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过王朔作品的读者，无不为其胆大泼辣、机智幽默的语言和人生态度所折服，相信读者从本书中又将得到另一种享受。王朔是中国文坛最具争议的热点人物，请关注王朔的读者走进王朔和他的文集。本书即是他的一部长篇小说，是关于他自己的，彻底的，毫不保留的，凡看过、经过、想过、听说过，尽可能穷尽其感受的一本书。

这小说写的是复兴路29号院的一帮孩子，时间是六一年到六六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主要地点是幼儿园、翠微小学和那个院的操场、食堂、宿舍楼之间和楼上的一个家。主要人物有父母、阿姨、老师、一群小朋友和解放军官兵若干。

自序：现在就开始回忆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第八章

第九章

第十章

第十一章

第十二章

第十三章

第十四章

第十五章

第十六章

第十七章

第十八章

第十九章

第二十章

陈南燕很早就进入了我的生活，早到记不清年代。当时我和她妹妹陈北燕床挨床一起睡在新北京一所军队大院的保育院里。那间寝室一望无尽，睡着近百名昏昏沉沉的婴儿，床上吃床上拉，啼哭声不绝于耳。很多人经过我的床边，对我做出种种举动，都被我忘了，只认识并记住了陈南燕的脸。

先是一双眼睛，像刚被弹进洞的黑芯玻璃球滴溜溜转个不停，一旦立定眸子中央顷刻出现针尖大小的亮点，仔细看发现那是两支活灵活现微缩的日光灯管。这两支灯管经常自上而下地向我逼近，直至眼前消失，与此同时我的脸蛋有时是嘴唇就会感到湿润的一触。这两支灯管的倏忽出没使我十分困惑，每次都要抬头去找它们的踪影。我会看到天花板上真有一支一模一样的灯管，只是巨大而且光芒四射，稍一注视便照花了眼睛。很长时间我才明白那两支针尖大小的灯管是这支大灯管在她眼睛里的一分为二。

阳光明媚的早晨，这双眼睛就会变得毛茸茸的，半遮半掩。直射的晨光会把里面照得一片透明，黑眼珠变成琥珀色，眼白则变得蔚蓝，两种颜色互相融合，再也看不清那里面的想法。

这双眼睛是这张脸上最清晰的部分，其余眉毛、鼻子、嘴都像用最硬的5H铅笔在白纸上飞快画出的淡淡线条，一定要在深色的背景下才能托出来。光线稍一强，肌肤就被打透了，连头发也仿佛褪了色。

保育院对生活不能自理的幼儿采取的是比较文明的战俘营的办法：自我管理。换句话说：大的管小的。书里记载那是连绵不断的战争结束后的十年间，人们还没从心理上摆脱人口锐减的阴影。国家鼓励生育。每个家庭都有很多孩子，少的两三个，多至一打，只生一个的被认为有病。我们这批孩子都有哥哥姐姐，也在这间保育院里。他们人小志大，分担了父母任性的后果。

每天早晚，这些孩子就从保育院其他班出来，汇聚到我们小班，各司其责，帮助自己的弟弟妹妹完成一天当中最艰巨的任务：穿衣服和脱衣服。不知道他们最初进保育院是怎么过的这一关。也许他们也有哥哥姐姐，这是一项伟大传统；也许头胎孩子就是聪明，父母也更在意。据说伟人里老大比较多。

据说我是个大头孩子。大到什么程度呢?有照片为证，头和身子的比例：腿三分之一；身体三分之一；头三分之一。脑袋大不见得脑容量大，医生说这是缺钙造成的方颅症。证据是脑袋顶上用手摸能摸到两个尖儿，所谓头上长角。书里说那几年有全国性灾荒，饿死一些人。官方也有记录，上头都不吃肉了。我赶上了，也就别说什么了。脑袋大点就大点吧。还有一个脑袋大的原因是睡眠习惯。一年到头仰面朝上望着天睡，呼吸很通畅后脑勺压扁了，该往前后长的都平摊到脸上。这大脑袋给我带来很多不便。本来想着省去一些系扣子的麻烦，我爹妈给我备的行头都是套头装，毛衣、内衣，穿脱都要经过头颅。经常卡在耳朵上。尤其是脱，十有八九要被下巴钩住，颈椎都拉长了毛衣还在头上，搞得我蒙在鼓里伸手不见五指不知什么时候才能重见光明。

每天前来罚我的是二楼中班的一个马马虎虎的胖男孩。由于我父母是一口气生的我们哥儿俩，这胖孩子也就比我大一岁，阅历不多，智力体力发展也不平衡，遇到这种情况百思不得其解，想到的对策就是请我吃耳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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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九一年我写了一百多万字的小说、电影和电视剧本，第二年遭了报应，陷入写作危机。老实讲，那也是一次精神危机，我对自己的写作生活包括所写的东西产生了很大怀疑。我记得很清楚这一动摇发生的时间、地点，那是一天上午十一点多钟，在东三环边儿上西坝河副食商场门口，我经过那里去吃一个饭。那天，是初夏，阳光很好，眼前有氤氲的光雾，我走在这之中一下腿就软了，用小资产阶级女性夸张的腔调形容，我认为我崩溃了。当然我没倒下，躺在当街，还在走，但脑子里轰然而至的都是些飞快的短问句：我这儿干吗呢?我这就算——活出来了?我想要的就是这——眼前的一切?

忽然对已经得心应手，已经写得很熟练的那路小说失去了兴趣，觉得在得心应手间失去了原初的本意，于很熟练之下错过了要紧的东西。那是一个明白无误的虚点，像袜子上的一个洞，别人看不到，我自己心知肚明：我标榜的那一路小说其实是在简化生活。

这是往好说。严厉讲，是歪曲生活。什么生活也是百感交集莫衷一是，为什么反映在小说中却成了那么一副简单的面孔，譬如说：喜剧式的。这其中当然有文学这一表达工具本身的局限：故事往往有自我圆满的要求，字数限制使人只能屈从于主要事态的发展，很多真实顾不上。也因趣味导致。北京话说起来有一种趋于热闹的特点，行文时很容易话赶话，那种口腔快感很容易让说者沉醉，以为自己聪明，因而越发卖弄。若仅仅要寻个卖点，换几声喝彩，应个景，那也没什么。但，不瞒各位，我还是有一个文学初衷的，那就是：还原生活——我说的是找到人物行动时所受的真实驱使，那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隐于表情之下的原始支配力。

因为我不能相信我自己的第一反应。因为行动往往是暧昧的。因为思想机器过于复杂，一点点剥离，你也未必料得到你何以会那么反应。这牵涉到动机。未必你都能了解，参得透你笔下的人物。未必它不会当喜却悲，遇爱生恨——哪怕那人的原型就是你自己。动机失察，行为不轨，净剩下预设好的戏剧性，跟着现抓的喜怒哀乐跑，到哪儿算哪儿……光好看了，结果是事后总排解不开一个自问：原来是这样么?

难受的还不光是这个。就因为没捌出根儿，揪着自己头发飘在半空，就有人把你往沟里带，替你总结出一套活法儿，说你就是这个，还得到普遍认可。我说的还不是骂我那些人，我跟他们的关系很简单，就是立场不同，思想感情格格不入，他们骂我那些话倒大致不差，偶尔差到姥姥家去，也无关痛痒。我说的是喜欢我的，待见我的，拿我那东西当宝的。在说下面那些话前，我要先声明一下：我这是对事不对人，只是想把一些误会已久的事澄清一下，把不相干的东西摘一摘，可能不公平，但没有借此贬低他人成心恶心谁的用意，请读者明鉴，当事人见谅。

我说的是趋时而作，根据我的小说改编和我直接编剧的一些影视剧中的典型化了的人物形象。演员很成功，深为广大人民所喜闻乐见，我也喜欢，像喜欢别的凡能使我发笑的喜剧角色一样。若说这一类形象是我小说所提供，所独创，却不敢当。这是无功受禄，掠了别人之美，那不过是另一些聪明人在借腹怀胎。

他们那是另一路北京人，怎么说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