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一部关于农村，主要是农村金融问题的随笔集与演讲录，以及对“经济学与人文”问题的评论文集，它记录了作者近两三年来对农村金融改革与发展的一些思考。该书论述深入浅出，文字生动，展示了作者清醒睿智的头脑、深思熟虑的见解，以及坚定正确的追求。该书对于年轻的学子和学者是很有思考和启迪意义的。

本书收入北京大学青年学者王曙光近年来发表的经济学随笔和演讲33篇，共分三辑。第辑“草根金融谈屑”是一组探讨农村金融的学术随笔，广泛涉及农村民间金融、农村合作金融、农村小额信贷、邮政储蓄银行、村镇银行等领域的改革与发展问题。第二辑“演讲与访谈”收录作者在各地所做的关于农村金融的演讲及报刊访谈。第三辑‘经济学与人文”则带有浓厚的人文色彩，对经济学与经济学家的人文关怀和科学精神进行了深入探讨。本书内容丰富，文笔流畅，体现出作者关注民生、深乡土的学术精神。

自序：做最本土的草根学问

第一辑 农村金融谈屑

 中国乡村银行的黄金时代即将来临

 邮政储蓄银行能成为乡村银行吗

 从“猪单子交易”看农村非正规金融

 小额信货发展面临的五大挑战

 小额信货的发展哲学

 给农村小额货款一片广阔天空

 中国小额信货立法和监管框架的初步设想

 农村合作金融发展与文化构建

 《物权法》与农民融资困境的缓解

 谈金融腐败、金融伦理与金融生态

 农民合作要有制度保障

 农民是讲信用的吗

 从温州方兴钱庄看地方政府与民间金融

 农村合作医疗的希望与困境：因野笔记六篇

 谈谈邮政储蓄银行的金融文化转型

 农村金融市场进入群雄并起的“战国时代”

第二辑 演讲与访谈

 博学、审问、慎思、明辨

 人格·人文·人际

 农村信用社改革与发展的八大政策建议

 中国农村金融的发展：立法、开放与创新

 农村金融市场准入与新型乡村银行体系的构建

 农村金融变革与小额信货发展

 谈西部农村发展的六大关系

 农村金融新政与西部农村金融改革方略

 民为邦本，本固邦宁

 谈金融企业的社会责任

 关注草根金融，构建和谐社会

 中国金融开放与银行业改革

第三辑 经济学与人文

 穷人的银行家尤努斯和孟加拉乡村银行

 经济学的七七八八

 幸福的经济学和不幸福的经济学

 加尔布雷斯：作为另类经济学家和公共知识分子的一生

 论学者、科学精神与人文关怀

后记

做最本土的草根学问

一个经济学者，应该怎样作经济学研究？

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恐怕不可能求得一致的看法。在不同的经济学领域，对于不同的经济学研究命题，对于不同的经济现象，其研究方法可能有所不同。

有些经济学家习惯于深居书房，构造精致的经济学模型。闭门造车的结果，是生产出被科斯称为“黑板经济学”的纯学院式的学问。不能说这种纯粹学院派的“形式主义”的学问毫无用处。在某些领域，这种纯理论或纯数理的建模方法是有价值的。

但是，正如每一个人都有自己吃饭的独特口味一样，每个经济学家也有自己的做学问的“口味”。不同“口味”的经济学家选择不同的研究方式，因而形成不同的学问风格。

当年萨缪尔森讥笑科斯的学问是“作散文”，可是30年后科斯因为其制度经济学的开创性贡献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哈耶克那种19世纪哲学家式的经济学论述方式也不为时人所喜，可是在若干年后，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桂冠也戴在了他的头上。加尔布雷斯是出名的另类和经济学界的“牛虻”，可是有哪个经济学家对美国社会的影响能跟加尔布雷斯相提并论？

我一直服膺科斯所标榜的研究“真实世界的经济学”。研究“真实世界的经济学”，就要有对真实世界的真实观察、科学提炼和独特体悟，就要有对真实经济现象的一份敏感性。而农村问题的研究，特别需要这种研究“真实世界的经济学”的方法论。

理由不必细讲。一个研究农村的人，如果没有田野调查的习惯和工作方法，如果没有在乡村实地考察所获得大量鲜活的经验和数据，如果没有在农户和村落间行走和深入访问的锤炼，你怎么研究农村呢？就靠那些年鉴和统计数据？那是绝对不够的。

研究最本土的经济现象，作最土的草根学问，是我一直以来所向往的。有了这样的内心价值判断，农村金融这个领域也就自然走进了我的学术视野。

农村金融的研究，需要研究者投入一定的情感。做学问要客观，但并不妨碍研究者对研究对象有一份独特的感情，有一种来自内心世界的关怀和认同。

我在北大首次开设了《农村金融学》课程，在这门课的第一节课上，我就对选课的同学们说：“在北大经济学院的所有课程里面，这门课可能是唯一一门需要投入些感情才能学好的课程。”

研究中国农村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农村问题之复杂，牵涉领域之广阔，纠结历史之繁琐，都是其他学术领域所罕见的。研究农村问题，既要有一份对田野和乡村的感情，要有来自经验的敏锐直觉，也要有对相关经济学理论的准确把握和批判性梳理，当然也要有对历史学、社会学等其他学科的灵活运用。

我始终认为，农村金融研究应建立在一种多元的、不带学科偏见的方法论基础之上，要有广阔的学术视野和在学术范式上海纳百川的风格。只有脚踏真实的乡村土地，深入草根阶层，才能获得丰富的研究素材和学术灵感。

一个作乡村研究的人，是不能仅仅蜗居研究室构造模型的，他们的位置在乡村的田野里。

北大的乡村研究的传统可谓源远流长。

谈到北大乡村研究的历史，不能不提到三位前辈学人。这三位前辈，一个是陈翰笙先生(1897-2004)，一个是梁漱溟先生(1893-1988)，一个是费孝通先生(1910-2005)。

这三位里面，陈翰笙先生是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国际关系学家，梁漱溟先生是哲学家、思想家，费孝通先生是社会学家和文化人类学家。这三个人可以算是北大农村研究的三个先驱人物。他们都是乡村研究的巨匠级的学者，对中国经济社会的诸多层面产生了深远影响。

梁漱溟先生的抱负极大，他有对中国社会和文明的独特观察。他认为，解决乡村问题进而解决中国问题的唯一出路是通过乡村建设复兴中华文明。乡村建设的基本任务就是依靠乡村自治，创造一种以理性和伦理为基础的新团体组织。他在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躬身实践自己的理论，先是举办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培养有志于乡村建设的知识精英，后又直接到山东邹平从事社会实验。不能不说，梁漱溟先生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但他对中国乡村研究的独特贡献也不能抹杀。

陈翰笙先生27岁由蔡元培先生延聘北大任教，是当时最年轻的教授。陈先生带领着后来在中国经济学界鼎鼎大名的薛暮桥、孙冶方等人，在江苏无锡、河北保定、广东岭南、广西、河南、陕西以及东北等地进行大规模的农村调研，对于认识中国当时农村的经济社会状况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被称为“中国农村派”。陈先生1933年发表的英文著作《现今中国的土地问题》和1934年出版的《广东农村生产关系和生产力》都获得了极高的学术声誉，被学术界认为是农村领域的权威之作。在他的影响下，薛暮桥和孙冶方也特别重视实地调查，从而在几十年后的中国变革中起到中流砥柱的作用。

费孝通先生几乎成为北大社会学的代名词。实际上，在费孝通之前，燕京大学的李景汉教授和杨开道教授就以研究农村社会学著名，李景汉先生在定县所作的调研和杨开道先生在清河所作的调查，已经成为农村社会学研究的经典。费孝通先生继承了杨开道先生(以及吴文藻先生)开创的关注农民、力行调查的传统，一生“行行重行行”，足迹遍布大半个中国，在乡村的田野里做学问，写出了《乡土中国》、《江村经济》等传世名著。

以上的三位前辈学人，尽管学术观点不一，立场各异，学术范式也差别极大，但他们都重视实践，重视调研，重视对农村问题的实地研究。我认为，这是北大乡村研究的一个宝贵传统，应继承之，并光大之。P1-4

一个经济学学者的追求

读了王曙光教授的《草根金融》一书，感触良多。笔者在许多方面深有同感，并颇有收获和启示。这本书是一部关于农村，主要是农村金融问题的随笔集与演讲录，以及对“经济学与人文”问题的评论文集。本书论述深入浅出，文字生动，内容丰富，思路开阔，也展示了作者清醒睿智的头脑、深思熟虑的见解、坚定正确的追求。以笔者之见，这本书对于年轻的学子和学者是很有思考和启迪意义的。

本书的涉足面很多，精彩之处难以一一列举，给笔者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作者以做最本土的草根学问为追求。他说：“研究最本土的经济现象，做最本土的草根学问，是我一直以来所向往的。”他认为，做学问要客观，但并不妨碍研究者对研究对象有独特的感情和出自内心的关怀和认同。研究农村和农村金融问题，要有对田野和乡村的感情，要有来自经验的敏锐直觉，也要有相关经济学理论的准确把握和批判性梳理，还要有对历史学、社会学等其他学科的灵活运用。笔者对此深为认同，也正是出于以上的理念和认知，作者对我国农村金融改革发展发表了很多有真知灼见的见解和评说，并怀着内心深切的情感，呼吁农村金融要关注、关怀弱势群体和穷人，这也是作者所称的“草根金融”的核心之一。

“草根金融”实质上是普惠性金融的理念。普惠性金融体系(“Inclusive Financial System”或“Inclusive Financial Sectors for Development”)于2005-2006年由联合国和世界银行“扶贫协商小组”(CGAP)正式提出并见诸相关出版物。虽然我国的小额信贷扶贫活动开始于20世纪90年代中前期，比国际上著名的孟加拉乡村银行(Grameen Bank)和拉丁美洲国际社区自助基金(FINCA)推行的村银行(Village Banking)等小额信贷发展较先进的国家晚约20年的时间，但我国关注服务于穷人和弱势群体金融服务的相关人士却以敏锐的眼光于2006年也在国内将普惠金融体系的理念倡导推广开来。

普惠性金融体系的概念和理念是小额信贷理念、理论和实践的延伸和发展。从我国的情况看，相对于过去，近年来小额信贷的理念和实践有了较快的普及和发展，正规金融机构也开始涉足小额信贷，或开始了客户目标服务下移。但人们的认识差异较大，发展也不平衡，尤其表现对农村弱势群体的金融服务上。而且对非金融机构、非政府类小额信贷组织，迟迟出台不了鼓励其发展的政策或法规。

再从我国相对于国外小额信贷发展比较先进的国家看，正如世行CGAP一些专家所评论的，迄今为止，与其人口大国的地位衡量，中国的小额信贷和普惠性金融发展滞后。而且无论从微观层面(零售小额信贷机构的发展)、中观层面(为微观层面服务的金融基础设施或中介机构的完整)，还是宏观层面(政府的政策法规、外部环境的完善)的角度看，都还有相当的差距。

在认识上和实践中，一般人往往容易将小额信贷视为一种边缘的、小规模的、游击队式或不入流的扶贫或非正规金融活动。然而，当今世界小额信贷经过30年的发展进步，在一些国家和地区已成为一支不可忽视的经济社会力量。不过，从总体上看，目前它已占有和开发的市场仅为其潜在市场的一小部分。应该看到，前瞻性、战略性的选择是将小额信贷有机整合到更大的金融体系中，尽管这一进程在各地区和各国并不平衡，例如我国就属于发展滞后的国家之一。

当今小额信贷往往起源于非政府组织，它以扶贫为宗旨，以创新的金融理念、制度、手段为方法，开展服务于弱势群体的经济社会活动，并且从最初的贷款服务，发展到全方位的金融服务．后来又发展到正规金融机构的参与，在有些国家和地区，正规金融机构已成为小额信贷的主力军。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小额信贷不应该被边缘化或将其视为只是整个金融体系中的一个狭窄领域，小额信贷应是整个金融体系的不可分割的重要的有机组成部分。世界上一些国家、地区各种传统的小额信贷与中大型的金融机构在尝试吸收彼此的长处和优势，在实践中向对方的运作领域延伸，它们的服务对象和手段开始交叉融合，各种服务机构性质的边界也开始变得模糊。世界上这种趋势已越来越清晰，并在加速运动中。

从理论上说，完整的金融体系应是包容性的、普遍惠及于人类各阶层群体的。全世界60亿人，全中国13亿人，如果金融体系不服务世界十几亿和中国一亿多的弱势群体，这样的金融体系难道是合理、公平、正义的吗？人人都应享有公平的信贷机会和公平的金融服务，这是金融机构和体系的社会责任，是和谐社会所必需。更何况今天人们已寻找到既能服务于弱势群体，又能商业化运作和达到机构可持续发展的实现双贏局面的金融服务的途径。

笔者是普惠金融体系的积极倡导者之一。普惠金融体系和理论的产生是合乎历史发展逻辑的，是对小额信贷扶贫理论认识的深化和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讲，普惠金融体系是对小额信贷理论和实践的新的更高层面的理论概括和发展。

目前在我国，对普惠金融体系的认识和理念以及在实践中的贯彻虽然还刚刚开始，不过，应该说已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和正确的发展方向。各有关方应继续共同努力，让普惠金融体系的理念、理论和实践在我们祖国大地上得以推进，以最终造福于贫困和弱势群体，造福于社会的和谐、健康的发展。

与普惠金融有关联的是“金融企业的社会责任”和“社会企业”(social enterprise)这两个话题。本书中若干文章也涉及这两个话题。如何理解企业的社会责任？人们对此有种种说法，但基本上可归结于不同层次的理解和解释，即企业对所有者(股东)负责，对业务服务对象(客户)负责，对所在社区负责，对所在地区(国家)负责，对所在地的生态环境负责，等等。当然，如果展开讲，以上的每个层次或方面都有各自具体的内容。

社会企业或从事社会企业的社会企业家则有新的含义。根据我看到的相关资料和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孟加拉乡村银行总裁尤努斯教授的观点，从社会发展目标或“利他主义”的角度看，社会企业或社会企业家则是比一般商业企业的社会责任有更彻底的追求。一般商业企业是以追求自身(包括股东)利润为主要目标，可能或愿意兼顾其他方面的社会责任。而社会企业家则是为其专门的服务对象——弱势群体——的利益为自己的主要目标。换言之，社会企业家虽然也在以商业化手段运作，并努力争取企业的利润，但其只服务于弱势群体客户，而且利润不得用于企业所有者(股东)的分红，而是用于扩大再生产或直接用于弱势群体的社会经济发展目标。因此，可以说相对于上文提及的各个层次的企业社会责任，社会企业或社会企业家有更高层面的理念或道义追求。作者在这本书中阐述了他自己对金融企业的社会责任和社会企业家的理解和观点。在这方面，人们还可以继续有更多更深入的探讨。

笔者对本书另一深刻印象是作者在本书中多次谈论学子和学者应有的“人格、人文、人际”和“科学精神与人文关怀”的议题。笔者认为，这一印象与我在本文开始时所说的那一印象既相关，又有所不同。作者认为，对有志的年轻学者，独立精神、批判意识和真正的人文关怀这三种素质或态度是最重要的。他时常提醒自己并勉励年轻的同行：一是始终保持在科学面前的诚实；二是不要被所谓“潮流”左右了自己的科学研究，要保持警觉，坚守批判与质疑的科学态度；三是要关怀底层民众的幸福，关注他们的福利与命运；四是应具备全面的知识素养，不可画地为牢。

这些见解与论述是朴素的，又是深刻的，是经验的总结，又是学子与学者应共勉的努力方向和实践目标。它实际上是在讨论做人和做学问的关系，以及如何做人和做学问的问题，这些问题在当今有相当的现实意义。在今天社会浮躁之风充斥，价值观念混乱，学术准则失序的状况下，如何能做到坚守人格操守，甘坐冷板凳，又能投身经济社会实践，维护社会弱势群体的利益，着实是经济学学子和学者应认真思考的议题和自律的要求所在。

正是本书有如此的特色，笔者以为是很值得一读的。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 杜晓山

2007年10月29日

这本小册子记录了作者近两三年来对农村金融改革与发展的一些思考。作者的农村金融研究，得到了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刘伟院长、孙祁祥副院长、黄桂田副院长、郑学益教授、金融系主任何小锋教授和中国金融研究中心主任胡坚教授的支持和帮助，不论是《农村金融学》课程的开设，还是北大金融与产业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金融研究所的建立以及各项学术活动的开展，没有这些前辈的支持是不可能实现的，在此谨致衷心感谢。

学术界同仁和金融主管部门的领导在作者农村金融研究中也给予了宝贵的支持与指导，并为作者提供很多学术交流的机会。在此，对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副局长焦瑾璞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副所长杜晓山教授、胡必亮教授、李静研究员、亚洲开发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汤敏博士、天则经济研究所茅于轼研究员、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潘维教授、商务部国际经济技术交流中心白澄宇先生、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陈剑波研究员、高伟研究员、来有为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温铁军教授、马九杰教授等同仁和朋友的支持表示衷心感谢。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苏淑惠女士为作者参加学术会议提供了很多支持，特致谢意。

作者在各地进行农村调研期间，得到当地朋友和领导的热情接待与大力协助，特别感谢贵州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国税局李文广副局长、孙涛主任、马梦玲女士、黔东南银监局董友周局长、贵州省农信社联合社唐永贤先生、黔东南电大刘国琪校长、山西灵丘县张小立书记、山西大同发改委常树全先生、团中央驻灵丘扶贫工作队队长兰明尚副县长和组织部汤杰副部长、江西景德镇红十字会操媛媛会长、山西临汾农村信用社联社卢天录理事长等对作者农村调研工作的周密安排。感谢北京大学网络教育学院胡雄先生和奥鹏集团马云涛先生等在作者调研和讲学过程中所付出的辛勤劳动。

这本小册子中的大部分文章和演讲曾公开发表，感谢《中国经济时报》崔克亮先生、《小额信贷扶贫通讯》储英奂研究员、《北大商业评论》何志毅主编和陆淼女士、《经济观察报》方军先生、《北京大学校报》汤继强先生等对作者学术工作的支持并惠允这些文章重新结集出版。华夏出版社陈小兰主任、李雪飞老师、北京大学出版社陈莉博士、林君秀主任、高秀芹博士、符丹先生、王花蕾博士、朱启兵博士对作者文稿的出版给予了特别的关注与支持，谨致谢意。

我还要特别感谢我的同窗好友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博士后戴德余博士、国家行政学院惠双民博士、商务部何亚东博士以及中国农业银行乔郁等给予作者的诸多帮助。感谢北大金融与产业发展研究中心慈锋、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邓一婷、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王东宾、清华大学人文学院阚方圆、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院万虹麟、美国哥伦比亚太学黄冰洁、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Jonathan Richter与温则圣、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金旭毅、陈瑾、郭欣、黄洁、李婧谦等在作者农村调查和学术研究中所给予的积极协助与建设性的交流。同时，我也从我所开设的《农村金融学》、《金融市场学》、《金融发展理论》等课程的选课同学那里获得很多学术灵感，衷心地感谢他们。

最后，特别感谢中国发展出版社领导和编辑对作者学术工作的鼓励与扶持。

王曙光

2007年9月于西二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