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批于丹谬误，还原经典真相！本书作者马千里在深圳开了一家企业管理咨询机构，曾出版过《论语的管理智慧》一书。本书完全按《于丹〈论语〉心得》的结构来写。全书从揭露硬伤、纠正错解入手，全面批驳了《于丹<论语>心得》一书对《论语》思想的歪曲和所宣扬的“新阿Q精神”。本书旨在让广大读者清晰认识《于丹<论语>心得》一书的谬误，进而准确理解《论语》章句、孔学思想。

本书从揭露硬伤、纠正错解入手，全面批驳了《于丹<论语>心得》一书对《论语》思想的歪曲和所宣扬的“新阿Q精神”。

本书旨在让广大读者清晰认识《于丹<论语>心得》一书的谬误，进而准确理解《论语》章句、孔学思想，对树立独立思考、不唯权威的治学精神和批判精神，大有裨益。

本书既可供学术研究者参考，亦可作为《论语》爱好者的入门读物。

引子

第一篇 非孔子的“天地人之道”

第一章

“予欲无言”是说孔子行的是“无言之教”吗？

第二章

“民信之矣”是“老百姓要对国家有信仰”吗？

第三章

不得不说的“颜回之乐”

第四章

莫名其妙的“拿得起，放得下” 

第五章

“能近取譬”就是“从身边小事做起”?

第二篇 小妮子的“心灵之道”

第一章

“生死有命，富贵在天”的孔学含义。

第二章

“患得患失”所说的是何“得”伺“失”?

第三章

子路“无所取材”是“别的什么都没有”吗？

第四章

“君子”不应该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第五章

什么是真正的勇敢? 

第六章

 说说“泰”和“骄” 

第七章

“可与言”和“不可与言”所指伺“言”?

第三篇 侏儒式的“处世之道”

第一章

“以直报怨”岂能麻木般的“坦然”? 

第二章

“事君数”章不能证明“豪猪的哲学”

第三章

“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到底是什么? 

第四章

把孔学的“义”翻译成“道义”准确吗?

第五章

于丹最缺乏“慎言其余，-则寡尤”的精神

第六章

“敬”和“安”被矮化，故意还是无意？

第四篇 半截子的“君子之道”

第一章

宽和不争的“隐君子”

第二章

“穷并幸福着”的“君子儒”

第三章

“无恒产者”的自我安慰和麻醉(上)

第四章

“无恒产者”的自我安慰和旆醉(下)

第五章

坐井读《论语》，经典成怪论

第六章

矮化《论语》后，于丹仍难自圆其说

第五篇 不须友的“交友之道”

第一章

益者何益?损者何损? 

第二章

“于丹式快乐”的三步曲：“修身、自欺、穷乐呵”

第三章

“侍君之论”成“闹聊技巧”纯属妇人之见

第四章

强拉硬扯说“三戒” 

第六篇 隐士式的“理想之道”

第一章

于丹焉知曾点之志哉! 

第二章

下岗职工的“甜枣核” 

第三章

挑破理想之道的“虚晃一枪”

第七篇 苦行僧的“人生之道”

第一章

“志于学”：做好“舍弃”和“历练”的准备

第二章

“三十而立”：内心修炼的于丹心法 

第三章

“四十不惑”：放弃外在追求

第四章

“五十而知天命”：听天由命 

第五章

孔子最终成为“于丹教”宗主 

附录

好圆滑的老头子 

《于丹(论语)心得》引文释义硬伤大观

《论语》原文及部分诠释

后记

感谢于丹

汉代董仲舒要推销自己“天人感应”、“君权神授”的理论，把孔子“天人合一”的观念拿来误读、曲解了一番，当作自己的理论支持。从此，历代大儒都学会了这一招，孔子的学说就成了“羊头”，无论谁卖什么肉，都要拿出来挂一挂。尤其知道自己的货色实在不怎么样的时候，往往要把孔子等圣贤拿来拉虎皮、扯大旗。

与其说《于丹(论语>心得》是讲《论语》的，倒不如说是于丹借《论语》给自己贴金更为来得贴切。要是贴得合适倒也是本事，偏偏怎么贴也不搭界，只好按着“自己需要”的意思把《论语》肆意歪曲，恨不得让老夫子出来再重新说一遍才遂了我的意，这大概就是于丹所理解的“六经注我”。有个成语叫“削足适履”，用在这里就很合适。

于丹的用意是好的，她希望大家都幸福，我们的“国民幸福指数”大大提高，尤其对于穷人来说，要寻找到“心灵的安宁”以及“清亮的欢乐”。于是她找到了“安贫乐道”四个字，并要求大家把这四个字理解为“穷乐呵”。鲁迅早就说过：“劝人安贫乐道是古今治国平天下的大经络，开过的方子也很多，但都没有十全大补的功效。”于丹这个药方恐怕也是不大奏效的。

为了支持自己的观点，于丹把“《论语》的真谛”说成“就是告诉大家，怎么样才能过上我们心灵所需要的那种快乐的生活。”于丹对这一漫无边际的“心得”很是得意，并赫然印在封面上，全然不顾孔夫子的哭笑不得。于丹还找了个例证，那就是颜回。因为颜回过着“箪瓢陋巷”的贫苦生活却能够“乐”，看起来很符合“穷乐呵”的需要。

穷则穷矣，但颜回为什么能够“乐”呢?于丹说这是因为颜回的“生活态度”，“在所有人都以这种生活为苦，哀叹抱怨的时候，颜回却不改变他乐观的态度”，所以孔子夸赞他“贤哉!贤哉!”那么颜回之乐是不是“乐观的态度”问题呢?宋学泰斗程颐对此持非常谨慎的态度，他回忆他的老师讲述这一章的时候说：“昔受学于周茂叔，每令寻仲尼颜子乐处，所乐何事?”可见，这些大儒对于“颜回之乐”是很关注的。程颐还提示说：“箪瓢陋巷非可乐，盖自有其乐尔。‘其’字当玩味，自有深意。”朱熹在注解“颜回之乐”的时候更是谨慎地说：“瓜亦不敢妄为之说。”

我们在古人捉迷藏式的论述中找不到答案，今天于丹却大胆地一语道破，原来是颜回的“生活态度”很好。但在我看来，这一“心得”不仅误解了颜回的情怀，还侮辱了程、朱二子的智商。先贤不敢妄说，但颜回之乐到了今天已经成为“不得不说”的了。

要揣摩“颜回之乐”，须从《论语》原文中的“回也不改其乐”入手，一个“不改”、一个“其”是两大路径。

“改”与“不改”，境界自然不同。这个“不改”就是“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对外界和自身的变化已经不再当回事儿；这个“不改”也是“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忧”，不为身之进退而改变。“颜回之乐”的“不改”并不是遭遇贫困后的坚持，也同样包括大富大贵之后的保持。也就是说，颜回找到的是“在他看来”比生活条件更为重要的东西。而“在他看来”显然是主观因素，这涉及到的只是个人的价值观问题，而不是什么“生活态度”的乐观或不乐观的问题，更不是颜回能够在贫困中找到自我安慰式的“清亮的欢乐”。

那么颜回认为什么是最重要的呢?那就要玩味这个“其”字。孔子说颜回不改“其”乐，说明“颜回之乐”是与众人不同的“乐”，他的乐趣正是孔子所欣赏的对学问的追求、对道德的追求。颜回的好学是得到孔子的一再赞扬的，孔子说：“有颜回者好学，不迁怒，不贰过。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则亡。”在孔子眼里是没有人能达到颜回的好学程度的。《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记载说：“回，年二十九，发尽白，蚤死。”发白与早逝恐怕都与他潜心求学有关。颜回这样描绘孔子的学说：“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尔。虽欲从之，末由也已!”可见颜回对孔子学说痴迷的程度。

颜回是孔子学生中无心参与政治的少有的几个之一，他的所有精力似乎都用在潜心钻研学问上，说得不恭的话确实是有点书呆子气。但孔子学说毕竟是国家政治管理学说，颜回也不是纯搞学术的，他也偶有接触国君、重臣，表达自己的政治主张。《孔子家语》里记载颜回和鲁定公谈话时说“自古及今，未有穷其下而能无危者也”，就体现了和孔子相一致的民本思想。颜回这一主张，也恰恰说明了颜回对生活水平的看法，他反对政府对民众精力、物力的穷尽掠夺，而是把生活条件的提高作为政权稳定的基础。

综上所述，“颜回之乐”不是喜欢“箪瓢陋巷”式的生活，也不是能够在贫困的生活中换个思维角度而“想得开”的“自得其乐”，更不是在穷日子中“找乐子”。“颜回之乐”其实是一个有社会责任的青年学者专心钻研学问并在学问的提升中感受到的乐趣。颜回的“不改”正是“安贫乐道”之“安”；颜回“其乐”正是“乐道”之“乐”。

P22-25

《论语》问世后的近2500年来，还没有任何一本有关《论语》的书籍能够像《于丹<论语>心得》这样瞬间风行天下，也没有任何一位作者像于丹教授这样因为其作品涉及到了《论语》而一举成名。面对这样罕见的文化怪现象，直如圣人所言，令人“一则以喜，一则以忧”。喜的是，愈来愈多的人们对于传统文化表现出了惊人的认同精神；忧的是，面对这种突如其来的风潮，有太多的人，特别是青少年，由于缺乏必要的经典知识储备，正冒着被误导甚至被戕害的危险。但无论是喜是忧，在当前的国学热和《论语》热中，每一个有素养的学术研究者或文化工作者，都应肩负起一份社会责任，去思索和反省像《于丹<论语>心得》这样的以释读《论语》为名、以体会《论语》为号而走红的作品，以及像于丹教授这样的因为释读《论语》而成为“学术超女”的文化和社会现象，以弄清它们背后的东西究竟是什么，认清它们的消极影响究竟在哪里。

第一，是“心得”还是“心魔”?不知于丹教授是不是意识到自己对《论语》的理解太主观、太随意，所以，在许多场合，她都强调自己所做的不是学术研究，而是个人“心得”。但是，心得毕竟不同于心魔，不应该是随心所欲的代名词。“心得”是个专有名词，是以深思熟虑、入情入理为前提的，并不是任何个人想法、任何奇思妙想都可以称为心得，都可以公诸于众，登诸大雅之堂。一句话，万不能以心得取代学问的真理性和真精神，更不能说我的心得是什么，事实就是什么。无论什么人，教授也罢，演说家也罢，当他把自己的作品冠以“《论语》心得”的时候，一定要以对《论语》的敬重对待、深入研究和全面理解为前提。不管是对于《论语》，还是其他古代典籍，不能说因为有皓首穷经之憾，我们就可以对其章句望文生义，随意解释；不能说因为历代的经典注释家每每对经义存有歧见，我们就可以随便篡改字句，引伸字义；不能说因为历史上有所谓“六经注我”的说法，我们就可以将经典文句断章取义，唯我所用。

阅读于丹教授《于丹<论语>心得》有关《论语》章句字词的释读，我们不得不遗憾地说，尽管于丹教授口头上对像《论语》这样的经典推崇备至，但从她的演讲和著作中对《论语》章句的释读来看，根本看不出她对经典原著怀有敬重之心，更缺乏深厚的学识和练达的掌握。于丹教授真正关注的是自己的“心得”而不是《论语》的本义，并为此而不惜凭借上好的口才表现和混乱的逻辑推演，偶尔诵读若干古语、古诗词以哗众取宠，蒙蔽不明就里的广大听众和读者。我们认为，这绝不应该是当代学者教授的学术之风和教学之风，更不利于形成健康向上的读书之风和读经之风。像于丹这样的教授，应该远离“批林批孔”时代的遗风，杜绝各取所需式地引用经典语句；她还应该平心静气地面对经典，不必以不能对经典章句随意发明为辱，而一定要以歪曲经典本义为耻。在中国古代，固然不乏以孔子思想和《论语》字句装点门面的时期和做法，并且类似做法在其他类型的思想史上都是难免的。但是，当有人真要这样做的时候，至少应该把理当装饰在“门”的东西放在门上，装饰在“面”的东西放在面上，而不应该随意堆放，闹出常识性的笑话。爱思索的人都会有心得，读《论语》有心得也属正常，不过，我们想奉劝于丹教授的是，最好是去掉心魔，以平常之心认真地研读经典，以求获得正解。即使真想用《论语》装饰自家门面，也应该在正确理解《论语》原义的基础上去进行。

第二，“放郑声”、“远佞人”。孔子在世时，与得意门生颜回有过一场著名对话。颜回请教治国之道时，孔子主张，在吸收传统文化精华之外，还要着眼于现实，做到“放郑声，远佞人”，即去除不健康的时尚，让佞人靠边儿站。为什么要这样呢，孔子的依据是，“郑声淫，佞人殆”，以郑卫之地流行音乐为代表的时尚失之于过度放纵，而以佞人为代表的思想作风太危险。那么，为什么说佞人的表现是危险的呢?因为佞人是辩给便辟之人，巧舌如簧，言之无物，对于和谐社会是一种不言而喻的威胁。  “佞”字的本义是有口才，本不涉及善恶。在孔子时代，“佞”字与“仁”宇有相通之处，有时人们也会混用，认为仁入应该具备上好的口才。然而，为避免有人以佞代仁，泥沙俱下，孔子特别强调了佞人与仁人的区别，告诫弟子们要“仁而不佞”，因为“不知其仁，焉用佞”?仁是实质，佞只是表达仁的方式。一旦言语的内容与形式相分离，一味追求口才捷利，纯粹以口才胜人，就背离了仁，就出现了善恶。当然，孔子并不是一概而论地反对口才，弟子子贡有口才，孔子认为他在邦国外交中可以尽情施展其这方面的才能。但是，孔子更主张“辞，达而已矣”，出言吐语，能够让人通达易晓即可。有口才的目的是通达地表述实际意义，而不是片面地以巧言胜人、以美辞绕人，更不是要以曲解他人之义而为自己的主张服务。于丹教授表述的《论语》“心得”的方式，是以其滔滔不绝的辞藻堆砌和危言耸听，直让闻听者应接不暇，根本没有独立思索、静心回味的余地，而只能沉溺在其高谈阔论之中，旋转在其似是而非的对《论语》章句的曲解误读之内，滞留在其空洞无物的所谓励志教条之间。不客气地说，这样的《论语》“心得”，基本符合孔子所定义的佞人之行，使我们不得不“一言以蔽之”日：“是故恶夫佞者!”

有口才并不是罪过，令人厌恶的是言之无物，甚至言之乖谬。佞人的问题出在了“佞而不仁”，没有用口才表述仁道，而是表现了诡道。比如说“幸福”，窃以为幸福就是幸福，未闻尚有于丹教授所说的“清亮的幸福”。难道世上还有“浊暗的幸福”，或其他不幸福的幸福吗?再比如说，“宽恕”之“恕”与“忠恕”之“恕”本来不同，就不应该像于丹教授一样，以一番巧言使之混同。凡此种种，都在提醒我们一定要远离“佞人”。我们想提醒于丹教授的是，即使你瞧不起以学者的身份踏实钻研学问，也不必以教授的大名糟蹋学问。

第三，释读经典与社会责任。“佞人”之“殆”，最危险的莫过于无视士人的社会责任。尽管目前有所谓“国学热”，但在这个国学之“热”的背后，却是此前半个多世纪的国学之“冷”。由于这半个世纪的远离传统文化、不尚诵读经典，致使绝大多数在自己的工作和生活中没有机会专门接触传统文化的大约50岁以下的人们，对于传统经典近乎一无所知，遑论比较全面和可靠的理解。在当前全社会都认识到传统文化具有其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的时候，越来越多的家长不仅想自己补上这一课，也希望子女们不要再有当年的遗憾。同时，还有更多出身社会的年轻人也迫切要求以传统文化充实自己。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以为，广大的专业工作者，无论是授业解惑者，还是钻研学问者，都应该从端正社会风气、关心青少年成长的角度出发，把这样的社会需求看作义不容辞的神圣责任，以认真的态度，踏实的学风，正确的知识，把传统文化的精华呈现给渴望的人们。而绝不能以“心得”为由，把个人肤浅的理解甚至有意的曲解广为散布，从而把一份应负的社会责任抛在脑后。

有人说，于丹教授的《于丹<论语>心得》扩大了《论语》影响、提升了《论语》的知名度，可我们依稀记得，当年的“批林批孔”运动，不也是使孔子家喻户晓，成为尽人皆知的“孔老二”了吗?也有人说，于丹教授的《于丹<论语>心得》使高高在上的传统经学研究走出了纯学术的象牙塔，可我们感觉到，象牙就是象牙，不必要等同于朽木；还有入说，于丹教授凭借《于丹(论语>心得》所获得的名与利，令那些皓首穷经的学究们汗颜无语，可我们恪守的是，“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顺便说一句，孔子在此所说的“义”，并不是于丹教授所理解的“道义”，而是“适宜、妥当”。也就是说，以曲解和误读《论语》所获得的名与利，是不适宜的，不妥当的。在此，我们并不想做思想保守的卫道士，只是想强调一份读书人的责任心。

学棣马氏千里，孜孜研读《论语》有年，著成《<论语>的管理智慧》等大作，力图以《论语》思想指导企业管理，良有以也。千里释读《论语》虽有异于余，但他之两项原则略胜于丹教授的“心得”旨趣。一项原则为，先去尽力弄懂(《论语》之所云，再言说自己之心得；再项原则为，《论语》所讲乃《论语》思想，《论语》思想对企业管理之启发则为现代人眼中的《论语》思想之现代意义，二者绝不混同。有鉴于此，余与千里颇能交流，以期使《论语》之学术研究与现代精神相融通也。千里之新作《当<论语>遭遇于丹》，直指于丹教授释读《论语》之舛误、荒谬之处，论证详博，说理透彻。余读之，多有共鸣，故遵嘱作此小序，庶几尽书生之责耳。

2007年3月6日

于山西省社科院

“五四运动”以来的中国，真正走进和融入以现代文明为主流特征的世界，中国人的思想观念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为了实现这一转变，中国传统文化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在这个过程中，与其说中国人对古老的中国文化进行反思，倒不如说是一次很大程度上的放弃。所谓不破不立，为了有所“立”，而大胆地“破”，甚至不惜代价，正是一个时期的文化特点。对于孔学，也是这样一个矫枉过正的过程。

“打倒孔家店”，是五四时期的代表思潮；巴金《孔老二罪恶的一生》，则是“文革”时期批孔的代表作。其实，孔子在历史上经常有“冰火两重天”的遭遇。由于孔子学说对维护社会安宁秩序最为有利，则必然成为打破旧有秩序的障碍，所以“治世尊孔、乱世反孔”似乎成为历史规律。而另外一个问题是，孔学又往往被简单地等同于儒学，批判儒学糟粕的同时便常常祸及孔学，这一点，孔子真的有些冤枉。

中国文明是最具有包容性的文明，具有多元化、复杂化的特点。但中国文化的主流，或者说基础，却脱不开孔学思想。有人说，孔学思想是中华文明之发轫，不无道理；而我认为，孔学思想其实已经成为中国人的文化基因，成为中国人思维和行为的主流准则。而无可置疑的是，孔学正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代表和重要特征。

在倡导和谐社会的当代中国，那些极端化、简单化倾向的反孔运动所造成的负面影响正在逐渐被稀释。中国人在这一时期表现出极大的文化认同和文化皈依的强烈愿望。倡办私塾、国学升温都是这一文化特征的具体体现。然而，这时候人们才真切地发现，其实我们远离自己的传统文化已经很久很久。强烈的需求和依稀的记忆交织在一起，构成当前中国人心头的一大迷茫。

在这样的背景下，于丹的出现，似乎让迷茫中的人们发现了一个灯塔，也似乎找到了回归传统文化的一条捷径。多少人把于丹的“《论语》心得”当作《论语》，把于丹的“《庄子》心得”视为《庄子》。能够通过短短几天的讲座，通过薄薄几页的小书而成为懂得经典的人，实在是件既轻松又风雅的事。

然而遗憾的是，很快就有越来越多的人发现，于丹的讲解不仅在字面上漏洞百出，而且在思想上与经典相去甚远甚至完全背离。与此同时，却是更多的人执著地把“于丹”当经典，自以为得之。“于丹红”，正是中国人对传统文化长期疏离的明证。只有大多数中国人对中国传统文化一知半解的时候，于丹才有可能“成功”；而于丹式的误读和歪曲，恰恰又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一大伤害。影响越大，危害就越大。

传统文化的研究是社会责任，传播也是社会责任。而没有传播的研究，则接近于“学”而不“习之”。而于丹，无疑给在书斋里埋头研究的学者们一大警醒，也是一大启示。目前应该有一部分真正的学者出来考虑，利用什么样的方式，把传统文化的经典著作进行有效地传播。而单纯地正面传播，未必能够引起广泛的注意而收效甚微。尽管我认为于丹的书，无论就其知识性、思想性还是学术性而言，都是应该全面否定的，但我还是承认于丹所带来的“全民传统文化热”正是推广和传播中国传统文化的一大卖机。

所以，我必须真诚地说，感谢于丹。

而同时，我也不主张“于丹下课”。于丹的表演口才、人际关系都是很好的资源，很难得的资源，如果能够纠正自己的错误，加强学术上的修养，于丹对传统文化的传播，恐怕比只喜欢做研究的专家学者效果要好得多。

关于这个书，我希望读者能够把它当成认真的学术批判。而有人执意认为这是对于丹教授的不恭，或者嫌疑为搭车炒作，那我要衷心表示歉意和遗憾。孔子曾日：“丘也幸，苟有过，人必知之。”以此与于丹教授共勉。我历来认为，学问上最快速的提升莫过于别人的指正，所以，我期待读者对本书的观点提出批评。

本书成书过程中，得到师友高专诚、夏季及广大热心网友的大力鼓励和支持。高专诚老师还不辞劳苦亲为校正并赠序，其情感人。在此一并致谢!

马千里

2007年3月18日

于辛留寨旁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