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笔》自创刊以来，逐渐形成了以文史为特色，推崇独立思考，力主讲真话的风格。从今年开始，编者每两年对《随笔》杂志做一次回顾，出一个选本。放在我们面前的这个本子选自2005年至2006年度的十二期杂志。

本书收录了2005年至2006年12期杂志中的60余篇精品，按域外、文史、人物、杂感4个栏目分类编排。此外，书后附有这两年的总目。

本书编排分四题：域外、文史、人物、杂感。各专题内的文章按发表时间的先后顺序排列。本书中，作者方阵在壮大，新加入的作家有文化界学术界卓然有成的大家，像何兆武、葛剑雄、林达等等，还有不为《随笔》读者熟悉却颇具实力的作者，如缪哲、秋风、胡文辉等等，另外《随笔》多年的忠实读者也有表现。话题和内容上有了新开拓：不再宥于文史，已开始关注并参与当代文化现象、思想流向、重大话题的讨论，如汪永晨的《四问怒江》涉及了环境保护问题，张柠的《表态运动和自由的累赘》对李敖的大陆文化之旅作了探讨；国外的人文话题明显增多，如林达的《亚马逊热带雨林里的信仰之路》，薛忆沩的《“域外读书”三则》，打开了一扇新的窗口。文体上，主张多种表现方式并存，叙事、感怀、说明、议论等等，有些文章如《雨西湖》，闲适自在，充满人文情趣。此外，书后附有这两年的总目。

秦颖　序1

傅国涌　陌生的米奇尼克1

杜小真　应该感谢他6

——写在萨特百年诞辰、逝世25周年之际

林达　面对今日奥斯威辛12

胡平　战后日本社会考17

蓝英年　“向帕夫利克看齐!”26

何怀宏　同一根绳索34

秋风　市场的背景44

沈展云　“激进的”马尔库塞和“理性的”波普尔50

薛忆沩　“域外读书”三则60

林达　亚马逊热带雨林里的信仰之路66

胡文辉　失意者的历史78

如筝　罪恶的历史仍在杀人82

刘军宁　卧榻的政治学85

——读《帝国政界往事：公元1127年大宋实录》

葛剑雄　得天下与治天下(外一题)88

吴小龙　晚明史和甲申祭92

从维熙　“古镜”新说97

流沙河　回头谈二战102

——在庆祝二战胜利60周年一次座谈会上的发言

吴小龙　从康熙与西学谈起111

张柠　表态运动和自由的累赘120

何满子　四十年前那一年126

雷颐　铁路与政争132

——以李鸿章修铁路为例

王彬彬　辞典中的历史140

散木　两份“遗言”151

张鸣　又想起了王大点154

范若丁　有感于井与天街159

王元化　清园随笔二则163

严秀　我的忏悔166

——愧对闻一多、杨杏佛后的一点感想

何兆武　必然与偶然169

——回忆钱宝琮先生的一次谈话

陈乐民　梦后速写173

邵燕祥　读高尔泰二则175

褚孝泉　写成历史的罪责182

黄裳　雨西湖186

狄马　荒谬的苦难美学190

朱正　重读《娜拉走后怎样》196

章明　读“高祖还乡”的联想203

张鸣“受活”还是“活受”207

唐小兵　容忍与自由212

黄一龙　名问名答的异同(外一篇)218

资中筠　从“苦难美学”说开去224

汪永晨　四问怒江228

缪哲　读梁遇春《小品文选》239

苍耳　哑剧时代243

章明　泰坦尼克号船长的两难252

吴小娟　小凯和我在一起256

智效民　大学校长竺可桢267

邢小群　天才需要什么样的土壤274

——《束星北档案》随想

邵建　“勇于不敢”280

白桦　马上县长张问德(外一篇)288

——在抗日战争中的云南轶事

钱理群　活着：艰难而有尊言293

——为钟朝岳先生六十九寿辰而作

附：钟朝岳　九死一生297

朱正　隔膜303

——读胡风《三十万言书》札记

贾植芳　纪念老友朱锡侯310

——《风雨年轮》序

冯锡刚　郭沫若与章士钊314

孙郁　周氏兄弟的里与外327

周正章　马克思、伦勃朗与阿垅333

苏福忠　赵树理印象346

——写在他的百年诞辰

李普　楚狂本色总依然351

附录：2005年～2006年《随笔》总目370

面对今日奥斯威辛

林达

昨天，我们在电视中观看奥斯威辛集中营的露天纪念仪式。大雪纷飞，冰封雪盖的集中营，黑色的铁丝网触目惊心。

六十年前，仅仅几年时间，六百万犹太人，包括一百五十万儿童，被纳粹有计划地成批虐杀。今天的人们在对人性之恶感到震惊和反省的时候，这一事件引出的国际社会如何建立有效机制，制止同类恶性屠杀，却并不是一个已经解决了的问题。

首先，“人性恶”并非轻易即能克服。

恶常有“善”的包装。希特勒的纳粹党，它的全称是“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希特勒能够上台，依靠的口号之一，是“人人有饭吃，人人有工作”。因此，看上去，它是“为国家、为穷人、为社会”。“拉拢多数人，迫害少数人”，几乎是所有大屠杀悲剧的成功之道。

纳粹的另一个包装是“科学”。希特勒假借“科学”之名，把在上世纪初蓬勃兴起的优生研究，引入了社会改造的领域。而且在扫除人性之后的“绝对理性”之下，以逻辑推导出为了大多数人的利益，可以“消灭劣等人”。于是纳粹的科学家心安理得地，成批杀害了德国精神病院的病人和保育院的弱智儿童。

之所以“希特勒之恶”能够成功，是因为我们大多数人是有弱点的。在内心深处，或愿意相信自己比别人优越，或为了自己的安全，愿意别人成为“替罪羊”，如此等等。当反对的声音、人道的声音被封杀，个别人的恶与疯狂，迎合多数人的弱点，就可能迅速变成群体的恶和疯狂。而惟有群体恶的支持，才可能实现大屠杀。

这是世界在二次大战之后，强调建立民主社会的原因。因为民主社会保障言论自由，如“希特勒之恶”出来煽动群体的时候，人道的声音可以出来抵抗，群体就不容易被愚弄和煽动。人们试图从制度上着手，是为了从根子上消除大屠杀。

“希特勒之恶”是一个典型，犹太人遭遇的“大屠杀浩劫”也并非历史孤例。因为只要符合“纳粹条件”，大屠杀就可能随时发生。民主制度的推广是一剂良药，却并非易事。于是，二战之后，六十年来，国际社会始终面临一个难题，面对“新的希特勒和大屠杀”，我们怎么办?

二

难题之所以成为难题，与二战之后国际社会的侧重点有关。其根源与当时的世界局势有关。

犹太人的浩劫，和二次世界大战大致重合。希特勒杀犹太人和侵略他国，重叠发生。在六十年前，由于反侵略战争的进程，集中营被解放，对犹太人的大屠杀被揭示，震惊了世界。可是，它仍然没有作为一个孤立事件，得到足够强调的对待。

其主要原因之一，是各国看到了亡国的危险，反侵略自然成为最紧迫的事情，对犹太人的屠杀却隐于其后。因此，战后联合国的成立，其最重要的机构是安全理事会，主要任务是维护世界和平，也就是如何避免新的侵略、新的世界大战，而并不包括如何防止大屠杀。

首先，在揭示这一事件的时候，各国强调了希特勒的残忍和疯狂，震惊于人性恶的极致，却没有深刻检讨国际社会的责任和失职，也就不可能进一步从国际组织的制度上为防止大屠杀有所建树。

没有对大屠杀作深刻检讨的原因很多，也间接地反映出国际社会本身的众多问题。

首先是，一些国家对大屠杀可以说是间接地负有责任。苏联和奥斯威辛的关系，非常经典地反映了二战和犹太人的关系。

在昨天奥斯威辛的纪念仪式上，俄罗斯总统普京出席并讲话。俄罗斯所属的前苏联的军队，是在波兰境内打败德军的过程中，成为奥斯威辛集中营的解放者。普京也提到，前苏联是二战受害最大的国家，因为苏联在二战中死亡的士兵最多，奥斯威辛的死难者中，有相当j部分是苏联战俘。这都是事实。假如这是一个战胜纳粹德国的战争纪念仪式，事情就简单一些。可是，事关大屠杀，就不那么简单。因为这并不是全部事实。

另一些事实是，当希特勒咄咄逼人地崛起的时候，斯大林政府为了保住自己，签订《德苏和平条约》，不仅出卖了波兰，还商讨了如何瓜分波兰。因此，也可以说，奥斯威辛的存在本身，斯大林政府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同时，在奥斯威辛的受难者中，有大量被纳粹从捷克斯洛伐克转来的犹太人，他们落入德国人手中，死在奥斯威辛，是著名的英、法、德、意签字的《慕尼黑协定》，把捷克斯洛伐克出卖给希特勒的结果之一。这些国家在出卖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的时候，德国迫害犹太人的情况已经发生。人的弱点之一，是不愿意面对自己的罪恶。所以，这些事实，也在阻挡当时的盟国深刻检讨“大屠杀”事件。

由于希特勒不可满足的胃口，战火燃遍欧洲，把苏联和英、法卷入战争，他们才成为二战反法西斯战争的力量，才成为犹太人的解救者。也就是说，犹太人当时获得解救，不是人道觉醒的人类有意而为之，而是二战打下来的一个意外结果。

另一个原因是，在国际社会出来代表自己国家的，是各个国家的政府。而在一个非民主国家，政府并不代表人民。典型的例子就是当时的苏联。甚至在纳粹兴起之前，斯大林政府就开始了对自己国民的政治迫害，包括酷刑和大屠杀。在德军占领波兰之前，苏联侵占波兰，秘密屠杀了被俘关押的14700名波兰军官和11000名波兰公民。二次大战，并没有改变当时的斯大林政府和纳粹德国在“恶”上的共同点。因此，在所谓的二战盟国中，苏联首先不会愿意在战后的联合国出现一个遏制“大屠杀”的机制。而各国对于侵略战争的恐惧，自然的结果就是对主权国家的强调，“干涉内政”变成类似“准侵略”那样的负面的词。在联合国的众多国家中，不愿意受到监督遏制的国家还很多，“不得干涉内政”成为一个极为有效的挡箭牌。

于是，二战后对“大屠杀”的反省其实是有限的，甚至是含糊而误导的。它使得人们误以为，反种族迫害、反大屠杀、解救犹太人，是反法西斯战争的目标之一。它掩盖了一个事实，那就是，如果希特勒当时不侵略他国，只是关起门来，在国内建立集中营，迫害和屠杀犹太人，那么，他们就无法借战争的机会得到解救，只要希特勒愿意的话，他们会被杀得一个不剩。P12-14

从今年开始，我们决定每两年对《随笔》杂志做一次回顾，出一个选本。放在我们面前的这个本子选自2005年至2006年度的十二期杂志。

《随笔》自创刊以来，逐渐形成了以文史为特色，推崇独立思考，力主讲真话的风格。2005年初，我们做了一个问卷调查，让我们兴奋的是，在我们对读者的职业构成进行统计分析时，发现杂志的读者构成比想象中的目标读者群要广泛得多，人文社科研究人员、律师、公务员、编辑记者等一类的读者占百分之四十九点二，大中学老师占百分之十七点二，让我们吃惊的是自然科学、工农兵商金融等界人士占百分之三十二点二，近三分之一，大中学生占百分之一点四。可见她不是一份学院式的或书斋里的文人的杂志，而是宽泛意义上的知识分子的杂志。

有专家说，一台好的音响是你在听音乐时，感觉不到它的存在。作为音乐爱好者，我凭直觉，得出的认识也差不多，因为，重要的是音乐，而不是器材。一份杂志大概也应该是这样吧，重要的是里面的文章，而不是杂志本身。杂志只是作者和读者见面的平台。《随笔》自创刊以来，努力搭建的就是这么一个平台。为了能保持这个平台的风格和影响，与时俱进，下面谈几点想法。

办刊启蒙。前主编杜渐坤先生在谈到《随笔》二十多年的发展时，认为经历了三个阶段：创刊初期以传播中国文化文史知识为主，从一个侧面打破了“四人帮”的思想禁锢，活跃了思想文化界；1982年开始，思想锋芒慢慢显示出来，她反映知识分子的心声，力主讲真话；第三个阶段是1993年开始，继续提倡作者说真话，思考的问题更广阔更透彻，思想解放程度也更大。可见《随笔》一直坚持、继承了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思想解放”运动的传统，并将之发扬光大。进入二十一世纪后，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上个世纪头二十年开了头而未及完成的事，我们现在仍然在做：市场经济、宪政、培育公民社会、扩大自由空间……留心观察，还会发现，“五四”以来启蒙的基本命题——自由、法治、理性、科学、民主等，和基本任务——灌输现代公民和现代国家的基本观念，仍有待普及和深入。因此，《随笔》在高举思想解放大旗的同时，一方面要关注社会民生，思考历史和未来，另一方面也要加大介绍世界先进文化的力度，将中国放在世界范围来考量。在今后较长的一段时间里，启蒙将是《随笔》努力的方向。

办刊包容。包容是一种态度，更是一种境界，是我们今天办刊要强调的立场。因为有包容才有丰富。只要谈的人和事平实客观，发的议论理性而富于启发，行文清畅可读，表达的情感质朴感人……一句话，只要是言之有文，言之有情，提供知识，启发思想的好文章，就应该让她在这个平台上说话。当然，在当下思想文化多元共生的语境下，作为一份刊物，她仍会有自己的选择和坚守。

理性、建设性。《随笔》看重思想性，看重独立的、深入的思考。但她不标榜思想。见解新奇、思想锋利固然是好文章的一大要素，但这一切以偶然得之为妙。另一方面，锋利的思想，并不是为批评而批评，为反对而反对，而是要有益于世道人心，有益于现实的改良和改造，有益于和谐社会的建立。《随笔》希望谈论的话题、思想和观点有咀嚼度，能沉淀下来，努力避免一时的新鲜、机巧和痛快。因此理性、建设性显得尤其重要，这也应该是《随笔》的基调。

性情的文字。作为一份关注思想文化的文学期刊，她十分看重文学性，“随笔”这种文体灵活多样，既可撰物品，抒性灵，又是思想最灵活方便的表达形式。它不力图展示社会生活的宏阔图景和历史全貌，而是追求书写者的个人经验、感受和思考，表现的是片段的人生、社会、思想等等，故常常是以小见大，婉而多趣。所谓性情的文字，是有情趣有个性的文字，情出于衷而辞丽于外，读来如闻其声，如见其人。叶圣陶有一段话很形象生动地表达了这个意思：“不仅仅是一种意见一个主张要是你们自己的，便是细到像游丝的一缕情怀，低到像落叶的一声叹息，也要让我认得出是你们自己的而不是旁人的。”性情的文字的另一个特点就是“诚实不欺”。率真、率性、诚实是好文章的重要品格。有一位文章大家说，“我们平常看书看杂志报章，第一感到不舒服的是那伟大的说诳，上自国家大事，下至社会琐闻，不是恬然地颠倒黑白，便是无诚意地弄笔头，其实大家也各自知道是怎么一回事，自己未必相信，也未必望别人相信，只觉得非这样地说不可……在这时候有一两个人能够诚实不欺地在言行上表现出来，无论这是哪一种主张，总是很值得我们尊重的了。”今天，除了那些伟大的说诳，还有大量的正确的废话，无用的信息。性情的文字是我们对文学性的追求。

后面选出的文章，大致遵循了这些想法。编排分四题：域外、文史、人物、杂感。各专题内的文章按发表时间的先后顺序排列。在回头看这两年的杂志时，心中充满欣喜。作者方阵在壮大，新加入的作家有文化界学术界卓然有成的大家，像何兆武、葛剑雄、林达等等，还有不为《随笔》读者熟悉却颇具实力的作者，如缪哲、秋风、胡文辉等等，另外《随笔》多年的忠实读者也有表现。话题和内容上有了新开拓：不再宥于文史，已开始关注并参与当代文化现象、思想流向、重大话题的讨论，如汪永晨的《四问怒江》涉及了环境保护问题，张柠的《表态运动和自由的累赘》对李敖的大陆文化之旅作了探讨；国外的人文话题明显增多，如林达的《亚马逊热带雨林里的信仰之路》，薛忆沩的《“域外读书”三则》，打开了一扇新的窗口。文体上，我们主张多种表现方式并存，叙事、感怀、说明、议论等等，有些文章如《雨西湖》，闲适自在，充满人文情趣。选本中还选了一些颇有争议的文章，其观点或略显偏颇、视角或有局限、表达亦嫌极端，但这些都遮掩不了其率情率性的文学魅力，独立的思考维度。也许正因为这种包容的态度，会使这个选本体现出丰富的一面。另外，因字数所限，难免有遗珠之憾。好在书后附有这两年的总目，能多少弥补一些遗憾。

“少说多做”向来是图书出版业的行规，杂志应该也不例外吧。多说无益，还是请大家忘了前面说的，看后面的文章吧。

2007年春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