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子”(四益先生)的寓言，承继悠远的传统，寓智慧于趣事，启深思于无形，寄躯骸于古人，藏针砭于今世，文字清奇易解，行文摇曳多姿。其“陈文丁画”系列，萧乾以为世上世纪后期对于中国文化的一份“特殊贡献”，媒体称之“纸上焦点访谈”，二十年来首次汇总结集，遂成全璧。

本书是陈文丁画之《竹枝图》，由陈四益先生作杂文，配上幽默风趣的著名漫画家丁聪先生的漫画插图，其文针砭时事，畅所欲言，清新奇丽。其画的风格正好烘托出文章的意境，让读者一目了然的同时，也会心一笑，使一本茶余饭后的上佳读物。

杂咏

 小引

 不胜今昔

 夜夜元宵

 会有别趣

 开发儒学

 红学新途

 子平悬旌

 翻案文章

 诘屈妙文

 牵线偶

 爬梯偶

 三彩马

 机动熊猫

 泥僧官

 笑弥勒

 呼啦圈

 声控偶

 啄米鸡

 绒猴

京都竹枝

 小引

 街头秧歌

 路口即景

 烤羊肉串

 零摊食担

 过立交桥

 荔浦芋头

 引进快餐

 出租司机

 就业机缘

 雪后道路

 鸳鸯双座

 陪看女郎

 肠道梗阻

 出租柜台

 天桥剧场

 吃年夜饭

 笼鸟之歌

 饮食京化

 嘉兴肉粽

 房管物业

 银行电脑

 空调难装

 女装总纲

 卖西瓜法

 冷饮市场

 小区早市

 东华夜市

 雨中单车

 坐三轮儿

 成药回收

 街头“鲁班”

 又闻刹风

古呆逸事

 小引

 不惧新步

 古呆画竹

 压苗毁麦

 劝儿撤问

 夫子之怒

 查谱救人

 公门修行

 官大有理

 诗书之外

 放水槁鱼

 不改父道

 何如不闻

 总统豆腐

 古呆革命

脸谱闲钩

 小引

 四拍干部

 三不首长

 “权能”领导

 暴发商人

 商化文人

 无奈两面人

 势利两面人

 革命两面人

 头衔制作家

 跑官者

准花鸟虫鱼

 小引

 花中的“阶级斗争”

 禁锢的金丝雀

 虫入诗

 鱼缸里的世界

 八哥儿

 “皇军”与“蝗军”

 吃河豚

 禁品与礼品

 蛐蛐儿

 餐桌上的“佳肴”

 蛙声一片

 打麻雀

 数蚊子

 不喜欢龙

 美丽的毒花

 何首乌

 名花倾国

 话说荔枝

 闲话枇杷

 两出京戏

长话短说

 小引

 世事如棋

 艺高胆大

 不要乱捧

 不拘一格

 “善意”谎言

 做戏不是做事

 商家与学者

 奔古装

 拿在明处

 名实相副

 说办公

 通才教育

 作案动机

 桃李不言

 问责

 学者走穴

 另类审计

 剩下的是宝贝

 黄万里

 “学会”生存术

 挤地盘

 何以应之

 决心与现实

 提倡一面派

 习惯在批评中工作

 数字魔方

 有钱就成?

 异形

 门槛儿

 法立何以俗不成

 缓说“盛世”

 形式化

 反推

 还是反推

 明年听什么

 糟蹋名著之后

 熊猫与水果

 不忘历史

 论人的界线

 评估

 台风眼

 说好与说坏

 定向思路

 为了农民

 骗谁呢

 毛病在哪里

 小事一桩

 老年人

跋

禁锢的金丝雀

人人都说退休是个坎儿，从忙忙碌碌中一下子闲下来，不容易适应，要学会调整心态、调整生活。所以，一听说我退休，就有很多好心的朋友为我规划今后的生活，有一位还把他养了两年的一只芙蓉鸟(又名金丝雀)送给我，并郑重其事地说：“退休以后会有一段时间很难过，不过不要紧，慢慢会适应的。这只芙蓉鸟会唱歌，可以解闷儿，喂喂鸟也可以打发过多的闲暇。”他比我年轻，但说起来倒好像比我更懂得退休的甘苦。其实，对我来说，退休后并不是什么难挨的岁月，相反倒觉得更为自在，可以看自己喜欢的书，写一点自以为有趣的文字，少了许多“遵命”炮制的文章、虚耗生命的会议和浪费时间的应酬。

不过，朋友的好意不便推辞，而且“金丝雀”这个名称很引起我一些好奇。从懂事时起，我就知道金丝雀是富家的玩物；后来读小说，又知道富家的姨太太或外室(今天称之为“二奶”者)也是被目为金丝雀的。但是，久闻其名，却始终未见其形，倒不见得无缘相见，实在是这些鸟儿也如花草，带有着浓厚的“资产阶级”气息，避之惟恐不及，哪里还敢去亲近？这回一见，才知道不过是一种小小的鸟儿，一身毛色金黄，所以得名，又因娇小依人，成了某类女人的雅号。不过我那朋友说得不错，它的啼声绵长而多变，如果不知道，还以为是二群鸟儿在歌唱呢。那么娇小的身体，而能发出那样嘹亮的声音，也颇令人惊诧，真不知它的能量从何而来。

金丝雀倒也不娇气，除普通粟米外，几片青菜叶子也就打发了它一天的口粮。这一点颇不类以它为名的女人。

由于粗心成习，喂鸟不到半月，就出了纰漏，竟在早上替它放食后忘记了关上笼门，随即离家外出了。等到想起，就算立即赶回，恐也为时已晚，何况那天还有事羁绊，只得听天由命，心想：回家所见，定是一只空空的鸟笼，平白地辜负了朋友一片心意。

事情往往有大出人之意料者。回到家中，跑到阳台上一看，笼门固然大开，鸟儿却安然无恙，好像它从来也不曾想过要飞出笼子去看看外面精彩的世界。京戏里的故事说，杨延辉当初在大辽招为驸马，锦衣玉食，娇妻相伴，却自思自叹道：“我好比笼中鸟有翅难展。”其实，笼中鸟未必会有这样的感慨，豢养既久(其实也不过两年)，早已是有翅不展了。言念及此，不禁想到孟夫子的一句话：“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几希!有无这样的感叹该算是其中一点吧。

但是，且慢。这一点未必能算。记得廖冰兄老先生有一幅漫画，画的是在坛子里冷冻已久的人，一旦坛子打破，原可伸手舒脚了，他却仍旧拘拘然作冷冻状，再不肯自家活动活动，那情形同鸟儿并无不同。思想禁锢得久了，即便置身解放思想的环境，也已失去了自由思想的能力；计划体制下过惯了，赶到市场上也仍旧按老样子过日子，甚至还会赞美那禁锢的美妙。这都是现实生活中常见的例证。

动物保护主义者有充分的理由主张让一切禽兽回归自然，但反对者也有一条理由：过惯豢养生活的禽兽回归自然等于自找死路。但愿不要有人也借此理由为恢复思想禁锢和计划禁锢张本。

虫人诗

前面说到我奶奶的两个段子，关于花的，已有交代；关于虫的，名叫“螳螂做亲”，说的是螳螂(故事的男主角，该是“唐郎”罢)与纺织娘(故事的女主角)成亲的故事。起头几句还记得，是螳螂自吟自唱：“满园芳草绿沉沉，有个年少螳螂想结姻。想我是家有芳田三千亩，歌女兵马养成群。生来勇力谁能及，两臂能当巨车轮。”这描述既合于螳螂生活的环境，也暗应了“螳臂当车”的故事。接着有蚂蚁前来报信，道是：“今番觅得一佳人。那佳人在芳草之边住，纺织姑娘有名声。”后来的唱词记不真了，只记得做亲的过程描述极为细致，做媒的，抬轿的，奏乐的，下厨的……还有一个因为没有收到请柬而骂上门来的长脚胡蜂。所有出场人物都是昆虫，它们担任的角色也都同它们的名称或习性相合。

把虫编成唱词，当时听了觉得十分新奇，长大后，还很花了些气力，想找到这段唱词(或许是一段弹词开篇)——但终于未能得到。浏览既多，知道虫儿入诗实在是很寻常的事情。蝴蝶、知了、蟋蟀、青蛙可以入诗，蝗虫、蟑螂可以人诗，苍蝇、蚊子、蚂蚁、屎壳郎都可以入诗。只不过古人在把虫儿写进诗里的时候，会区别情况，分别处理。有的是可以直接写入的，有的则需要作些包装。包装的办法很多，换个名字就是一法。比如，蟑螂不大好听，换成“蜚蠊”呢？好多了。屎壳郎太俗，换成“蜣螂”呢？雅些了。如果再换成“弄丸”、“转丸”，就雅得人家不知是什么东西了。纺织娘虽然在我奶奶的口头文学中可以写入唱词，放到诗里总有点欠雅，但若称作“莎鸡”或是“络纬”，那就妙了——“络纬秋啼金井栏”，多好听!换成“纺织娘啼金井栏”就差事儿了。至于蝗虫，“螽斯羽，诜诜兮。宜尔子孙，振振兮”，这是可以在人家婚宴上唱的。据说“螽斯”一产九十九子，这是祝贺人家多子多福的。可是如果谁要到人家婚礼上唱“蝗虫扑扑相聚飞，生下崽子一大堆”，非被轰出来不可，弄不好还要打个鼻青脸肿。

从这些花样里，我悟出了一个道理。我们这个民族是很在意说法的。只要名称叫得好听，实际如何未必是很重要的。蝙蝠的样子实在说不上好看，就像长了翅膀的老鼠。但是它的名字中有个“蝠”，“蝠”、“福”同音，这就给它带来了好运。门上、窗上、墙上，常常雕有它的尊容，而且一雕就是五只，所谓五福临门。“喜(也有加上虫旁的)子”，我们家乡叫“壁喜”，形似蜘蛛而体小足长，做的窝像一个白色的铜钱贴在屋梁或墙壁上。孩提时淘气，抓来把它的脚揪下，那脚还会一屈一屈地动，据说动几下就表示你能活几岁。每逢这样恶作剧时，如被奶奶看到，必要温和地训斥一番。她的道理不是动物保护，也不是因为它有益，而是因为它与“喜”同音，表示喜事将临，所以残害它是罪过的。

这种习气渗透于生活的各个方面。但凡一件事情，如果我们觉得表达它的词儿不好听，就会换上一个好听的词儿，好像说法变了，事情的本质也就变了一样。“死”是不好听的，换上“逝世”就好听些了，若是换上“辞世”、“仙逝”就更好听了，若死的是皇上，那就要说“龙驭上宾”。只有我们不喜欢的人——比如赫鲁晓夫死了，新闻标题才实实在在用了一个“赫鲁晓夫死了”。“失业”，在我们过去的意识形态里是只有资本主义国家才有的事，社会主义国家好像不应该有也永远不会有。但是它偏偏有了，怎么办？换上“待业”就好听些了。尽管十六两原是一斤，但“失”是失去了过去，“待”则是期待于将来，可以使心理得到些慰藉，而且好像也同资本主义划清了界限。至于后来发明的“下岗”或“待岗”，就显得更具中国特色了。这样一些词汇的变换并没有使事物的性质发生任何实质性的改变，但在形式上却似乎维持了“社会主义”的体面。面子在国人似乎是比里子重要得多的东西，这念头实在是很奇怪的。

做诗，是不妨做些文字游戏的，不然，苍蝇蠢虫满纸，毕竟不雅。但做事，最好一是一，二是二，文字上的功夫大抵没有多少用处。与其在提法一类文字上绞尽脑汁，不如把心思放在实实在在办事上。P167-172

编完《竹枝图》，长长舒了一口气。《百喻图》、《唐诗图》、《世相图》、《竹枝图》，同丁聪先生二十多年的合作，尽在于斯了。

我成长的时代，是一个赞歌盈耳的时代。起初是大家倾心竭力地唱，许多人(包括我)是发自内心地唱，以为我们真正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一个有类于《礼记》所谓“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时代，一个从此告别了积弱贫穷落后的时代。可是后来看着看着，觉得不然了。虽然赞歌依旧盈耳，但唱的人已经觉得勉强，只是看到不肯唱的人一个个成了“人民的敌人”，只好继续敷衍着唱。再后来，敷衍着唱也不行了，因为那苦难的后果实在无法以强颜欢笑遮掩，于是开始了大约十年逼着唱的时代，即便到了山穷水尽处，还要一样地大唱“就是好，就是好”。谁不唱就是异类，就要被清除，而那段时间被清除的也实在太多，包括许多我素所敬仰的前辈。

物极而反，于是，有了一九七六年的改弦更张。

有了差不多三十年的经验，我也到了不惑之年。古圣孔老先生毕竟不凡，他知道人大概只有到了三十岁才开始能有独立的判断，而到了四十，有了比较多的人生经验，才会把世情看得稍微明白一些，所以叫做“不惑”。在那之前是最容易被煽惑的年纪。时圣似乎也明白这个道理，不过反其意而用之，所以“十年浩劫”在最前面冲锋陷阵的正是未届“不惑”、被大力煽动起来的“小将”。

以“不惑”的眼光看世事，赞歌固不可无，但天天赞、月月赞、年年赞，听不到赞歌就心里发慌，实在不是强大而是虚弱的表现，倒是经常有人在旁边横挑鼻子竖挑眼，可以使人保持清醒。清醒乃有自信，这是成功的条件。

有了因听不得批评导致倾覆的教训，按说，改弦更张后，就应该立下一个保护批评者的规矩。赞歌不用保护——喜听赞歌乃人情之常；批评则需要保护，因为为政者大多把批评当作“噪音”或“杂音”。自始皇帝起，便不喜逆耳之言，因而迂怒于说这种话的人。迁怒便要整肃。整肃到了极致便会鸦雀无声。今天被一些人大加忽悠的所谓“康乾盛世”，从舆论看，正是鸦雀无声的时代——那并不是一个值得赞颂的时代，所以没有多久，便渐渐露出下世的光景。乾隆时期已经是个空壳子，嘉庆以后便一败涂地、不可收拾了。

可惜，改弦更张之初虽有保护批评者的建言，但因为忙着其他，这个十分紧要的事倒忽略了。大概在逼着唱的年代终于结束之后，政治空气为之一新，理论务虚会就很有些畅所欲言的气氛，所以乐观者也便以为从此再不会重蹈覆辙了。这种乐观是否埋下了无穷的后患，还要走着瞧。

畅所欲言，带来了思想解放。这个时期给我的印象是七嘴八舌终于使中国走出了一条新路。可见一齐动脑筋要比依赖一个人，哪怕是一个绝顶智慧的人有效得多。七嘴八舌，自然物论不齐，有赞扬的，有批评的，有反对的，也有不管世事只说些不咸不淡闲话或爱恨缠绵怨语的，但这是一个比较真实的思想界，就像七彩缤纷才是真实的自然界一样，不像舆论一律那样的虚假。

物论不齐，本是常态，惟其不齐，才有判别、有争锋，有比较，有抉择，也才能在思想的碰撞中闪现耀眼的火花，点燃起照亮前程的火炬。为政者的本领其实并不在一切都要由他们来发明，而在于能通过一种制度，把整个民族的思想潜能充分调动起来，然后从中筛选出适应于当前需要的元素，组成可以实施的治国方略。但是我们这个古老的国家，有一个古老的传统，就是喜欢把一切成功都算到某一个人——比如“圣天子”——头上。起初或许是众人的谦逊，也或许是有心的逢迎，但后来便成为一种通例，谁不遵守，就会被清除。于是，一切好主意算在一个人账上，渐渐变成了只有一个人才可以说“好主意”(哪怕只是个馊主意)，众人则只能唯唯诺诺，听任这一个人胡调。随着传统的走俏，我很有些担心物论又会渐渐向着一统天下的路上挪去。

变革的潮流倾向未来，因袭的传统又迷恋过去。就现在的情势看，物论不齐的局面恐怕谁也无法全然改变，舆论一律的场景又确实令一些人十分艳羡。所以，中国的舆情就像万花筒，不停变幻着模样。我同丁聪先生的合作，就产生于这个变化多端的时代。

我们的共同想法并无新奇：文章还是合为时而著，尽管时兴的思潮好像是要为自己而著，或者不知为什么而著。如果仅仅为了自己，何必示诸他人。如果还是要拿给人家看，便有了“为时”或“为人”的动机。至于不知为什么而著的话，我是不大相信的。写作的冲动不会不知所以而旺盛起来。

为时、为人，当然不必定是什么“经国之大业”。在我们现存的体制之下，“经国之大业”不是人人得而议之的，即便偏要去议，也常常只是无人理睬的“独语”。我同丁聪先生能够做的，不过是凭着我们的视力和识力，把那些窃以为有害于前行的社会的、文化的现象，用文字、用漫画凸显出来，从而引起更多人的关注。大抵一种不好的现象，只有引起更多的人关注，才有及早控制的可能。如果谁也不去关注那些应当消除的现象，侈谈只要忘情世事或者安贫乐道，就可以守住内心的平静过好自己的日子，不过是利益既得者虚伪的说教。这种说教——或借洋人之名，或借古人之名——今天颇为行时。

丁聪先生长我二十多岁，什么险恶的风波都经历过了。我自然尚少历练，但起首时毕竟也已过了不惑之年，于世情虽未参透，也可以大致不脱其形。唱赞歌的人已经太多，社会缺少的倒是愿意关注并揭示社会缺陷的人。这就决定了我们的选择。我们清楚，这选择很难讨好。拥权者嫌烦，对号者愠怒，利己者讥嘲，闲逸者以为多事。唯热望社会进步改良者，时时传递一丝温暖——就是这点温暖鞭策了我们二十多年，不敢稍有懈怠。

夸耀社会的美妙不宜于专断，一人说美妙未必美妙，“精英人士”皆日美妙也未必美妙，必须多数社会成员都肯认同才是真正的美妙。同样，揭示社会的缺陷，也不宜于专断，一人说是缺陷未必就是缺陷，“精英人士”皆日缺陷也未必就是缺陷，必须社会多数人都认同，才真正是缺陷。所以，对于所揭示的世相，我们只是提请读者思考，而不急于断下结论。思考的人多了，认同的人多了，才有可能纠正社会或文化的阙失。这看来不够激烈，却似乎是较为切实的办法。因为我们看到振臂一呼天下云集的猛人虽有过不俗的表现，但最终的结果并不美妙。有了这样的想法，在写作上也就不愿掇取实事，痛下针砭，而宁愿只是从同类事例中抽取类型、给予勾描。《百喻图》、《世相图》、《竹枝图》、《唐诗图》同样体现着这样的意图。我们希望这些勾描不是煽起读者的激情，而是引起冷静的思索。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我们这个民族是过于激情澎湃了，但兴奋得快，消沉得也快，那原因就是思考的欠缺。回顾多少烈烈轰轰的运动，其实不过是为政者“民可使由之”的老例。这情形始终不曾有多少改变，好像一个民族无须思考而只要听从煽惑而随声起舞就可以强盛似的。回首“文革”“满街红绿走旌旗”之世，有几个看得清那些疯狂的行为是要达到什么目的!

为了适应不同报刊的不同要求，我们的合作虽然都是图文相配，但也不断变换着配合的形式。

《百喻图》是文言体的寓言故事。借了古人的躯壳，揭示的仍是当代的灵魂。其中似乎并没有“隔”，因为现代人的灵魂中本来就有古老的遗传。就物质的进展而言，今古可称悬绝，但就精神而言，实在去古未远。许多过去习称是外来的“苍蝇蚊子”，其实正是古老的家法。我们对外来思想的拒斥可谓根深蒂固，即便近代以来喊得山响的自由、民主之类，一到国人手中也早已成为“中学为体”的老方儿了。

《唐诗图》是借题发挥，借助于唐人诗句，联想当前社会游荡着的幽灵。这倒并非生拉硬扯。艺术的研究者尽力追寻作者当时的灵感，但他永远不能达到，而欣赏则无须借助研究的结果也可借自己的经验作出个性化的诠释，或许这同作者原初的意思全无关系，但一样从中得到欣赏的愉悦。

《世相图》恐怕是我们作品中与现实勾连最紧的一组文字了，写作的时间也拉得最长。在十余年间，我们笔墨所涉及的社会、文化现象，有的稍有收敛或改进，有的则愈演愈烈、大有不可收拾之态。这又证明了文字、图画本身的软弱。以为几篇文章就可以创造或颠覆一个政府或一个制度，实在过于夸张。夸张的目的并非抬高了文字的功能，倒好像是为了借文字转移对事实的注意和责任的追究。但是，就像一本流水账有时也会成为经济史的重要资料，这些对于社会、文化的观察与思考，除却希望引起当代人追根寻源的探求，也希望为今后有兴趣于这一时代研究的人提供一些比当今大量程式化叙事更具有个性化的材料。靠那些程式化的叙述，有如靠官修二十四史一样，很难弄清一个特定时代的真相。

《竹枝图》是文体最杂的一本，原是为了适应不同传媒因报刊性质、阅读对象、版面控制而提出的不同要求，结果终结意图虽同前面几种并无不同，倒促成了某种意义的文体实验。

对于文字的婉而多讽，多数读者能够理解，他们从字里行间，常常能读出作者的寓旨，报以会心一笑。但也有读者“不谅人只”，以为大声疾呼何等痛快，何必含而不露费人疑猜？诚然，可以有直截了当指陈时事的文章，也应当有怒发冲冠、血脉贲张的议论，但那是另一类文字。这个世界上总要多一些不同样式的文章，才不致过于单调寂寞，又何必强求一律呢!

丁聪先生因为身体的缘故已不再作画了。“陈文丁画”也到了谢幕时分。在此，向一直关心我们创作的朋友、编者、读者深深鞠躬致谢了。

陈四益

2007年3月15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