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政治学不仅建立了救济机构，而且还有更敏锐的机构，比既庞大又不能面面俱到的机构在经济上合理得多。某些活动和首要的干预领域、知识领域和权力领域：出生率、发病率、各种生理上的无能，环境的后果，正是关于这一切，生命政治学抽取其知识并确定干预和权力的领域。

讲演之所以能够达到这个效果，就是因为讲演本身，浓缩着世界顶尖学者思想的精华。而这种思想的精华，又以一种贴近大众的形式传递出来。所以，身在讲演现场，不管你是专家学者、政府官员，还是大学生，或者只是一名普通公民，都可以在轻松愉悦之中，享受这场思想的盛宴。这种“听读”与“阅读”相比，更立体、更真实、更轻松、更灵动，即便闭上眼睛，思想的甘泉也将源源不断地滋润你的心灵。真的，这是一种享受，一种美妙无比的精神享受。

序·给智慧一个场域

前言·浓缩思想精华

清醒认识艾滋病

 现在开讲

艾滋病在中国不是什么问题

艾滋病是病毒带来的灾害还是发展中的问题

艾滋病的影响究竟是什么

艾滋病是一种标识

摆在我们面前的究竟是什么问题

健康权给政府设定了积极的责任

从社会学家的角度看问题

 现场问答

NGO的力量与防治艾滋病

如何看待艾滋病感染者的权利

艾滋病挑战的更多的是价值取向

艾滋病人关押与美沙酮替代问题

律师能够为艾滋病患者做些什么

艾滋病问题比艾滋病病毒的祸害大得多

必须立足于中国来解释艾滋病问题

“重视”之后可能善治也可能恶治

艾滋病和医疗卫生保健是一回事

尽能力去做，我们问心无愧

健康保障在中国：挑战与机遇

 现在开讲

什么是健康保障

健康为什么重要

改善医疗服务并非一竞争就灵

健康保障的功能、意义和方法

健康公平越来越引起国际社会关注

中国健康保障制度的历史发展沿革

健康保障在中国面临的主要挑战

 学者对话

政府本身就是保障公平

为人创造好的生活环境是发展的最终目的

 现场问答

救助确实取决于你怎么做

社保基金过多沉淀不是好事情

抓住“千年发展目标”的历史机遇

中国农村医疗保障要划分三个世界

哈佛大学从来没有抽过中国农民的血

大病需要整个社会的资源提供帮助

保险公司要给投保户提供医疗技术服务

人民的健康也是硬道理

 现在开讲

卫生总费用大幅上升，中国公共卫生状况改善不大

迷信经济增长和市场是两个误区

政府失职和市场失灵

医疗卫生防疫体系的瘫痪

卫生保健严重不公平

医疗机构效率下降

中国的公共卫生要吸取两个教训

学者对话

中国人得了美国病

中国社会发展的不平衡问题非常严重

迷信高科技和公共卫生市场化助长疾病传播

好的地方继承，不好的地方就扬弃

 现场问答

所有人都要关心社会公正问题

要把中国目前存在的现象纵向、历史、横向地比较

是政府管得多，还是市场化不足

最原始的药，可能是最好的药

最重要的是公众舆论影响

乙肝患者的支持者应成立非政府组织

政府被捕获将是非常危险的现象

什么是世界一流大学

 现在开讲

世界一流大学的理念

研究型大学的标准是什么

世界一流大学必备的精神气质

大学的兴衰和大国的兴衰密切相关

学者对话

大学应该培养通才还是专才

什么样的人适合做大学校长

 现代大学制度对大学有什么影响

大学自治对一流大学的作用是什么

 现场问答

大学与本地学生的关系

制定大学课程权与大学改名-

网络的兴起代替不了传统大学

多元化办学与大学排行榜

社会力量：推动中国社会转型的强动力

 现在开讲

社会资本：人际关系的投资

社会资本对未来的决定性

社会资本启动中国农村改革

社会力量、政治力量与经济力量互动

城市社会网：位置越高对社会资本要求越高

抓住社会动力的重要性

 学者对话

社会资本解释社会变迁

社会资本将如何影响中国改革进程

一段别有意味的插话

社会资本与西部开发、国企改革

社会资本与马太效应

动员资源的能力预示着释放资源的能力

社会的资本是一个借用的东西

我们将来何去何从? 

中国缺少信任缘于社会网密度小

大邱庄的例子是不是太特别了

 现场问答

经济运作本身是一种社会行为

我们总得给弱势群体制造一些梦

社会资源化会不会延迟中国现代化进程

中国人的思维之道

 现在开讲

推动“文化”大革命的四个理论基础

我们是怎么认识行为的

心理学家研究文化的着重点

中国文化对中国人因果关系分析的影响

中国人对相关关系分析的特点

中国人的责任判断太受结果的影响

中国人对矛盾信息判断的理性与非理性

中国人对外界事物的知觉受环境影响很大

中国人做经济决策的特性与特点

中国人社会认知特性的现实意义

 学者对话

心理学是不是科学

 现场问答

管理心理学在企业管理中的意义

国外心理学三大领域的区别

我们太注重身份，太注重社会评价

责任判断：动机与结果

竞争社会下的心理暗示与自我调节

管理：强调共性还是强调差异性

弗洛伊德不是心理学大师

样本、价值预设与理性思维

心理学是经济学的基础

中国人为什么爱说假话

差异和共性

跋·从“华睿讲堂”看公众传播

现在开讲

我们在这里举行报告已经多年了，我们谈的问题涉及方方面面，教育、法律、环境、历史、文化研究等都在这里谈过。涉及艾滋病和公共卫生政策的，也曾经有过几次。今天我坐在这里，有一些和过去不同的感觉，虽然今天坐在上面的只有王若涛先生一个人，但今天在台下有相当多的专家和传媒界的朋友，有很多关心中国艾滋病防治的方方面面的朋友。所以，在我讲的时候，我主要的是想提出我个人的一些看法来和大家共同探讨，我非常希望我们一会儿能够有比较好的讨论，我希望能够回答大家的问题，希望在这种争论之中，使我们更清醒地看待艾滋病。

我实际上不是专门搞艾滋病的，主要搞法律和公共政策方面的研究，但是接触艾滋病的时间已经很长了，从1990年开始到现在。每当谈到这个题目的时候，我都感到一种压力，心情总是感到非常沉重。那么，在这方面我接触的时间比较久了，别人说我是专家，我不能说我是专家，因为我不是主要搞这方面的，但是我却觉得有一种责任，有一种对和我一样的人的生命、健康的责任，对与我们这个国家相关的政策法律的责任。我觉得有很多话非常希望讲出来，希望能够和大家有一个交谈，以使我们能够更好地认识这个问题。

我一直强调艾滋病作为一种疾病，它是生物学家、药物学家和医学家去对付的事，但是作为一种问题则是另外一回事，艾滋病是一个在我们这个世界上被高度意识形态化、政事化和标识化了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每一个政府和每一个国家的公众，在面对艾滋病问题的时候，必须要有一个清醒的认识，一定要区分这个问题在国际上、在别的国家和在本国，究竟有没有什么不同的表现，这样才能做出一个比较恰当的回应。

我一直认为，中国政府与艾滋病相关的政策法律，确实还有需要调整和改进的地方。有人曾经提出，你经常提一些批评意见，我觉得这也是我们作为研究者的职责所在，我们有责任提出意见来提醒政府和公众注意。但是我觉得现在有这样一种情况，如果我们一味简单地说中国政府，特别是中央政府对艾滋病还是不重视，这是不正确的。我们政府在今天作为整体的党政领导机关，以至作为相应的部门，不只是卫生部门，还包括公安部、司法部、铁道部很多部门等方方面面的机构，在这方面不能够简单地说他们不重视。

在这种情况下，我特别有这么一种感觉，如果在这个问题上有意无意地危言耸听，只能导致不适当地加大一些政府部门的责任和压力，这样会浪费有限的社会资源，同时，我们还要注意在这之中正在形成一种新的利益。这个我已经讲差不多两年了，我这个话讲出来恐怕要得罪很多人，就是现在已经有了一些吃艾滋病饭的人。当然，我又可以进一步说，吃艾滋病饭并不是不好的，但是吃了这碗饭要为这个社会做出贡献来，如果仅仅是消耗了很多资源，而没有给这个社会做出贡献，没有使真正需要的人——没有使那些感染者、病人，使那些易感人群受益，使有限的资金投入让更多的人能分享，那样就是一个相当大的浪费，而且还会引出很多别的问题。

正是由于有这样一种倾向，可能误导决策者和公众，在这种误导下不但不能解决艾滋病的防治问题，还会加大原本不必要的恐慌和歧视。

我今天主要想谈一下艾滋病问题究竟是一种什么性质的问题?当然我说了，我谈的仅仅是我个人的看法，不代表任何机构，我希望大家以负责任的态度来交换意见，在一定程度上求得共识，使我们的艾滋病防治工作能做得更好，也就是我说的能使人的权利得到更好的保护，能使真正需要的人从中受益。

艾滋病在中国不是什么问题

我想讲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艾滋病在中国不是什么问题。这里有一个前提，我谈一下我个人的基本看法，对今天世界上居主流的一些价值取向，比如对人权的保护，比如涉及艾滋病问题的不歧视的原则，我认为是非常正确的，但我又认为由于中国的发展走了一条特殊的道路，所有很多在别国形成的经验用来解释中国问题，结论似是而非。

当谈到艾滋病的严重性的时候，往往要谈到它对国家安全，对经济增长，对社会稳定，对国民整体的健康和预期寿命的影响。

第一，在这几方面我们的影响到底有多大?艾滋病在灾害和政府的问题单子的排名上，究竟处于一个什么位置?在这一点上，中国有许多情况和别国、和大家脑子里一般有的那种印象的情况是不一样的。

首先谈一下对国家安全的影响。影响国家安全的问题有两类，一类就是战争，这就是现在被称作传统的国家安全问题。再有一类就是我们这些年来在国际问题、在政治学方面提出的非传统安全问题，像疾病、信息、金融这些方面带来影响国家安全的问题。我个人认为对中国来说，可能影响国家安全的，现在首先是存在台湾海峡两岸的战争危机，其次比如像“朝核”问题，与民族分裂相关的恐怖主义活动。这些问题对国家安全的影响远远大于艾滋病。除此之外，如像社会的大的动乱，以及诸如金融、信息、粮食、水资源和重大灾害等，对比艾滋病，在中国，艾滋病也不会排在这些问题前面。  。

在什么情况下，一个国家的公共卫生方面的问题能影响到国家安全呢?最起码要具备这么几个条件：第一，经济增长的比例大幅度下降，或者出现负增长。第二，企业、学校这些单位没有办法正常运行，人们的正常生活受到影响。第三，政府必须集中相当的力量来应付因为疾病流行带来的问题，以致日常工作不能按常态进行，更严重的就是在警察、军人、公务员中有相当数量的人染病，甚至军队、警察缺乏健康人员的补充。我认为在可预料的时期内，艾滋病绝对没有可能引出上面这些情况。

第二，对经济的影响。有人不断在官方传媒上发布信息，说如果到了2010年，中国的艾滋病感染者到1000万，中国改革开放20年的成果会毁于一旦。有没有这么严重?艾滋病会给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带来巨大的，甚至是毁灭性的影响的说法，源于世界银行一个很权威的出版物，但它依据的主要是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情况。中国和这些国家情况是不一样的。从这些国家中产生出来的分析方法，不能用来解释中国问题。

说艾滋病会给国家造成重大经济损失的理由，第一，艾滋病使青壮年都丧失劳动力，因此形成劳动力短缺，导致一个国家的经济衰落。但是我们不要忘了，中国是一个劳动力严重过剩的国家，我们的失业率公布的数字差不多在4．5％左右，而专家(包括政府部门的专家)估计的数字在10％，这只是说的城镇。那么，就农村来说，最乐观的估计，由于城乡分治，由于走了独特的发展道路，我们有1．5亿的多余劳动力，如果按照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所的估计，这个数字在3亿，那就是说我们有相当多的多余劳动力，而且每年差不多有2000万新增劳动力。即使我们现在的感染者是84万，甚至我们说是1000万的话，因为人感染艾滋病丧失劳动力，也不可能造成中国的劳动力短缺。P2-4

收入这个集子中的学术报告，是一些大学的机构在大学之外——国家图书馆举行的。大学——按照这些报告中的一个报告人丁学良教授的说法，没有一流的大学，就没有一流的国家。我们是否也可以说，没有一流的国家图书馆，也就没有一流的国家。我们现在的大学和图书馆还都不是一流的，但我们正在努力。

说到大学，当我在1999年走进清华大学的时候，就想起了当年曾任清华大学校长的梅贻琦教授的名言：“大学者，非大楼之谓也，乃大师之谓也。”梅先生是我的长辈(他的夫人是我奶奶的妹妹，我称他五太姨夫)，作为晚辈，我和我的朋友们斗胆说一句，梅先生的话拿到今天尚觉不足。在今天，大学，既非大楼之谓也，也非大师之谓也，乃制度之谓也。没有良好的制度，就出不来大师；有大师，你也容不下。

我们说：大学，就是这样一种制度化的自由空间，它使学问有各自的场域，使各种思想纵横驰骋，相互启迪，相互搏击，诸多的“无用之学”和“有用之学”即形成于此。

大学又是一个遵循着与社会、与国家有不同规则的地方。大学当然是开放的，但大学和社会和国家之间应有一道无形的墙(而不是现在我们这里这样的有形的墙)，它保障了在这道墙之内可以有着与外面不同的行为和思维方式、评价规则和理念。

大学中的教授走出大学，到大学之外的国家图书馆去作学术报告，是走向了一个公共场所。因此，我们说，我们的“学术报告”是一个公共平台，在这里，听教授讲的，不是他的学生，而是公众。他不是讲给本学科、本专业的人听的，而是讲给诸多的非本专业的，学识、主张、年龄、身份、专业背景和职业各不相同，但却都关注问题，愿意体验思维乐趣，参与思想论争的形形色色的公众听的。凡参与过我们的“学术报告”的人都知道，我们的会场布置和会议程序与其他报告是不同的：报告人并非居中上坐，面对听众，而是和评论人、参与者三方对坐。报告设一个主持人——在很多时候是中国人民大学的周孝正教授，有时也是我——穿插于报告人、评论人和其他参与者之间；一般每次均由报告人先讲，然后评论人给出评论，评论可能是对报告人论述、主张的回应、质疑，甚至是批判，也可能是评论人自己对相关问题主张的阐释，或者是基于报告进一步提出新的问题。然后，就是参与人提问或发表自己的意见，提问可以是向着报告人的，也可以是向着评论人的。这之中，人们相互交流、争论，思想的撞击由此形成，不同主张的人们之间的相互启迪也由此显现。  “学术报告”还有两个名称：一是“华睿讲堂”，作为教授，太需要自己的讲堂了。我们的讲堂借地国家图书馆五楼多功能厅，容200人，有时门外都是人，要拉扩音器出去；有时人很少，但摄像和速录使其后想知道报告内容的人仍可分享。多功能厅已显老旧，我们借用它时，就给了智慧一个场域。

另一个名称是“月涵先生学术文化讲座”，“月涵”是梅贻琦教授的字，2000年与他的公子祖彦先生相约再为清华做十年事，这个“学术报告”就是计划中的诸项之一。称之为“月涵先生学术文化讲座”，是不忘月涵先生掌清华时的大学。祖彦先生已辞世，我苦苦撑着这个学术报告，也是为表对前辈的忆念和尽对后来者的一点责任而已。

“学术报告”初设时，由清华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和社会学系、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社会政策研究所、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社会学研究所、中国青年报《青年参考》编辑部、中国教育电视台《学术报告厅》、国家图书馆信息咨询中心联合举办。后，由清华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和清华大学老科技工作者协会公众传播部、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社会学研究所、北京社会学学会、国家图书馆信息咨询中心联合举办。

感谢诸多的前辈和朋友们——他们都是今天学术界不可多得的精英，是关注着这个世界的有良知的学者——参与我们的学术报告，做报告人或评论人。

希望我们的学术报告能持续下去，使更多的人受益。

2006年6月，清华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的李■教授将华睿讲堂的具体工作交给我。于是，我经历了承办麦可·布洛维教授(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社会学系)、席德立教授(清华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系)、凌瑞骥教授(清华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程曜教授(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报告的具体工作，体验了聆听一流学者的讲述，及他们和作为评论人的诸多同样是一流的，但又分属不同学科的学者的对话，以及这些报告人、评论人和作为报告的参与入的公众的对话和交流的乐趣。这是一种培养我们的问题意识的过程，由此，感觉到我们以往真的少有有意识地、持续地独立思考，少有与不同思考者的思想交锋、对话、交流、沟通，少有要主动听取和理解与自己不同的思考和主张的愿望；加之我在工作中与传媒、网络各方的联络，更感到要为这种多样性的思考与思想交流提供良好场域的必要。

国家图书馆是一个公共空间，寒来暑往，华睿讲堂的报告在这里举办已经有六年了，正是在这六年的基础上，清华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和清华大学老科技工作者协会的公众传播部愿意把这项工作更有计划地做下去。我也愿意在这之中尽到我的力量，以使更多的人能主动地思考，注意聆听别人和自己不同的思考；关注人，关注社会。为此，我们还将以更多的方式为大家的分享和参与提供更好的条件。

希望我们的工作能够起到一种桥梁的作用，连接不同的思考者——学科、主张各不相同的专家与公众，连接不同的思考，连接共同的关注。

苏雨桐

清华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

清华大学老科技工作者协会公共传播部

如果您也期待与报告人和评论人面对面地交流、倾听他们的思想，请与我联系。

邮箱：suylJtong0623@hotmail．com

我们把国际上一些著名学者请到讲台上来，目的就是想让高水平的演讲能够为大冢做公益的服务。因为我们感到，这些学者主要是进行一些学术上的探讨，很少和公众接触。

——李强(清华大学人文与科学学院院长)

这个报告被媒体誉为世界顶尖学者无报酬讲演，林南教授的档次比美国前总统克林顿高，克林顿他要钱，林南教授是义务的。因为我们一流的学者没法给钱，无价之宝。

——罗红光(中国社各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

大学能够让这些终生处于思想悬置状态的老怪物处在年轻学生中间，一起交流和共鸣，创造一些人类的新知识；而这些知识还需要通过更大的渠道、更多的媒介向社会传播。

——郑也夫(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这是一个高级研讨会，不同于辩论会，既不是简单的争论，也不是简单的批评和质询，而是深入的研讨。

——周哮正(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习学系教授)

在这个共同探讨之中。通过一个长时间的积累，使我们的社会科学能够对中国的社会发展稍微起到一点儿作用。这也是我们中国这样一个大国的学术界对人类文明的贡献。

——李■(清华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教授)