人物。

南宋政权定都杭州后，浙江文化旋即在中国文化的舞台中心进行了令人崇敬的表演。这一表演一直延续到了清代。也就是说，在中国传统社会的后半期，浙江素领风骚，对中国文化贡献卓著：在思想学术领域，涌现出永康学派陈亮、永嘉学派叶适等重事功、重现实的思想巨擘，他们的主张在今天仍然成为浙江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思想资源；王阳明的心学独树一帜，引领了明代思想解放的滔滔洪流；黄宗羲对政治社会的深刻反思，击中了传统中国的根本弊病。而黄氏与章学诚，则为中国史学的重镇。文学领域，则有陆游、朱彝尊、龚自珍等大诗人，更有高明、徐渭、李渔、袁枚等与市民阶层有深刻联系能道时代之先声者，亦有刘基、宋濂、于谦等在政治领域大有建树且文学亦可观者。艺术大师也极多，如马远、夏珪、赵孟頫、黄公望、吴镇、王蒙、陈洪绶等，不仅为一代名家，亦可为后世垂范。诸多的藏书家、刻书家和文献大家如范钦、严可均等为文化之邦增添了浓郁的文化气氛。在与海外文化的交流沟通上，浙江也处于领先地位：陈元祷、朱舜水为中国文化远流日本作出了重要的贡献，而李之藻、杨廷筠、李善兰等则师法西方科技，开中国文化近代化之先声。

西风东渐，古老的中华从沿海泛起新浪。这一次在文化史上几可媲美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使浙江有幸再一次位居中国的发展前沿，浙江文化在20世纪再次放射出异彩。转型期的文化大师，浙江有了王国维、章太炎、蔡元培。而鲁迅更以其超凡的艺术感受力和深邃的历史洞察力，成为世界级的文化巨人。举凡文学、艺术、教育、出版、学术、新闻，浙江无不人才济济，傲视全国，如茅盾、夏衍、郁达夫、吴昌硕、潘天寿、夏丐尊、张元济、胡愈之、钱玄同、陈望道、邵飘萍、曹聚仁等等，皆可谓自成一家的文化巨擘。在新兴的科学技术界，浙江亦出类拔萃，有竺可桢、金宝善、姜立夫、严济慈、童第周、赵忠尧等著名科学家。20世纪已经逝去，但我们完全可以期望浙江的文化在新千年发扬光大，再放异彩。因为时代需要，因为中国需要，我们更希望因为世界需要!  浙江省社会科学院为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综合学术机构，一方面以现实问题为主攻方向，另一方面也要秉承浙江文化的传统优势，总结浙江文化发展的宝贵经验，为文化的创新发展竭尽绵薄。在浙江省委、省政府建设文化大省的号召下，我们毅然启动“浙江文化名人传记”系列丛书一百部这个我院建院以来最大的科研项目。通过为浙江文化名人立传，既可借以反映浙江文化发展的总体面貌，也有利于今人见贤思齐，努力进取。目前丛书正在陆续面世，我们一定团结各方力量，坚持学术标准，争取近年内完成这个浩大的学术工程。

本丛书共为一百部，其中古代五十部，20世纪五十部。本丛书中之文化名人，我们一般采取以下准则选取：(1)生在浙江，或其主要文化成就在浙江完成者；(2)卒年在2000年底前者；(3)在某一文化领域作出巨大贡献，在全国有重大影响者。另外，丧失民族气节者不入选，个别资料奇缺者亦暂不入选。其中选目，若有不甚恰当者，希社会各界批评指正。

本丛书从创意始，就得到了中共浙江省委、浙江省人民政府、中共浙江省委宣传部、浙江省财政厅的正确指导和真诚帮助，得到了诸多学术界前辈的支持，得到了各兄弟单位和社会各界的关心，更值得一提的是，得到了众多文化名人的亲属及有关人士的无私协助。在此良好氛围下，我们唯有在今后几年焚膏继晷，埋头苦干，将这项工作尽可能做好，庶几不负社会之公望!

是为序。

2003年春于杭州

因为工作性质的关系，本书的文字完成于八小时之外，固然有点辛劳，但是对我而言，反而使自己得以在宁静的深夜时分、在温和的灯光下触摸于谦的诗作、评述于谦的一生，神游于数百年前的太行山下、黄河岸边和烽火硝烟中的皇城，感受于谦的呼吸，和于谦对话。行文之际，情绪总是不自觉地随于谦的命运和情感而波动着，慷慨激愤或凄凉伤感处常至于落泪。也许我的拙笔无法令读者看到鲜活的于谦，但是，在我心里，于谦活着，永远!

杭州三台山于谦祠有一副无名氏写的楹联：“血不曾冷，风孰与高!”笔者以为这八个字是对于谦人生遭际的最深慨叹和其脱俗风骨的最高礼赞。因此以它的后半句作为本书的书名。

从明代孙高亮所撰的《于少保萃忠全传》以来，关于于谦的传记已经为数不少，但它们基本上可以称作是历史小说。而本书则力求从第一手的史料出发，呈现给读者一个符合历史真实的于谦。在行文中，力求做到学术性和通俗性、可读性和准确性的融合。当然，缺憾和错漏一定难免。诚恳地期待着专家和读者的评判。

自1997年在《杭州大学学报》发表关于于谦研究的第一篇论文《于谦归葬杭州考》，到今天为《于谦传》画上最后一个标点，定睛一看，自己已然从青年步入了中年。一路行来，虽然脚步稚嫩，但十年的岁月中不敢有任何彷徨和懈怠，在于谦研究领域终于有了些许收获，撰成《于谦年谱》(吉林文史出版社2005年出版)，和项文惠先生合作点辑《于谦研究资料长编》(中国文史出版社2003年出版)，发表了《于谦后裔考释》、《于谦子嗣考辨》、《于谦作品版本考略》、《明前期文学奴性化语境下的于谦及其诗歌》等10余篇论文。今天，完成了这本《于谦传》。

感谢我的导师廖可斌教授，他高尚的学术风范、严谨的治学态度对我的感染以及给予我的恒久勉励和指引使我能够执守这份学术追求，并无怨无悔地将人生最美好的岁月献给了于谦研究。令我感动的是，廖老师在春节期间逐句审读了本书的全文，本书大到框架、观点的确定小至字句的斟酌、引文乃至标点的使用都倾注着他的心血。有这样的导师，是我一生的福分。

感谢我的老师肖瑞峰教授，他殷切的鼓励和支持，使我从来不曾以工作繁多等为借口放弃学术上的追求和努力；而我也唯有立足于肖瑞峰教授倾力构建的浙江省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浙江工业大学中国古代文学学科的平台上，成绩和进步的取得才更有可能。

感谢我的家人，他们使我每天都能够保持快乐的心情、顺畅而活跃的思维，从而顺利完成本书的写作。

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卢敦基研究员，浙江工业大学的万润宝(晴川)教授、刘成国博士，杭州高级中学的高利老师以及小友林华松等都为本书的写作提供了无私的帮助；浙江人民出版社章依老师的严谨和严格使我获益良多。一并致谢。

钱国莲

于杭州城北紫荆家园

2006年仲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