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究抗日战争前和抗战期间日本中国通的对华观，揭示其思想意识的多元复杂性和相互矛盾性，对剖析现在日本人的中国观及其历史渊源，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笔者从战后日本人的历史认识说起，指出学术界对中国抗战前后日本普通知识分子研究缺乏力度，强调了研究中国通的必要性。笔者认为，对当时日本知识分子的个案研究，将有助于全面认识那一特定历史时期日本人的思想意识。深入细致地解释日本普通知识分子的中国论，可以让我们比较准确地把握日本普通大众对华认识的脉搏。

近代日本的「中国通」，长期以来一直被包括在「日本浪人」的范畴之内。然而实际上，真正的中国通是知识分子的群体，他们跟祸害中国的日本浪人有着本质上的区别。本书介绍了日本浪人的历史成因，理清了中国通的来龙去脉，力图将中国通、尤其是文人型的中国通从日本浪人之中分离出来。通过对典型的中国通人物思想的研究剖析，客观总结了日本近代中国通的复杂性格与思想特征，并给予了中国通知识分子一个准确的历史定位。

明治维新以后，日本知识分子在如何看待中国的问题上，产生了几种不同的思想认识。在他们中问，既有温存稳健派，又有积极侵略扩张派，还有占大多数的中问犹豫派。日本思想文化界的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侵华战争结束。后藤朝太郎和长野朗，是两位中间派的中国通知识分子，他们活跃于1906年至1945年这一段历史时期。本书主要以这两个历史人物为例子，分析了他们思想的发生、发展和变化的过程，解释了其中国认识和中日关系论的思想内涵。对其精华做了适当的评价，更对其糟粕进行了严肃的批判。

序言一(李树本)

序言二(柴田斡夫)

序言三(张新华)

前言

序章 走近日本的中国通

 第一节 问题之所在

 第二节 何谓“中国通”

1.渡边龙策的“日本浪人”论

2.中村义的“日本浪人”论

3.三石善吉的“中国通”论

4.锁定“中国通”

 第三节 脱亚与兴亚

1.中江兆民的对外政策观

2.“脱亚论”与“兴亚论”

3.小结

 第四节 后藤朝太郎与长野朗

1.后藤朝太郎简介

2.长野朗简介

3.两人的联接点

 第五节 中国通研究方法管窥

第一章 后藤朝太郎其人

 第一节 先行研究介绍

 第二节 生平、著作及中国旅行

 第三节 朝太郎研究拾零

1.生前事迹与死因

2.朝太郎的战争体验

3.小结

第二章 后藤朝太郎的中国认识

 第一节 中国社会认识

1.国家观念论

2.民族特征论

 第二节 中国民众认识

1.经济生活论

2.国民性格论

 第三节 中国认识的思想内涵

1.要点归纳

2.思想内涵

第三章 后藤朝太郎的中日关系论(一)——从日本出兵山东到九一八事变

　第一节 问题提起

　第二节 中日地位平等观

　 1.批判出兵政策

 　2.中日地位平等观

　第三节 沉默与批判

　 1.一改常态

　 2.打破沉默

第四章 后藤朝太郎的中日关系论(二)——从七七事变到日本战败前夜

　第一节 思想性变化

 　1.初期变化

 　2.本质性转变

　第二节 祈求和平再来

 　1.文化政策论

 　2.和平幻想

　第三节 中日关系论的思想实质

　 1.要点归纳

　 2.思想实质

第五章 长野朗其人

　第一节 先行研究介绍

　第二节 生平、著作、与中国的关系

　第三节 抗日战争时期的长野朗

　 1.问题提起

　 2.历史形迹

　　3.思想实质

第六章 长野朗的中国观

　第一节 中国社会民众观

　 1.中国社会认识

　 2.中国民众认识

　 3.政府与民众

　 4.历史与现实

　第二节 中国国家观

　 1.中国进步论

　 2.国家观念增强论

　第三节 中国观的思想内涵

　 1.要点归纳

　 2.思想内涵

第七章 长野朗的中日问题观(一)——“满洲占有论”与“反对抵制日货论”

　第一节 问题提起

　第二节 “满洲占有论”辨析

　 1.基本认识

　 2.“满洲占有论”之谬误

　 3.小结

　第三节 “反对抵制日货论”辨析

　 1.基本认识

　 2.“反对抵制日货论”之理由

　 3.小结

第八章 长野朗的中日问题观(二)——“英美离间论”与“中日合作联盟论”

　第一节 “英美离间论”辨析

　 1.基本认识

　 2.“英美离间论”之偏见

　 3.小结

　第二节 “中日合作联盟论”辨析

　 1.基本认识

　 2.“中日合作联盟论”的实质

　 3.小结

　第三节 中日问题观的思想特点

　 1.要点归纳

　 2.思想特点

终章 日本近代中国通的特征

　第一节 全书概述

　第二节 中国认识的试金石

　第三节 体制扶翼和非战主张

　 1.体制扶翼

　 2.非战主张

　第四节 大亚细亚主义的末流

　第五节 全书结论

补论 日语中“支那”一词蔑视中国之意的历史成因

附录一 后藤朝太郎著作目录

附录二 长野朗著作目录

附录三 参考文献资料目录

附录四 历史人物事件注释

附录五 日本年号与公元对照表

附录六 柴田斡夫序言原文

后记

著者简历

第一章 后藤朝太郎其人

第一节 先行研究介绍

20世纪初期，中国推翻了清王朝，废除了封建帝制，于1912年建立了中华民国。同年，日本也结束了漫长的明治时代，进入了短暂的大正时代。在中国社会、日本社会以及中日关系的复杂变化中，日本的中国通们所起的作用，也发生了令人瞩目的变化。

从“一战”爆发到“二战”结束，历史整整过去了30年。在这世界形势风起云涌、中日关系潮起潮落的岁月里，中国通后藤朝太郎对中国兴趣不减、不辞辛苦，先后五十多次来中国旅行，并写下了多部介绍中国社会和风土民情的著作。后藤朝太郎无限向往中国的思想文化，充分理解中国的民众，关心中国的社会情况，积极地评价了中国与中国人民。不仅如此，他还经常跟日本政府唱反调，大胆地评论逐年恶化的中日关系，批判了日本军国主义的侵华政策。

如果研究那个时期的日本中国通，就一定会注意到后藤朝太郎这个人及其著作。在目前的学术界，虽然多少有一些关于中国通研究的成果，但是，有关后藤朝太郎的先行研究还是比较少见的。

著名学者竹内好先生在《五、造词法》一文中，曾经提到过后藤朝太郎。他说：

后藤朝太郎的名字，年轻人不太知道，四十岁以上的人是知道的。我们可以通过文学家谷崎润一郎和佐藤春夫联想到他的存在。……这个人，如果有机会的话，一定要再次提及。……后藤朝太郎的中国观，即使在今天，也许都可以代表着大部分日本人中国观的平均值。……当然了，这种平均值可能已经发生了变化，这也是我这一生的主要研究课题之一。

除此之外，也还有一些涉及后藤朝太郎的研究论文，但都不能称做是关于朝太郎的专项性研究。

正如笔者在本书的序章中所提到的那样，三石善吉先生在其论文《后藤朝太郎与井上红梅》中，详细地考察分析了中国通后藤朝太郎，并将其与井上红梅加以比较。这在为数不多的、有关朝太郎的先行研究中备受瞩目。三石先生的研究成果，不仅突破了朝太郎研究的空白点，也成为中国通研究领域里的一个里程碑。三石先生参考后藤朝太郎的著作，介绍其人生经历和业绩，还做出了褒贬不一的两面性结论。

三石先生“后藤朝太郎论”的中心内容，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他首先概括了明治20年代(1888年～1897年)中国通诞生至朝太郎出现这一时期中国通们的变化情况，然后，他把朝太郎的一生划分为三个时期，并总结出了各个时期的特点。另外，他还分析评论了1927年到1945年间(昭和二年～昭和二十年)朝太郎的中国认识。

三石先生高度地评价了后藤朝太郎。他认为，在日本政府和日本国民蔑视中国的风潮中，朝太郎竭力宣传中国，批判日本政府的对华政策和日本国民的对华蔑视，其反潮流精神极其可嘉。另一方面，三石先生又严肃地批评了朝太郎凭借粗浅的中国观，粗制滥造、胡乱出书的做法。他认为，这样一来，朝太郎反而引起了人们的轻蔑。三石先生选取了一个读者读后感中的三点内容，给朝太郎下了这样的评语：“1.滥发拙劣作品；2．重复以往作品；3．无视进步变化中的中国。”事实的确如此，笔者也深有同感。

关于先行研究的评价和问题点，笔者是这样认为的：三石先生所提出的，具有褒义的“后藤给予中国人民的敬意”、“后藤批判日本人蔑视中国”、“有一种反抗日本军国主义的精神”等观点是非常正确的；另外，含贬义的三个观点的提出也是非常恰当的。“滥发拙劣作品”和“重复以往著作”，是否可以理解为，朝太郎是在金钱的驱使下才这么做的呢？此外，三石先生指出的“后藤忽视了进步变化中的中国”的结论也是非常准确的。

但是，有关后藤朝太郎的其他评价是否都完美无缺呢？例如：“概念化的中国，是明治、大正时期形成的一种文人趣味，后藤朝太郎一步也未从这个藩篱中摆脱出来，他完全让自己构建的幻想给束缚住了”；朝太郎的中国认识，是“粗浅的中国观”；朝太郎这样的“中国通是在日本侵略中国的过程中孕育出来的畸形儿”等。笔者对以上三点看法有些疑问，觉得有必要进一步地深入研究探讨，才能得出更加恰当的结论。

另外，大阪产业大学教授桂川光正先生，在《后藤朝太郎、中国、鸦片》一文中，也以“后藤朝太郎的中国观”为中心进行了分析阐述。桂川先生认为：“后藤中国观的关键词之一是‘享乐主义’，在他对鸦片的看法上，其中国认识也是脱离现实的”；“后藤所介绍的中国社会，充满着风雅的文化气氛，是有教养的文人享受幽雅生活的世界。当然，这种社会并非现实中国的社会，恐怕都未曾存在过。但是，其论述中国文化传统的核心部分，还是没错的。从他的著作中，可以窥见玩味经过高度洗练的文化传统的片鳞”；“后藤著作有人气的秘诀是，其中存在着与一般日本人心性相通的东西。也许可以说，后藤的中国观，好似日本人心灵深处的一面镜子”，等等。

三石善吉先生的研究成果，是值得高度评价的。笔者在本项研究中，许多部分承袭了他的观点。同样，桂川光正先生的研究论文，也是非常实事求是的。本书在修改时，也参考了他的学术成果。笔者主要从“中国认识”和“中日关系论”这两个角度，来探讨后藤朝太郎思想的深刻内涵。本章首先重新梳理一下朝太郎的人生经历、著作、笔记报告，然后介绍一下朝太郎来华旅行的情况，披露一些新发现的朝太郎参加社会活动的资料，并提出几点问题。P33-36

1998年10月中旬，笔者将申请博士学位的论文，提交给日本国立新■大学研究生院现代社会文化研究系，1999年1月中旬参加答辩，同年2月中旬论文获得通过。该论文的正题是“关于中国通的中国认识的研究”，副题为“以后藤朝太郎和长野朗为中心”，全文由六章构成。现将原学位论文译成中文，又在译文的基础上，做重大修改增删，重新谋篇组合。现全书共分十章，定名为《日本近代知识分子的中国观》，付梓出版，求教于大方。

首先说明一下本书的基本内容。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在知识分子中间，就怎样看待中国和如何评价中日关系的问题，出现了几种不同的思想认识。在这些知识分子当中，既有温存稳健派，又有积极侵略扩张派，还有占大多数的中间犹豫派。日本思想界的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侵华战争结束。后藤朝太郎和长野朗，是两位中间层的“中国通”知识分子，他们活跃于1906年至1945年这一段历史时期。笔者以这两个历史人物为例，来探讨日本近代中国通的思想。通过他们的言行，分析研究其中国认识和中日关系论的思想内涵，梳理归纳其思想发展变化的过程，适当地评价其精华部分，更严肃地批判其糟粕的成分。笔者力求从思想史研究的角度，批驳日本右翼分子否定历史的谬论。

探究抗日战争前和抗战期间日本中国通的对华观，揭示其思想意识的多元复杂性和相互矛盾性，对剖析现在日本人的中国观及其历史渊源，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这样做，可以让人们以历史事实为依据，以细部分析的研究成果为证据，来驳斥日本右翼分子的侵略有理论，批判反动文人的自由主义史观。中华民族近代以来遭受日本帝国主义欺辱宰割的国耻不能遗忘，日本侵略中国的历史不容随意篡改。在2l世纪的今天，以史为鉴，知己知彼，励精图治，锐意自强，方能使中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笔者从战后日本人的历史认识说起，指出学术界对中国抗战前后日本普通知识分子研究缺乏力度，强调了研究中国通的必要性。笔者认为，对当时日本知识分子的个案研究，将有助于全面认识那一特定历史时期日本人的思想意识。深入细致地解释日本普通知识分子的中国论，可以让我们比较准确地把握日本普通大众对华认识的脉搏。

日本明治十年(1877年)以后，出现了“脱亚论”和“兴亚论”的思想潮流。这两股思潮，对日本国内形势乃至国际政治走向，均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同时，它还在思想文化上影响了一大批知识分子。这其中，中国通是沿着哪一条思想路线发展变化的，其心理是崇敬中国还是蔑视中国，其言论是体制扶翼还是反战非战，其思想意识是主张善意的中日平等联合、还是图谋独霸中国并占领亚洲，如此等等，这些内容，都是本书要解决的问题。笔者依据第一手资料，分析论证了后藤朝太郎和长野朗等人物的思想言行。在以往“善恶两分法”的基础上，着眼于中间层知识分子，既抓住其左右摇摆不定的性格特征，又客观地阐明其思想实质。

关于日本近代知识分子和中国通的研究，在中日两国学术界不多。迄今为止，只有立命馆大学■野■二教授写过两篇研究中国通泽村幸夫的论文。关于后藤朝太郎，日本著名学者竹内好先生曾撰文说：“后藤是典型的中国通，他的中国观是战争时期日本人对华观的平均值，希望有人系统地研究一下他的思想内涵。”1974年8月，筑波大学三石善吉教授发表过《后藤朝太郎与井上红梅》一文，介绍分析了后藤其人。1999年3月，大阪产业大学桂川光正教授发表过论文《后藤朝太郎、中国、鸦片》。

有关长野朗的研究，更是少见。据长野朗后人讲，以前曾经有人来到他们家里，借阅过其父亲的著作。其资料收集的范围，主要集中在战后时期，重点关注的是长野朗参加农民运动与他的自治论思想。但经调查检索，一直未见有人发表相关的论文。而且，在学术界也从未有人提到过抗战前后的长野朗，忽视了他研究中国问题的情况及其思想成果。针对以上的情况，笔者试图作一点开拓创新性的工作。  在本书中，笔者力图抓住以下几个重点：第一，考察抗战前后的中国通后藤朝太郎和长野朗，看一看这两人与中国有着怎样的关系；第二，探明他们是如何看待中国这个国家、社会和民众的；第三，探讨他们是怎样思考中日关系和中日之间悬案问题的；第四，区分两者性质的异同，找出其各自的特点。在此基础上，搞清日本的中国通在中国认识与中日关系问题上呈现出怎样的思想要素，又具有哪些实际作用和历史意义。本研究课题有以下两个难点：其一是，如何将文人型中国通从日本浪人的范畴中区分出来；其二是，阐明在近代日本的思想史上，中国通处于什么样的位置。

近年来，在中日两国的学术界已经开始重视近代日本中间层知识分子的研究价值。后藤朝太郎与长野朗这两个中国通为后世留下了大量的论著，他们的存在正在逐渐被学界同仁所接受。这是值得高兴的事情。本书只不过是对这两人的思想状况、中国认识和中日关系论所进行的初步分析和解释。笔者怀着“抛砖引玉”的心情，向学界推出自己微不足道的成果。笔者翘首以待，希望学界同仁广泛探讨日本的中国通，解析普通大众化的日本知识分子，创造出新颖的研究成果。最后，就本书的思想观点、学术方法、文章结构和语言运用等，仰望识者不吝赐教、精心斧正。

著者谨致

2007年7月

1988年10月末，笔者赴日本自费留学。先是在宫城教育大学研究生院和东北大学研究生院学习，后来转学到新■大学研究生院攻读博士课程，并于1999年3月下旬被授予博士(文学)学位。在仙台期间，就论文写作和研究方法等问题，受到了导师们严格的训练和指导。但遗憾的是，没有取得比较显著的科研成果。

新■大学的古厩忠夫教授，是日本著名的东洋史专家。笔者在新渴期间，很幸运地师从古厩老师。在其门下三年，继续刻苦钻研，锲而不舍，逐步做出了一些成果，并在校内外学术刊物上，发表了数篇研究论文和调查报告。博士毕业后，留在母校当了三年客座研究员。在这期间，又连续发表了数篇论文。至此，才疏学浅且晚学的笔者，终于能够离开师门独立搞科研了。

日本人做学问是非常严格的，对此情况，笔者最初知之甚少。最先搞过日本近现代文学方面的课题研究，结果被先行研究所迷惑，停留在罗列各家观点的层次上，未能得出创新性的见解来。后也曾尝试研究中日比较文学，但仍感觉很难超出固有的观点，找不到研究的切入点，不能从新的角度分析论述。其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课题研究的问题点难以设定，搞不清重要意义何在。其次，把既成的研究对象神圣化，把评论家们的观点权威化，这样的思考论述，体现不出自己的分析论证能力。再者，在陈述自己观点的时候，往往陷入一般性论述的俗套。大都是在研究动机和问题意识阶段就遭遇挫折，半途而废了。

在日本的研究生院里，文科专业的毕业生要将学习和研究的成果，以“论文”的形式发表出来。所谓“研究论文”，是指在自己的专业研究领域里，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再设立新的议题。然后，依据准确可靠的信息和翔实的资料，把问题解释清楚，拿出创新性的观点。捕捉课题十分重要，研究者本身的性格与人生阅历，研究动机与问题意识等，也是十分需要的。研究者不仅要有基础学力，还要有一定的素质和才能。

近现代史研究领域里的历史人物研究，在某些场合，跟近现代文学的作家作品研究有许多相似的地方。针对研究对象其人与著作，研究者自己是从历史学、社会学或文化人类学的角度去探究，还是要瞄准其他的哪些目标呢？确定好立脚点，是十分重要的。要求从现有的评价原理中脱离出来，机动灵活地学会运用其方法论。自己固有的动机，问题意识和自己独特的方法，将支撑着分析研究的整个过程。经过两部硕士论文和一部博士论文的锤炼，已届中年的笔者，这才明白了些许基本道理。

2002年4月，笔者结束了十余年的日本留学生活，回到祖籍地天津定居。在日本期间，第一担保人佐藤亮二、荣子夫妇，第二保担人手岛邦夫博士，均为笔者提供了继续深造的平台。在写作本书之前身——博士学位论文阶段，古厩忠夫老师无论在精神上、学术上，还是在生活上，都给予了笔者最大的帮助。两位副导师——内藤俊彦副校长和芳井研一教授，也给予笔者许多有益的启示。北京大学的徐勇教授和中国政法大学的张笑牧教授，是笔者敬重的师友。创作论文期间，得此二位教诲，也受益匪浅。后藤毅一家和长野菜策一家，不惜时间和工本，为笔者的研究工作提供了许多方便。

写作学位论文时，使用了以下单位的文献资料：新■大学图书馆，东北大学图书馆，国立国会图书馆(支部)东洋文库，新渴县立图书馆和福岛县立图书馆。发表其中一部分论文时，先后得到了国内外以下单位或部门的协助：新■大学研究生院现代社会文化研究系，新■史学会，新■大学东亚学会，敬和学园大学，天津外国语学院和长春师范学院。

本书在形成专著的过程中，笔者的研究生们，全力协助我翻译原博士论文，做编写辑录等工作。他们是：2004级的刘峰和李蕊；2005级的陈珍、霍虹、杨海鹰、黄燕、王瑛和白兵；2006级的刘彩霞、汪麟麟和孙延永；2007级的尉旭航；还有2002级的本科毕业生王亮等。另外，笔者去国日久，中文表达能力减弱，民间学者张新华先生为本书校阅润色，才得以呈现今日之景观。

国家教育部，向来对我等留学回国人员寄予厚望。此次以“教育部留学回国人员科研启动基金资助项目”的名义，全额赞助本书的出版。对于党和政府积极鼓励学术研究的举措，作为一名落叶归根的游子，笔者心中感到无限温暖。

笔者的工作单位天津理工大学，也给予笔者全力支持。在向教育部申报科研立项时，得到曹作良副校长、科技处杨保和处长和孔庆莲老师的积极支持；研究生部刘技文主任，也非常关心笔者的科研立项与教学工作；我校的国务院专家徐颖果教授，一直鼓励鞭策笔者，建议多写几本中文专著；我校外国语学院党总支张兵书记和王树春副书记，非常关怀笔者的研究与生活；外国语学院丁素萍院长、胡备副院长、许建中副院长等，也为本课题立项和专著出版，无私举荐、积极建议；再有，本书还得到天津外国语学院刘笑明教授的协助；南开大学出版社的张彤和张华二位编辑，也十分关照本书的出版。

2002年春天，笔者回国定居之前，古厩忠夫老师曾经鼓励我将学位论文修改成书、结集出版。笔者也曾经拜托过古厩老师为本书写“序言”。我回国后才听说，从那年的入夏时节开始，古厩老师多次住院出院，身体健康每况愈下。十几年前，古厩老师因患胃癌做过手术，切除了胃部的三分之二。2003年2月28日中午，古厩老师在新渴的医院里与世长辞，享年62岁。逝世的直接病因，为膈膜炎并发症。

古厩老师生前，笔者担心老师的身体状况，没有提醒催促他写序言。无博士导师的“序言”，实为本书的一大缺憾。更由于种种原因，本书的出版延迟了好几年的时间，古厩老师最终也没能见到本书的面世。笔者历来散漫，生性懒惰。身为弟子，辜负了老师的期待，也常为自己不长进，内心深感不安。值得庆幸的是，今日本书付梓出版，聊以慰藉先师。

李树本老先生是笔者大学时代的恩师，柴田斡夫教授为日本友人，张新华先生为笔者的书友。三位师友应笔者之邀，欣然为本书作“序言”，令笔者无上欣慰、不胜感激。自1997年开始该课题的研究，时至今日以专著的形式出版，整整过去了十年。这十年之内，星移斗转，人世沧桑。笔者不仅经历了丧母亡妹之痛，还与古厩老师和荣子伯母生离死别、阴阳两界。最近又泣送了不幸英年早逝的堂兄。这些变故，都让笔者不禁黯然伤神。

好在最近，笔者平生正式教导的首位硕士毕业生刘峰同学，考取了北京大学历史系的博士研究生。学生成才是教师最高兴的事情，我心里感到了最大的慰藉。

饮水思源，知恩图报。我希望继续搞好科研和教学，用以回报国家和社会对我的培养。多年以来，笔者受到众多亲人、老师、同学、领导、同事、中外友人的关怀和帮助。值此机会，向大家表示由衷的敬意和谢意！

刘家鑫笔

2007年6月初旬

于天津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