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佩琦新作，《细解明朝十七帝》之姊妹篇，塑造明朝治世能臣群像。开刨基业，中兴社稷，存亡续绝，国家柱石。

本书是毛佩琦教授讲述明史的最新力作，介绍了自明太祖朱元璋至崇祯时期的十五位朝廷大员。

本书是毛佩琦教授讲述明史的最新力作，介绍了自明太祖朱元璋至崇祯时期的十五位朝廷大员。

他们大都位极人臣，处于不同的历史时期，面对不同的时代命题，做出了各自的解答：或者为建立明朝立下了不世的功勋，或者匡正时弊，救时济世，引导国家由衰败走向中兴，或者挽救民族于危难之际，都在历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

开国元勋李善长

张良再世刘伯温

治世贤相杨士奇

救时宰相于谦

文德武功杨一清

内阁首辅杨廷和

善恶兼具的严嵩

刚正清廉的海瑞

一代贤相徐阶

一代名相高拱

中兴宰相张居正

太平宰相申时行

难逃非议王锡爵

末世名臣叶向高

督师辅臣杨嗣昌

李善长，字百室，安徽定远人，生于元延祐元年(1314)，卒于明洪武二十三年(1390)，享年七十七岁，为明朝开国元勋，官至左丞相。李善长出生于一户殷实人家，读过私塾，粗通文墨，喜法家言论，长于权术，在乡里颇有名气。元至正十四年(1354)，李善长投朱元璋幕下，掌书记，劝朱元璋效法汉高祖刘邦，开创帝业。不久，他被提为参谋，参预机务，负责军中粮饷，历任元帅府都事、大都督府司马、行省参知政事。至正二十七年(1367)，朱元璋自立为吴王，李善长被封为右相国，总理政事，广开财源。吴元年(1367)，论功被封为宣国公，改左相国，居百官之首。次年，明朝建立，兼太子少师，授银青荣禄大夫，上柱国。洪武三年(1370)，授开国辅运推诚守正文臣、特进光禄大夫、左柱国、太师、中书左丞相，封韩国公。李善长通晓前代典制，善于处理政务，能调和将领之间的矛盾，理财有方，为朱元璋连年征战、消灭群雄提供了良好的后勤保障，被朱元璋称为萧何再世。

一 少习法家

元朝末年，濠州在凤阳府定远县(今安徽定远县)的曲阳坊，住着一户李姓人家。李家是当地的一户殷实人家，家里经营着祖上遗留下来的数百亩土地。这在当地虽称不上大户，但每年近百石的租谷收入却使全家能过上衣食无忧的生活。元延祜兀年(1314)的一天，李家媳妇产下了一个白白胖胖的男婴，全家为之高兴不已。出生后不几天，男婴的祖父就给他取了个名字，叫做“善长”。李家历来有读书的家风，但遗憾的是，祖宗几代从未有人通过读书博得任何功名。然而，李家却从未放弃过对功名的追求。李家虽然家资颇丰，不愁吃穿，但在政治上没有任何地位，常受到官府的欺压。在蒙元社会，作为低等的汉人只有读书考科举，才能真正改变乡下人的命运，哪怕是富裕的汉族地主也不例外。李家自从这个新生儿一来到这个世上就对他充满了期望，期望着他长大后能够担当起改变家庭命运的重任。

李善长刚刚学会说话，他的父亲就开始教他识字，读一些启蒙的书籍。六七岁时，父亲又把他送到了私塾里。李善长聪明伶俐，小有心计，一开始颇受私塾老先生的喜爱。不久，老先生发现这个小孩对所教的儒家经典并没有多大兴趣，上课总是走神，还常搞一些恶作剧。从此，老先生逐渐讨厌起他来，而李善长对私塾里的生活也日益感到厌倦。他常试图逃离私塾，但每次总被父母逮送回去，为此还挨过不少板子。几年后，李善长已十来岁了，他终于离开私塾回到了家里。因为父母已经勉强不了他了，以前寄托在他身上的期望也在不知不觉中消失得一干二净。现在，他的父母只是想着让他呆在家里学些经营土地的本事，过几年给他再找个媳妇，让他仍和自己一样守着这些祖业过活。

一天，李善长无聊之余，就到父亲的书房里找书看。他翻出了一本书，书名叫《韩非子》。这是春秋战国时期法家学派的集大成者韩非的著作。李善长看着看着，原本不喜读书的他竟然看得入迷了。这使他第一次体会到了读书的乐趣。这本书里讲的都是国君如何运用权术、如何造势、如何根据世事的变化采取相应的对策等内容，与以前在私塾里读的那些“子日诗云”之类的书真有天壤之别。从此，李善长就迷上了这类讲述权术的书籍，到处搜寻，整天翻阅，几年工夫，管仲、子产、李悝、商鞅、申不害、慎到等法家代表人物的著作他都精读了一遍。然而他最推崇的还是法家的集大成者韩非。韩非的著作《韩非子》被他置于床头，一有时间就反复翻阅，细细体味其中的精义。他非常赞同书里所说的“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不期修古，不法常可”、“不务德而务法”、“赏厚而信，刑重而必”等主张。他除了研习这些法家著作外，对历代的典章制度也产生了兴趣，闲暇之余，翻阅不辍。  他的父母发现儿子突然又喜爱读书了，心里十分高兴，都劝他去参加县学的考试，希望他重新踏上追求功名的道路。然而，李善长却不愿意，因为他喜爱读那些书纯属兴趣所致，并非为功名计，更何况县学的考试全部以儒家学说为内容，即便他参加考试也注定会名落孙山。所以，李善长并没有去追求功名，而是潜心于法家理论和历代典制的研习。久之，他便成了远近闻名的乡间学者。他深受法家理论的浸染，为人处事都习惯于用权术计谋，乡里遇到麻烦事，别人绞尽脑汁也解决不了的问题，他略加思索，出个主意，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尽管他没有任何功名，但乡里没有人不佩服他、不尊敬他的，因为在碰到一些棘手的问题时，人们都少不了他。于是，渐渐地人们都把他尊为乡里的长者，虽然他的年龄并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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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中国士大夫的理想。读书人身处草野时，他们没有施展的舞台，只能修身齐家，所谓“穷则独善其身”而已；但是在野的读书人也并不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他们关注民生，心系天下兴亡，他们在观察，在分析，在储备智慧和学养，一旦有机会，就要干预社会生活，去实现治国平天下的抱负，所谓“达则兼济天下”是也。这些人，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真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他们不是书虫，不是冬烘先生。不论在朝还是在野，都不能泯灭他们以天下为己任的情怀。

这些士大夫怎样才能使自己的主张付诸实施呢?这又要说到中国古代士大夫一个传统，就是，他们要忠心辅佐明主，或者把自己辅佐的人培养成明主。他们自己决不坐天下，只做帝师，辅佐明主坐天下，去实现他们的治国理想。我们历数古代的名相、名臣，从先秦的管仲、乐毅，到汉朝的霍光、蜀汉的诸葛亮，从唐朝的魏征、宋代的赵普，到元代的刘秉忠、明朝的刘基，莫不如此。刘备三顾茅庐，隆中问计，请诸葛亮出山，朱元璋聘请浙东刘基、叶琛、章溢、宋濂到自己的军中，说，“我为天下屈四先生”……种种故事，向来脍炙人口。但是，他们并不是什么人的官都做的，孔子说：“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又说：“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如果他们认定的“道”不能实行，他们宁可不做官。

那么，中国古代的士大夫，他们心中的“道”是什么?换句话说，作为古代的知识分子，他们的终极关怀又是什么?一言蔽之曰：“安民”。

如何安民?扫灭群雄，一统天下是安民；制礼作乐，建立秩序是安民；治水开山，兴农殖货也是安民。为了安民，他们展现出惊人的胆略和智慧；为了安民，他们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为了安民，他们呕心沥血，不惜拼死直谏。他们的安民，往往是通过忠君来表现的。忠君是手段，安民才是目的。阿谀逢迎并不是真的忠君，“以道事君”，不惜犯颜直谏，使君归于正道才是真正的忠臣。

靠什么安民?有一个著名的掌故，说到北宋开国功臣赵普，历仕太祖、太宗两朝，三度为相，他曾对宋太宗说：“臣有《论语》一部，以半部佐太祖定天下，以半部佐陛下致太平。”不论是戡乱平叛、统一天下，还是富国裕民、臻于至治，所谓武定祸乱，文致太平，都只用半部《论语》就够了。儒家思想是中国古代士大夫手中的法宝，他们认为以此治国平天下将无往而不胜。其所以能够取胜，则在于儒家的民本思想。以民为本，爱民才可以安民。“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爱民就无往而不胜，半部《论语》足矣!

历代文臣治国，也并非纯用儒学，儒、兵、法、道等等，不免杂用。历代治世能臣，也并非都能够一帆风顺，施展才华。有人有幸遭遇明主，受到信任，柄政握权，一展抱负；有人明珠投暗，受到猜忌，被人嫉恨；有人生居显赫，死蒙哀荣；有人功成身退，百代流芳；也有人作威作福，遭人唾骂。治世能臣也各有七情六欲，甚至并非正人君子。而他们每个人的不同际遇，不同风采，又各留有一段生动的故事，可供我们品味和咀嚼。他们在治国安邦中展现的高超智慧和精湛谋略，则是一笔丰厚的遗产，可供我们继承和借鉴。至于那些品德高尚，心系百姓忧乐的仁人们，借用宋代范仲淹的话说，他们“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则堪称读书人的千古风范了。

噫，微斯人，吾谁与归!

毛佩琦

2006年10月31曰

于北京昌平北七家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