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创作需要文学阅读，更需要成熟和深刻意义上的阅读——文学批评。就像不存在无消费的生产一样，离开文学阅读和文学批评，文学活动就失去了一个重要的构成部分，文学生产就丧失了彼此依存的对象主体和内在驱动力。优秀的作品，让作家和批评家共享悠然心会妙处难与君说的欣悦，而失败之作，则需要批评家直言无隐地揭示缺失、指出问题，共同体验写作的艰辛和相推相激克服困难的快乐。本书通过检视、编选了2006年的文学评论，为我们时代的文学营造一个良好的文化生态环境。

就像生产需要消费一样，文学创作也需要文学阅读，更需要成熟和深刻意义上的阅读——文学批评。就像不存在无消费的生产一样，离开文学阅读和文学批评，文学活动就失去了一个重要的构成部分，文学生产就丧失了彼此依存的对象主体和内在驱动力。嘤其鸣矣，求其友声。文学写作的根本目的，就在于达成人与人精神交流的理想情境。优秀的作品，让作家和批评家共享悠然心会妙处难与君说的欣悦，而失败之作，则需要批评家直言无隐地揭示缺失、指出问题，共同体验写作的艰辛和相推相激克服困难的快乐。而无论面对哪种情况，我们需要的，都是心怀善念但绝不宽假、充满活力但绝不任性的健康、成熟的批评。通过检视、编选每一年的文学批评，推动批评趋向成熟和完善，从而为我们时代的文学营造一个良好的文化生态环境，正是我们不惮烦苦编选文学评论年选的目的。

关于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的思考

赛博空间与文艺理论研究的新视野

文学消失了？——文化研究思潮中的“文学”概念

“纯文学”反思与“政治的回归”

文学伦理学批评与道德批评

多样化：批评的放逐与解放

忏悔伦理与精神复活——论忏悔叙事的几种模式

“从头写起”与“从中间写起”的审美文化差异

新散文往哪里革命？

“形不散——神不散——心散”——我的散文观及对当下散文的批评

“伪士”、“硕士”、“精神界之战士”——鲁迅早期对知识阶化级分析及其“立人”思想

真诗的现代性：70年前朱光潜与鲁迅关于“曲终人不见”的争论及其余响

一脉天风 百年旺泉——中国新文学中的“鲁迅风”杂文

话语卫生学与丁玲的女性肉身叙事

“五四”道德失序影响下的文学选择

组稿：文学书写的无形之手——以《人民文学》（1949——1966）为中心的考察

著书不为稻梁谋——“十七年”稿酬制度的流变与作家的生存方式

《朝霞》杂志研究

鬼影底下的历史虚空——对抗战文学及其历史态度的反思

革命文学的“激活”——王蒙创作“自述”与小说《布礼》之间的复杂缠绕

感官文学的生成及其局限）以张贤亮的《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为中心

民间进入庙堂的悲剧——以赵树理为例

论“红色经典”中的积极分子文化

私人经历与集体记忆：知青一代人的文化震惊和历史反讽

当前文学创作症候分析

“宏大叙事”解体后如何进行“宏大的叙事”？——近年长篇创作的“史诗化”追求及其困境

中国文学已经进入装神弄鬼时代？——由“玄幻小说”引发的一点联想

西部长篇小说创作的缺失

六

然而，另一方面，文化研究向文学他律性的回归确实是确凿无疑的，而这一回归对于理解文学本身是否恰当却是值得仔细推敲的。文化研究坚持了文学的艺术性与意识形态性之间的依存关系，但文化研究显然把重点放在意识形态性方面。文化研究在文学领域中之所以代替了传统的审美研究，就是因为它对“文化”的侧重。在文化研究中，文学表现为侧重于他律性一面的自律性(艺术性质)和他律性(意识形态性质)相互结合的一种方式。如果说，传统社会历史学批评是立足于意识形态性与艺术性之间的外在关系基础上来强调文学的意识形态性的话，那么，文化研究则立足于意识形态性与艺术性之间的内在关系基础上强调文学的意识形态性。二者有尊重与不尊重文学的“文学性”的差别，但在坚持意识形态性是文学的目的方面是一致的。虽然文化研究以怀疑真理概念为基本特色之一，但文化研究似乎又努力给人一种真理在握的印象。但我们完全可以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质疑文化研究中的“文学”概念的真理性。我们要问，文学的目的一定是意识形态性的吗?意识形态与艺术两方面的结合一定会偏向于意识形态一面吗?难道不可能是偏向于艺术一面?文化研究是不是过于强调文学的意识形态性了?

回顾一下前述托多罗夫和伊格尔顿的论述可以看出，文化研究中的“文学”概念实际上并不是一种对实际情况的描述，而是又一种流行的信念。托多罗夫和伊格尔顿表面上都试图说明实际存在的文学是什么，并以此表明通常对文学的一些基本定义都是站不住脚的。但实际上，正是他们事先具有一种以意识形态为主来定义文学的信念才使他们对那些定义表示出不满。也就是说，正因为他们已经相信文学首先是一种文化，他们才会对任何仅仅立足于文学性的定义表示不满。文学观念与文学事实之间向来就存在某种错位。并不只是托多罗夫和伊格尔顿对之表示不满的那些文学定义才是如此，他们自己的文学定义实际上也不例外。习惯上称为文学的文本都是意识形态文本吗?李白《静夜思》是意识形态的吗?如果认为其中的思乡之情乃至五言律诗结构是意识形态，那“意识形态”一词的含义是不是太宽泛了?如果用一个包罗万象的“意识形态”概念或“文化概念”来定义文学，那岂不等于什么也没有说?把文学归结为一种会产生某种效果的话语实践固然有明显的好处，但它是否同时带有忽视文学自身特殊性的嫌疑?毕竟，文学并不是一切话语实践，而只是文学性的话语实践。托多罗夫和伊格尔顿的观点显然有还原主义之嫌，将文学还原成了文化，无论他们事后做出多少关于相对自律性的补充。可见，文化研究中的“文学”概念和传统的本质主义“文学”概念之间固然有很大差别，但有一点仍然是一样的，即它也是一种不符合文学“事实”的偏执之论。

不仅如此，在纯粹理论的层面上，托多罗夫和伊格尔顿在讨论“什么是文学”的时候都表现出明显的偏执，即过分强调了文学的规范性一面而忽视文学的描述性一面。诚然，不仅在不同时期甚至在同一时期，文学都不是一个统一的“事实”，至少对不同的群体(如果不是个人的话)，文学文本包含的是不同的东西。因此，任何规定文学的尝试实际上并不只是描述文学的实际状况，而是自觉不自觉地对文学进行规范。把定义文学看成是纯描述性的，那是一种极大的误解。定义文学既是描述性的也是规范性的。它不仅是寻找文学文本共同特征的活动，而且在本质上也是一种划定文学文本范围的活动。一个好的“文学”概念必定是描述性与规范性之间达到很好结合的概念。诸如“文学是虚构”、“文学是能指对所指的超越(突显语言的语言性)”这样一些非常好的定义并不单单涉及是否符合文学事实的问题。比如，如果我主张文学是虚构的文本，那么这不仅意味着我力图把我们通常视为文学的东西用“虚构”这一特征描述出来，而且意味着在我看来那些非虚构的文本如历史学文本无论语言如何、叙事如何，都不应该列入“文学”的范围。但是，另一方面，以为“文学”概念是纯规范性的也是一个大大的错误，托多罗夫和伊格尔顿的“文学”概念就是如此。的确，文学史上出现过很多不同的文学定义，但人们广泛认可的定义实际上只有屈指可数的几个。这说明某个定义还明显存在是否符合事实的一面。如“虚构”之所以连伊格尔顿、乔纳森·卡勒等都有意无意地视为文学的基本特征之一，就因为它的确具有广泛的事实基础。存在虚构文本和非虚构文本的区别，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尽管虚构文本不一定就要被视为文学文本。同样，存在“能指对所指的超越(突显语言的语言性)”的文本也是事实。托多罗夫、伊格尔顿、乔纳森·卡勒等人着力批判的那些“本质主义”“文学”概念实际上明显包含着描述性的一面，它们的确揭示了文学文本的某种特殊性质。“文学”概念的描述性一面意味着传统文学定义方式具有不可抹杀的合理性。

由此看来，托多罗夫、伊格尔顿等人排斥传统文学定义，并不是因为它们与文学实际不合(根本不存在符合实际的“文学”概念，“文学”概念从来就包含着对文学范围的选择)，而是因为它们不符合他们自己的“文学”概念。换句话说，伊格尔顿所谓“文学研究领域现在出现的危机从根本上说是这一学科自身定义的危机”，实际上不过是说20世纪前半期的文学信仰已经发生动摇，需要一种新的文学信仰取而代之。把文学归结为文化只是文学信仰领域风向标发生转移的结果。托多罗夫和伊格尔顿等文论家们颇为雄辩的言辞实际上并非理性的论证而是信仰的辩护，它们不过是对“文学应该是什么的”新式信仰的表达而已。“文学是一种意识形态”并不是说文学实际上是一种意识形态，而是说文学应该是一种意识形态。

既然“文学是一种文化(意识形态)”不是对文学实际的最新发现，不是文学的终极真理，而是对文学的一种新的主张，我们的态度也就不是是否应该接受一种科学结论的问题，而是我们是否愿意相信甚至追随这种主张的问题。对中国学者来说，我们首先应该做的是充分了解西方文化研究是如何看待文学的，了解西方文化研究与我们所谓审美研究之间究竟有何区别。盲目排斥、以为文化研究古已有之，显然是非常愚蠢可笑的。许多著名的文化研究著作都充分运用了新批评细读技巧、结构主义的叙事分析、后结构主义的解构策略等方法，比中国许多自以为在坚持审美研究的人都做得更好。但另一方面，我们也不应该、更没有必要盲目崇拜文化研究。可以断言，文化研究只是文学研究的一种新时尚而已。随着时间的推移，它肯定会被更新的时尚所代替。可以预测，在它之后兴起的肯定是一种既坚持艺术性也坚持意识形态性，但目的指向艺术性的新的“文学”概念。它当然不是简单抛弃文化研究中的“文学”概念而是对之加以积极的扬弃。文化研究在西方文学批评界已经流行了几十年，它的衰落也许已经为期不远了。因此，下一个螺旋式的回归多半是一种新型“文学性”的产生。(这种说法本身就包含着文化研究不愿接受的假定，尽管人们可以做出选择，但只能在有限的两种基本可能性中做出选择：文学的相对自律性，或者偏向意识形态性一极，或者偏向艺术性一极。除非和稀泥，搞折衷主义，否则只能二者择一，历史条件在这里只能起到外在促发的作用)届时，中国学者将在其中扮演什么角色呢?只有未来能够告诉我们了。

(选自《文艺争鸣)2006年第2期)

P57-61

我社自1977年开始编选年度短篇小说选和年度中篇小说选，颇受读者的欢迎，产生了广泛而积极的社会影响。后来，又增加了散文年选等种类。为了更全面地反映每一年度文学活动的整体状况，我们又将年度文学评论选列入出版计划。

就像生产需要消费—样，文学创作也需要文学阅读，更需要成熟和深刻意义上的阅读——文学批评。就像不存在无消费的生产一样，离开文学阅读和文学批评，文学活动就失去了一个重要的构成部分，文学生产就丧失了彼此依存的对象主体和内在驱动力。嘤其鸣矣，求其友声。文学写作的根本目的，就在于达成人与人精神交流的理想情境。优秀的作品，让作家和批评家共享悠然心会妙处难与君说的欣悦，而失败之作，则需要批评家直言无隐地揭示缺失、指出问题，共同体验写作的艰辛和相推相激克服困难的快乐。而无论面对哪种情况，我们需要的，都是心怀善念但绝不宽假、充满活力但绝不任性的健康、成熟的批评。通过检视、编选每一年的文学批评，推动批评趋向成熟和完善，从而为我们时代的文学营造一个良好的文化生态环境，正是我们不惮烦苦编选文学评论年选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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