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将带领读者全方位的去走进、去触摸、去了解这座一度辉赫，终至垂落的万园之园——圆明园。书本带领我们观赏园中的每处景落，了解园子主人的生活，以大清王朝为背景，勾勒探究圆明园盛极而衰的历史脉络。

全书从建筑、民俗、诗文、历史掌故等多维角度，精彩地去展现、演绎圆明园。简洁、生动的语言，多层次、全方位的视角，使读者仿佛亲身游走于园中，随作者的笔触，穿越时空的隧道，亲历历史，触摸这座纠结铭刻了骄傲与屈辱，辉煌与悲愤的夏宫。

概括说来，本书内容分为两部分：圆明园的建筑史和兴衰史。

圆明园是本书的主角，也是我们所讲述故事的主要场景。我们并不打算在圆明冈的园林艺术上花费太多的笔墨，我们的着眼点主要集中在那些居住在圆明园的人们身上。他们是圆明园真正的灵魂……

本书中，我们用了较大的篇幅讨论这段历史，希望尽可能地弄清楚：当年到底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竟会使圆明园这座旷世园林。不可避免地毁在了来自万里之遥的外国人手里?!

导言 1

第一章 万园之园／1

 第一节 造园艺术／5

 第二节 圆明园的景观格局／13

第二章 圆明园的主人们／27

 第一节 圆明园第一个立法者／28

 第二节 圆明园总设计师／42

 第三节 嘉庆皇帝／57

 第四节 道光皇帝／66

 第五节 圆明园最后一个主人／72

第三章 清帝的园居生活／77

 第一节 政治中心／79

 第二节 娱乐与休闲／89

 第三节 管理与拱卫／103

第四章 两个世界的碰撞／111

 第一节 啐啄之机／114

 第二节 来自海上的威胁／124

第五章 圆明园劫难／133

 第一节 战端重起／136

 第二节 洗劫圆明园／144

 第三节 火烧圆明园／157

尾声：作为象征的圆明园／175

御园听政

即位后的雍正皇帝，一反“天下第一闲人”的姿态，很快变成了“天下第一忙人”，雍正皇帝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勤政的皇帝之一。

雍正皇帝即位之初并没有入住圆明园。按照大清的祖制家法，老皇帝晏驾后，新皇帝要守孝3年，在这3年之中，不可以大兴土木。不过，这3年孝期，并没有妨碍雍正皇帝对圆明园扩建工程的筹划和准备。雍正二年(1724年)正月十八日一个名叫宝德负责采购的郎中奏报，圆明园建筑合用树木只能在围场和围场左近找到，这两个地方都是皇家禁区，不敢擅动。雍正皇帝当即谕令：“此二处虽围场之地，亦为联属。既然柁梁等需用大树，著内务府总管行文该部，遣一家臣，将所用大树砍伐送京。”之后，他又命令堪舆学专家张尚忠为扩建圆明园查看风水。张尚忠考察后认为，圆明园是一块风水宝地，外边来龙甚旺，内边处处合法，在奏折里，张尚忠还从堪舆学的角度详细描述了圆明园的最佳配置方案。从以后的实施方案上看，圆明园的建筑布局大体遵循了张尚忠的意见。

雍正皇帝是打定主意要在圆明园长期办公的，守孝期满之后，他立刻着手对圆明园进行全面修建，1725年4月7日，雍正皇帝一次就批准划拨给圆明园工程款30万两白银。除了修整原有的亭台丘壑以外，本期工程还包括导泉浚池，增设新的亭榭，其中重中之重是在园南建造宫廷区：即大宫门、出入贤良门、部院八旗办公的衙署、正大光明殿和勤政亲贤殿等办公建筑。

有关圆明园的扩建，民间流传着一个美好的故事，据说，雍正皇帝当年认为圆明园的气魄不够宏大，希望园中能够有一个“海”，于是他便命令御用造园家在圆明园东部建造福海。福海开凿完工后，雍正皇帝很不满意，他～怒之下降旨要杀掉造园家。这时造园家的儿子，一个美少年跪地求情，他向雍正皇帝保证，一个月之内一定把福海建造成真正的大海，与此同时，美少年也向雍正皇帝提出了两个请求：一是放过自己的父亲，二是请皇帝以后不要过分刁难工匠。雍正皇帝答应了少年的请求。一个月后，雍正皇帝再次来到福海，呈现在他眼前的居然真的是他想象中的“大海”。雍正皇帝对此很是不解，不知道少年用了什么手法竟使福海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大为改观。美少年向雍正皇帝说出了原委，原来他和工匠们在福海西岸新造了一座形如海龟的石山，又在北岸建造了一座状如海狮的小岛，另外还在福海四周点缀了一些看似鲸鱼、龙虾、海豚、海狗的景观，从而烘托出了“大海”的意境。

雍正皇帝真正入住圆明园办公——“御园听政”，是在雍正三年农历八月二十七日(1825年10月3日)这一天。据史料记载，当天，雍正皇帝抵达圆明园之后，立刻向兵部、吏部颁发谕令：“朕在圆明园与宫中无异，应办之事照常办理，尔等应奏者不可迟疑。”一开始臣下们并不太习惯在圆明园这样一个风景如画的地方办公，在他们眼里，圆明园怎么看都不像是一个议政的地方。直到雍正皇帝三令五申，甚至闹到“龙颜不悦”，他们才真正意识到新皇帝并不是在跟他们开玩笑。白此以后，官员们日常时间在圆明园里上朝、办公成为定例。毫无疑问，雍正皇帝胤稹是圆明园的第一个主人，也是圆明园的最初立法者。

雍正皇帝在位13年，他的所作所为与勤政亲贤殿里的“勤政”二字是很相匹配的。在位期间，他自诩“以勤先天下”，圆明园里面有两副对联颇能看出他的为政理想，一副在圆明园正大光明殿：心天之心而宵衣旰食；乐民之乐以和性怡情。另一副在养心殿西暖阁：惟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仅以朱批奏折的数量来看，雍正皇帝的工作量就大得惊人。雍正朝现存汉文奏折35000余件、满文奏折6600余件，共有41600余件，他在位12年零8个月，实际约4247天，平均每天亲笔批阅奏折约10件，有的奏折上的批语竞多达1000多字。  后世学者普遍认为雍正皇帝是一位严苛多疑的皇帝，这一点，除了他自身的性格原因以外，跟他当时所处的环境也不无关系。雍正皇帝从康熙那里接手的并不是一个太平盛世，康熙朝后期长达十数年之久的储位之争，使朝廷政局长期处于动荡和停滞状态，最高统治集团的混乱和懈怠，不可避免地导致了整个官僚阶层的腐败和堕落。雍正皇帝即位之初，面临的是没有争到皇位的兄弟们的普遍敌意以及长期废弛的吏治。解决这一连串棘手的问题，雍正皇帝大约花了5年的时间，也耗费了他巨大的精力。由此看来，他在圆明园勤政殿御座后面大书“无逸”二字自警，甚至在后楹题写“为君难”三个字作为匾额，应当是他部分心态的真实反映，并非全是虚语。

正是在这种严酷的环境之下，雍正皇帝把康熙朝就已经存在的密折奏报制度(皇帝特许某些官员直接给皇帝上奏折)调控得更加完善和严密，雍正皇帝曾经自谦说自己事事不如父皇，“惟有洞悉下情之处”，比父皇稍好一些。康熙一朝，具折奏事的官员有100多人，雍正朝则增加到了1200多人。奏折的内容也细大不捐：从社会舆情、官场隐私以至刮风下雨、家庭秘事几乎无所不包，雍正皇帝本人差不多就是大清国最大的特务头子。从以下两则史料故事，足可征见雍正朝安全工作之细之密：雍正初年的一天，有一个官员买了一顶新帽子，第二天上朝“免冠谢恩”，雍正皇帝跟他半开玩笑地说，不要把你的新帽子搞脏了：状元出身的王云锦有一天跟亲朋好友玩“叶子戏”，叶子突然丢了一片。第二天上朝，雍正皇帝问他昨晚上怎么打发的，王云锦如实回答。雍正皇帝笑道：“不欺暗室，真状元郎。”然后从袖子里拿出王云锦昨晚上丢失的那片“叶子”，对他说，“拿回去把那一局接着玩儿完吧。”(《啸亭杂录》(卷一《察下情》)在这样明察秋毫的君王手下工作，的确需要“战战兢兢，日慎一日”才可以。

军机处也是在雍正皇帝手里完善起来的。雍正创设军机处，作为辅助皇帝决策与行政的机构，地点在紫禁城隆宗门内北侧，后来在圆明园出入贤良门也专门有军机处的朝房。军机大臣没有定员，少则2人，多则9人。每日觐见皇帝，商承处理军政要务，以面奉谕旨名义，对各部门、各地方发布指示。军机处的建立，逐渐消弱了内阁和议政处的权力，标志着皇权专制走向了极端，从此皇帝得以大权独揽，乾纲独断。这样做的后果，一方面确保了政令的通畅，另～方面也使得朝野上下阿谀之声逐渐强大起来，真正有建设性的声音却变得越来越微弱。皇权落在英主手里还差强人意，一旦落在庸主手里，这种制度上的缺陷，就会变成一种灾难。

经过雍正皇帝十数年励精图治，大清帝国久已疲顿的政局为之一清，经济方面也获得了很大的发展。除了政治经济方面明显的政绩，雍正皇帝留给大清后代的还有～份重要的历史遗产，那就是秘密建储制度。具体办法是：预立皇位继承人，又不公开宣布，而是把即将传位诏书置密封锦匣中预先收藏于乾清宫“正大光明”匾后，到老皇帝临终传位的时候再启匣宣诏。这个特别的制度是雍正皇帝的独创，也是他对清朝皇帝的继承人问题长期反思的结果。此举一出，既有利于在皇子中选优，又避免了皇子们争夺储位，相对地保证了皇位继承的平稳过渡。

P34-39

百年成毁何匆促，四海荒残如在目。

——清?王闿运《圆明园词》

青山影里旧宫墙，浩劫名园剧可伤。

玉阙珠楼救不得，独留一柱峙斜阳。

——浦江清《题圆明园远瀛观雕花石柱照象》

圆明园是一所废园，世界上没有哪一座废园像她这样受到如此持久的议论和关注。她留给人们的最后印象是一场冲天大火，纵火的是远道而来的英法侵略军。在中国人的集体记忆里，这是一个巨大的耻辱。除此之外，我们如果平心静气地打量她，我们知道，她曾经是坐落在北京西北郊的一座宏伟富丽的皇家园囿，在她的鼎盛时期，圆明园是一座占地五千二百多亩，大约相当于六百多个足球场的巨型园林，比我们所熟悉的颐和园大出近千亩。她包括了一百四十多座伟丽堂皇的宫殿楼阁，差不多有一百多个风格独具的景观。关于圆明园的景观，十八世纪英国皇家建筑师张伯斯（WilliamChambers）的说法很有代表性，他在谈到圆明园的时候这样感喟：“这种园林景观是难以描述的，只有用眼睛去看，才能领略它的真实内容。”毫不夸张地说，圆明园是人类在十八、十九世纪取得的最高成就之一。我们如今看到的圆明园废墟只是她极小的一部分，在她的遗址上修复起来供游人参观的建筑跟原本的圆明园相比，都只能叫做建筑垃圾——除了败坏我们对圆明园的美好想象，它们并无他用。植被也已经完全不同，现在我们看到的树木大都是1958年以后种植的，当年，品种繁多的花木是构成圆明园美景的重要美学元素，其繁盛与曼妙大可用《无量寿经》里描写“极乐国”的句子来形容：“园中有‘四时不谢之花，八节长春之草’”。单从造园艺术上看，圆明园既是我国造园艺术的最高成就，也是终结的标志，——在圆明园之后，再也没有谁有财力、有心境重塑这样一座园林了。即使外在条件一应俱全，恢复圆明园也已经不可能，因为当年的技术已经大部分失传。

在长达一个半世纪的时间里，圆明园从发生、发展到被一场大火彻底毁灭，完成了一个凄美的故事。每当人们回望她的时候，总是忍不住扼腕叹息。从她惨遭毁灭的那天起，圆明园就一直是以爱国为主旨的诗歌和散文的绝佳主题。当然还有电影。把她作为纪录片电影的主题是我们的幸运，二○○五年，整整一年的时间，我们把注意力全部投放在了圆明园身上。我们一次又一次进入这所规模庞大的废园，依照地图辨认各处遗址和废墟，并在头脑中想象它们当年的辉煌。那个令人叹为观止的花园世界早已不复存在，我们只能对着虚空和废墟遥想当年的一切。幸运的是，跟历史上同样被一把火烧掉的阿房宫相比，圆明园不但有遗迹遗址，还有保存相当完善的图谱。借助电脑特技，我们在电影里复原了传说中的四十个景点。

对多数中国人来说，圆明园的历史是一个梦魇。在电影拍摄过程中，我们从圆明园里受到的震撼是巨大的。九十分钟长度的电影对我们的表达欲来说远远不够。我们对圆明园的历史研究越深入，心中的遗憾也就越深重。从本质上看，圆明园是集一国财力、经过一百多年时间精心建构起来的一个顶级安乐窝，在她的身上究竟消耗掉了多少智慧、想象力和财富，没有人能够确切做出估算。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圆明园的历史是一出完整的戏剧，也可以说是一出完整的悲剧。如同一件传奇的艺术品，从开始到鼎盛到最后被一把祝融之火烧掉，圆明园获得了一种独特的经历——一个堂皇而又灾难深重的过去，一个颓败的、仅仅作为象征物存在的现在。

还是回到我们的本题吧。把圆明园作为本书的主题对我们和读者来说都是一个难题，不管是谁，如果你试图彻底搞清楚她的全貌，你就必须平心静气浏览她的百十个风格不一的景点，包括湖山、花木、亭台、楼阁，诸如此类。它不适合阅读，即使快速游览也是不合适的，它只适合优哉游哉地居住，这也是她当年的主要功能。当然，欣赏她还需要有相当的品味和修养。我们不会承诺讲述有关圆明园的全部故事，也不想在圆明园厚厚的控诉清单上再增添一份报告。我们的写作是一种作为阅读的写作，其中所引用的材料没有一件是新鲜的，我们所做的只是一桩搜奇探幽的工作。当然，在对所有资料详加分析之后，我们也不乏自己的观点和结论。在普通人模糊的历史概念里，只有紫禁城才是皇帝办公和家居的地方。事实上，从雍正到咸丰，从兴盛走向颓败的五位清帝，他们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居住在圆明园内，那是一个“政自园出”的时代，圆明园是当时紫禁城之外又一个举足轻重的政治中心，她是国家政策的主要策源地之一。在那个时代，作为重要的办公地点，圆明园的命运和清王朝的命运是息息相关的，她几乎是大清帝国的象征和标志物。“圆明园这座皇家御园的兴衰，是清朝帝国史的一个缩影。”（汪荣祖《追寻失落的圆明园》）这句话是不错的。

概括说来，我们这本小册子的内容大体分为两部分：圆明园的建筑史和圆明园的兴衰史。圆明园是这本书的主角，同时也是我们所讲述的故事的主要场景。需要说明的是，我们不打算在圆明园的园林艺术上花费太多的笔墨，我们的聚光灯和着眼点主要集中在那些居住在圆明园、制定政策的人们身上，他们是圆明园真正的灵魂。这样，我们就有了五位主人公：雍正帝胤禎、乾隆帝弘历、嘉庆帝颙琰、道光帝旻宁以及咸丰帝奕詝。他们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充当过圆明园的主人。在这一点上，我们和多数读者一样好奇：我们希望尽可能多地了解这座园子的主人们的性格，了解他们平素里都过着什么样的日子，在他们自己、以及他们所栖身的园子身上都发生过一些什么样的故事。

世界近代史是以地理发现为主要标志的，随着交通、通讯的发展，世界各国的交住变得越来越密切。18世纪初，当圆明园开始动工兴建的时候，在西方，英国、法国等国家也开始在资本的催生下迅速发展。在随后的100多年间，日益强大的西方诸强不断以各种方式试图叩开中国的大门。可以想象的是，当时深深沉浸在“天朝大国”美梦中的大清主宰者们，根本不可能回应远方“番邦”的交往要求。相反，在这些重大的历史转折时刻，他们选择了闭关锁国，选择了关起门来过自己的太平日子。在他们的心目中，大清帝国是整个世界的当然中心，所有的番邦异族只配前来进贡和朝拜，他们竟敢斗胆提出“互派公使”和“贸易往来”之类的要求，完全是大逆不道。

不消说，在大清帝国的皇帝看来，“避喧听政”的皇家园囿——圆明园，也是严格意义上的禁园，只有皇帝本人才有资格观赏圆明园的全貌，其他人等只有在皇帝格外开恩的情况下才有可能涉足圆明园的某些部分，“番邦洋夷”更是如此。不过，后来发生的事情却大大出乎清朝天子们的意料，闭关锁国的日子并没有他们想象得那样太平，这五帝中的任何一位都不会想到，最后，大批涌入圆明园，并把圆明园付之一炬的，竟然就是他们长久以来蔑称为“洋夷”的外国人。这段历史复杂而微妙，在本书中，我们用了较大的篇幅讨论这段历史，希望尽可能地弄清楚：当年到底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竟会使圆明园这座旷世园林，不可避免地毁在了来自万里之遥的外国人手里。

歌梁舞席今何在，俯仰蜃楼化沧海

——马雍《后圆明园词》

一八六○年，英国随军牧师姆吉（R.J.L.M’Ghee）浏览过圆明园之后曾经感叹说：“必须有一位身兼诗人、画家、历史家、美术品鉴赏家、中国学者和其他别种天才的人物才能描绘园景，形容尽致。”他的话是不错的。

在英法联军方面，面对这样一个历经百年营造起来的珍宝园林，竟能肆意劫掠毁坏、甚至用一把罪恶之火全部烧掉，实在是匪夷所思；而在清廷方面，倾一国之力，竟不能保家卫国，实在是可耻复又可恨。

对于英法联军来说，这大概是他们经历过的最为轻松的战争。他们几乎没有遇到什么像样的抵抗。八里桥战役之后，英法联军看到的大多是逃兵和惊慌失措的百姓。没有比这次战争付出的牺牲更少、得到的战利品更多的战争了。大量的金银器皿、珠宝玉石乃至鼎彝礼器，数以千计的文玩字画，数百年乃至上千年前的古董，在旬月之间惨遭抢劫、破坏，它们中的大部分从此以后永远消失。人们永远无法知道，这次空前的劫难给人类文明史造成的损失有多么巨大。

圆明园被英法联军洗劫、火烧之后，成为清帝一家心中持久的伤痛。后来当政的慈禧太后一直梦想着修复圆明园，使她重现旧日的荣光。同治四年（一八六五），慈禧太后主持对圆明园做过零星修缮；同治十二年（一八七三），为庆祝慈禧太后四十岁生日，同治皇帝坚持并着手大规模重修圆明园，苦苦支撑十个月后，终因国库空虚，不得不罢手。不过，慈禧太后一生从来没有放弃过修复圆明园的念头，光绪年间，她先是挪用海军军费重修了万寿山、颐和园，之后又多次传懿旨“择要”修缮、粘补圆明园里的局部建筑。

十九世纪后半叶，劫后的圆明园尽管满目疮痍，但作为皇家禁园，在管理上尚称严格，仍然有为数不少的卫兵和太监日夜守候着这座废园，即使宠臣也不能擅入。（光绪二十二年）一八九六年九月十五日，刚刚从美国访问回来的李鸿章，不知出于什么动机擅自游览了圆明园。事后，李鸿章因触犯禁园礼法，交礼部评议，礼部对他的惩罚是“革职”，慈禧太后对他格外开恩，下懿旨改为“罚俸一年，不准抵销。”

有时候，历史好像是在做数字游戏。在英法联军入侵北京整整四十年后，（光绪二十六年）一九○○年夏天，外国势力再次入侵北京，这次来的是八国联军。慈禧太后像他的丈夫当年一样率领皇室仓皇“西狩”，一生中第二次狼狈地出逃。八国联军占领北京后，联军指挥部特许部下公开抢劫三天，这一回，八国联军官兵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皇宫和颐和园身上。不过，圆明园也未能幸免，由于战乱无人看管，圆明园这座皇家御园再次遭到巨大的劫难：大量的古树被砍伐，残余的陈设被洗劫，幸存的建筑——如一八六○年因地处湖水中心得以幸存的海岳开襟，包括同光两朝修葺、保留的建筑也都被拆毁、劫掠一空。这次毁坏圆明园的多是驻守西郊的八旗兵匪、监守自盗的太监以及当地的地痞恶霸。中国本土“奸民”在圆明园破坏史上似乎很有传统。王闿运在《圆明园词》自注里说，“夷人入京，遂至宫闱，见陈设富丽，相戒勿入，云恐以失物索偿也。及夷人出，而贵族穷者倡率奸民，假夷为名，遂先纵火，夷人还而大掠矣。”言下之意，率先劫掠圆明园的是中国的“奸民”；还有一种传闻说，当年导引英法联军进入圆明园的是龚自珍的儿子龚橙（孝拱）。《同治重修圆明园史料》一书中记载：“初有奸人龚孝拱者，游海上，以诈通于夷，闻圆明园多藏三代鼎彝，龚故嗜金刚刻，至庚申京师之变，乃乘夷乱，导之入园，纵火肆掠。”。另外，《圆明园残毁考》有云：“及英兵北犯，龚为响（向）导曰：‘清之精华在圆明园。’及京师陷，故英法兵直趋圆明园”。不管这些资料是否确凿，不管是否真的是“内奸”导引英法联军入侵了圆明园，有一个事实却毋庸置疑：外国势力的入侵，是圆明园两次劫难的实施者和主要原因。

从二十世纪初到二十世纪末，整整一百年的时间，人们对圆明园的破坏一直没有停止过。清王朝覆灭后，圆明园的管理机构已经形同虚设。多年来，军阀、官僚、政客对圆明园的遗物巧取豪夺，使得圆明园终成一片废墟。从一九一七年开始，圆明园附近的农民陆续入园居住、耕作，圆明园的山形水系开始遭到破坏。一九四九年以后，圆明园内居住了有史以来最多的农业居民，另外还增加了一些驻园单位，他们的生产和生活，都对圆明园遗址造成了巨大的破坏，这种状况，一直到二○○一年才得以改善——这一年，北京市政府完成了圆明园内的近八百户居民以及十四家驻园单位的腾退工作，终于结束了圆明园长期混乱的局面。历经一百多年的磨难，如今我们所看到的圆明园的遗址，已经与圆明园原本的山形水系完全两样，算起来，她既不同于民国时期，也不同与八国联军入侵时期，更不同于英法联军焚掠时期,英法联军当年“施暴”的现场，早已被中国人自己亲手破坏掉了。

也许是因为发生在圆明园身上的故事太过悲怆，屈辱太过深重，还没有一个中国人用传统中的“凤凰”意象来呼唤她的重生和崛起。额尔金在下令烧毁圆明园的时候声言这是对咸丰皇帝一人的惩罚，这种欺世之论，没有人会信以为真。事实上，圆明园之火在所有中国人的心中烙上了屈辱的印记，圆明园遗址是中国百年屈辱历史的象征——反思中国近代史，没有比她更合用的东西了。

一九一三年，二十四岁的李大钊在东渡日本留学前游览了圆明园遗址，并赋诗一首：

圆明两度晃明劫，

鹤化千年未忍归。

一曲悲笳吹不尽，

残灰犹共晚烟飞。

玉阙琼楼接碧埃，

兽蹄鸟迹走荒苔。

残碑没尽宫人老，

空向蒿莱拨劫灰。

李大钊在题记中写道：夕阳影里，笳鼓声中，同友人陟高岗，望圆明园故址，只余破壁颓垣，残崎荒烟蔓草间，欷欤凭吊，感慨系之（《圆明园资料集》）。李大钊诗中所传达的意绪，基本上代表了中国几代人在圆明园问题上的复杂情愫。

可以肯定地说，全盛时期的圆明园是一个黄金铺就的世界，是真正意义的寸土寸金。圆明园毁灭后很多年，有不少人竟然以“筛土”为业，据说，筛土贼们经常偷偷出没园中，往往大有所得，京城当年曾经流行一句民谚：“筛土，筛土，一辈子不受苦。”说的就是这种特别的情形。

圆明园大抵具备了一切至高艺术品的形式和命运：完美、易碎、最终毁于无知者之手。回顾圆明园的历史是一种痛苦的经历，没有人能够改变故事的结局。据说当年下令焚毁圆明园的额尔金男爵的父亲，也是一个“杀风景”者，他在任驻奥斯曼帝国大使期间，曾经将希腊“帕提侬神庙”里的塑雕大理石像运回苏格兰老家，被诗人拜伦斥为文物强盗，拜伦甚至在诗中诅咒说：“让仇恨永远追索他的贪念”。谁能料到，半世纪以后，额尔金竟然走了乃父的老路，甚至走得更远：他不仅抢掠了圆明园里的珍贵文物，而且毁灭了圆明园。

圆明园本是一个典型的中国式园林，在历经劫火和一系列其他形式的破坏之后，中国式木制结构的建筑都已经消失殆尽，如今在圆明园遗址上赫然矗立的是她的西洋楼部分，这些大理石材料的残留物，已经成为圆明园遗址所特有的标志。圆明园以废墟的方式传达了中国近代百余年的屈辱历史。目睹这些断壁残垣，怀想其间的伤心史，足以令人发昨今之慨。

透过摄影机镜头，透过废弃的石缝，我们观察着圆明园，圆明园也在观察着我们。历史就是历史，任谁都无法改变。圆明园的这场劫难，虽然发生在一百多年前，但直到如今，我们依然能够强烈感觉到它的影响和存在。

无论如何，这杯忘情水难以下咽。

对于我们这些后来人——无论什么国籍、什么肤色的后来人——来说，我们从圆明园历史中记取的，也许应该是这样的声音：作为一个自命文明的现代人，我们须得时刻保持警惕，时刻检点自己的行为，尽量避免做出那些给人类理性抹黑、令后世子孙扼腕痛惜的残暴之事。

圆明园以自身毁灭为代价争得的教训，理应受到全世界人民的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