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山舰事件”发生于1926年3月20日，所以又称“3·20”事件。事件的性质，是已变成新右派的蒋介石悍然发动的一场反革命政变。然而，这场政变却得到了苏联政府和中共方面的谅解与容忍，汪精卫被迫自行流亡海外，蒋介石则顺势坐上国民党第一手交椅……

人们不禁要问：“中山舰事件”到底真相如何？

那么，请打开这本书吧！本书通过对大量史料的分析研究，客观公正地探求事件的本来面貌，看看历史的小姑娘究竟披着一件怎样的面纱，这面纱又是怎样披上去就揭不下来的。

黄埔陆军军官学校校长、广州卫戍司令部司令蒋介石，突然一反常态，派兵逮捕了中山舰舰长、共产党员李之龙，软禁了国民党党政军一把手汪精卫，包围了苏联军事顾问团……

然而，这场政变却得到了苏联政府和中共方面的谅解与容忍，汪精卫被迫自行流亡海外，蒋介石则顺势坐上国民党第一手交椅……

中山舰事件到底是怎么样的来龙去脉，其真相如何？本书为你最大程度地还原了历史，解开重重谜团，帮你分析其中的历史教训！

引子

第一章　大势

第二章　寡人有疾

第三章　蜜月苦短

第四章　黄埔潮

第五章　示威与试探

第六章　海军局内外

第七章　山雨欲来

第八章　中山舰异动

第九章　最关键的一天

第十章　政变发生

第十一章　各方反应

第十二章　斗法

第十三章　反击之争

第十四章　莫斯科的态度

第十五章　斡旋与收场

第十六章　胜利者

尾声

后记

清廷的大龙旗也曾趾高气扬地漫天招展，猎猎飞扬。然而这兵强马壮，气势恢弘的好景，从1644年入关算起，满打满算也就200年，随后就像霜打了的茄子，开始发蔫了。下坡路是从倒霉的道光皇帝开始的。1840年，蓝眼睛、黄头发、高鼻子的英国人，挑起了一场鸦片战争，用炮舰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从此一发而不可收，外国列强把中国视为“东方的黄金世界”，争先恐后地前来疯狂掠夺。掠夺的手段，就像十位数之内的加法那样简单，总是一个模式：先寻找借口发动侵略战争，再强迫中国政府签订割地赔款、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

在清政府苟延残喘的60多年里，留下了这样一些屈辱的记录：1840—1842年鸦片战争战败，签订了中英《南京条约》、中美《望厦条约》、中法《黄埔条约》。1856—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战败，签订了中美、中俄、中英、中法《天津条约》和中英、中法《北京条约》。1884—1885年中法战争战败，签订了《中法新约》。1894—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战败，签订了《马关条约》。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中国，1901年清政府签订了又一个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中国就像一块大蛋糕，被垂涎三尺的帝国主义列强你一刀，我一刀，瓜分得差不多了。

腐败无能的满清政府在被列强打败之后，逐步向列强屈服，并依靠列强的支持来镇压国内人民革命，最后竞成为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代理人和看门狗。慈禧太后在镇压义和团起义时咬牙切齿说出的那句“宁与外族，不与家奴”的话，再好不过地道出了清政府的丑恶嘴脸。然而，对外投降，对内镇压，丝毫挽救不了清政府覆亡的命运，只能激起国内人民的革命和反抗。病人膏盲的大清朝气数已尽，行将就木，中国的一个新纪元就要开始了。

19世纪末，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兴起。本是医生出身的孙文，立下大志，要医治中国社会，挽救中华民族了。1894年他曾北上上书李鸿章，提出革新政治主张，结果被拒绝。于是，孙文到檀香山组织兴中会，开始了推翻清政府的革命活动。当时类似兴中会的革命团体还有一些，为集中力量，在孙文的联络、组织下，1905年8月，在日本东京成立了同盟会。同盟会的纲领极为简练，16个字：“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这是近代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政党。孙文，字逸仙，广东省香山县人。为躲避清政府特务的迫害，他在日本以日本人中常有的姓“中山”为名，进行革命活动。同盟会公推孙中山为总理，这样，孙中山就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成了公认的民主革命的旗手。

生气勃勃的同盟会进行了一系列不屈不挠的斗争，在广东、广西、安徽、浙江、四川等地发动了多次武装起义，然而都失败了。1911年10月10日，湖北革命团体文学社和共进会，在同盟会总部的帮助下，运动武昌驻军工程第八营官兵发动了起义。武昌起义犹如一颗火种丢在了干柴上，迅即形成燎原之势。至11月下旬，全国24个行省，有14个省和上海一地光复独立。接着，独立的行省代表齐集武昌，通过《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确定临时政府为总统共和制。后各省代表又在南京开会，推举孙中山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1911年为农历辛亥年，故称这一年的革命为辛亥革命。

孙中山是1912年元旦宣誓就职的，他的就职宣告了中华民国的诞生，他所领导的临时政府颁布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宣告了新时代的开始，同时也在事实上宣告了清王朝的覆亡。

然而，所谓“地大物博”的古老中华，封建统治延续了两千多年，要彻底推翻帝制也不是件轻而易举的事。清政府当然还要作困兽之斗。面临灭亡的清王朝，一面调兵进攻武汉，以袁世凯为湖广总督，督办“剿抚”事宜；一面施行“安抚”政策，下诏表示“实行宪政”。这时，慈禧太后、光绪皇帝已于3年前死去，末代皇帝溥仪不过是个五六岁的幼童，这样，中国短期内就形成了南方的中华民国和北方的满清政府的对立局面，而政治舞台上，主要就看两个人的表演了：孙中山和袁世凯。

袁世凯，野心勃勃，生性奸诈。1895年12月，他被慈禧派往天津小站，组编和训练“新建陆军”。1901年，他就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其手下的北洋军共6镇6万人。这是他起家的本钱。受命组阁后，他一面令北洋军攻下汉阳，威胁武昌；一面同武昌政府谈判停战议和。他同革命党人密谈国体时开出的价码为：让清帝退位，但要推举他为大总统。革命党人黄兴等渴望清帝退位，实现共和，而英国等帝国主义国家又从中插手，一再表示应由袁世凯组成临时政府。更重要的是，孙中山不是那种贪恋权势之人，在党内妥协势力和帝国主义的压力下，加之他得悉清帝已于1912年1月12日由袁世凯以8项优待条件被迫退位，便决意放弃权力，于2月13日向参议院辞职，推举袁世凯接任。两天后，参议院推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袁世凯掌握了全国大权。

孙中山是1912年4月1日赴参议院正式解除中华民国政府临时大总统职务的。他以为革命的任务已经完成，下一步就是要“实业救国”了。9月，他受任全国铁路督办，热心于建筑铁路，开办现代工业。他完全没有想到，革命的任务远远没有完成。“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的认识，是他后来才有的。

袁世凯做了临时大总统并不满足，他还要做正式大总统。1913年10月，他终于强迫国会将他选成了正式大总统。

得陇望蜀的袁世凯，滴溜溜的眼珠子成天打着转。一个满脑子皇权思想和封建垃圾的人，哪里会满足于做大总统呢？经过上演一番“劝进”的闹剧，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凯终于黄袍加身，做了“洪宪皇帝”。

然而，历史的潮流是不可阻挡的。民主共和思想已经深入人心，袁世凯逆历史潮流而动，只能是自取灭亡。在全国人民的反对下，在南方一片“讨袁”声中，只做了83天皇帝梦的袁世凯，被迫于1916年3月取消帝制，他本人也忧惧交加，于6月一命呜呼了。P1-P3

在国民党内，有公认的“三大秘案”。

所谓“秘案”，并非说做得天衣无缝，毫无蛛丝马迹可寻，而是指扑朔迷离，似是而非，无论是当事人还是旁观者，各有各的说法，令人如堕五里雾中。并且，事件本身也隐晦曲折过甚，错综复杂至极。

“三大秘案”之一的廖仲恺被刺案即是如此。不妨让我们对廖案作一番简单回顾。

1925年8月20日，是广州异常闷热的一天。

早晨，廖仲恺起得稍微晚了一点，因他为给黄埔军校筹款一事，头天忙到深夜才回家。他匆匆吃了几口稀饭，就同夫人何香凝登上汽车，前往中央党部所在地的惠州会馆，赶去参加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第106次会议。这是一个差不多每隔三四天就要开一次的例会，开会地点通常也是不变的。

汽车朝惠州会馆急驶，半路上有人示意拦车，此人是国民党监察委员陈秋霖。廖仲恺停车一问，陈秋霖说有事正要去廖仲恺家商议。廖仲恺便请他上车，一同先去中央党部。汽车到中央党部，廖仲恺、陈秋霖跟随卫兵下车后朝大门走去，没走几步，突然响起一阵“砰砰啪啪”的枪声，廖仲恺、陈秋霖应声倒地。此时何香凝正和碰到的妇女部的一位同志说话，见有人行刺，大喊：“抓人！救命！”同时奋不顾身地去扶廖仲恺。此刻，有四五个原先埋伏在中央党部门前骑楼底下石柱后面的凶手如漏网之鱼般奔逃了。

何香凝和卫兵赶紧将廖仲恺、陈秋霖抬上汽车，送往医院抢救，但是为时已晚。身中四枪的廖仲恺，一枪击中头部，一枪伤在腰部，两枪穿人背部，半路就停止了呼吸。陈秋霖也身受重伤，两天之后不治身亡。

由于孙中山先生已于当年3月12日病逝北京，廖仲恺作为孙中山的得力助手和忠实战友，在国民党内地位显赫，举足轻重。可以说党、政、财、军大权在握，其重要职务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中央常务执行委员、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中央工人部长、中央农民部长、国民政府委员兼财政部长、广东省政府委员兼财政厅长、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委员、黄埔军校党代表、所有党军和各军官学校及讲武堂党代表。就是这样一位手握重权的风云人物，竟然轻而易举地倒在了刺客的枪口之下。

廖仲恺被刺，举国震惊。当时国民党内分左、中、右派已是公开的秘密，廖仲恺是公认的左派代表。他的被刺，不啻为一次大地震，预示着国民党内将有重大变动。但究竟情形如何，形势怎么逆转，党内外都在拭目以待。

廖案发生当天，国民政府委员会及其军事委员会迅速召开联席会议，研究局势，采取对策。一个由汪精卫、许崇智、蒋介石3人组成，负责执掌政治、军事、警察大权以应付时局的特别委员会成立了。同时，有共产党人杨匏安、周恩来参加，负责对案犯的侦缉与审讯的廖案检查委员会和廖案审判委员会也成立了。这3个委员会立即展开了工作。

然而，调查来调查去，先后抓了好些人，却始终未能弄个水落石出。非但如此，反而越抹越黑，越调查疑团越多。比如：

平时中央党部都有警察站岗，案发当天，警察却不知躲到哪里去了。任凭何香凝怎么呼救，却就是不见警察的影子，只好眼睁睁地看着凶手逃之天天。这是否有人故意网开一面，里应外合？

案发前几日，广州市公安局局长吴铁城就告诉廖仲恺，说有人要暗杀他。可为什么执掌警察大权，负责警卫工作的吴铁城却根本没有采取任何特别的警卫措施？显得掉以轻心，大大咧咧？

尽管中央党部警卫疏忽，但凶手并没有全部漏网，其中一个叫陈顺的，被廖仲恺卫兵击中，做了俘虏。就在陈顺断断续续招供了几句，眼看线索就要清晰之际，陈顺却一命呜呼了。这究竟是凶手伤重不治而死，还是有人杀人灭口？

凶手陈顺在临死前，供出这样几句：“香港给胡毅生、魏邦平几十万元打‘猛子’(‘猛子’系广东方言，指有名望、有权势的大人物)，给两百万元打共产党”，“‘猛子’是廖仲恺、鲍罗廷、汪精卫、蒋介石……”，“刺杀廖仲恺是受朱卓文指使，朱卓文给了1万元。”从陈顺身上搜出手枪一支，经调查证明是朱卓文提供的。8月25日，汪精卫下达了逮捕林直勉、胡毅生、朱卓文、梁鸿楷等疑犯的命令。谁知隔墙有耳，胡毅生、朱卓文等人早早得到消息，抢在汪精卫动手之前跑到香港去了。只逮捕了林直勉、梁鸿楷等，审讯时林、梁断然否认刺廖，并且在被捕后又越狱潜逃了。

胡毅生是国民党当时的一号人物、代理大元帅胡汉民的堂弟，二胡均为国民党右派，这一点人所共知。胡毅生等人经常在胡汉民家议论朝政，策划活动，这一点二胡本人也不否认。由此看来，胡汉民对胡毅生、朱卓文等人的刺廖计划是知情的，并且很有可能就是主谋。但是，廖案发生后，胡汉民却表现得镇定自若，胡毅生等逃匿后，谁也拿胡汉民没法，因为谁也找不出胡汉民是此案主谋的有力证据。

胡毅生、朱卓文等人不但是国民党内著名右派，并且和廖仲恺私怨极深。1924年，胡毅生在胡汉民支持下参加广州市市长竞选，因在选举中舞弊，被廖仲恺查办，失去了升官发财的机会；朱卓文曾任粤军旅长、中山县县长，因办事不力受过当时的广东省省长廖仲恺的处分；林直勉和廖仲恺有重大分歧，丢了大本营会计司司长之职；魏邦平、梁鸿楷为粤军军长，从来拒不上交防地税收，中饱私囊，廖仲恺上任财政部长后，一再严令统一财政，任何人不许截留国家税收，这就断了魏、梁等人的财路。政治上的分歧和利益上的冲突，决定了他们和廖仲恺不共戴天。．但他们承认恨廖仲恺，甚至造谣说廖仲恺是共产党，却坚决否认参与策划了刺廖案。逃匿10年后的朱卓文，一次与人闲谈刺廖旧案时，这样吐露道：“国共合作后，共党……在粤省到处……煽惑农民暴动，杀害地方士绅，……余等一般老同志，在广州南堤有一俱乐部，名曰‘南堤小憩’，余倨居其间。大家对此赤焰甚为切齿……决议歼其渠魁。习知俄顾问鲍罗廷、加仑、汪精卫、廖仲恺等，每日必集东山百子路鲍公馆会议，乃密遣死士伺机以机枪炸弹击之，务使群凶同归于尽。下手前一日，余诫赴义诸死士，当熟勘地形，以利进退。讵此辈……竟将此谋泄闻于卫戍部某侦察员……时吴铁城任卫戍司令，闻讯大惊，即以电话向余诘询……反复以公私情谊相劝止。余……知不可为，遂亦作罢。然大家恨共之积忿迄未少消，而一时对鲍罗廷、加仑……又无可奈何，乃转而埋怨亲共之汪(精卫)廖诸人……但亦止于口头谩骂，初无何锄奸计划可言也。一星期后，某日余方午睡，陈顺同志匆匆自外来，言杀廖事……余知……必有大患。即探囊出港纸200元与之，促其离穗。世人所谓朱某杀廖，如是而已。”到了1941年，时隔16年之后，潜逃中的胡毅生也打破沉默，接见称作“余不足观阁主”者，答复所询廖案旧事，说刺廖系“一些私恨于廖先生者乘机借刀，实不若外传之甚”，“吾辈多被株连”，坚决否认自己参与谋杀。

就这样，廖案嫌疑者不少，但究竟是谁谋杀，主犯何人，至今不清。

廖案如此扑朔迷离，“三大秘案”之一的“中山舰事件”，甚至还要错综复杂，神秘莫测。

“中山舰事件”发生于1926年3月20日，所以又称“3·20”事件。事件的性质，是已变成新右派的蒋介石悍然发动的一场反革命政变。过去人们一般都以为蒋介石背叛革命，发动反革命政变是在1927年4月12日，亦即“四·一二”政变。殊不知，就蒋介石而言，那已是故技重演了。如果没有一年前的首次政变，蒋介石就篡夺不了领导权，登不上国民党的最高权力宝座，后来他本人及国共两党的历史，自然就要重写了。  围绕“中山舰事件”的迷雾，多少年来从未廓清。

蒋介石制造了“中山舰事件”，但随即就向苏联顾问团表示了“歉意”。

蒋介石一手发动了“3·20”政变，三天后却又向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写一报告，自请处分。内云：“此次事起仓促，处置非常，事前未及报告，专擅之罪，诚不敢辞。但深夜之际，稍纵即逝，临机处决，实非得已。应自请从严处分，以示惩戒，而肃纪律。”

蒋介石派兵包围了苏联军事顾问团，驱逐苏驻国民政府军事总顾问季山嘉等，矛头所向已很清楚。事后，共产国际机关刊物《国际通讯》和共产国际驻中共中央代表维经斯基却先后发表文章，一再否认蒋介石曾经发动政变。

蒋介石下令逮捕了海军局代局长李之龙，旋即又将李之龙释放，并声言是“误会”。而事件中蒋介石所倚重、信赖的王柏龄、陈肇英、吴铁城、徐桴、伍朝枢等人，又一个个受到了他的打击。王柏龄被撤去二十师师长之职，陈肇英被撤去虎门要塞司令之职，两人限期离开广州。吴铁城被撤去广州市公安局局长之职，欧阳格被撤去中山舰代理舰长之职，徐桴被撤黄埔军需处处长之职，然后予以查办。国民政府委员、广州市市政委员会委员长伍朝枢被驱逐。

“中山舰事件”发生后，远在上海的国民党西山会议派兴高采烈，以为蒋介石终于和他们站在了一起，成了自家人，于是去电嘉勉。谁知蒋介石并不领情，对西山会议派绝无半点亲昵。著名右派代表人物邹鲁写道：“中山舰事件，我们去电奖励蒋介石，倒博得蒋介石大骂一顿。”对此，汪精卫后来也说道：“我还记得当3月20日之事发生后，西山会议派高兴得了不得，曾发出一个嘉奖蒋同志的电报，以后看见蒋同志依然继续联俄容共政策，方才复归于攻击的态度。不但西山会议如此，便是其他同志，也未免有些以为蒋同志何不‘一不做，二不休’，横竖3月20日之事已给联俄容共政策一个打击，何不直截了当抛弃联俄容共政策，省得以后又酝酿爆发出无穷纠纷呢？”

蒋介石生前多次谈到这一事件，但都是吞吞吐吐，欲言又止，似有难言之隐。当年5月间，他在宴别全体共产党员退出第一军时，提到了中山舰事件，闪烁其词：“将来历史上拿我给各同志的信，及我和几个同志时常所说的话，可以证明这回事实，但这要等我死了之后，才可以完全发表。因为这种内容太离奇，太复杂了……还有很多说不出的痛苦，还是不能任意说明，要请各位原谅……今天还有我不忍说的话，这只有我个人知道。”在事件3个月后，他在孙中山纪念周上演说时又说道：“若要3月20日这事情完全明白的时候，要等到我死了，拿我的日记和各位同志答复质问的信，才可以公开出来。那时一切公案，自然可以大白于天下了。”后来，汪精卫夫人陈璧君曾有幸看过蒋介石日记，有人问她关于中山舰事件，蒋介石是怎么记的，陈璧君凄然一笑，答道：“还不是说汪先生勾结共产党要害他么。”

更令人称奇的是后来邹鲁的一番话。1930年，蒋冯阎中原大战时，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常委邹鲁与国民党中央党部书记长、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陈公博同乘一列火车。途中，两人在不经意的闲谈中谈到了“3·20”事变。邹鲁兴奋地说：“公博，你知道3月20日事变的原因吗？”不等陈表态，他又接着说：“其实这只是伍梯云(伍朝枢)玩的小把戏。自从展堂(胡汉民)出亡莫斯科后，大家都感觉没办法，怎么方能拆散广州的局面，只有使共产党和蒋分家。于是商定，我们在外边想办法，伍梯云在广州城里想办法。一天，伍梯云请俄国领事吃饭，跟着第二天便请蒋介石的左右吃饭。席间，梯云不经意地说，昨晚我请俄国领事吃饭，他告诉我蒋先生将于近日前往莫斯科。你们知道蒋先生打算什么时候启程吗？蒋的左右随即将此情况报告了蒋。蒋生性多疑，便怀疑共产党要干掉他，要不就是汪先生要赶他。但他既不能找梯云去问，更不能找俄领事去问，只有刺探于汪。说他东征后，想去莫斯科转转。汪先生见蒋的言语态度很虔诚，就答应了。蒋见汪应了，就又提出希望曾仲鸣(汪精卫秘书)和陈璧君陪他出国，陈璧君正想去，就忙着制皮大衣等，又天天催蒋走。蒋氏更确信汪要赶他，碰巧俄国有一条船来，并请蒋先生参观，听说当日蒋要拉汪同去，而汪说他参观过，没有答应。蒋更以为这条船是预备在他参观时，扣留他直送莫斯科的。因此，蒋遂决定反共反汪，这就是3月20日事变的真相。梯云的一个小把戏，不想竞求一得二，不止反共，而且也赶了汪。这是大家当时没有料到的。”

总之，关于“中山舰事件”的说法很多，疑团簇簇，迷雾重重。有道是涉深水，采珍珠。通过对大量史料的分析研究，客观公正地探求事件的本来面貌，看看历史的小姑娘究竟披着一件怎样的面纱，这面纱又是怎样披上去就揭不下来的，实在是一件令人感兴趣的事。

不过，大凡复杂的历史事件，都须追根求源，讲清来龙去脉。细节不漏，枝蔓不弃，慢慢理会，娓娓道来，看起来琐碎，却是认识事件真相和实质所必需的。这似乎用得着一句民间俚语：“心急吃不得热豆腐”。

那就让我们从头讲起。

本书写完，总感到意犹未尽，有些情况还需要作点交代。

中山舰事件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起重大事件，也是国共关系史上的一宗秘案。用“事件扑朔迷离，政变惊心动魄，官场云谲波诡，斡旋纵横捭阖”尚不足以揭示事件的本质。可以这么说，中山舰事件的发生有某种偶然性，但它又是错综复杂的国共矛盾发展的必然结果，是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和国内局势动荡的必然结果，也是当事者几方利益与个性冲突的必然结果。

中山舰事件所产生的重大影响，无论当时还是其后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被人所彻底认识。说这一事件具有里程碑、分水岭式的意义并不为过。正是由于这一事件，国民党左派一方因其软弱、涣散而渐成颓势，国民党右派一方因反共强人的浮出水面而倍受鼓舞，看到希望，共产党一方因受制于共产国际被迫无原则退让而付出惨重代价，导致党内发生分化。至于主要的三名当事人，蒋介石、汪精卫、陈独秀，也各有巨大斩获和惨重付出。就个人命运而言，蒋介石脱颖而出，由此上台崛起了；汪精卫负气出走，为他后来反共乃至作汉奸埋下了伏笔；陈独秀在外力干涉下容忍蒋介石的反革命政变，最终承担共产党失利的责任而丢了总书记的职位。在整个事件中，有受益者，有失意者，也有失利者，但各方都从事件中看到了什么，学到了什么。事件本身的确错综复杂，是部内容深厚、变数连篇的教科书。

蒋介石其人，性格之复杂多变超出人们的想像，这从近年披露的蒋介石日记中可以看出来。1923年7月，他主动向孙中山要求赴苏联考察，8月成行，担任“孙逸仙博士代表团”团长，率团员三人，其中就有共产党人张太雷。在苏期间，他会见了流亡莫斯科的胡志明，尊其为“爱国志士”。他还主动为促成国共合作的越飞祝寿，并对在苏所见所闻持赞赏态度。就任黄埔军校校长后，他多次在公开场合慷慨激昂地宣传革命，并号召军校学员向苏共党员学习。他对孙中山感情很深，在东征陈炯明期间骤闻孙中山死讯，茫然自失，甚至想到自杀。他到野战医院抚视伤病员后，回去即自撰《感言》一首：“斩草须要除根，擒贼必先擒王，不诛叛逆陈炯明，不算革命真男儿。剜其心肝，祭我总理神灵，肃清东江余孽，实行三民主义，继续先烈生命，完成本党责任。”他对军阀深恶痛绝，自戒不要成为新军阀，三番五次诚恳提出辞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军长职务，他在辞职通电中说：“……此中正之所以力辞军职，而期成为忠实革命党员，改变旧日军人风尚，以树革命之基础，非敢为一得自足之旧习所囿也。”他平日教育军校学员不怕牺牲、杀身成仁，在第二次东征中“华阳之战”的危难关头，他眼见失败已成定居，急得要实践诺言自杀，并大声说：“我必须在这里杀身成仁，我没有脸回去见江东父老！”幸亏共产党员陈赓劝阻，并冒着枪林弹雨背起他就跑，这才救了他一命。此后，他一直没有忘记陈赓的救命之恩。他和国民政府顾问鲍罗廷关系密切，认为鲍罗廷对他信任有加，待到鲍罗廷奉召回国，苏联顾问团由季山嘉、罗加乔夫接任后，由于见解的不同，双方便渐生嫌隙，因嫌隙而猜疑，因猜疑而互不信任，最终导致事件的发生。期间，他有过犹豫，有过迟疑，也有过退意，甚至也有过自责，但最终在综合因素的作用下，他还是下决心孤注一掷，并适时进退，结果先取得了战术上的胜利，继而掌握了战略上的主动权。

看蒋介石日记，其矛盾性格可以发现蛛丝马迹。1926年1月19日，蒋介石日记：“近对罗(加乔夫)、季(山嘉)二顾问主张，心辄不乐，尝谓：‘我以诚往，彼以诈来，非可与共事之同志也。”’1月28日，蒋介石日记：“晚，与季山嘉研究北方军事政治，谓：‘余若在北方觅得一革命根据地，所成就功业，其必十倍于此也，岂仅如今日而已乎？”’2月7日，蒋介石日记：“上午十一时，季山嘉(顾问)就谈政局与军队组织，语多讽刺，又若甚疑惧吾者。因喟然日：‘今之中国社会与空气，无怪其以土耳其为殷鉴，并鄙中国军人尽为贪劣者也。呜呼，国家若此，军人如彼，(感触现象)，能不深用汗颜耶。’自惧习成军阀，急思解除军职，(心甚决心也)。”2月11日，蒋介石日记：“苏俄同事疑忌我、侮弄我，或非其本坏，然亦何为而然，唯有以诚格之。”这几则日记，已明显流露出对季山嘉的不满和怨怼，不过此时的蒋介石，也还是低调处理和苏联顾问的矛盾，没敢发作。蒋介石和季山嘉的矛盾，起因于在北伐问题上意见分歧。蒋介石有功业之心，一直积极主张北伐，实行孙中山的理想。这曾得到了鲍罗廷的积极支持。但季山嘉却主张北伐暂缓，并且建议蒋介石由海路运兵到北方去支援冯玉祥的国民军。蒋介石原本希望苏联对中国的援助，只以广东革命政府为中心，想不到苏联在北方又支持一个冯玉祥，并且要他去帮助冯玉祥练兵。这就使蒋介石感到，季山嘉不信任他，不支持他，在设法使他离开广州，有意排挤他。蒋介石还把季山嘉的意见，看作对他的侮辱，并认为是“儿戏欺人之谈，实为其根本打消北伐之毒计”。在这样的处境下，蒋介石心一度心灰意冷，甚至想自杀。这就是他2月18日日记中所写的：“闷坐愁城，不如意事连续而至，所谓屋倒适逢连夜雨也。公私两败，内外夹攻，欲愤而自杀，既而悟徇外为人之心太重，岂自强不息者哉。”为了摆脱困境，也有试探之意，2月19日，蒋介石向汪精卫提出再度到苏联考察，并故意透露给季山嘉，蒋介石在日记中说“季山嘉过访闻之，状似不安”。一周之后，蒋介石打出了一套组合拳：头天突然解除了他眼中的汪精卫的亲信王懋功的师长职务并派人押送上海，次日向汪精卫提出最后通牒——要么准他蒋某人辞职，要么令季山嘉回国。蒋介石的这些举动，自然遭到非议。3月10日，蒋介石在日记中透露：“近日反蒋传单不一，疑我、谤我、忌我、诬我、排我、害我者，渐次显明。遇此拂逆之来，精神虽受打劫而心志益加坚强。”怀有此等心态的蒋介石，是很容易听信谗言猜疑乃至采取手段打击共产党的。

在近年来新披露的蒋介石日记中，有几则明明白白地涉及了中山舰事件。3月18日日记：“下午四时，在中央学校开会，力主北伐。共产党作乱。傍晚，海军代理局长李之龙，矫令中山舰驶泊黄埔。”3月19日日记：“上午，往晤汪兆铭，回寓会客，恨共产党陷害，决赴汕避祸。午后五时行之半途，猛思‘我何为示人以弱’？仍返东山，誓牺牲个人一切，以救党国。竞夕与各干部密议，至四时，诣经理处，下定变各令。”3月21日日记：“傍晚访汪病，见其怒气冲天，感情冲动，不可一世，因叹日：‘政治势力恶劣至于此极，尚何信义之可言乎！’终日会友，往来于东山与造币厂间。曰：‘军队不出动则已，如一出动，即不能事事拘束，难保无自由及不规则之形态，以后戒之。’又曰：‘掾属乏才，实无改造一切能力，孤苦伶仃，谁与为助，殊堪痛心。’又曰：‘今日方知孤臣孽子操心之危，处境之苦，若非亲历其境者，决非想像所能及其万一也。”’3月22日日记：“上午，俄使馆参议某来见，问我以对人问题，抑对俄问题。答以对人。某言，只得此语，心已大安，当令季山嘉、罗加乔夫等离粤回国。十时后，开政治委员会，决议令俄顾问主任季山嘉等引去，第二师党代表撤回，对不轨军官查办。下午，与谭、李等各军长谈制裁俄顾问及共产党，均表赞成。以事前反对此举者，事后奉余言为金科玉律，人心之变化，奈如此其速耶。晚，回校。因前星期事，召集官佐学生训话。”3月23日日记：“具呈军事委员会自请处分。”这几则日记，把蒋介石发动政变前后的复杂心态，暴露得淋漓尽致。从中不难看出，猜疑、痛恨共产党的蒋介石，开始是想逃避的，经过一番思想斗争，才决计发动政变。政变之后，他成为千夫所指，一度陷于孤立，自己也惶惶不安，不知事态如何发展，自己能否控制得了局面。但当苏联顾问团和共产党方面一味退让，手无实际兵权的汪精卫无能为力，其他军事强人采取机会主义的立场之后，他便踏实以至得意起来。过后他的自请处分，也并非纯粹是玩弄花招，实在是由于他确实觉察到了自己判断的失误和处置的违纪，“专擅之罪，诚不敢辞”，怕不能完全看作虚与委蛇、口是心非之词。

中山舰事件发生一个月后，4月21日晚，蒋介石宴退第一军党代表及C.P.官长，在训话中又一次谈到了这一事件。他说：“总之3月20日的事情，完全要由我一个人来负责的，如果说我欠缺手续，这是我承认的，但是我的本意，是要纠正矛盾，整顿纪律，巩固本党，不得不如此的。我以为这件事，不仅对于三民主义的本党观点上着想，是应该如此，就是在共产主义的立足点上来说，也不得不然。我以现在中国革命情形，有利于三民主义的，亦必有利于共产主义。所以我们不但是于三民主义无益的事不能做，就是于共产主义无益的事，亦决不能做的。所以我说反共产主义，就是反三民主义的口号，并且说不忠实于三民主义，就是不忠实于共产主义，诬蔑三民主义，无异是他反对共产主义。今天各位听我讲了之后，还有什么疑问，还有什么意见，请大家可以尽量发表。(席间陈同志问李之龙看管情形究竟如何，还请校长说明。)李之龙的事情，你不问我，我忘掉说了，现在我就讲下去。当3月20日的前两天，即3月18日那一天夜晚，无缘无故开两艘兵舰到黄埔来，一艘是中山舰，另外还有一艘是宝璧舰，这两舰，是在广东最大的舰。当时我并不晓得他是已经开到黄埔来了。到了第二天，即19日，有一同志——他的名字不能宣布——问我，起初见面时就问我：‘今天你黄埔去不去？’我说：‘今天我要回去的。’后来离别了他之后，到了9点至lO点钟模样，那同志又打电话来问我：‘黄埔什么时候去。’如此一连打了三次电话来问我什么时候去，当他打第二次的电话，我还不觉得什么，直到第三次来问我的时候，我觉得有些稀奇，为什么那同志今天总是急急地问我去不去呢？如果没有缘故，他从来没有这样子来问的，我后来答复他说：‘我今天去不去，还不一定。’他晓得我是不去黄埔了。后来不到1点钟的时候，李之龙就打电话来问我，说他要调中山舰回省城，预备给参观团参观。我问他中山舰什么时候开去的，他答昨晚上开去的。我说我没有叫你开去，你要开回来，就开回来好了，何必问我做什么呢？因为19日10点钟，晓得我不回黄埔，所以当日下午就叫中山舰回省城，开到省城的时候，已是天黑了。因为李之龙上午的电话，我很奇怪，为什么既没有我的命令要中山舰开去，而他要开回来，为什么又要来问我？因为从来开船并没有来问我过来的。后来问他：‘哪个叫你开去的？’他说是校长的命令，又说是教育长命令。我要他拿命令来看，他又说没有，是打电话来的。这事情模糊极了。等到中山舰回省城之后，应该没有事情就要熄火，但它升火升了一夜晚，还不熄火，形同戒严。中山舰到了黄埔，因为我不回黄埔在省里，它就开回来省城，这究竟是什么呢？所以我一面派兵到中山舰去震慑，一面要李之龙来询问，因为他是代理海军局长，不能不负责任，这就是当时的情形。其余的话，现在还不能发表。总之，现在这事情还没有十分明白，我亦不愿意十分追究。至于有人说季山嘉阴谋，预定是日待我由省城乘船回黄埔途中，要想劫我到中山舰上，强逼我去海参崴的话，我也不能完全相信。不过有这样一回事就是了。但是如果真有这事情的话，我想李之龙本人亦是不知道他究竟为什么，他不过是执行他人的命令而已。总之，李之龙究竟是自己的学生，如果我的学生不好，就是我自家不好，然而现在一时是不能释放的。对于这件事情，我处置实在觉得困难，好像家里的子弟不仅要谋陷他的父兄，而且要出卖他的父兄一样。有这么事情出来，做他家长的，简直是惭愧极了。所以大家要明白我处境之苦，真是有口莫辩，要是革命性薄弱一点的人，看见这种现状，早已放弃责任走了，如果这样，还能算是革命党员么？还能继续总理的生命么？还能领导你们同志学生提起革命精神么？”(张秀章编著《蒋介石日记揭秘》(上)团结出版社第208、281页、364——365页)蒋介石这番话含糊其辞，吞吞吐吐，由此可见其中必有隐情。  中山舰事件中另一名重要当事人李之龙，身后也有段曲折历史。李之龙死于国民党反动派的屠刀之下，然而全国解放后却迟迟未能获得“烈士”称号。原因是周恩来、董必武所提供的证明，否定了李之龙的烈士资格。周恩来是李之龙在黄埔军校的直接领导，董必武是李之龙加人中国共产党的介绍人，他们的证明自然有权威性。之所以否定李之龙的烈士资格，原因主要集中在三点：第一，李之龙被捕与中共无关。中山舰事件事发当天，李之龙在广州寓所被捕，尽管其身份是共产党员，但他当时却受到了留党察看的处分。陈独秀在1926年6月4日致蒋介石的信中提到：“当李之龙因中山舰案被捕消息传到此间时，我们因为李最近曾受留党察看的处分，以为他已加入反动派了，后来见报载中山舰案乃是李之龙受命于共产党的倒蒋阴谋，我们更觉得离奇，最后接周恩来来信，才知道李之龙是上了反动派的圈套，凭空受这反革命的栽诬，这是我们不能够再守沉默的了！”蒋介石一直认为，中山舰事件是汪精卫和苏联军事顾问团团长季山嘉计划劫持他到中山舰，然后北上送到苏联去软禁的一个阴谋。作为回应，蒋介石在1926年6月28日总理纪念周上的训话中，也公开表示：“我在党代表宴会席上的讲演，曾经再三声明，3月18日中山舰案，是与共产党本部没有关系的，所以我讲的话，并不是对共产党而讲的，故无答复的必有。我绝不承认3月18日那天的事件，共产党有什么阴谋在内，陈独秀同志以前同我的主张也完全相同，他曾于3月20日以前给我一个电报和几封信，所论的意见大体相同。所以今天，我可以再声明：3月20日的事件，完全与共产党团体是没有关系的！”第二，李之龙被捕后的脱党叛变情节。周恩来、董必武在提供证明确认李之龙被捕后有脱党叛变情节，主要依据是1926年5月18日《广州民国日报》曾刊有《李之龙启事》，其文曰：兹为避开纠纷，便利工作起见，特郑重声明提出中国共产党及一切有关系的社会团体，以单纯的中国国民党党员资格，受吾师蒋介石先生指导，以谋三民主义之实现。耿耿此心，尤盼共产党同志予以原谅。第三，李之龙被杀并非参加共产党组织的活动。周恩来、董必武在提供证明时所提“出狱后复参加反动集团，在广州枪毙，为其内部矛盾所致”，是因为李之龙在宁汉合流后组织海军兵运，并不是共产党所组织的革命活动，因而其被杀纯为其内部矛盾所致，与“革命”无关。1952年中南民政局否定了李之龙作为革命烈士的资格后，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共党史界及李之龙家属对于李之龙的“变节”、“脱党”问题多次进行了重新调查和论证，吴玉章、聂荣臻和当年黄埔军校一期学员李奇中、原广东区委组织部秘书饶卫华、早期广东工人运动领导人谭天度等人出具的证明材料，说明“李之龙没有叛变行为”，而报纸上刊载的《李之龙启事》，却为评价李之龙的功过是非留下了一道难题，或者说为人们认识和研究那段非凡年代的特殊历史留下了想像的空间。(《党史天地》2006年第11期王平林红华《李之龙建国后未被追认烈士内幕》，转引自2006年12月22日《作家文摘》)但无论如何，李之龙是反蒋的，是保持了革命气节的，他没有被背叛了革命的蒋介石、汪精卫的白色恐怖所吓倒，以他的才华和经历，拒绝蒋介石的拉拢利诱坚持革命立场，最终英勇就义，已经足以彪炳史册了。

历史和历史人物往往是多侧面、多色彩、多棱角的，其复杂多变往往难以捉摸，充满玄机。在大变动的年代，在于钧一发的关头，有的人一念之差败北，一失足成千古恨，而有的看似简单的误会、传闻乃至谣言，有的看似偶然的阴差阳错，则往往能酿成重大事件，甚至改变历史的走向。

廓清历史迷雾绝非易事，但唯有廓清，才能从历史中真正汲取教益。

作者

2007年9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