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主要选取了百年校史上代表性的部分校长、教授和校友，撷取一些片断，来展现当年一些校长的办学理念和他们治校育人的实绩；展现一些知名教授的文化品格和他们治学育人的事迹，以及他们作为学术大师的风采；展现一些杰出校友身上所体现出的“浙大精神”和他们的价值追求。

“百年求是”丛书从历史和现实相结合的角度，多层次、多视角地介绍浙江大学的历史、现状、传统、特色及其办校、治学、育人等方面的经验和成就。丛书包括《经典浙大》、《名流浙大》、《感怀浙大》、《媒体浙大》、《西迁浙大》、《学术浙大》、《惊鸿浙大》、《诗词浙大》等8种。本书是其中的《名流浙大》分册，写的是浙大百年历史上的科学和文化传人。

“求是书院”出身的一位北大校长——跨越过三个时代的何燮侯

一代中国现代军事巨子——蒋百里小记

浙江耆宿浙大元老——“杭州瑰宝”邵裴子

以身殉报慷慨悲歌——报业先驱邵飘萍

从学子到校长——集历史学家、出版家和教育家于一身的何炳松

书生意气话当年——陈布雷与浙江大学的渊源

“斯文风雨会，不绝听龙吟”——教育界一代宗师郑晓沧

雏凤新声——世纪骄子夏衍的早年岁月

西湖连结着月牙泉——敦煌的守护者常书鸿

用功绩证明一切——中国人造卫星先驱赵九章

从“橘霉素”到《四面体》——中国抗生素事业的开拓者汪猷

浙江大学永远的骄傲——校长竺可桢

铁骨铮铮中华之魂——经济学家、人口学家和教育家马寅初

闪耀在新文学史上的一颗明星——“五四”诗人刘大白

天下一统尽在国粹念兹在兹民族精神——“一代大儒”马一浮

一身傲骨——中国近代物理奠基者之一胡刚复

“该出手时就出手”——中国体育界元老舒鸿

一位为浙大献出生命的教务长——物理学家张绍忠

风流千古“缘缘堂”——艺术大师丰子恺

孜孜不倦成一代宗师——植物生理学家罗宗洛

勤学建功忠诚为国——植物学家张肇骞

“盖世文章史册封”——文史专家王焕镳

大风起兮“天风阁”——词坛泰斗夏承焘

“风高响劲松”——“学衡派”代表郭斌稣■

文化干城——“护书使者”陈训慈

抗害虫不畏艰辛盼统一赤子情深——昆虫学家蔡邦华

家学渊源本于“求是”——历史学家陈乐素

学术重镇的“八不斋”主人——文史大师姜亮夫

真情寓数学一生一卷诗——杰出数学家苏步青

与世纪同行——心理学和教育学大师陈立

用生命研究生命科学——生物学家贝时璋

西迁诗史一代宗师——文史大师缪钺

天妒英才可怜“细腰”——史学天才张荫麟

一盏“费巩灯”百代“费巩情”——民主教授费巩

联合国的旗帜为他徐徐而降——中国国际法泰斗李浩培

才华横溢桃李满园——天才物理学家束星北

严以治学群而不党——一位承前启后的哲学史家和翻译家严群

以身许国留万世功勋——“金博士”王淦昌

寻踪苦觅穷辨源热血更温世纪泉——遗传学泰斗谈家桢

化工功勋教育先驱——化学工程学家、教育家苏元复

“文化神州”谭大师——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

留下的不是句号——工程热物理和自动化专家钱钟韩

功勋卓著一片痴心倾地学——一代地理学大师黄秉维

站在世界之巅的“丹顶鹤”——“中国核能之父”卢鹤绂

化学王国的翘楚民族的脊梁——科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卢嘉锡

求真求善求美是德是智是体——土学泰斗朱祖祥

刺破青天锷未残——中国导弹之父梁守檠-

建功中华奋斗不息育英才情满人间——“伯乐院士”钱令希

热血流向精神永存——国内造血干细胞研究的首倡者朱壬葆

热心创造铸坚固国防——现代国防工业的先驱钱志道

“沙泉”掀风暴“鼎新”遗诗篇——胡乔木在浙大的求学岁月

成果浩海上育苗青天下——电化学研究的开拓者吴浩青

驭风云笃正“大侠”风范——一代气象科学宗师叶笃正

半个世纪的数学缘——数学教育家程民德

严谨求实卓越追求——我国雷达技术的先驱者张直中

与“魔鬼”打交道的人——“两弹元勋”程开甲

不老的冰川神话——冰川专家施雅风

顶天立地一生如图——地图学研究的先驱陈述彭

“我的足迹在浙大”——物理学家李政道

寄情数理化雨随东风——数学家谷超豪

后记

近代浙江，人才辈出，其中教育家更是不乏其人，就说绍兴籍的中国第一大学——北京大学的校长，就曾有何燮侯、蔡元培、蒋梦麟、马寅初四位。

何燮侯出身于一个书香世家，他的父亲何颂华曾是晚清的秀才，以书法家和教育家而闻名，因此，在何燮侯的少年，可谓是饱读“圣贤”之书。中日甲午之战，满清帝国竞输于一蕞尔小国，遂使何燮侯萌发了学习科学、发展实业，并以之振兴国家的理想。

其时，浙江大学前身“求是书院”在林启等的倡议与努力下已建成，它的讲注实学，“切于实用”的办学宗旨深深吸引了何燮侯，遂前往投考，并如愿成为该书院的第一届学生。

1898年，光绪皇帝下谕军机大臣拟订章程，咨催各省迅即选定学生陆续咨送至日本留学，浙江省奉命考选，结果何燮侯、陈乐书、钱念慈、陆仲芳等四人以优异的成绩入选(另有陈仪等四人以学习军事为名同时赴日本，其后浙江省每年均派10余人赴日留学，至1903年，浙江省留日学生总数已达154人，居全国第二)，当时这支“浙江代表队”之中，何燮侯年方二十，是最年轻的一位。

然而，正当何燮侯满怀憧憬，办好手续，在回家辞行时却遭到了父亲的极力反对。原来何燮侯的父亲不愿让自己的儿子漂洋涉险，何燮侯一向孝顺，但在这个问题上却不肯让步，结果为此不辞而别。

何燮侯到了日本后，先在预备学校学习日语，后入东京第一高等学校，再考入东京帝国大学，1905年毕业，获工科学士学位，是最早从日本大学毕业的中国留学生之一。

1906年春，何燮侯学成返国，即在家乡担任浙江省矿务局技正。同年冬，他被调往北京，任学部专门司主事兼京师大学堂教习。1907年，何燮侯升为员外郎，奉命赴日本考察大学制度，并筹划图书设备及建筑事宜，历时数月。不久，何燮侯就任京师大学堂工科监督(相当于工学院院长)兼新校舍建筑主任。

京师大学堂是当时中国的最高学府，也是“百日维新”的仅存硕果，不过，却与朝廷一样，充斥着腐败的气息。何燮侯上任后发愤予以改革，加上他性格刚毅，行事果决，一扫官场的拖沓之风。在他的主持下，京师大学堂德胜门外的新校舍如期建成(后移为陆军讲武堂之用)，至19lO年2月，京师大学堂在何燮侯等的筹划下，正式成立了经、法政、文、格致(即理科)、工、农、商等七科，开始具备了现代大学的规模。

在何燮侯的一生中，出任北大校长是他最重要的一段经历。

1912年5月，京师大学堂正式改称为国立北京大学。

1913年11月，何燮侯出任北大校长。

何燮侯到任后，首先解决经费问题。先是向华俄道胜银行借款7万两，然后他又向当局力争，议定每月经费由教育部按预算数目发给，并改“两”为“元”，解决了北大办学的经费问题。随即，何燮侯着手解决北大内部的官僚问题。原来北大从其前身的京师大学堂开始就问题丛生，如“官本位”习气严重：无论是“仕学馆”的、“进士馆”的还是“师范馆”的，表面上这些人是学生，却一一不失其“老爷”的身份，因此学校也就难以建立严正的学规，以致多年以来纪律松弛，更有少数学生纵情声色，上课鬼混，下课后则以“八大胡同’’和戏院为“第二课堂”，荒废学业，加之保守势力多方掣肘，以及当时学术条件的限制，其教学水平也不过如此。何燮侯到任后，意欲扭转这种局面，他刻意执行整顿，严格规章制度，建立正常教育秩序，促使北大走上正轨。

在学校初上轨道之后，何燮侯又对招生进行改革。此前各省多已开办有高等学堂(相当于高级中学)，为了提高大学本科学生的素质，何燮侯奉教育部之命，规定预科学生在毕业后需与此前各省高等学堂的毕业生一样，经入学考试合格后方能升人大学本科。结果，这一措施竟引起了众多预科学生的强烈不满，北大发生学潮，何燮侯的校长办公室也被闹事者包围。好在何燮侯处理得当，此次风波得以平息。此后，新任教育总长汪大燮曾打算将北大并人天津的北洋大学，以此减少教育经费的开支，但遭到何燮侯和北大全体师生的一致反对，何燮侯还愤而致书总统袁世凯称学校“办理不善，可以改良；经费之虚糜，可以裁节；学生程度不齐一，可以力加整顿，而惟此一国立大学之机关，实不要遽行停止”，此事遂罢。但是，由于这几次事件，何燮侯感到身心俱疲，他遂提出辞呈，并于1913年11月离任，北大校长一职遂由北大工科学长胡仁源继任。

何燮侯先后主持京师大学堂和北大，时间虽然不长，意义却不小。因为那正是中国大学制度走向正规的关键时期，所谓学科的设置、校舍的兴建、经费的筹集、校风学纪的整顿、学制的改革、学校的保全，等等，何燮侯皆与有力焉。而且，如上所述，从思想史和教育史的意义而论，何燮侯曾以校长之力延揽了许多新派人物到北大任教，使北大成为中国现代史的一座“堡垒”，这一历史意义则是无论如何都不可低估的了。

此外，何燮侯之于北大，还有一层“道德”的意义。即他在主持北大校舍建设和出任北大校长期间的自律严格，廉洁奉公，这在旧式官场上是极为难能可贵的。比如，在筹建京师大堂学的校舍时，当时日本的营造商向他贿送厚礼，欲因此中标，但他拒绝接受，最后秉公定标。再如，何燮侯在主持京师大学堂时还兼授工科的专业课程，到他出任北大校长时，因新生增多，教师不敷所用，他不但亲自兼课，教授数学，还将其每月薪金的一半捐献给学校以解决办学经费的困难，用以增添图书和仪器等。缅怀何燮侯的这些星星点点的事例，堪为今人楷模。

何燮侯辞去北大校长后，拒绝了政府任命其为四川省矿务署署长的职务，转而萌发了振兴实业以强国富民的念头，于是在浙江、福建等地筹办开矿筑路等实业活动，但均因经营不善而告失败。此后的十余年，何燮侯一直居住在余杭，但作为一个爱国知识分子和地方的乡绅，他每时每刻都在关心着国家的命运，寻找着救国的真谛。有一次，他偶然在友人处看到一本美国艾迪博士写的《苏联游记》，遂对苏联产生了好奇和向往。当时国民党厉行文化专制主义，何燮侯很难看到一些“禁书”，而他又迫切想阅读这些书籍，于是他竟亲往上海闸北，在日本人开设的“内山书店”搜觅马克思主义的著作等。

1932年，伪满政府成立，伪满大臣罗振玉曾任京师大学堂农科监督，伪总理郑孝胥和何燮侯也是旧友，两人想请何燮侯出任伪教育部长，发电邀请，同时汇来旅费三千元。当即遭到他的拒绝，退回汇款。他对国民党“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亦表不满，国民党要员中有不少同学故旧，邀其出来做事，为何燮侯婉拒。

1937年“七七”事变后，何燮侯在家乡积极地从事抗日民主活动，被推举为浙东游击区的人民代表，两次参加了浙东各界人民代表会议；1945年1月，他还当选为当地参议会的副议长。

1945年日本投降后，何燮侯曾拟赴延安，后因浙东游击队奉命北撤，他被劝回诸暨老家，但就在归途中，被国民党当局拘捕，后得友人的营救，始得脱险。此后，何燮侯夫妇避住杭州，但不久，又被国民党浙江省保安司令绑架入狱，并交秘密法庭审讯。

何燮侯两度被捕，这消息很快传开，其亲友多方设法营救，同时“求是书院”的老同学许寿裳等也分别致电给国民党高级将领蒋鼎文、陈仪等，请其致电当时浙江省主席黄绍■及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说明何燮侯只是一位学者和年近古稀的地方著名人士，请其尽快给予释放。何燮侯的老友邵力子、翁文灏等闻讯也函电呼吁予以宽释。国民党当局在种种压力下，只好释放何燮侯，但又提出条件，要求他保证今后不再宣传共产主义。何燮侯则抗言说：“释放不释放听便，从此不谈共产主义做不到。”此后何燮侯虽被保释出狱，但当局却控制了他的活动范围。P1-4

浙江大学是一所历史悠久、人文璀璨、英才辈出的著名大学。

我对浙江大学怀有深厚的感情，更热爱这所学校所拥有的优良求是校风。每次我回到杭州，只要有时间，我都会回到学校，到当年学习、工作过的地方走走看看。每当这时，我仿佛又回到了自己记忆中熟悉的岁月。

一所大学的声誉，源自于它所拥有的深厚文化底蕴和优良的办学传统，也要靠它所培养的学生来充分体现它的社会价值。

从求是书院创办到今日浙江大学的一百多年办学历史中，浙江大学名师荟萃、大家云集，曾经拥有像蒋梦麟、邵裴子、竺可桢、马寅初、刘丹、钱三强等等这样杰出的校长、教育家。尤其是竺可桢校长，对浙江大学的贡献甚巨，在长达十三年的长校中，以其坚强的毅力、超凡的学识和卓越的教育思想，带领浙江大学在艰难困苦的西迁办学中崛起，成为“当时中国最好的四个大学之一”。他的教育理念和办学实践至今仍是浙江大学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思想源泉。同样，在浙江大学的理、工、农、医、人文社科等诸多学科领域中，都拥有一批著名的专家学者，如马叙伦、马一浮、沈尹默、苏步青、王淦昌、夏承焘、贝时璋、张其昀、谈家桢、卢鹤绂等等，都可谓是开创学科、自成一家、独领风骚的名师大家。在浙江大学培养的众多毕业生中，既有像中国共产党早期创始人陈独秀，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夏衍，我国新闻事业的开拓者邵飘萍，著名的画家、敦煌学家常书鸿等等这样的文化名人；也有像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李政道，中国抗生素研究第一人汪猷，国家最高科技奖得主叶笃正，“两弹一星”的功勋赵九章、程开甲等等这样的科学巨匠。在浙江大学任教和就学的师生中，有160余人当选为两院院士，这在中国大学中是很少见的。正是由于他们的杰出工作和对社会的独特贡献，使浙江大学声名远播，也使浙江大学在中国近现代科技教育发展史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迹。

在浙江大学这块深厚的土地上，不仅哺育了众多的文化名人和科学大师，也在它百年办学中形成了堪称典范的求是精神。“求是”是浙大的校训，也是一代又一代浙大学人百年不懈的追求和实践。

所谓“求是”，就是“求真、求善、求美”。求是精神就是革命精神、科学精神、奋斗精神、牺牲精神和开拓精神。实事求是、严谨踏实、奋发进取、开拓创新是求是精神的应有之义，也是自然科学、人文社会科学、技术科学发展的本质要求，是一切科学工作者、一切学人的共同追求和理想。

竺可桢老校长是大力倡导和身体力行求是精神的典范。他在1941年发表的《科学之方法与精神》演讲一文中对近代科学与求是精神做过很好的阐述。他说：“近代科学的目标是什么?就是探求真理。科学方法可以随时随地而改变，这科学的目标，蕲求真理，也就是科学的精神，是永远不会改变的。”他认为，“科学家应取的态度应该是：(一)不盲从，不附和，一切以理智为依归，如遇横逆之境遇，则不屈不挠，不畏强御，只问是非，不计利害。(二)虚怀若谷，不武断，不蛮横。(三)专心一致，实事求是，不作无病之呻吟，严谨整饬，毫不苟且。”今天重读竺可桢老校长写于六十多年前的这些话，仍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

正是这种求是精神，使浙江大学在长达一个多世纪的办学中，从创建、变革、崛起到发展的过程中，显示出其坚忍不拔的精神气质，生生不息的顽强生命力，使其在中国近现代高等教育发展的重要历史关头始终走在前列，引领潮流。求是精神之所以伴随着浙江大学的百年风雨而历久弥新、发扬光大，是因为它凝聚着几代求是学人为国家富强和民族振兴的不懈追求与崇高理想，也传承了中华民族一百多年来为强国富民而奋争和振兴的历史传统，它蕴含着求真创新和为科学牺牲的精神。

从这个意义上说，浙江大学的百年沧桑，是中华民族从饱受屈辱中崛起的近代奋斗史的一个缩影，浙江大学的百年成就，体现了中国高等教育事业步入现代发展和中华民族实现“科教兴国”的伟大宏愿。  今年5月，浙江大学将迎来110周年华诞。在此时出版“百年求是”丛书是件很有意义的事。这套丛书以传承求是文化，展示办学成就，提炼浙大精神，开拓浙大未来为宗旨，采用一书一题的撰述形式，力求从历史和现实相结合的角度，多层次、多视角地介绍这所学校的历史、现状、传统、特色及其办校、治学、育人等方面的经验和成就，举凡名师大家、校园纪胜、学府精品、西迁史话、经典学科、名家名作、校友回忆、媒体记录等等，均在记述和收录之中，这对于很好地总结和回顾浙江大学一个多世纪的办学经验，梳理浙大的发展脉络，提升浙大的文化内涵，传承求是创新精神，都是一件很有意义的开拓性工作。

“百年求是”系列丛书第一辑9种书，书目和内容我都看了，也翻了几本，觉得编得很好，很生动。这里有我所熟悉的人和事，也有我所不熟知的人和事，特别是浙大的一些前辈先贤，像竺可桢老校长，我无缘聆听他们的教诲，然而看了他们的事迹，令我十分感动。追今抚昔，饮水思源，浙大之所以有今天这样的成就和作为，我想很大程度上是这些前辈先贤打下的扎实基础，也是一代又一代浙大学人坚忍不拔、艰苦奋斗、呕心沥血所铸成的。他们是浙大的光荣和骄傲，也是国家和民族的光荣和骄傲。在他们身上，承载着浙大不同时期的求是血脉，也凝聚着他们对国家、对民族、对母校的赤子之情。你可以感受到中国知识分子“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崇高情怀。这是一部鲜活的浙大历史，对我们广大师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知校、爱校、荣校教育是一个很好的教材。

百年浙大，史料浩如烟海，典藏富如宝库。我希望能把这件有意义的工作继续做下去，做得更好。通过深入发掘，精析历史，彰显前人，激励后学，出版更多更好的精品，以彰显浙大百年成就，回报社会。

“求是系治学之本，创新乃科技之源。”值此浙江大学100周年华诞之际，殷切希望浙江大学广大师生高瞻远瞩、求是创新、永不怠懈、永不自满、与时俱进、开拓奋进，在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进程中，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做出更大的贡献。

是为序。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中国科学院院长

路甬祥

(1988年至1995年任浙江大学校长)  

2007年5月

母校已经110岁了。

自从上一世纪结束时开始，中国各高校普遍进入了百年校庆的阶段，随之，也兴起了大学校史的“出版热”，然而遗憾的是在这些出版物中，关于浙江大学校史的著作却不多，即使有其内容也大多比较简略，以致无法与现在浙江大学的地位和名望相符，也与历史上的浙江大学很不相符。其实，以历史上的浙江大学而论，其底蕴是非常丰富和厚实的，而目前已有的一些研究成果(包括校史撰写)，主要是围绕校史的梗概，以及理工科方面的成就、院士级人物的介绍等等，至于详尽的校史展现，特别是人文和社会科学方面的研究和整理，仍几乎是一个空白。

本书是《百年求是》系列丛书中的一本，执笔者是郭汾阳和应向伟两人，前者主要编写了人文和社会科学领域的学者，后者主要编写了自然科学领域的学者。因史料的缺乏等原因，一些颇具代表性的名流人物只能忍痛割爱，俟条件成熟后再整理出版。在编写过程中，吕国昌同志及张水娟、吴信义、耿晓燕等同学帮助搜集了有关资料。特此表示感谢!由于时间仓促，学力不逮，书中讹误之处，由我们负责，同时也热诚欢迎读者方家批评指正。

本书在编写和出版过程中，始终得到了学校有关方面的支持，浙大档案馆提供了部分“名流”的简历材料，浙江大学出版社领导和编辑热情敦促，认真审阅，在此一并表示致意。

编著者

2007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