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岗、饶漱石事件是建国以来中共第一次的内部高层变动，但因特殊原因其一直披着神秘的面纱。本书第一次全面、详细、真实的披露了事件的前前后后，揭开了众多历史之谜，公布了众多重要的秘密。

　　建国初期，我们党反对野心家高岗、饶漱石阴谋分裂党，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重大斗争惊心动魄。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这场斗争作出了准确的评价。本书以此为指导，依据丰富翔实的史料，运用纪实文学的笔法，全景式地再现了高饶联盟从形成到覆灭的整个过程。书中人物个性鲜明，情节起伏跌宕，不少内容鲜为人知。作者在生动的刻画了高、饶的卑劣伎俩和丑恶面目的同时，也传神般地描写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彭德怀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鲜活形象——读者沉浸其间，当会慨叹历史波澜，掩卷深思。

第一章　秘密出访

第二章　得意洋洋

第三章　五马进京

第四章　阴谋在逼近

第五章　“批薄射刘”

第六章　诡秘的游说

第七章　“讨安伐刘”

第八章　摸底与拉拢

第九章　出手前夕

第十章　挽救与等待

第十一章　政治角斗

第十二章　身败名裂

第十三章　历史的结论

后记

主要参考书目

一

北京的香山是美丽的。1949年，初夏时节。满山遍野一片苍翠，山花烂漫，阳光暖融融的，空气清新而又甜润，林中下时传来鸟儿啾啾的鸣叫声。这一切，显得是那样生动，那样和谐，那样富有诗意。

香山双清别墅，毛泽东正兴致勃勃地同刘少奇、周恩来谈话。爽朗的谈笑声飞出门外，传得老远。

这时，别墅门外响起了汽车笛声。一辆蓝色的伏尔加小轿车，飞快地朝别墅开来。

小轿车停在了别墅门外，从车上下来两个苏联人，他们是苏联驻北平领事馆的总领事齐赫文斯基和苏联政府交通部副部长科瓦廖夫。

“主席，他们来了。”秘书叶子龙进来报告。

“好哇。”毛泽东应声起身，大步走到门口迎接客人。

宾主落座之后，齐赫文斯基首先自我介绍说：“我是苏联政府驻北平的负责人齐赫文斯基。非常高兴和中共中央的领袖会面。”

毛泽东说：“我们也非常高兴和苏联同志会面。”

齐赫文斯基指着科瓦廖夫介绍说：“这位是苏联政府交通部副部长科瓦廖夫同志，著名的铁路工程专家。”

毛泽东说：“欢迎，欢迎。”

齐赫文斯基说：“我们祝贺中国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已经取得的胜利。前线节节胜利，革命进展很快，真令人高兴。主席同志，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各个战场的情况，比如，解放军的战略部署、进军计划，以及对战局的展望和对结局的评价。如果许可的话，请主席同志把中国共产党的各项基本政策、方针说明一下，同时也把蒋介石国民党方面的情况和处境，分析和评价一下。一句话，敌人还能支持多久？”

毛泽东听完，轻轻点了一下头，一字一句地讲了起来：

“目前中国革命的形势非常之好。我们组织了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你们知道，这是决定蒋介石命运的三大战役。辽沈、平津已经胜利，很快你们就可以看到淮海战役胜利的战果。下一步就是百万大军浩浩荡荡地渡过长江，解放江南。蒋介石大势已去，只要不出现意外变化，或意料不到的复杂形势，我们的胜利是有把握的。至今为止，尚看不出会发生什么特殊的意外。”

“美国呢？美国人的态度如何？”齐赫文斯基插话道。

“哦，你是指那个纸老虎。”毛泽东脸上露出一丝轻蔑的笑容：

“美国人是支持蒋介石打内战，消灭共产党的。但蒋家王朝忽喇喇大厦将倾，他有什么办法？美国人生性欺软怕硬，顶他就是了。”

这时，毛泽东伸出宽大的左手，右手扳着指头数起来：

“你看，在秦皇岛，我们不允许美军登陆，也不许他们的舰队靠岸，结果他们溜走了。在天津郊区，美军出城试探了一下，与我们的武装力量发生了一点冲突，打了几下，他们就缩回城里去了。在青岛郊外，美军也出来过几次，但一受冲击，就龟缩回城里去，而且也很快把他们的兵舰撤离了青岛。至于在其他港口，如烟台、威海等地就没有遇到美舰。所以，到目前为止，还未看出美军有想同我们交锋的意图，也未看出他们有阻挡我们前进的征候或试探。我们比较有把握地进行着战争。胜利终归是属于我们的！”

齐赫文斯基和科瓦廖夫全神贯注地听着，一个劲地点头。

毛泽东对科瓦廖夫说：“你是铁路工程专家，这对我们很宝贵。中国革命胜利之后，我们将很快转入经济建设，希望能得到你的帮助。”

科瓦廖夫欠了欠身子，笑容满面地说：“我们责无旁贷。”

这次应苏联人要求进行的会面，气氛十分融洽。会面进行了一个来小时，齐赫文斯基和科瓦廖夫看了看表，考虑到是初访，带有礼节性，不便谈得更多，就礼貌地告辞了。

他们走后，毛泽东余兴未尽，和刘少奇、周恩来又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

“少奇、恩来呀，还记得我们离开西柏坡，临上汽车时我说过的一句话吗？”

“怎么不记得呀，进京‘赶考’嘛。”刘少奇笑着说。

“是呀，主席。当时我说我们应当都能考试及格，不要退回来。主席说退回去就失败了，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周恩来也笑着说。

“考出好成绩，离不开名师指点。名师出高徒嘛。我们要拜师学艺哩！”毛泽东若有所思地说。

刘少奇和周恩来一齐点头。

毛泽东抓起桌上的纸烟，递给刘少奇一支，自己点燃一支，猛吸一口，然后慢条斯理地说：

“我在考虑，建国前，要组织个代表团，到苏联去一趟，去认认门，拜拜师。见了斯大林，恐怕要讲这么几个问题：第一，关于解放战争当前发展变化的大概形势。第二，关于中国革命现阶段的基本特点和主要任务。第三，中国革命一定要进行到彻底胜利，尽管发展的道路是曲折的，不平坦的，但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人，有信心、有能力将革命进行到底。再就是建国问题、中苏关系问题、经济援助问题。要谈的问题不少，最迫切、最关键的问题是取得苏联对我国革命的理解以及在各方面的支持和援助。尤其是通过他们争取国际间对中国革命在政治上、道义上的同情和声援。你们看怎么样？”

刘少奇略作沉思，说：“我完全同意主席的意见。建国在即，我们在很多问题上缺乏经验，有必要拜师求教。况且，中苏两党两国的关系事关重大，完全需要加以密切。”

周恩来接着说：“是呀，主席讲得很对，访苏的时机到了。我的意见，尽快确定代表团人员，抓紧时间做好充分准备，宜早不宜迟。时间嘛，最好能在本月下旬就启程。”

毛泽东对刘少奇说：“少奇同志，你挂帅怎么样？你做团长，再选两个团员，人员精干一点，秘密访苏。”

刘少奇没有马上表态。

稍顷，周恩来说：“我看少奇同志比较合适。团员嘛……”

“高岗同志算一个。”毛泽东直接点将，“他这几年在东北搞得不错，和苏联同志打交道多，情况熟悉，听说还会讲几句‘赫罗绍’（俄文“好”的意思）。东北本身，也有一些问题要和苏联同志交换意见，取得谅解和一致。”

“我同意。”周恩来说，“我提议王稼祥同志参加。他1925年至1930年在莫斯科学习过。回国后1933年又再次赴苏，担任我党驻共产国际的代表。他外交方面的经验多，熟人多，朋友多，精通俄语。其他人嘛……”周恩来沉吟开来。

“主席说人员要精干，我看就我们二人组团吧。另外再带几个工作人员就行了。”刘少奇说。

“好，就这么定了。请少奇同志电告高岗、王稼祥同志，方方面面抓紧准备。最迟6月底动身。要严格保密，不对外透露半点风声。”

毛泽东作出了最后的决定。

二

大连周水子机场。

一架银灰色的道格拉斯型飞机慢慢滑向跑道，随着马达的轰鸣声，腾空而起，直上蓝天，朝东北方向飞去。很快，飞机消失在碧空里。   这是中共秘密访苏代表团的专机。

代表团三名成员的身分十分显赫。团长刘少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共党内的二号人物。团员高岗，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东北人民政府主席。团员王稼祥，中共中央候补委员、中共中央东北局宣传部代部长兼统一战线工作部部长。

代表团的工作人员也十分精干，仅有四人：师哲、戈宝权、邓力群、徐介藩。

机舱内还有几个苏联人，他们是陪同中共中央代表团的科瓦廖夫和苏驻华使馆参赞费德林等。

由于激烈的国内战争正在进行，这次出访的路线十分奇特。第一站，刘少奇先由北平乘火车到沈阳，同在沈阳的高岗会合，高岗带上翻译徐介藩。第二站到达大连，由大连乘苏联的飞机绕道朝鲜上空前往莫斯科。

高岗身着一套新制的深蓝色的中山装，衣服烫熨得有棱有角，整整齐齐。左上衣口袋里插着一支钢笔，戴一副黑色宽边眼镜。大概由于自己是东北的主人，高岗自始至终显得矜持而兴奋。他热情爽朗，一会儿招呼大家吃水果，一会儿招呼大家吃饼干。他精神抖擞，十分健谈，嘴里还不停地吃着东西，全然不把飞机的颠簸当回事儿。

“少奇同志，我们这次访苏太具有特殊意义了。”高岗一边嚼着糖块，一边说。

“噢，特殊意义。什么特殊意义？”刘少奇笑眯眯地问。

“这是我党第一个最高级别的、负有重大使命的、乘坐专机的、途中又走的时间最长的代表团。”高岗有板有眼地说，说完自己先哈哈大笑起来。

“有道理啊。”王稼祥笑了笑说。

“是嘛。”刘少奇微微一笑，随即郑重地说，“确实是负有重大使命。主席对我们三人的访问期望很高，得不辱使命哪。我们此去，无非是两条，一通报，二谈判。通报情况不难，难的是谈判哪。”

“依我看，谈判也不难。”高岗自信地说，“对付老毛子，我有两条经验，一捧二灌。”他随后做了个十分夸张的喝酒的动作。

刘少奇和王稼祥齐声大笑。

高岗来了情绪，又讲了个笑话：

“一个俄罗斯人问一个中国人，你抽烟吗？中国人格摇头，说他不抽烟。俄罗斯人又问，你喝酒吗？中国人格摇头，说他不喝酒。俄罗斯人皱了皱眉头，再问，你玩女人吗？中国人还是摇摇头，说他不玩女人。俄罗斯人大声叫起来，那你活着还有什么意思！”

高岗说完，哈哈大笑。随即补充一句：“我得声明，这个笑话的版权不是我的，是林总的。”

他所说的林总，指林彪。

刘少奇和王稼祥谁都没有笑。

过了一会儿，刘少奇说：“稼祥同志，你对苏方的情况较熟悉，据你的分析，我们的访问会遇到些什么困难呢？”

王稼祥习惯地推了推眼镜，沉思片刻，说：

“在苏联党和政府内，斯大林同志享有崇高威望，由于您是斯大林同志的客人，因此，您的一切活动，代表团的一切活动，都要由斯大林同志点头。所有重大问题，实质性问题，也都要由斯大林同志亲自决定，别人是无权、也不敢过问的。斯大林同志是和蔼可亲，不难接触的，问题是他太繁忙。而苏联政府内，又有许多令人讨厌的官僚主义。”

刘少奇和高岗静静地听着。

王稼祥继续分析说：   “向苏方通报情况，主要是让他们了解我党的形势和政策，打消他们的疑虑。请求苏方援助问题，扩大中苏贸易问题，我估计会费点口舌。我们应当充分相信苏联党的伟大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但是，这不等于说狭隘的民族主义和大国、大党沙文主义在那里就一点也没有市场。”

高岗接过话头，果断地说：

“即便再困难，实质性问题非谈不可，谈就要谈成！比如援助问题，我们缺少大量的专家，各行各业的专家。像沈阳的重型机械厂，像鞍钢，要恢复和发展生产，没有专家不行。我们还缺乏资金，需要贷款，我们东北至少需要两三亿美元。还有扩大贸易，我们东北……”

刘少奇觉得高岗一口一个“我们东北”不太顺耳，微微皱了皱眉头。

这时，飞机忽上忽下，开始剧烈地颠簸起来。这是飞行员故意这么做的。由于南北朝鲜对立，为防不测，飞行员以不断变换高度和航线的办法，来避免遇上空中强盗，保证飞行安全。王稼祥的身体本来就弱，空中冷气打湿了衣服，他有些着凉了，开始咳嗽起来。刘少奇也感到头有些不适，出现了晕机的征兆。他俩站起来慢慢活动了几步，伸了伸懒腰，然后回到座位上，疲乏地闭上了眼睛。

身体强壮的高岗，一直谈笑自如。为了不影响刘少奇和王稼祥休息，他只好停止谈笑，保持沉默。他扫了扫面色憔悴、正闭目休息的刘少奇，眼镜后面掠过一丝不易察觉的得意外加幸灾乐祸的神情。

他剥开一块巧克力送进口中，打开公文包，抓出一张《东北日报》，津津有味地看起来。

正如高岗所说，这是一次路程十分漫长的出访。从刘少奇率中共中央代表团离开北平，到抵达苏联首都莫斯科，整整用了6天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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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开中共党史和共和国历史教科书，建国后部分总要提及“高饶事件”。然而，“高饶事件”究竟是怎么回事，关于事件的背景、起因、过程、处理、结局究竟如何，却总是语焉不详，而对于事件的历史评价和经验教训，又总显得直白而粗略。尤其是粉碎“四人帮”后，在拨乱反正、大力平反冤假错案的过程中，所谓“十次路线”斗争中与彭德怀和刘少奇的两次“斗争”都推翻了，高饶事件却维持历史的原判。这就不能不引起我对这一带有神秘色彩的事件产生浓厚兴趣，并促使我下决心拿出精力来考察探究这一“尖端”课题。

在完成这一课题的过程中，我切实感到，任何科学的探究总是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由粗到细，由浅入深的。有些问题，要吃透确实不是件轻而易举的事。有些表面上看来不好理解甚至互相抵触、互相矛盾的问题，其实都有充足的理由和切实的根据，都是事物合乎逻辑的发展结果，只不过我们的认识或囿于常规，不敢有所突破；或占有材料不足，难以充分推理；或思想方法简单片面，不善于辩证地思索和深入地剖析罢了。

高岗、饶漱石两人，思想作风、个人品质都是很恶劣的，高岗私生活的腐化，更是令人不齿。高饶问题的要害，是有严重的个人野心，私欲恶性膨胀，妄图用阴谋手段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而他们搞阴谋、搞地下活动的严重后果，是破坏党的团结，分裂党。过去有过“高饶反党集团”的提法，1981年6月27日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却不采用此说。《决议》是这么表述的：“1955年3月召开的党的全国代表会议，总结了反对野心家高岗、饶漱石阴谋分裂党、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重大斗争，增强了党的团结。”这个表述是很严谨，很讲究，政策性很强的。此前，为了起草好这个决议，邓小平同志作了一系列重要指示。他说：“高岗是搞阴谋诡计的。”“揭露高饶的问题没有错。”“高饶事件的基本结论是维持了，但也不好说是什么路线斗争。说罗章龙是路线错误，老实说也没有说中。罗章龙是搞派别斗争，是分裂党，另立中央。高饶事件也是类似那么一个性质，当然还不是另立中央。”（《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93、307～308页）这说明，“文革”后党对历史上党内斗争的认识，是越来越清醒，越来越自觉，也越来越实事求是了。高饶的矛头，是对着刘少奇、周恩来的，他们没有也不敢反对毛泽东。但他们的活动会造成中央的分裂，会严重危害党的团结，却是无可争议的事实。而一旦他们的野心得逞，会不会再斗胆“越”“雷池”一步，接着反毛泽东，那就很难说了。须知如同胃口是吊起来的一样，人的野心也总是慢慢滋长起来的。对于高饶在党内搞派别斗争，搞地下活动，阴谋拱倒地位比自己高的人取而代之的分裂活动，不制止，不揭露，不处理是根本不行的。

现在看来，高岗、饶漱石的一些活动，赤裸裸地不加掩饰，似乎是很荒唐可笑的。对此该怎么解释呢？难道他们真的就是这么幼稚，这么弱智吗？回答当然是否定的，这用得着一句老话：“利令智昏”。他们错误地判断了形势，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力量。高饶如何错误估计形势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两点：第一，认清高饶这类人物所赖以产生的土壤和条件，铲除这邪恶的土壤和条件。第二，认真汲取“高饶事件”以及处理“高饶事件”的经验教训，时时刻刻注意维护和增强党的团结。

这正是我写作本书的目的，也正是我探究“高饶事件”所得出的一点粗浅认识。

本书的问世得到了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高级研究员庞松同志的大力支持。他认真负责地审阅了书稿，提出了许多具有指导意义的宝贵的修改意见。庞松同志严谨的治学态度、一丝不苟的工作精神和对问题的深刻见解，令我受益良多。对此，谨表示衷心的感谢。

张聿温   1999.10.20于北京什仿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