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创刊于1979年，是一本以书为中心的思想文化评论杂志。《读书》关注书里书外的人和事，探讨大书小书涉及的社会文化问题，推介不同知识领域的独立思考，展示各种声音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向以引领思潮为已任。是中国三十年来思想文化变迁的见证者。

本书从《读书》中精选了一些有关亚洲近现代历史、亚洲的主体性、底层民众、中日关系、华人问题的历史与现状以及亚洲国际政治等多方面问题文章。可供读者在思考相关领域问题时，用作参考。

本书涉及的领域较多，大致分为亚洲近现代历史、亚洲的主体性、底层民众、中日关系、华人问题的历史与现状以及亚洲国际政治等多方面的问题。可供读者在思考相关领域问题时，用作参考。

序　

南亚的暴力和身份

东华故事与香港历史的书写

神秘面纱后面的真实

琉球，一八七五

宗教史与教科书

以主体的姿态面对

再造东亚史学

再现“东学”——重构亚洲近代的另一种可能

东亚的病理

关注底层

“我不想消失在黑暗中”

韩国工人

思考的前提

实话如何实说？

近代日本和中国革命

“知识共同”的可能性

两个六十年与日中关系

本土之前的乡土

从派兵伊拉克到迈克尔·乔丹

台湾的大陆想像

和解的壁垒

跨国华人

华侨·华人·中国民族主义

无以解脱的困境？

成者王侯

伊朗危机与冷战的起源

朝核问题的发展与东亚的和平

殖民主义已经结束了吗？

接受中国的崛起

南南合作走和复兴？

编后语

           近代日本和中国革命

             [日]武藤一羊

即使将“战争和革命”这个二十一世纪的重大主题限定在日中战争和中国革命的范围内进行思考，我也不认为自己能完成这个讨论。不过有一点是肯定的，这个主题对我来说，决不是一个外在的或无关痛痒的东西。我出生在一九三一年九月即“满洲事变”的前夜，一直到十二岁，我是以一个“满洲国”日系“革新官僚”的孩子这样一个殖民地统治者的身份度过的。作为殖民地统治的一员，作为一个孩子，我和中国人民相遇了。同时，我也和日本这样一个国家相遇了。我感觉这样一种经历在我后来思想、立场形成的过程中起了核心的作用。

从战后一九五0年的朝鲜战争到六十年代初期，我在参加学生运动、青年运动、和平运动等社会运动的过程中，又一次和处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中国、中国革命相遇。六十年代初期我参加了越南战争时期的反战运动，在摸索与亚洲民众的连带关系中，我接触了以“文革”形式出现的毛泽东思想。不仅是我，日本左派的相当一部分都受到“文革”的强烈震撼，但对于我来说，“文革”是作为我对当时世界范围内急进运动的高涨这样一种脉络的关心而对我发挥作用的。

一九七八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革命与以前相比已逐渐外在化了。与近代日本、近代中国的基本脉络相关的战争和革命那样一个历史过程本身依然内在地存在着，但是作为面向未来的运动的、思想的张力那一侧面的中国革命的魅力，却消逝了。

今天，面对以“全球化”姿态出现的世界资本主义模式，民众的自下的抵抗，以及以抵抗为基础而出现的摸索新的社会、文化多样模式的动向不仅在亚洲，而且在世界各地都涌现出来。我在八九十年代一直对这种动向抱有希望，并为了探索一条使其拥有实质性内容的道路而倾注了自己的思考和行动。概括总结试图用社会主义来克服资本主义、寻求民族解放但最终却没有成功的二十世纪革命的教训；概括总结这个宏大的悲壮而光荣的民众运动的历史，从而探索、设定需要现在超越的课题，不正是历史所赋予我们的“知”的任务吗?由此，对日本近代国家(特别是战后日本国家)的批判的立场，把我吸引到战争与中国革命的研究上来。我相信，忽视这一点而企图讨论如何改变日本的课题是不可能的。

从幕府末期经明治维新改革到日本帝国登台的日本近代化的历史，是在和西欧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紧张关系之中形成的亚洲近代史的一部分，但是问题在于它不是在向亚洲的自我设定，而是在和亚洲逆接的关系中展开的。福泽谕吉的“脱亚入欧”论一直最具代表性地表现了近代日本的选择。日本在“入欧”的过程中，作为西欧帝国主义、特别是英国的先锋而在亚洲横行霸道的同时，又以日本帝国的侵略和扩展的身份而“入亚”。也就是说，这是日本以东亚近邻，特别是以韩国、中国为对象的战争、侵略、殖民地化而膨胀的历史，也是日本帝国主义形成的过程。

从一般意义上讲，近代日本“脱亚入欧”的选择，只不过是模仿欧美帝国主义但却晚了一步罢了。但是，我认为日本和东亚的关系不能通过这种一般性的认识来解决。对欧美来说，亚洲是“第三者”。但对近代日本来说，亚洲决不是同一意义上的第三者。也就是说，“脱亚人欧”很勉强地把亚洲放到了对日本而言的“第三者”的选择上，但是，“入欧”的结果是，日本既没有成为西欧，也不能成为西欧。

所谓的“入欧”就是日本否定了它属于亚洲这一事实并在此基础上做出的选择，但这恰恰休现了它的亚洲性。因为亚洲的他者化是由“入欧了的日本”这样一个假想的自我认同性支撑的，这就导致了自我否定和自我的他者化。

这种扭曲或者说“双重束缚”(Double Bind)，是竹内好所谓的以“侵略主义和联合意识的微妙的分离和结合”为特征的亚洲主义的、广义的近代日本和亚洲关系的基础。就是说，侵略和联合是以一种不可分割的形式整合在一起的。以玄洋社、黑龙会为发端的大亚洲右翼潮流典型地表现了这一点。“大东亚共荣圈”是随心所欲捏造出来的构想。陷入这种没有正义名称的侵略中国战争的泥沼而备感倦怠的日本国民，又因对英美开战而热血沸腾。很多知识分子之所以站到了狂热的支持战争的立场上，是因为他们强烈地幻想着通过战争，能打破这种“双重束缚”。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大东亚战争”中连左派的一部分都希望以某种形式的“东亚共同体论”为切入点来加入战争。很明显，在这一行为的背后隐藏了他们的一个愿望，即希望通过直接将侵略看成联合以求避免“双重束缚”。近代日本近邻的战争和殖民统治是日本通过这种逆向的关系求得与东亚一体化的过程。

无论把中国革命的基点放在何处，我认为，到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止的中国革命的胜利，具有把上述近代日本和东亚的关系从根本上颠倒过来的历史作用。因为中国革命终究是从抗日战争中间诞生出来的，因为“侵略主义和联合意识的结合”是近代日本发展不可缺少的基础。而中国革命正是从根本上扭转了这一关系，从而否定了近代日本的道路本身。

对近代日本而言，日本的战败和中国革命的胜利两者都是重大的历史机会。日本得到了一个机会来反省它曾以什么样的立场来面对亚洲的人民，又对他们做了些什么，也就是说它有机会明确地认识到这种侵略形式的联合是不可能存在的，而且它败北于中国人民这一事实同时也意味着“脱亚入欧”的失败。反省、超越这种道路会带来自我认同的不确定性，但我认为这是个启动通过新道路的选择以克服不确定性这一积极进程的历史机会。我想，与近代日本把向亚洲近邻国家的侵略构造化的程度相对应，中国革命的胜利不仅仅是中国人民的事情，而且它可以作为把近代日本引向别的轨道的杠杆而发挥作用。

但是，战后日本没有利用这一机会，战后爆发性地出现的左翼民众运动没有能够从思想上受到中国革命的冲击。从总体上来说，日本民众运动的主流只不过是绕过战争和殖民地化问题而给自己定位。能够把中国革命和日本与亚洲的关系作为解开日本“双重约束”的钥匙来理解的人很少。包括战争期间在内，这些具有洞察力的人仅仅限于铃江言一、尾崎秀实以及战后的竹内好等典型人物。“脱亚入欧”的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而是以另一种形式延续到战后日本。

一九四五年日本向联合国军投降，并被置于美军的占领之下。日本帝国由此瓦解，它丧失了所有的殖民地。自明治开始的向亚洲近邻以及亚洲太平洋地区膨胀的企图受到了重挫。东京大审判中，以东条英机为首的战争指挥者作为战犯受到了裁决。但是，日本对它在战争期间对朝鲜的殖民侵略、对中国和东南亚的侵略时所犯下的罪行，并没有进行反省，也没有一个被裁决的过程。因此，我认为，中国革命并没有成为动摇日本社会根本的要素。这对战后日本来说是一个很大的不幸。

为什么日本会这样呢?

在美国的世界霸权内部形成的日本国家，以一种独特的方式把战后和战前隔开了。同时，战后五十年间，它通过这种割断保留了战后日本对战前日本的继承性。战后的日本国家的反共自由世界原理，战后宪法和平主义原理和大日本帝国的继承性原理，这三个原理相互矛盾，却被折衷地统一于一个国家之内。第一个原理是在对中国革命的军事性敌对冷战和封闭的基础上产生的，成为预防中国革命冲击的防线。同时这也是向自由阵营即美国进行自我认同的立场，所以，它又成了“脱亚入欧”的新形式而被持续下来，以美国的眼光来看世界、看亚洲，以美国的亚洲政策来对待亚洲。和平原理以及宪法民主主义的确是一种新事物，一直受战前军国主义压制的战后进步知识分子中的大部分人都是以此来割断与战前的联系，并认为战后日本的政治与社会运动应该以和平民主主义原理为基调。但是这种断绝具有双重作用：它同时还作为割断战后日本与战前日本联系的概念装置而发挥作用，即发动战争是错误的，日本以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为分界线获得新生，从此以后走和平道路等。这一原理一旦和第三个原理即大日本帝国的继承性原理结合以后，这种“新生”变得越来越奇怪了。所谓继承性的最奇怪的表现是，对天皇制的温存以及对裕仁本人这一天皇象征的纵容。他并没有被以最高战争责任者的罪行逮捕，没有被裁决，也没有退位，而是以和平象征的姿态继续坐在天皇的宝座上。以这种形式改头换面的日本何以称得上和平国家呢?最高责任者被免除了罪行，并给予了象征天皇的名誉，那么，又怎么可能对那些受他的命令、在他的名义下侵略中国，残害、掠夺和拷问中国人民的战争罪犯进行裁决呢?因此，将军、殖民地官僚、宪兵以及普通士兵在殖民地和战场上究竟做了些什么，也不了了之。他们好像没有发生过任何事情一样，以儿子、丈夫或者父亲的身份重新融入日本社会中。

这样的战后日本国家给自己制造了一个免除战前日本帝国的战争责任和殖民地责任的巨大体系。战后的日本国民并不好战，也没有复仇主义，而是以和平和民主主义为主旨而建国。但是这种意识是在没有正确认识日本帝国在亚洲近邻所作所为的基础上产生的。厌恶战争只不过是一种有受害经历的公民记忆的构成。以中国和朝鲜为代表的亚洲民众意识和日本社会大多数人的意识之间有着这样一种可怕而危险的鸿沟。这种鸿沟使日本在亚洲的外交和经济陷入了孤立状态。因此七十年代以来日本政府做了一些文字性的谢罪和反省，但是这并非出自真心，而是一种“为了与你交往而不得不道歉”的动机不纯的态度。像在战争慰安妇以及战争赔款问题上，日本做出了愿意承担“道义责任”而不承担“法律责任”的诡辩，表明了战后日本还在继续回避战争责任和殖民地责任。而在这种回避之中，又把战前的帝国性很好地保存下来了。

不过，在这种战后国家的意识构造和国民记忆的裂缝之中，诞生了六十年代后半期的广义的新左翼运动。在这种运动的冲击下，虽说只是少数，但是伴随着这种思潮而产生的各种事件是不容忽视的。越南战争(即中国“文革”)期间，市民的反战运动、学生运动以及过激的女性运动是对以和平和民主主义自居的日本提出的质疑。在此期间作为亚洲加害者形象的日本开始全面暴露出来了。

这种运动持续到七十年代前半期。我们从这里获得的新的视角成为战后支持慰安妇和战争赔款问题的民间力量。这事实上是对五十年来逃避战争责任的战后国家思想体系的对抗。

九十年代后半期，战后日本抛弃了它的最大财产——和平主义，而逐渐转变成可能进行战争的国家。在这一过程中，采用赤裸裸的方式美化日本帝国的过去的言论开始泛滥。所谓超越“我”的“公”是指国家的事情；在当今的年轻人中流行的漫画里，描绘了这样一种士兵的美的形象：他们曾经献身给国家；发问“日本人是去参战，还是逃避战争?”的漫画在年轻人当中销售了几十万册……我想，持续了五十年的战后日本国家很明显地进入了崩溃和再建的过程。

五十年前，日本的近代化过程本应该为“战争和中国革命”所阻止。今天我们仍期待着从中国人民那儿获得这种批判和纠正的力量吗?还是说应该把它放到一个更大的范围之中，而不只是限于中日两国之间，让更多的人来共同努力，探讨解决这个问题呢?

中国革命是如何与围绕亚洲的上述问题交叉的呢?人们一般把中国革命放到以俄国革命为开始的二十世纪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大环境中去考虑。而且，这种共产主义国际运动被设想成打倒帝国主义、超越近代资本主义、解放阶级和被压迫民族、创造出社会主义共同体的主体，同时它还具备作为党、国家共产主义的坚固的实体。中国革命不仅是中国人民驱逐帝国主义、建设新中国的革命，同时它也是劳动者、人民自己解放自己的事业。因此它作为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巨大胜利和进步而被世人了解。

这一运动曾经构成了二十世纪的历史面貌，因此，就不可避免地要把中国革命作为这一全体运动的一部分加以评价和概括，否则就不能探讨中国革命的具体性。沟口先生具有很强的洞察力，他捕捉到了中国历史中的长期连续性，从而对中国历史进行了研究。如果把焦点集中到中国革命是中国人民自身的事业这观点上来，中国社会中的革命传统就与王朝传统互为向背而浮现出来。

我主张中国革命不是中国人民的私有物，而是世界性的事件。它冲击了世界，鼓舞了第三世界的人民。五十年代，革命的中国代表了被压迫人民的希望。但是在这正面效应的背后，又隐藏了反面的效应。在今天已经不复存在的共产主义国际运动中，无论在思想上还是在组织上，中国国家、中国共产党都具有巨大的影响力。它左右了这一运动中很多同志的命运和生命。尤其是在亚洲，中国革命把它的“反帝反封建”的路线“输送”给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等国家的革命运动和民众运动。同样，这种力量也对日本的民众运动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的确，我们不能仅仅把中国共产主义解释成一般的苏联型共产主义运动。“群众路线”、“为人民服务”这些口号不同于列宁的先锋党路线，它作为中国共产党独自的党的观念、作风带来了新的影响。六十年代的文化大革命强烈地向世界展现了毛泽东思想的独特性。中国革命即使和中国人民是从属于不同的位相，由于它在二十世纪的历史进程中创造了众多的当事人，所以，中国革命就不能被看成是中国人民的私有财产。我认为，它是二十世纪的重要组成部分。排除这一部分，去做任何世界构想都是不可能的。

在世纪交替之际，我们在旧体制尚未完全崩溃的状况下又被放到一种新的状态中。国家和强权政治依然作为一种十分有效的力量而存在。这种以包容国家的形式而完成了巨大积累的资本所进行的全球化，在市场原理的名义下，对民众环境与文化发挥着破坏性的影响。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都存在严重的贫富差距，并且这种差距的程度在日益深化。这主要是在民众集团之间或者个人与个人之间产生了为生存而进行的激烈竞争。这种竞争绝大部分都表现为…卜层的竞争”，大部分民众都被卷入其中，而强者总是站在有利位置。在此过程中，仅以强权已经不能够控制民族和宗教纷争的不断爆发和各种原教旨主义横行世界。我们应在何处、又用何种方式来寻求解决这种状况的力量和希望呢?

近代日本和亚洲，特别是围绕东亚关系出现的“脱亚入欧”问题以扩大化了的形式再次产生。“美国标准”仿佛是理所当然地被当做“全球标准”，被强制性地推广到世界各国。wT0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以此为前提，国家间的斗争和贸易大战不断深化，斗得你死我活。这实际上就是一种大规模的“入欧”竞争。所以，这不仅是经济体系的问题，而且还强制性地促进文化的单一化进程。

我从不提所谓“欧美对亚洲”这种简单的二分法。因为这只能或者导向今天的各种原教旨主义所走的破坏性立场，或者通过粗野的赞赏随心所欲捏造出的“亚洲价值”，从而把对人民的独裁合理化。但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后者与明治国家的标语一“和魂洋才”特别相似，即，“亚魂洋才”。这实际上就是指为了“洋才”而费尽心机利用“亚魂”。但是毫无疑问，今天世界的严重的非对称性和文明意义上的“欧美中心论”相结合，使这种文明正加速走向分裂。

在这一问题上，“知”应该如何与它对抗呢?  我确信答案是在民众的日常生活、智慧、想像力、革命性、领导能力以及民众运动和民众联合的力量之中。民众在不断边缘化是一个事实，但这仅是一半的真实，另一半真实是，在边缘化的旋涡中，民众的中心性可以被建立。这一事实，已经由中国革命做出了不可抗拒的证明。

(二000年六期)

P153-161

《读书))创刊于一九七九年四月，至今已近三十年。首期《读书》开篇标题为《读书无禁区》，我们可以从中体味那个时代的精神气息。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禁忌和新的支配性意识形态，因此“读书无禁区”这个口号针对的不仅是特定时代的特定禁忌，而且也是随时代的变化而产生出的新的禁忌。创刊至今，《读书》的作者、编者和读者已历经变换，面对着急剧变化的时代，他们以各异的思想方式、多样的艺术趣味和不同的学术训练，孜孜不倦地探索，用各自的文章见证了改革时代中国的变化。在许多人的记忆中，《读书》涉猎广泛，但以文史为主；思想敏锐，但并非政论刊物，作者们对于社会政治问题的关怀是通过思想的和文化的评论方式来表达的。在近三十年的历史中，《读书》的文章时时收入作者的文集，或为其他文集选用，但由本编辑部以主题编辑文选，系统出版，这还是第一次。我们将根据各种需要，按照不同的主题，持续地编辑出版《读书》文选。

第一批出版的文章精选共计六种，全部选自一九九六年至二00五年十年问《读书》发表的文章。在这十年间，中国知识界处于一个分化组合的过程之中，观点纷纭，立场各异，各种争论纷至沓来，像八十年代那样的一种以改革开放为基本尺度的“共识时代”已经消失。导致知识界争论和分化的背景是：

在国内方面，自一九九二年邓小平南巡以来，中国的市场化过程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一方面是经济的快速发展和财富积累方面的长足进步，另一方面是城乡之间、区域之间、不同阶层之间的严重分化，以及制度性的腐败、普遍化的生态危机的扩展，等等。从九十年代的市场扩张和社会分化，到进入二十一世纪之后国家社会政策的调整，中国在所有领域都经历了也正在经历着一个深刻而剧烈的“大转变”。在这个背景下，知识界再也不能像八十年代或九十年代初期那样将市场化、私有化当作理所当然的尺度来衡量社会变迁，那些在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初期流行的术语，如改革与保守、现代与传统、开放与封闭等等范畴，也都不再能有效地描述中国的政治和文化图景了。

在国际方面，随着俄罗斯和东欧改革面临的危机逐渐暴露，全世界范围内有关改革的辩论就没有停止，而欧洲社会福利传统的瓦解也在另一个传统内提出了对于七十年代以降的新自由主义改革的再思考问题。一九九七年亚洲金融风暴，一九九九年南斯拉夫危机及中国驻南使馆被炸，二00年“九一一”事件及随后美国对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打击，以及韩半岛核危机、台湾海峡局势的变化、中14关系的转变，也为中国知识界的分裂提供了动力。在这一背景下，九十年代初期被当作克服中国社会自身危机的唯一有效途径的“全球化”命题逐渐失去了光环——如今，全球化除了用于描述全一球经济的相互关联、传统国家体制的转变和日益增长的移民网络之外，它还与帝国、帝国主义、支配、限制和垄断紧密地连接在一起。

在文化领域，我们也经历着两个方向并不一致的新发展。首先是学术研究的专业化潮流和体制化过程。以有关学术规范、学术史等问颢的讨论为界标，九十年代中国学术界试图创造一种与八十年代“文化热”截然不同的学术方式，它要求学者们以更加专业化、规范化的方式进行学术研究，这一起源于学者们的自觉倡导的潮流与这一时期中国大学和研究体制的改革与重组相互呼应，重新构筑起当代学术领域与其他社会文化领域之间的鸿沟与高墙。伴随着学术工作者的身份、地位和经济待遇的改善，大学和研究机构设立了种种基金、项目和奖惩机制，鼓励学者以专业化、国际化的方式从事学术工作。其次是消费主义文化的崛起与大众传播媒体的支配地位的形成。从九十年代中期开始，商业化的大众媒体(尤其是电视、报纸和网络)迅速扩张，消费型大众文化蓬勃发展，各种各样装帧讲究、图片精良的刊物应运而生，它们改变了那种主要依赖文字的阅读方式，创造了一种新的阅读趣味；而大众传媒的发展，也使得许多学者更愿意扮演媒体学者的角色。这两个趋向不但挑战着中国的文人传统，而且也挑战着中国的现代知识分子传统。

正是在这样一个完全不同于八十年代，也不同于九十年代初期的社会和文化氛围中，《读书》以批判性的思考为取向，兼顾多重立场，自觉地介入九十年代至今的“大转变”，在若干问题上成为触发重要论争的思想论坛。七十年代末以降，经过几代作者、编辑和读者的共同努力，这份杂志已经形成了可贵的传统，我们的方针是在继承这个传统的同时，渐进地对刊物做一些调整。从一九九六年起，《读书》杂志发表了一系列专题讨论，诸如大众民主与宪法问题、全球化与亚洲问题、二十世纪的战争与革命、金融危机、三农危机、医疗改革与社会保障体制的困境、恐怖主义、新左翼与新自由主义之争、法律与民主、民族主义、女性主义、国企改革与产权问题、生态危机、华人华侨与跨国家的网络、媒体与新纪录运动等等，林林总总，不一而足，其中一些讨论成为整个社会关心的全局性问题。说我们的方针是渐进的调整，是因为即使在介入这些现实性的问题时，《读书》的主要策略还是从思想的、知识的和理论的角度出发，而不是进行直接的公众讨论或政策性辩论，它致力创造的是一个立足于反思和批评的建设性的思想氛围。事实上，除了诸如三农问题等影响深远的讨论之外，《读书》的大量文章并无一个单一的焦点，而是力图发掘不同领域的课题，例如我们一直试图跟踪当代戏剧、艺术、考古、名物、文学、电影、建筑、人文地理、历史研究的一些新的现象和成果，及时做出评论，并在一定程度上，让这些专门领域的讨论，能够回应当代社会面临的问题。让一份杂志既保持一定的取向，又保持“杂”的特点，是我们一直在探索的课题。

如果比较这一时期的《读书》和先前的《读书》，这份杂志的风格至少包含了两个主要的变化：第一，杂志中有关社会问题、国际问题的讨论和来自社会科学各领域的作者明显地增多了；第二，杂志仍以中国大陆作者(包括海外留学生和海外华人学者)为主，但韩国、日本、欧洲、美国、东南亚、印度、拉丁美洲各国和台湾、香港地区的学者也成为《读书》的作者。由于《读书》杂志在传统上是一份偏重文史的刊物，这些变化也引起了一些有关《读书》的风格的争论。这种有关风格的争论又由于下述情况而变得更为尖锐：在八十年代，与《读书》形成呼应和对话关系的，除了少数类型相似的刊物之外，是大量的学术刊物，如《文学评论》、《哲学研究》、《经济研究》、《历史研究》等等，但在九十年代商业文化、大众传媒深刻影响人们的阅读趣味之时，像《读书》这样一个以书为中心的思想评论刊物该如何面对消费文化和精英文化之间新的紧张?

在市场社会和大众文化的氛围中，传统的精英与大众概念已经 难以表述当代的文化关系。是放弃我们的传统，追新逐异，加入文化时尚的大潮，或者，追随学术专业化的趋势，将思想性的讨论包裹在繁琐注释和论文格式的外衣中，还是批判性地面对当代社会不断涌现的问题，创造性地发展我们的人文传统?我们面临着几个主要的选择：第一，讨论“三农”问题、恐怖主义或金融危机这样的话题不大可能用文人雅士的语言，我们应该放弃这样的讨论吗?第二，在大众文化的趣味日渐占据主导地位的时代，许多读者对于理论性的讨论不再像八十年代那样感兴趣，我们应该放弃所有的理论性思考吗?第三，在全球化和区域化成为新的现实和课题之时，我们是否仍然应该将读者关心的问题及作者的范围集中在中国大陆范围内?第四，介入当代社会问题的讨论势必产生出尖锐、冷峻的论争，我们需要保持那种深受读者喜爱的优美、雍容的写作风格吗?在这四个问题上，我们的选择可以说是毫不犹豫的：《读书》需要介人真正的社会讨论；《读书》不应该放弃理论性的探索；《读书》应该成为一个超越国界的公共空间；《读书》需要在介入当代问题的讨论时尽可能地保持它的可读性及对语言风格和人文趣味的敏感。总之，《读书》不愿意丢失中国的人文传统，追随消费文化的潮流，也不愿意放弃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批判精神，躲入学院的高墙。在上述不同的、甚至是相互矛盾的取向中进行综合与平衡并不容易，它需要我们在作者、读者和编者之间持续地协调，我们的努力并不尽如人意，但这的确是我们持续探索的方向。

由于《读书》杂志自觉地介入思想和文化领域的争论，它的立场和取向也自然地成为争论的话题。本辑精选只是从十年来的大量文章中选择了一小部分，但从这些相关主题的讨论中，也可以清晰地发现《读书》从未成为单一立场和取向的传声筒，各种意见和立场时而针锋相对，时而互相呼应，时而各说各话，加之各自论述的领域、背景各不相同，思想交锋和文化批评的多样性是显而易见的。无论是论述的领域，还是作者的群落，这十年来的《读书》杂志都较前更为扩大。这并不意味着《读书》杂志没有自己的取向，但这些取向与其说表现在具体观点的取合之上，不如说集中在更为广阔的问题意识和反思性的态度之上；实际上，《读书》的取向并非某种单一明了的结论或立场，而是一组相互关联并包含着内在张力的取向，我们希望通过这些取向为更深入的思考提供新的空间。十年来《读书》的讨论包罗万象，难以一一说明，这里不妨以本辑精选的选题为例，略加解释，权充对各方探寻和争议的一个交代。

首先，《读书》力图超越西方中心论，展开对亚洲和世界其他地区的讨论，从文化、经济和政治等各个方面重构我们的世界图景，突破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意识形态创造的种种历史幻觉。中国现代化潮流在文化上的一个基本取向是学习西方，这在整个改革开放时期的文化讨论中表现得极为明显。九十年代初期对于全球化的热情部分地植根于对于西方的想象。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一些旅美学者借助于各种新理论对于西方中心主义进行批判与解构，进而在知识界引发了初步的争论。批判与解构是新认识的开端，但它本身却没有提供对于世界的更为深入和具体的知识，甚至许多重构中国传统的努力也仍然限制在中国与西方的二元框架下。改革以来，中国知识领域有关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讨论不仅数量有限，而且真正能够将这些地区的研究带入当代中国的思想讨论的文章少之又少，在许多重大的历史认识问题上，这种知识和思想视野上的局限影响深远。这一知识状况不仅对把握当代世界的脉搏构成了巨大的限制，而且也对建立新的自我认识形成了严重的障碍。一个明显的例子是：一九九七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的时候，中国知识界几乎提不出对于亚洲各国状况的真正深入的分析和富有预见性的洞察，也无法解释为什么中国能够从这一灾难中幸免。这一知识状况本身最深刻地体现了西方中心主义对我们的思想控制。从一九九六年起，《读书》杂志持续刊发有关亚洲各国和地区、拉丁美洲以及俄罗斯、东欧等地区的讨论，并邀请来自日本、韩国、欧洲、美国以及香港和台湾地区的知识分子加入我们的讨论，力图形成一种不同以往的、超越西方中心论的或者自我中心的知识图景。我们初步估算了一下，十年来仅仅有关亚洲地区的文章，《读书》就发表了一百多篇——从战争与革命的共同反思，到当代世界变化的种种轨迹，从区域内部的互动，到从一种新的视野看待整个世界的变化，这些有关非西方地区的讨论与有关美国、欧洲的分析一道，提供了一种与八十年代的文化讨论和九十年代初期的思想探索相当不同的思想图景和知识景观。

其次，我们将有关乡村社会、城市改革和各种现实问题的思考引入《读书》这个传统上更偏重人文领域的思想空间。《读书》杂志主要是一份以书为中心的思想评论刊物，在八十至九十年代初期，讨论的中心始终是文学、历史、哲学，对于经济和社会问题的关注，主要是在理论的层面展开的。然而，中国改革的初期成就源自农村改革，九十年代初期乡镇企业的发展也为中国经济的腾飞提供了独特的路径，而九十年代后期逐渐暴露的三农危机严重地影响着中国改革的成败。三农问题虽然在农业专家中早有议论，但这一问题成为公共讨论的中心话题却是从《读书》杂志开始。从一九九六年开始，《读书》杂志就已经确定了一个方针，即将《读书》的视野从一般性的人文讨论和理论探讨扩展到包括乡村问题在内的更为广阔的生活领域，这一年十月发表的题为《乡土中国的当代图景》和稍后陆续刊登的“田野札记”栏目为此后有关的讨论铺平了道路。在此之后，我们也发表了有关医疗改革、教育改革、政治改革、税制改革、国企改革、产权改革等方面的文章，直接地介入了当代社会有关改革的反思和批评。这类讨论文章在风格上不同于那些人文性很强的文字，它们的广泛影响力与其说来源于文字风格，毋宁说来源于问题的尖锐和思考的深入。当人们按照习惯的所谓人文视野批评《读书》风格的变化时，我们也在思考：无论在中国的传统中，还是在现代知识分子的传统中，“人文性”难道是与社会关切完全隔离的吗?这种产生于现代学术分科制度的“人文性”难道不正是对古典的与现代的人文传统的背离吗?在这个意义上，将这类问题引人《读书》杂志的视野并不是对《读书》传统的背弃，而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新发展、充实我们的人文传统的努力。

第三，现代世界是一个以经济为中心的世界，市场和经济的力量渗透到所有生活领域；在经济增长与社会分化及生态危机共存的时代，批判性的思想首先会在与之相关的领域发展起来。然而，如果我们的讨论总是局限于、纠缠于经济和政治领域，我们就不可能形成对支配当代世界的这个强硬的经济逻辑的真正抗拒。《读书》杂志的人文传统在一个新的时代语境中获得了它的新的意义：关注人、关注人的命运，关注文学和艺术的触角，关注历史和生活的感觉，并以独特的语言和叙事方式将这些关注呈现出来。在九十年代，许多作者通过对古今中外许多学者、知识分子、艺术家和历史人物的描述，不但为我们重构了历史的生动画面，也以记忆的方式介入对当代问题的思考。我们也努力地开辟有关戏剧、电影、音乐、绘画和造型艺术，以及大众文化的讨论，通过艺术的触角展开思想和感情的世界。收入《逼视的眼神》和《不仅为了纪念》中的文章正是《读书》的人文传统在新的时代的延伸和发展。

这辑文选从一个有限的侧面反映了九十年代以降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历程和认真探索。如今许多人在一种怀旧的气氛中回忆八十年代，也常常有人将八十年代与九十年代加以对比，说明那个时代的理想主义和思想热忱。然而，我们的“小小十年”真的那样贫乏吗?这是剧烈转变的时代，这是一个常常让人感到困惑的时代，但这也是许多中国知识分子真诚地投入思想探索和社会实践的时代。相较于八十年代对于西方的崇敬，这个时代的思考中渗透了新的文化自觉；相较于许多后社会主义国家的思想颓败，中国的知识分子力图重整思想的旗帜，建立批判的阵地；相较于过去时代的声调相对单纯的讨论，这个时代的思想空间容纳了更为丰富和多样的声音。这套小小的精选集是一个深刻改变我们社会的大转变时代的见证，也是中国知识分子在这个时代中勤奋探索的侧影。我们有理由相信：这“小小十年”埋藏着未来的种子。

为此，我们感谢那些为《读书》辛勤写作的朋友们，我们也感谢那些一如既往地关注着《读书》的朋友们。

二00七年四月九日

最近几年，随着政治、经济和文化诸方面往来的日益频繁，关于东亚的讨论逐渐热闹起来。虽然，到底什么是“东亚”以及“东亚”对中国的意义究竟在哪里，还需要更加深入的探讨，但相关讨论的生成和发展毕竟表明了中国知识界的视野从以往的专注于世界一极的偏至状态向更广大、更开放领域转移的可能性。翻检十年来的《读书》杂志，和东亚有关的文章，也发表了不少，其中单单和近现代日本及中日关系有关的，就几乎达到了百篇之数。这不能不使作为编辑者的我们自己，也略为感到了一些惊讶。

不过，即使从简单的地理关系来看，中国也不仅仅是一个“东亚”国家。和中国接壤的，以及和中国有着紧密的文化、经济和历史联系的亚洲国家和地区的数量，恐怕要大得多。但关于它们和中国的关系对中国的意义的讨论，在很大程度上似乎还只存在于专业的研究领域和对策研究的范围内。

在过去的十年间，《读书》作了连续的努力，先后发表若干文章，涉及了亚洲问题的多个侧面。这里收录的，就是其中的一部分。这些文章，出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作者之手，也并不是在一个统一的主题下组织起来的，因此，所研究的问题和探讨的角度，也各不相同，呈现了多样化的面貌。但是，在新的视野下，重新梳理、研究、叙述亚洲各个国家、地区及其相关领域的历史和现实问题的努力，却是一致的。

这次，借编辑(《读书》最近十年来文章精选集的机会，把它们重新呈现在广大读者面前，希望能够和大家共同探讨亚洲和中国的种种问题，进一步拓展现有的视野，以获得更加深入的成果。

本编根据内容，将文章粗略地分成七个部分，各部分内按照原来发表时的时间顺序排列。

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